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音频变压器:中共地方党委换届:书记削权 官员年龄焦虑凸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7:52:59

核心提示 全国市县乡三级党委换届,对所涉3000多万干部来说,是一段难熬的心理敏感和情绪波动期。

一场影响3000万干部仕途的市县乡党委换届,正进入高潮。

35岁的杨焕志(化名)是南方某镇的专职副书记。今年过完春节后,便几乎不再抛头露面。“现在乡镇普遍进入党委换届的敏感时机,提心吊胆地总怕出事。”

陷入5年来最大心理压力期的,不只是他一个。

目前,乡镇党委换届工作已经结束的有辽宁省,正在进行或安排部署的有12个省、区、市。到3月底,这13个省区市已有9300多个乡镇完成党委换届,占全国乡镇总数的27%。

到今年的8月底为止,全国县乡党委换届基本上要结束;然后在今年秋季召开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部署、实施全国省部级党委换届。

按照《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来测算,大陆干部总数约为3919万。这些干部中,有3000万左右属于因换届而前途未卜的地市级以下干部。

尽管摆在每个干部面前有四个选择:进、留、转、退,但这是一群几乎只能赢不能输的特殊群体。湖南常德曾由市纪委牵头对换届中干部心态进行调查,范围包括市县乡三级2000多位干部,结果85。3%的人希望落选后保留级别,84。3%的人认为党委成员落选会大大损伤积极性。

集体焦虑症下,“上面要求换届工作与日常工作两不误。但切身到如此大的利益,谁会不分心呢。走上公务员这条路,只能往上走。”一位曾看得很开的地方干部如今无奈地说道。

流水线精密操作

对大陆最大规模的精英群体集中进行一次排列组合,暗中难免激流汹涌,但表面需要保持风平浪静,这注定是一场高难度的挑战赛。

按照《党章》规定,中共是先锋党,即处于集体行动(革命、运动、建设)最前沿的组织。先锋党的要求是:由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核心组织,动员群众追随。

历史带来了惯性,并在关键时期,这种历史底色不断被擦亮。历史底色中,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严密性,既是斗争年代中共克敌制胜的利器,也是地方换届当下绵密进行的首要特征。

对于本轮各级党委换届,丹东东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贾清会的感觉是,仿佛流水线上生产一件精密仪器,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流程、严格的标准。

这条流水线,在换届年之前的半年,就开始布置设计。首先是定方案,设专门机构。

2010年9月,一场对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专门研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几天后,《关于全国省、市、县和乡四级党委换届自下而上、适当集中安排的通知》下发全国省部级单位。其后,市县乡三级党委换届又专门拟定方案。随后,频密召开贯彻会议。由于首次采用了视频会议的方式,地方组织系统无需再出差至北京总会场,视高(Seegle)等视频会议系统商受益,去年和今年获得大量采购订单。

方针既定,当年10月,中组部即成立换届工作小组,副部长沈跃跃担任组长,并由中组部组织二局操刀乡镇换届。然后,从2011年起,省、市、县、乡等四级党委成立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各级党委书记担任组长,组建换届工作办公室承担细活。

人事工作容不得差错。按照“全覆盖”的原则,各地实行省委常委包市、市委常委包县、县委常委包乡镇,一级抓一级的承包制。以湖南东安县为例,实行的是“3对1”指导小组,由3名县级领导(1名县委常委任组长,2名县级领导为成员)具体联系指导1个乡镇的换届工作,并要求县级领导对所联系的乡镇实行“五包”:即“包谈心、包释疑、包解难、包维稳、包选举成功”。即全过程指导,包括正式开党代表大会时要到会指导。

同时,每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提前更新到位,协助上级稳住局势。根据全国乡镇换届的目前实际进度,中组部统计,人事安排特别是党委书记人选大都是提前两个月到位。

鉴于离中央最远的乡镇党委,长期以来换届一直缺乏透明规则,“一言堂”现象严重。中组部组织二局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选择辽宁省辽中县、江西省奉新县、四川省彭山县作为乡镇党委换届先行试点,并派出三个组全过程蹲点指导。然后操刀制定出全国乡镇换届的模板:《乡镇党委换届工作实施方案》、《乡镇党委换届选举指导程序》、《换届选举工作流程图》和乡镇党委换届倒计时工作日程。

