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虎充值中心官网:另一个文化大革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6:09:39

  一、引言:“人老总想后事”

  一个伟人这样对待“死”:他先是向自己发出死的预言。
  1975年10月1日上午,独自靠在床头的毛泽东突然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
  他再与宇宙对话,讨论天人感应。
  1976年4月,一颗陨星飞至吉林上空时燃烧、爆炸。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毛泽东知道了这则消息,以重病的身体立于窗前,凝望深邃的天际……
  他最后为自己盖棺定论。
  1976年6月15日 毛泽东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吧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当他得知唐山死了二十四万多人时,据毛泽东身边的医生王新德回忆:“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8月18日,他圈阅了生前最后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1976年9月8日 入夜,毛泽东已陷于弥留状态。他握住叶剑英的手,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可已无力说出,给世人留下一个永远的迷……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于是:

  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极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掉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了上万民众的掉念游行。九月九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十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来唁电。二十一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掉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生命83年。他简洁地为自己定论了两件事,并且还清楚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二、区分三个概念

  “文化大革命”过去近三十年了。在这个日子里,它被定性为“灾难”、“浩劫”、“崩溃”。在这样的盖棺定论的话语权中,它游荡着自己孤单的幽灵,忍受着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无法申述的痛苦。但是,它相信:黄河有一天会清凉的。

  “文化大革命”已是历史。但是,它进行的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预见却成为今天国内外的许多事实。也许,正是在对比的反思中,过去对文革形成的全盘否定的共识已经破裂,开始了重新讨论。

  在重新讨论的视域,关键是要区分出三个不同的概念,即:1、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2、文化大革命;3、极左思潮。所谓全盘否定的共识,正是没有这样的区分,结果是用“极左思潮”取代了1和2,实现了全盘否定。这样一些人就犯了鲁迅批判过的在泼脏水时连同娃娃也倒了出去的错误,而另一些人却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刻意这样做。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前无古人,是毛泽东贡献的伟大思想,绝不能仅把它曲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个概念虽是六十年代提出,但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已表述了它的内涵: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这个命题的中心语义在于描述出了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新制度,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和“最后巩固起来”的标志——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互动进程中存在着经济、政治、思想这三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教育。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制度的巩固在于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层次为如何巩固制度的因果关系;第二层次为巩固的前提——工业化同三条战线的革命形成的目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因此,“继续革命”是元系统与亚系统的结构。元系统叙述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亚系统叙述了实现目标的手段、工具,应包括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及其互动作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一段话证实了以上的分析:“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表述是: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语义是严格区分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的行为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它领导下的人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主导方法是“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在一个时期内”预置了在另一个时期给予公民权,这说明专政所追求的最好结果也是以人为善的人性表现——给人自新,为此,毛泽东还提出了“思想改造”的宽怀政策。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种实践样态,是“继续革命”中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具体形式的显现,毛泽东认为文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文革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心是政权,斗争领域是意识形态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文革与经济的关系是“抓革命促生产”。另外文革还强烈反对“特权阶层”和“官僚主义”。

  “极左思潮”是“四人帮”和林彪利用文化大革命搞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三、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关键

  在区分了三个概念后,评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关键是看它们:1、预设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危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属“事实”,或者说这个预设的反题:毛泽东严重估计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论”是否属“事实”。2、预设事实的后果。回答这两个问题也还得用“事实”说话。在国外,大卫*科兹与弗雷德*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证实了毛泽东预设的存在。在国内,自由化思潮、私有化浪潮、严重的两极分化也从反面进行了证实。其实,1965年8月作为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访问中国时就暗示过毛泽东,苏联的修正主义问题。马氏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并问:“现在中国的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毛泽东传1949—1976》P1392)

  现在,当与历史对话时,就会发现毛泽东曾多次表达通过党内上层解决“北京搞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4年1月13日 毛泽东提出: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映。1月14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上批评刘少奇搞的后10条。

  1965年2月9日 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是修正主义思想。……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有一个邓子恢,主张单干,实际上是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股风在前年上半年刮得最厉害。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备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然而,毛泽东在党内上层“没听到反映”。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毛泽东后来说出了其一:

  “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传1949—1976〉下P1776)

  这样,毛泽东就要把依靠的力量放在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身上。

  早在1964年12月2日毛泽东就写了这样的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概念。

  依靠工人、贫下中农意味着通过党内上层解决的设想将被更新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于是50年代与技术革命相提并论的文化革命被插入了一个“大”字,以文化大革命出现。

  虽然,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呢?是阶级斗争嘛。但观察十年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事实,这句话的语义是他一贯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搞好经济特别是重工业与国防建设。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呢?阶级斗争就是反修正主义,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反掉这两个东西,中国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

