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4怎么解除战斗:中国专家：阿拉伯动荡不是“乱”而是“变”

对当前动荡的中东局势，许多媒体都用“骚乱”、“动乱”等词来形容。那么，这次阿拉伯世界陷入动荡，其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在动荡之后，大中东地区又将走向何方？《青年参考》报就此专访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林聪。

　　王林聪说，他并不同意“骚乱”、“动乱”等称呼，因为“主观色彩太浓”。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一次“大的、深刻的变革”，是一场“大变局”，这是中东地区100多年现代化进程的一环，是该地区为现代化找到新道路的一次努力。

　　原有方式已无法解决民生需求

　　作为一名研究中东问题20多年的博士生导师，王林聪一直在关注中东地区的发展变化。他说，这次波及许多中东国家的变革诉求，绝大多数都是由民生问题引起。此类正当的民生诉求经过一系列演化，形成了政治变革的诉求。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东地区曾经发生过数次浪潮，其原因和手段并不相同。王林聪介绍，从20世纪上半叶到中叶，中东国家主要的诉求是争取国家独立，因此，民族主义被广泛当作他们寻求独立的武器，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风起云涌，并获得成功。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主要目标变成了解决现代化发展问题，而曾经流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被证明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于是，伊斯兰复兴主义开始崛起，试图通过本民族文化找到阿拉伯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然而，到如今，人们发现，伊斯兰复兴主义仍不能为阿拉伯国家指出一条理想的发展道路。发生变革的那些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发展缓慢、腐败严重、教派冲突激烈等问题。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则实现了快速发展。这让许多人开始认为，既然每个国家面临的发展机遇是相似的，那么，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落后就要从制度层面上找原因。

　　王林聪据此总结，这些国家的民众发现，“用原有的方式已无法解决基本民生需求”，于是转而求助于有民主化色彩的新道路。“这场动荡的出现是自下而上的，内生的需求”，内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部分回应了对中东此次变革的“阴谋论”式分析。“阴谋论”者的主要观点是，此次中东出现动荡，主要是由于西方国家的支持策动。王林聪对这种论调并不陌生，他在国内外都注意到这样的声音。

　　他强调说，在这次变革中，外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比如，在突尼斯、埃及变革的关键时刻，外国政府关于要求统治者下台的表态，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但他认为，内因仍然是决定性的，西方国家的干预借助于这些国家严重的内部问题才发生作用。即使在外国干预力度较大的利比亚，内因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王林聪表示，西方对中东局势进行的是选择性的干预。例如，对突尼斯、埃及等国，它们并不轻易干预；而对叙利亚，它们早在这次动荡之前，就开始扶植反对现任政府的势力。这样的选择性干预，出发点是考虑本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它们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手段：非暴力形式已成主流

　　王林聪观察到，这次具有民主化性质的变革浪潮，与之前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事件有明显区别。与之前的更为感性的民族主义、伊斯兰复兴主义相比，这次民主化的努力相对理性。

　　他举例说，除了利比亚以外，大部分国家的变革是以非暴力形式出现的，无论是示威者还是政府，双方都在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民众采用的是和平示威手段，而政府也“总体上有限度地使用暴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穆巴拉克的表现，王林聪认为，起码在2011年1月，穆巴拉克完全有能力以武力压制反对者。

　　与之相反的是，如果在二三十年之前，当时的政府遇见类似的游行示威，多半会选择武力强行镇压。

　　王林聪表示，这样的变化有现实基础。“9·11”恐怖袭击发生以后，阿拉伯世界对极端主义进行过反思。据他了解，阿拉伯国家的知识界、宗教界和政界，主流观点是坚决反对“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其中有许多重要的代表人物，在知识界，有巴基斯坦著名学者盖尔达维、土耳其学者戈兰等；宗教界人士则包括埃及爱兹哈尔大学的教长，以及沙特阿拉伯的乌里玛阶层（见参考资料）的主流人群。这些人都支持如下两个原则：温和、理性。

