辜负的句子:中西方军事思维能力尺短寸长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李春立  时间：2010-12-30 05:49:07

    ●思维重心不同： 

    “人文伦理”与“自然科学”

    中华祖先主要由内陆部落聚合而成，其理想来自先天的秩序，人从降生就生活在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有固定的角色关系，这就决定了其思维以人为主体，注重伦理、道德，重视人事，讲究人际关系等。表现在军事思维上，一是重文轻理。军事人才的培养，多重视人文素质、管理素质，少重视科学素质、领导素质。军事决策、方案，多运用社会人文的理论，很少运用自然科学等。二是注重协调。在指挥协调上，习惯通过人治，习惯于用大家普遍接受的规则、程序行事，有时熟人、朋友、老乡同学等，更有利于协调的成功。三是善于谋略。重点是针对敌方指挥员的心理，欺骗、迷惑、调动敌人，使其决策失误等。 

    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面向大海，社会约束较少，强调独立性，较少关注人际关系，其思维往往以自然为中心，注重科学、技术，通过理念或逻辑结构，使之变成一种可以交流的东西，以便人们能够依据公认的统一尺度决定对它的取舍。表现在军事思维上，一是偏重数理。往往注重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如《战争论》中的“重心”、“顶点”、“阻力”等概念，来自物理学；“网络中心战”中的“自协同”、“自适应”等法则来自复杂性理论。二是注重规则。西方军队作战手册十分强调技术、战术与程序的衔接，战场上许多复杂关系的处理，是通过规则与程序来实现的，减少了人际协调的麻烦与不足。三是崇尚技术与实力。意大利杜黑的“空中制胜”理论、前苏联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美国博伊德的“五环目标”理论，都是技术思维的产物。 

    战争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面对战争复杂性的增加，单纯的技术，或者单纯的谋略，都不可能掌控战场的主动权。因此，在军事思维培养上，我们除了应继承人文伦理思维特质外，还应注入自然科学元素，加强军事人员的数理素质培养，在战场协调上注重规则的制定与运用等。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必须将谋略思维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形成“杂交优势”，紧紧依靠技术进步加快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 

    ●思维手段不同： 

    “直觉顿悟”与“逻辑推理”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讲求悟性，“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思维更多地依赖于直觉、意象，因而中国人更善形象思维，不善于理性的分析和逻辑推理。表现在军事思维上，一是概念多义。同一词汇有多重含义，《孙子兵法》中，“兵”有战争、兵器、作战等各种解释，“将”有将帅、统军、驾驭、指挥与控制等意思。二是生动直观。提出的战法、方案形象生动，易于理解。如刘伯承在解释战法时曾说：“同强大的敌人作战，要像蛇盘老鼠一样，盘软了再吃，也就是要调动敌人，促其向不利态势转化。”通俗易懂，便于运用。三是经验归纳。强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基于有限的战事，凭借已知的知识，从中总结归纳，用来指导作战。如土地革命时期的游击战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零敲牛皮糖”等。 

    西方人十分注意运用抽象思维，通过概念、理论、数字等进行推理，以认识和把握事物。表现在军事思维上，一是概念统一。美军作战理论中，非常注重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统一，以利于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如美军《联合作战新构想》中，详细定义了联合作战概念及其下属概念，并注重通过作战实验，研发作战概念。尽管也有争鸣，但不可能出现一个概念的多种解释。二是抽象概括。西方军队提出的作战理论，高度抽象，没有一定的逻辑知识、数理知识很难理解。如美军的“OODA”理论，网络中心战中的“自适应”概念，基于效果作战中的“作战净评估”等。有的美军军官曾抱怨，基于效果作战中许多概念晦涩难懂，无法操作。三是工程设计。如美军通过对未来战场环境、战争特点的模拟与预测，提出了“网络中心战”、“基于效果作战”等理论。

    有学者指出：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的眼光总是盯着过去，注重的是经验；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人们的眼光转向眼前，注重现实；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把眼光投向未来。通过已知事物的个别特征，去把握一般共性东西。在新军事变革大潮中，我们传统的“直觉顿悟”必须与“逻辑推理”结合起来，强化“抽象思维”能力培养，掌握“逻辑推理”本领。“概念”是推理的“原材料”，当前，尤应注意作战概念研发与内涵外延的界定、创新逻辑推理方法及未来战争工程设计等，以在千帆竞渡中把握未来，争取主动。 

    ●思维路径不同：

    “整体把握”与“层层拆分”

    传统中国哲学讲求天人合一，认为自然界和人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整体，因而国人善于从整体结构思考问题，充分注重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联，从而形成对事物的总体认知。在军事思维上，主要表现为：一是定性把握。正如中医的诊断一样，整体思维的结论只能是定性的。如曹刿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联合作战理论的诸如作战力量多元、空间多维、节奏加快等，都是一种定性结论。二是战略清晰。整体思维能通观全局，对战争走势了然于胸。抗日战争防御、相持与反攻三阶段的划分，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二阶段的划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等，都显示了非常强的战略思维与运筹能力。三是全面综合。如作战强调天时、地利、人和；认为战争不仅是军队的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部门。 

    西方人注重还原分析，大多关注具体问题和细节，其特征是：将一个整体分解成若干个单项和分系统加以研究。表现在军事思维上，一是定量分析，层层拆分。如在“和平使命”系列演习中，俄罗斯军人非常注重计算，用数据支持和说明自己的演习方案。像“杜派指数法”、“兰彻斯特方程”等，都是西方军队追求定量分析的副产品。二是战术优势。由于善“分解”，西方军队表现出较强的战术优势。如海湾战争中的多国部队、伊拉克战争中的美英联军等，战术能力远远强于对手。三是有失偏颇。层层拆分，对战争的整体性判断和认识能力则相对较弱，容易出现重管理轻战略、战而不胜、胜而不利、和而不平的结果，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就是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却在战略上并没有赢得和平。 

    钱学森曾指出：仅仅从整体性研究，只靠宏观经验，得到的认识恐怕只能是定性的，或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感性认识。若到此为止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深入下去用还原论的方法进行分解，又丢掉了系统性、整体性，所以我们说还原论的方法也不行。因此，要搞整体论和还原论的结合，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这一唯一可行的道路。我军的整体思维尽管有一定的优势，但思维所得到的认识并不深刻，不能对某一方面作更深入、更精确的研究，体现在理论成果上注释性、阐释性的多，原创性的少；一般评论和介绍的多，深入研究分析的少等，联合作战理论很难再向深处走一步。面对知识经济、知识军事的发展，确实需要优化我军思维方式，建立起与认识和实践发展相适应的“整体——还原”思维方式，即在整体观念的前提下分别考察该事物的各个要素，同时又把相联系的各要素联合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和微观整体上把握认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