政党内部秩序的整合,服从义务的形成,除了制定更公正、透明的资源分配规则,往往还需要使用政治警告、实行政治处罚、展开政治说服、实施政治激励。具体到中共党委换届,往往是需要纪检口和宣传口,作为两翼,配合组织口选拔、配备动作。

今年2月,辽宁省938个乡镇党委换届工作全部结束。完成之日,抚顺县救兵乡党委书记谭继文的办公桌上,已叠放了厚厚一摞关于换届纪律的文件,都是由中央、省、市、县各级下发的。

换届期,也是人事潜规则以及信访、举报甚至谣言疯狂暴增期。为此,伴随这些雪片式文件,必不可少的仪式是致全体党员公开信,所有符合提名条件领导干部的“保证书”,县乡党委书记向上级党委立下的“军令状”。

伴随文件和保证书的是,下派换届督查指导组。辽宁省共有4350多名干部参加换届督查指导组,督导938个乡镇党委换届,相当于4。6人督导一个乡镇。

从今年4月开始,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派出换届风气督导组的任务是分期分批考察,处理违规违纪人员,通报案件。

十七大前的那次地方党委换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派出6批13个督查组,对30个省区市的各级党委换届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全国各地共组织800多个督查组或巡查组,对240多个市(州)、1700多个县(市、区)的换届工作进行检查。中央和地方党委先后处理了违规违纪人员260人,通报了31起典型案件。

一手举着警示牌,另一手举着的是喇叭。

至目前,大陆一些县市,采用册子、简报、短信、屏幕、板报、媒体、广播、标语等“八管齐下”,全方位宣传换届,目的是使党员、群众的生物钟迅速调整到位。

4月21日,广西靖西县还启动了农民艺术团“换届纪律宣传教育”巡回演出模式,所过之处,全体干部被要求观看。

不过,要让党员提高参与乡镇换届的积极性,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今年4月,中组部一个调研组负责人坦言,在辽宁省辽中县这次中组部坐阵的乡镇换届中,宣传动员的力度是历次最大的,党员的参与度也是历次最高的,但全县也只达到了88。67%。

党内各口协力合作外,政府、人大、政协系统也不遗余力。

其中,财政的支持是基础。换届工作涉及纸张、设备、餐饮、电信、交通等费用增加。2011年年初,大陆各市县区政府在制定各部门年度经费预算中,已经把下属乡镇的换届选举工作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据本刊记者收集的各地换届资料,多数乡镇安排换届工作专项经费2万元左右。《中国统计年鉴2009》乡镇级区划数为40828,加起来仅乡镇街道层面的党委换届费用达8亿元。

由此,经党内专设机构、抽调人员、连续发文、舆论动员、处分警戒,政府、人大、政协外围配合,党管干部的中共组织管理学如生产流水线,通过全方位掌控,以求最大程度降低换挡时的人员和思想摩擦损耗度。

党委书记削权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布置本届市县乡换班时,提出了一些扩大党内民主的要求:适当提高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差额比例,扩大选举人的选择空间;采取组织候选人与选举人见面、书面述职、回答提问等方式,增进选举人对候选人的了解;现班子成员在全额定向推荐中推荐票未过半数或在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经组织考察确属不宜继续担任原职务的,不再提名。

中共更换干部时,需走四个程序:提名推荐、考察、公示、选举(决定)。这四个程序中,提名推荐是人事的第一环节,也是洞悉用人权的钥匙。根据权力的势能作用以及管理心理学的“优先效应”原理,首要环节直接影响其他环节,一个干部一旦被市委书记提名,即基本被任用。

浙江省瑞安市委曾对145名有代表性的干部群众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推荐提名环节对干部任用的重要性为51。96%,考核考察为23。5%,讨论决定为16。64%,任前公示为7。9%。据瑞安市委对2000-2002年全市298例正科级干部任用情况调查,初步提名者被最后任用的292例,占97。99%。

现有的《干部任用条例》规定了干部任用要进行民主推荐,但因没有规定提名程序,提名环节便成为干部任用诸环节中最为幽暗之地。

瑞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贤奎曾直言,“规范市县委领导用人权,最关键、最迫切的就是规范提名环节。”