  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已有四次原则上的争论。第一次是围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第二次是围绕电影《武训传》。第三次围绕是合作化还是单干;第四次是选择国家工业化道路。一、三两个争论,刘少奇的做法会导致资本主义,这是行不通的。我已在《毛泽东的经济战略学》中讨论。《武训传》讲的是清末一个乞丐设想依靠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筹资办学,好让穷人孩子读书的故事,这是幻想。在拍这部片子时,夏衍就提出了批评:“武训不足为训。”刘少奇对《武训传》充分肯定。毛泽东则认为,武训处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时期的的行为表现了维护和宣扬封建文化的奴才性格,是反历史进步的。肯定和宣传这种“行为”对于新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广泛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十分有害。这次争论表现出刘少奇对在思想文化教育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存在淡化倾向。事实证实,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存在这种淡化倾向将危及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关于国家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就是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工农业并举。刘少奇认为“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刘少奇的设想代表了一些党内外主张多搞农业、轻工业,少搞重工业,甚至重工业、国防工业,靠苏联的思想。这种想法反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正符合了苏联想按东欧卫星国的模式改造中国进而对中国的分工要求。周恩来曾转述过毛泽东的批评:“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站起来了,但要完全独立,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否则还要依靠人家。工业不发展,甚至已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否存依赖心理?比如说,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若是一个小国家,是可以的。但我们是个六亿人的大国,……那就不敢设想了。……发展重工业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这个道理,连资产阶级都懂得。在二三百年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凡是能站起来像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搞了重工业。”1953年〈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作了进一步表述:“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赢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见《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P42、46  王骏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6月第一版)请注意“依靠人家”、“ 甚至已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 那就不敢设想了”这三个句子描述的“国家状态”。有理由相信毛泽东已预见到了“苏联霸权”的出现,加之他力图解构雅尔塔会议后美苏两极格局,因此,在实现政治上“站起来了”后,他的最大政治就是要尽快实现经济上“站起来”。所以,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是对要首先反掉修正主义极其路线,在此基础上才能推动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思路的叙述。

  毛泽东“修正主义”概念具有很强的实践色彩。特权阶层、官僚主义、单干、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两极分化、依靠人家、反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等,在此语域,都被视为修正主义。因为他已经超前预感到了“这样做”的后果,最终会背离人民的利益,背离党的宗旨。“中国工业化道路”,叙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经济战略构想是先强国,再富民,为此,他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当作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也就是说由于“规律”的“不唯一性”,先强国,后富民是在对所谓“规律”比较中更有利于“完全独立”的中国建设的选择性规律。反对这个规律,不仅最终会导致“附庸型国家”,与强国形成非主体性的不平等关系,而且还会使“富”无“根”,失去对“富”的强大的国家安全保护,也是修正主义。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阶级斗争”概念叙述的是在选择性规律中的革命与生产的因果关系,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语),目的是反对这种修正主义,以及这种修正主义在生产关系中所生产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是当“修正主义”发展到“死不改悔”,才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

  四、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毛泽东叙述了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1966年7月18日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说:主席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1966年12月21日 毛泽东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说: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到那时就晚了。我们的80%的党员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他们灌输帝王将相观点,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1969年4月28日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1970年12月18日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是百分之一、二、三。”

  党员队伍中“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工厂“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这种占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一旦同中央的修正主义关联,“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对于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表达了相当的忧虑: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地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P1390)

  面临这样的事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有四个理由。1、过社会主义这一关;2、反修防修;3、战备;4、抓革命促生产。1、2,可以合成一个原因,最终为三个原因。如果在党团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选择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但由于“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的事实存在,毛泽东认为党已经被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分裂,事实上需要重建党。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文化大革命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1966年10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说:同刘少奇的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23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围绕23条的斗争,促使毛泽东下最后的决心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5日,毛泽东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传1949—1976》P1410)

  五 文化大革命——为实现国家工业化重建党

  修正主义已经在更改党制定的国家工业化道路,这样,毛泽东不得不“重建党”,以解决党组织的目标与人民最高利益一致性,从而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党的组织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具备最高的领导、组织、动员的权威,并提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种团结的政权支持。所以,文化大革命核心问题在政治上就是解决权力。在毛泽东的话语中,权力被描述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知识权力和教育权力。由于修正主义的出现和历史的遗留,这些权力的一部分还没有被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手里。重建党在1967年和1968年表现为夺权的过程,也是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时期,“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造成了武斗。但是,毛泽东从时机上控制了大局和进程。实例: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举行成立大会;
  1967年3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要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1967年3月30日 《红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引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12月2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1968年9月7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8年10月31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1969年4月28日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1970年10月14日 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1969年已结束。

  重建后的党的组织,其临时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实现了两个“三结合”。毛泽东把它概括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体现老、中、青三结合”。并要求建设的方向是:“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另外,在党的代表大会中工人和女党员比重大幅增加。1971年1月4日至10日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00人,其中工人党员占51%,女党员占26%。1973年北京新发展的6万名党员,76%是工人、贫下中农。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了2800万党员。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67%,妇女代表占20%。这种新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是一个政治民主的框架,不仅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了“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性质,同时为年轻人提供了进入领导班子的制度保障。

  六、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戴维说:我们感到最新的是中国的精神的发展,这一点给我们留下深刻地印象。中国是世界的榜样。你们认为主要依靠自我教育,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这一点很吸引人,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

