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夷坞悲剧三部曲:朗朗:我凌晨五点练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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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九岁时,他的爸爸告诉他不要再活下去了。四年前,他的爸爸已经决定让他唯一的儿子成为中国最好的古典钢琴家。他放弃了做警察,扔下朗朗的妈妈,带着儿子在北京住下来,一心要把孩子送进中央音乐学院。


然而,被朗朗称为“发脾气教授”的北京老师却想法不同。“‘发脾气教授’不喜欢我,她总是让我难堪,”他回忆说。“一天下午,她说我没天份,不该弹钢琴,应该回家去。在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前,她基本上就开除了我这个学生。”

令人难以置信地是,朗朗的爸爸听到这个消息,让朗朗去自杀。“很难讲。我爸爸完全疯了,”朗朗低声说。“他说:‘你别再活着了---所有希望都破灭了。’”爸爸递给他儿子一个瓶子,说:“吃了这些药!”朗朗不愿看到他,跑到阳台上,他的爸爸高声叫道:“跳下去,摔死你吧!”

“我也完全疯掉了,”朗朗说。“我双手捶墙,只想着把手弄残就不用想着成什么钢琴家了。我恨所有的东西:我爸爸,钢琴,还有我自己。我也疯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不再闹了。我爸爸还是我,不知道是谁跑出去了---我记不清了,总之,我们不再闹了。从那以后,我就不想再弹钢琴了。我说,‘好吧,不弹了,我们回家吧。’”

今年二十八岁的朗朗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越了他爸爸的期望。这位音乐家的独奏会和音乐会足迹遍及世界每一座大城市,他也是维也纳和柏林爱乐乐团所签约的第一位中国钢琴家。

朗朗曾在白宫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演奏过,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面对全球几十亿的观众演奏过。“朗朗效应”激励了中国四千万古典钢琴学生。2009年,他名列《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位名人榜单。他的名字,朗朗,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

如今,这位钢琴家主要时间呆在纽约,过着摇滚明星般的生活,但他的职业生涯是从北京的一片棚户区,在他严厉的父亲,郎国任的严格管教之下开始的。朗朗解释说:“我三岁半开始上钢琴课。一开始,我不怎么会弹,五岁时,举办了我的第一次独奏会。从那时候开始,我爸妈对我有了很高的期望,尤其是我的爸爸。”

朗朗的父母都是沈阳人,那是北京东北方向的一个工业城市。他们在文革结束的时候结婚。朗朗说:“人们那时开始了解西方,钢琴成为了一种重要的乐器。我妈妈梦想成为一名音乐家,我爸爸一开始在空军乐团演奏,后来机构精简,就成了一名警察。我出生前,我爸妈买了钢琴---花了他们半年的收入。”

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还在实行),这个年轻的音乐家成了父母唯一的寄托。朗朗九岁那年,他父亲和他的钢琴老师决定,他必须离开沈阳到中央音乐学院的所在地北京去。如果之前他父亲是严格,那后来就变成更加严厉了。

朗朗解释说:“我爸爸放弃了警察这个工作,我们一起去北京。我妈妈没来---她需要挣钱供我们。二十年前,从沈阳到北京的火车很慢,要整整一个白天或一个晚上。因为我们要省钱,我妈妈不能经常来看我。我非常想念她。那段时间太惨了。我不想离开我的家乡,那里有我的朋友、亲戚、我妈妈还有我们那个小家。”

朗朗和他父亲在棚户区租了一个房间,五家共用一个水管和一个厕所。他们的房间就摆了一架钢琴和一张床。“我们在一个很差的环境中租的最便宜的地方,”朗朗说。“墙很薄---几乎像张纸---因为我在早晨5点练琴,邻居都很生气。他们捶打我们的房门,我非常害怕,怕被打一顿。”

在北京,朗朗的父亲既当爹又当妈。朗朗说:“他不愿意做饭,也不愿意洗衣服,因为原来总是我妈做这些事儿。我们做得很少,因为我们只有妈妈的工资,还得付一周一次昂贵的钢琴学费,如果有比赛,一周就两次。太难了。我爸爸变了,变的严厉了。早晨,我练一个小时,放学后,我练一下午,傍晚也练,然后我就去做作业。65%的时间我是在练琴。我爸爸和我经常因为怎么弹这个或者那个争吵。他很倔,我也很犟,所以每次争吵都很厉害。有时候,他打我---不是太用力地打,他只是想吓唬吓唬我。他也大声吼我。”

朗朗的父亲不懂英语,但是在过去,他曾经谈到过他督促儿子的方法。他说:“我明白的道理是,压力总能转化为动力。朗朗很明白,如果他弹钢琴弹不出来,就什么也不是。”

朗朗不同意。“我认为那种态度不对,因为在世界上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他说。“我九岁的时候,不喜欢我的爸爸。我知道他为我牺牲了生活,但是我想这压力太大了。我发现这压力没必要,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个很专心的人。我明白,我不会不勤奋或者不用心,我也不需要那种压力,因为我知道我想要什么。”

实际上,这位音乐家拥有和父亲一样的信念。“发脾气教授”告诉朗朗回家去吧之后,他和爸爸的关系一度最僵。但是,他们后来没有回沈阳。“三个月,我没碰钢琴,”朗朗说。“我们呆在北京,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就这样回家太丢面子了吧。”

后来有一天,在学校,他的同学让他弹一曲莫扎特。他笑着说:“他们让我弹,我说不,我已经不弹钢琴了。他们就起哄,非得让我弹。我开始弹,也意识到我是真的热爱弹钢琴。我回家告诉我的爸爸,‘再给我找个老师吧,我想接着弹。’”

19个月的强化课程开始的时候,父亲和儿子又重新燃起了要把儿子送进中央音乐学院的希望。最终,朗朗十岁的时候,被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朗朗和他的父亲在棚户区一直住到他十五岁,那时他们启程去美国费城继续他的学习。

朗朗说:“当我们来到美国,爸爸发现美国的训练体系太过松懈。那时候,他说他还是相信中国那套方法。但是,当我们认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多位音乐家的时候,他的想法改变了。现在,他58岁了,性格也全变了,他不再管我那么紧了。我22岁的时候,他就不再管我了。”

当被问到他父亲是否因为这么严厉地管教唯一的儿子感到不安时,朗朗回答说:“我认为他会。当有记者问他这个问题时,他开始流泪了。”

朗朗会认为没有他的父亲他也会成功吗?“是的,当然会,”他很果断地说。“几年来,我了解了那么多不同的文化和多种家庭教育方法。我认为,无论你怎样训练你的孩子,你需要给予他们爱。有时候,我爸爸管得我太紧,但他是爱我的。”

如今,朗朗的父亲呆在家管理他儿子在中国的事务,这位钢琴家的母亲跟着他到处飞来飞去。

他解释说:“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没有太多时间陪她,现在我真的愿意她和我在一起。我妈妈在家呆了很多年,工作,挣钱,现在该她看看这个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