按照传统的干部任命方式,用人单位的“一把手”或县委书记提出任用干部的建议后,组织部就派人去考察,最后将考察结果呈报给县委常委会,由常委会决定。由于领导有了意向,组织部门的考察和报告就往往成为走形式,甚至进行包装,也就是找几个考察对象身边的同事、工作人员聊聊,而这些人也被做了准备。

考察完毕后,“县委书记主持会议,先由组织部讲考察报告,接着县委书记就开始征求意见。”大名县委组织部部长庞耀洲说,“表决通常是投票表决或者口头表决。县委书记问一句‘有意见吗’,大家就不好说什么了。有一半以上的常委会委员通过即可,个别有意见的也不影响结果。”

有的甚至搞闪电战。常委会要开会时,说个无关的主题,把大家叫来开会。花很少的时间将事先通知的主题匆匆说完后,再突然通知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干部。由于只有书记具有人事动议权,其他常委往往处于无准备状态,很容易通过。

结果,“每到换届的时候都是一场大演出,所有的大饭店都是舞台。”河北大名县县委书记王晓桦日前对大陆媒体说道。

层出不穷的用人腐败案,表面上没有违反程序的买官卖官交易,实际都是钻了提名缺乏监督的漏洞。

安徽省阜阳市原市委书记王怀忠的提拔干部案例至今极具嘲讽。王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经常把主管人事工作的书记和组织部长找来,当场口述干部任命名单,并安排作为组织部意见提供书记办公会。其中一次,王怀忠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任命意见,让组织部长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有不同意见或考察明显不合格的干部,仍强行安排。“从外表看,这些人在组织任命前都经过了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和酝酿提名,整个过程是符合《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有关程序,应该说程序上没有什么问题。”一位组织系统人士观察说。

十七大前的换届,中共提出提名权要规范。但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李民发现,一些地方“一把手”仍然是先把名提好了,然后让你去走民主的过程。常德市委副书记曹儒国就发现,2006年换届时各种人事保护主义出现。一些地方党委事先在党内通气,要求正职必保,女干必保,交流干部必保。一些强势部门也分别插手,强调本战线必保,导致出现书记不急,组织干部不急,县直选派干部不着急。

2010年中组部制定和实施试行办法,规范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其中,河北省选择11个县区和单位围绕“干部任用提名”进行试点。

地方上,最早试验“削市委书记的权”,是浙江瑞安。2002年8月,瑞安改革干部提名制度。方法是民主提名,变“少数人选人”为“一班人选人”,有多数人提名,在多数人中提名。

实现路径是,差额提名,即由组织部门就每个岗位提出2名以上的参选人员名单,提交市委全委会成员进行差额提名。

浙江省委党校教研部副主任郭亚丁对瑞安改革的评价是,将提名权由党委书记一人扩大到全委会的所有成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变。

班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人事任免上的决策权,其中的深远影响,西安未央区区委书记郭大为觉得是实现了“管人”与“管事”的结合。

在现行体制下,党委“一把手”不管具体的事务,但在干部任免上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致使职务越高越难看出干部毛病,而管事的人能了解到干部的真实情况,但在管人上又没有一定的决定权。

郭大为的未央区提名制改革,相比瑞安、大名模式,还更大力度地自我设限。具体做法是,提名环节,党委一二把手不表达看法。郭大为的理由是,作为组织部长,在现有体制下,一定会依据我的意见出“第一单”,改革就会半途而废。所以,“一把手”必须学会“隐藏”自己的意见。

当前,民主提名试点最具轰动效应的是江苏省。3月,在省辖市委即将换届的关键时刻,江苏省史无前例地对无锡、南通、宿迁三市市委书记人选进行公推票决。江苏此次公推票决的特点是两轮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3月22日,江苏召开全省干部大会,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共222人参加了首轮民主推荐,从1127名符合条件的人员中推荐出10名人选。3月28日,江苏省组织省级干部以及正省级老同志等118人进行第二轮民主推荐,确定了6名差额考察人选。最后6名人选提请省委常委会差额票决。

郭大为觉得,用人权改革,也是解围。为了不得罪人,有的地方甚至不愿意动干部,做老好人。而采用程序严谨的干部推荐制度,有了这个硬杠杠,即使有人找也有了可以拿到桌面上的理由回绝。

附录1: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原则

1、党管干部原则;

2、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

3、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原则;

4、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5、民主集中制原则;