　　而极端主义受到排斥和抨击，王林聪补充说，在阿拉伯世界，仍有不少人支持以暴力反对西方国家的压制。不过，这种暴力的目标并不是平民，也不会不择手段。

　　王林聪表示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伊斯兰教与现代化该如何结合。经过长久探索之后，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比如，如何处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这一问题在该地区还远未形成共识。

　　尽管目前变革已经开始，但王林聪觉得，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变革的结果。

　　制度改革不易，文化改变更难

　　王林聪认为，此次阿拉伯变革的进程中，有些令人乐观的东西。比如，在埃及，无论是现在的军方，还是以后选出的政府，都会尽量满足民众诉求，否则他们就会垮台。

　　由于各国内部有各式各样的内部势力，因此，王林聪认为，这次中东民主化进程的结果究竟如何，在不同国家可能有很大差距。

　　他将发生变革的国家大致分为两类。在一类国家里，民众的诉求是“可控”的，比如在目前的突尼斯和埃及，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变革，但仍然有些不稳定因素；另一类国家，就像当前的利比亚，社会陷入“不可控”的局面，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一步步由内乱演化为内战，最终成为国际危机，最糟的结局也许是国家分裂。

　　此外，王林聪认为，目前的阿拉伯变革，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变革除了需要建立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更重要的是改变该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环境等，而这种改变往往是十分缓慢的。

　　以埃及为例，他认为，该国发生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可能仍然很大。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合法化和政党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埃及未来的面貌，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埃及世俗政权的面貌，“埃及的变革肯定会烙上穆斯林兄弟会的烙印”。不过，可以预见，穆斯林兄弟会也会调整自己，并避免形势发展到由军方出面干涉的地步。

　　王林聪认为，中东政治变革，需要一个权威政权主导的平稳过渡，“在可控的、稳步的基础上构建民主很重要”。到目前为止，中东国家的经济因这场变革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已经很大，而人们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这不利于追求改善民生的变革目标。

　　即使在已经进入顺利交接阶段的埃及，王林聪也认为存在很大变数，“结果如何还不好说”。一开始，大家采用有激情又有理性的方式，并且达成了妥协，不过，他担心，随着埃及政治清算的开始，形势可能又会激化。

　　“民主需要宽容，”王林聪说，“如果这场改革逐渐变成越来越激进的革命，矛盾恐怕又会激化。”

　　[参考资料]

　　乌里玛阶层

　　乌里玛一词，在阿拉伯语中通常指所有得到承认的、有权威性的穆斯林教法学家和神学家，它包括：穆夫提（Mufti，伊斯兰法典说明官）、伊玛目（Imams，率众礼拜并主持一地或一寺教务者）、卡迪 （Gadis，伊斯兰教法执行官）、教师（Mudaris），以及在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构任职的重要官员等。

　　 乌里玛这个阶层在阿拉伯世界比较特别，在古代阿拉伯政教合一的体制下，这个阶层是宗教职务，但世俗地位又特别高，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多数靠国家赠送的土地和年金活着，有时担任某种官职；当国家力量薄弱的时候，他们有社区的支持以及信徒的捐赠。

　　这个阶层在阿拉伯社会中非常重要，影响广泛，负责管理清真寺、学校、医院和孤儿院，也充当外交官等职务。最主要的功用是维护和传承伊斯兰教法律，使教义与社会生活能够协调，沟通国家、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

　　乌里玛政治参与的现实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为执政当局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来源。乌里玛支持统治者在伊斯兰国家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执政者需要乌里玛阶层对他们的统治提供政治控制的合法性。②维护现行政府政治统治的稳定。在波斯湾国家，国家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里玛与君主的友好合作。 ③削弱现行政府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一旦现行政府当局远远背离了伊斯兰教的传统为乌里玛阶层所不能容忍，作为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乌里玛阶层就会用伊斯兰教的传统削弱现行政府统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