6、依法办事原则。

(摘自《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民主新标准

在过去的干部任用一般程序中,外界知情与参与开始于考察环节。而如今提名推荐环节改革,将外界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向权力核心推进。

一些地方在民主提名试验中,曾一度将提名权大幅下放,实行大范围民主推荐大会票决制,一人一票,用无记名方式填写了民主推荐表。

“民主推荐范围越大,推荐主体也就越不清楚被提名对象的情况,此外主体的责任性也就越分散,结果一些地方出现集体不负责任。”一位组织系统人士说道。

较早实行民主推荐票决制的河北大名县,试验的结果是,在无记名投票推荐中,票数一般都很分散,有些明显有问题的干部也会得到很多的票。

“甚至还有人选霍元甲。”大名县组织部门随后反思到,投票式民主下会产生用人失误,而且也难以追究责任。

民主推荐票决制的另一副产品是,衍生大量人情票、利益票,“谁的票数多谁当选,导致拉票贿选成风。”

2010年12月17日习近平党内一份讲话中,详细罗列了干部群众对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一些不满:一是简单以票取人,在不少地方和单位票数成了选干部的唯一因素;二是推荐中的拉票现象更趋隐蔽化,有些干部把“工作”做在平时,使得拉票行为很难发现、很难认定;三是一部分干部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处世哲学,不敢坚持原则,好人主义严重;四是以推荐、测评代替广泛深入的考察、了解干部。

“群众对干部工作的评价,既要看选人的过程是否民主,是否符合规定,还要看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干部是否胜任,是否真正优秀。”习近平要求重视民主质量。

近些年,中共逐渐形成一个判断:官员能力不行可能比票决上来的庸官更引起民众反弹。

由此,形成一个高难度课题:既要民主,又要科学;既要程序正义,又要实质正义;既要党管干部,又要人民当家作主。中共试图将之有机融为一体,形成中国范式。

但河北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陈学民的感觉是,上级部门提出“看票又不唯票”的说法,有点模糊,常常让基层难以操作。

为找到中间结合点,大陆出现的一个调整趋势是,将初始提名权和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党委全委会及常委会,或者最多宽至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会议。

然后辅之以实名推荐,保证每个提名对象都有连带的责任人,谁推荐谁负责。规章与之相配合。2010年中组部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要求如实记录干部任用全过程,推荐主体负责任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阐述推荐理由和使用建议,以及与被推荐人的关系。

不过,郭大为坦言,实名制终究只是一个过渡,“在众多选民都认真地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时,最终实施的将还是无记名投票推荐。”

根据中共十七大目标,党代会对党内民主的作用最后将起关键性作用。

至今,民主推荐与领导提名谁先谁后,以及提名主体包括什么范围,并不清晰。找到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点是个艰难的过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革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命,需要不断调试。

这意味干部的进退,由一个人的集中,到干部群体的集中,再到党代表大会的集中,尚需时日。

换届时间差

地方党委换届的时间,长达一年半,如果加上政府、人大、政协的后续换届,则要2年之多。这个时间跨度,以及班子换届衔接度,中共也一直在寻找合理限度。

换届实行党内民主,走党代表会议程序,过程自然是自下而上的上下联动,一级一级打牢党委换届的政治基础。

但据一些官员回忆,十六大以前换届,地方党委换届时间上不衔接,四级各搞各的,战线太长,造成长时间的思想不稳定。

“改变从2006年起,为了上下紧凑衔接,该年乡镇党委换届时间(十六大之前为3-4年)被调整到与省市党委换届(五年一届)同一时序,也由此造成空前的规模人数。”中共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表示。

如今这一次换届,还加上了与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联动。村两委3年任期制,今年与镇党委换届选举刚好大致同时进行。

除了各级党委衔接以前不够紧凑外,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的换届间隔也一直遭受诟病。后三套班子的换届走的是地方“两会”的程序,也就是地方党委换届与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往往时隔长达半年之多。于是,有的地方便利用换届时间差,向政府、人大、政协分流,造成新的编制膨胀。“还有的地方,党委换届时调整一次干部,政府、人大换届时再调整一次,造成同一个干部多次被调整,造成混乱。”一位基层官员反映。

一位官员直言,换届时间有多长,干部失眠就有多长。

就上一轮县乡党委换届持续时间是否科学,江西省委党校地方党委换届与领导体制问题研究课题组曾进行调查访谈,受访的县级领导群体,26。5%认为科学,认为不科学的占70%多。给出的理由是,换届程序耗费时间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工作。

对此,本次指导换届的中共文件《关于全国省、市、县和乡四级党委换届自下而上、适当集中安排的通知》特意加了“适当集中安排”六个字。

如,此次宁夏自治区缩短了各班子换届的时隔。其各市、县(市、区)、乡镇相对集中在今年第三四季度召开党代会进行换届,其中乡镇党代会在9月底前召开,县(市、区)党代会在10月底前召开,地级市党代会在12月底前召开。

不过,有关分析人士认为,本轮党委换届时间或将难以再集中。原因是,此次换届要求扩大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等,完成这些民主化,需费更多的时间。

中组部调研组近期发现,许多地方乡镇为了控制换届时间,五年才召开一次的党员代表大会,只用半天时间就开完了,简单化现象频现。

 年龄焦虑症

大陆干部群体,对年龄的敏感性,几乎不亚于影视明星。

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中,德、能、勤、绩、革命化、专业化、年轻化,反复出现在各级文件中。但除了年龄,其他指标都不易量化。于是执行中,年龄成了显见的硬杠杠。

根据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领导班子集中调整时,要保持以55岁左右干部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48岁以下的干部要有1-2名;部委领导班子正职中,50岁左右干部的数量应有所增加。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换届时,也要保持以55岁左右干部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48岁以下的干部要有3-4名;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中,50岁左右干部的数量应有所增加。

市(地、州、盟)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换届时,则要保持以50岁左右干部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43岁以下的干部要有1-2名。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中,45岁左右干部的数量应有所增加。

而在县(市、区、旗)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换届时,要保持以48岁左右干部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其中要有35岁左右的干部。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中,50岁以上和40岁以下干部的数量应有所增加。

由此,在地方执行时,被理解成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年龄杠杆成为上一轮党委班子交替的最硬理由。

采用年龄科层制,在大陆有现实性。2010年11月3日,组织部长李源潮在市县乡党委换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市委书记人选,一般应经过县级党政正职或市党政领导班子副职等多岗位锻炼;县委书记人选,一般应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注重从有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工作经历的干部中选拔;乡镇党委书记人选,一般应具有乡镇、街道工作经历,优先从具有乡镇、街道领导干部任职经历的人员中选拔。

要满足这个履历标准,那么基层班子越年轻,就越能为上级提供充足人选。

但对年龄递减所带来的弊病,中共湖北省宜城市委书记曾玉平也是感触颇深。他表示,干部的激情在一定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干部任职年龄界限:当规定干部60岁才退出领导岗位时,他55岁都还有激情;但当规定干部50岁就要退出领导岗位时,他可能48岁时就没有激情了。另一些人为了晋升,则拼命缩短这个过程,产生各种畸形动作。

对此,在2010年12月17日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批评,近几年,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县乡对干部任职年龄搞一刀切,45岁、50岁就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不利于发挥积极性,也造成干部资源浪费。

为修补上一轮换届中的失误,中组部换届工作小组提出,乡镇党委书记要以35岁至50岁的干部为主体,适当保留一部分富有经验、工作得力的50岁以上的干部。

同时,中共还提出“地区统筹把握整体年龄结构”的说法。即市委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应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合理比例;县委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应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合理比例;省委班子年龄结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合理比例。

目前,经人事调整,福建现任省级一线领导班子共18人,平均年龄54岁。而青海省现任省级一线领导班子共20人,平均年龄只有53岁。其中,有3名“60后”常委和3名“60后”副省长。这两个省份的省级领导班子年轻化,为其他省份班子年龄调配带来了余地。

不过,据曾玉平观察,年龄硬杠杠,之所以在换届时如此强调以及调整之艰难,在于平时调整干部时没有注意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合理配备,忽视了对各个年龄段干部的选拔、培养和储备,导致换届时为了满足年龄结构上的硬性要求,出现“矮子里拔将军”和过速提拔。

过速往往带来猜测。4月中旬,湖北最年轻的市长周森锋任满市长一年后,被“破格提拔”,迅即引起各方关注。

老实人的制度困境

“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句话,2年来,人事系统耳熟能详。而这句话也成为此次党委换届最亮丽的口号和选人方向。

在大陆,干部晋升问题上,需求无限与资源不足这个矛盾非常明显。

对于“青春”易逝的各级干部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一旦错过即无从弥补。于是“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的问题,成为千万干部急于解开的心结。

但如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台词-“我给你的才是你的,不给你就不能抢”-所表达的,中共党内政治资源的分配,主动权在上一级党委手中。

“政治纪律就是下面不能有政治、有小动作,决策过程由上级领导决定。”北大政府管理学院一位教授言称,反复宣讲换届纪律,目的是告诫大家都不要乱动,保持既有的真实状态,平静地等着相关部门评估,以便筛选出来老实人。

不过,将老实人筛选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风向标下,一些干部开始装老实人。

2010年2月,广东南雄市出台《选拔任用老实人办法》,为老实人进行了完美“画像”,要满足五种表现:不吹捧、不势利;不拉帮结派、不出入低俗场所;恪守孝道;不争论、不议论、人前人后一个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

不过,由于“举孝廉”的主体乃是一定级别范围内的机关干部群体。前述北大教授表示,“这意味干部成绩获得肯定,前提仍然需要好人缘。”

而如果将普通群众参与进民主评议,也存在盲区。“在没有公开的竞选竞争程序设置的情况下,百姓了解候选人的主要方式是媒体。即,媒体把候选人塑造成什么,选民的认知就是什么。”前述北大教授说道。

事实上,当前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制度并不完善。使得体制内外在填写民主推荐表时,难以准确了解拟提拔对象。

更难以逃避的是,差额推荐下,选A还是选B,相互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竞争。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说,一旦竞争,一些干部当然希望别人能选上他,于是就要去做别人的工作,而不是坐等被动。但是中央文件又规定不许拉票。这就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相互冲突,让一些干部备受煎熬。

王长江表示,如果强制把这些冲突都放在一块,最后就容易变成了一种形式,被潜规则替代。

换届助推党内政改

“抓换届,抓住了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组织部长李源潮正试图利用这个换届机会,楔入一场党内人事政治改革。

2010年,四级党委换届前夜,中组部主办杂志《党建研究》,一度发表评论员文章,向党内呼吁各地要抓住地方领导干部、中央与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且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结束的良好时机,用更多精力抓干部人事改革。

但事后总结发现,各地推进程度不理想。

现据中组部的设想,在本轮党委换届的完成之日,也就是2012年的十八大,要做到十数项改革。

目前,推荐干部的主体进行提议人选时,被发给的是一份干部花名册和一个领导班子全额定向推荐表。除此之外全凭感性认识。

中组部为此要求,到2012年基本实现干部工作信息向社会公开,让民主推荐有信息支撑。民主推荐之后,是上报常委会或全委会,进行票决。票决除了主观判断,还要有候选人的年度考核、日常考核、任职考核成绩。中组部要求2012年前在省市县全面实施领导干部综合与年度考核办法,到2015年形成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班子和干部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

改革提名环节之后,是选举环节的增量改革。2012年前,中组部要求继续开展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试点工作,同时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地方党委差额票决干部办法》。进而到2015年,每年新提拔厅局级以下委任制党政领导干部中,通过竞争性选拔方式产生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

选出来的官员还需要与基层工作经历挂钩。到2012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应从具有2年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到2015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应达到一半以上。中央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和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中,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应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不过,能上的干部毕竟只是部分。其余的干部,长期来处于被忽视境地。为这些干部多一条出路,中组部领衔的改革方案要求2012年前制定和试行《干部职级晋升和管理办法》,实现干部不升官但可晋级。

在2012年的系列改革使命中,最具革命性的是,在换届中实现干部能“下”。根据安排,2012年前,制定实施《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办法》,并进行试点,逐步做到常态化、制度化。干部“下岗”,严重考验官员承受力。2011年4月20日,山东聊城市阳谷县维稳办副主任陈国庆,被发现自缢于县委大院其办公室内。陈留遗书说,“没有这个单位,没有这个编制,怎么能任命一个干部呢?使我失去单位,并将很快失去工作,使我失去生命,折磨得我没法活下去。”

据现有编制法规,维稳办是议事协调机构,设在政法委,一般不单独设编制。

中组部人士透露,中共高层希望,经过接下来关键10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的人事选拔制度能成熟到与西方选举制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