  现在许多人都在批评毛泽东的“运动”搞得太多,影响了经济建设。这些人当中,有的是不了解历史,有的则是在历次运动中受了冲击,有的则是刻意消解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主流精英拿着“运动”大做文章,把毛泽东叙述为运动专家,只会用战争的办法搞经济,错过了中国现代化的良机,达到否定的目的。这种主流精英制造的话语是对历史的歪曲。

  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在其中,又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运动、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蒋介石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构成性以及它所生产的各种思想的混杂,在一瞬间都不同程度的进入了新中国。更关键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先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内部的许多党员的民主革命思想同党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目标发生了矛盾,这种与旧的社会密切联系着的价值观、心理动机、态度和期望及行为模式,对于新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建设十分不利。可以说,从思想与经济的关系上看,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相比较,毛泽东的建设“时机”并不好:对选择道路的不同思想和态度的碰撞引发的历次运动是很难避免的。

  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前,也发动了针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大“运动”。这些运动著名的有文艺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还有非常多的战争,如:胡格诺战争、30年战争、英国内战、英美法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伦战争,前后数百年,付出巨大的代价,终于使资产阶级思想和精神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流,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在对封建阶级的各项革命基本完成后,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革命与建设两个阶段分得比较清楚,是按所谓自然的法则先后完成的,换句话说,西方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时间差”。但是,历史给毛泽东的选择机遇不同,出了一道更高难的课题。而毛泽东以天才的洞见力,选择了革命与建设并举,“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模式。所以,比较这段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历史规律性。所谓“历次运动”,在西方话语中被表述为“社会动员”,即“人们腐蚀和摧毁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仰,开始接受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卡尔*W*多伊奇《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45),是现代化必不可缺的过程。六十年代塞缪尔*亨廷顿在比较了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后指出:“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必须先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信仰和行为……”,“社会动员包含着社会集团和个人期望的改变;经济发展则意味着人们能力的提高的提高。现代化要求二者并行发展。”(《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165 和P46中国社会出版社)

  1950年,毛泽东提出了“过三关”的命题。

  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

  这里的社会主义“关”,指的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可见,毛泽东思想过“关”的问题,包括了两个内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思想改造就凸现出来。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和围绕实现国家工业化道路发动的“三面红旗”上的争论和党内的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使毛泽东确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工业化道路缺少精神准备,非得过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思想“关”了。1966年7月18日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该有这个准备。” 1967年3月12日 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说: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这一“关”的内容是:反对修正主义,破除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权威”思想,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办法是斗、批、改,对象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知识分子再教育

  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充满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和希望。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就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样,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也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建国初期,采取了对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还吸收了许多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进入政府高层管理,政协参政议政。即使在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中他也作了区分。像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一大批爱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给予重用和支持,主要是对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恨铁不成钢。

  知识分子再教育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1、:知识分子的改造。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这三部分人构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间力量,承担着各自的职责与分工。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与技术,对于工人、农民来说是脑力劳动者,是教育者。由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他们中间就分成了左翼、中间派、右翼,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的立场和世界观不适应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先生”前,就有一个先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农民教育的任务,逐步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并转变阶级感情,要向生产者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这就是再教育的基本内容:“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2、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即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毛泽东把结合的方式比喻为三种:“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这样的好处是:(1)解决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的旧习惯,缩短思想距离;(2)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同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完善、升华;(3)知识能够快速地向生产者传播,从而形成技术含量更高的生产力。这种结合的成效是明显的。1964年全国大批农业科学工作者深入农村,建立农村研究基地长期蹬点。仅中国农业科学院22个直属研究所(室)和2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直属专业研究所(室),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000多个研究基地和样板田,在这些基地工作的农业科学工作者达2600多人,有效促进了农业增产。(4)有共同的语言。毛泽东是要通过“改造”、“结合”,使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间力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形成团结、平等、和谐的交往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大家互为朋友,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观点、感情;知识分子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工人、农民能够向知识分子交流心里话;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毛泽东认为:“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因此,“ 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内容。”改造-结合的因果关系叙述了知识-技术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实践论的具体显现形式,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正是这一路线的硕果。同时也表明了科学技术“上山下乡”是城乡结合的有效途径,科技工作者走出办公室和实验室与农民“打成一片”是改造“三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法取代的要素。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了“主要社会成员”的命题,并设计了主要社会成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生活的共同体及在其中合理交往的模式。

  (二)重新教育干部

  重新教育干部有两个理由。毛泽东认为党内许多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作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准备,这是党内发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另外就是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毛泽东吏治的特点,可以用“严厉”概括。他对党内干部有三条红线。1、不被糖衣炮弹击中,不学李自成,赶考合格;2、三要三不要;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谁越过都将受到党纪政纪追究。毛泽东对干部有一个重要的肯定与否定的公式:“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了防微杜渐,毛泽东更是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严厉封杀,甚至提高到阶级斗争范畴,把官僚主义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划上等号:“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否是“严重的估计”?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和现在党内一些人存在的严重腐败及私有化倾向已经证实了毛泽东这些话语的合理性。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是腐败和特权阶层的逻辑发展,在这种境域,为人民服务自然会成为被消解的对象。

  1、 干部四化

  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从立场、年龄、文化、业务四个方向对培养和选拔干部提出了标准,中心是“又红又专”。“四化”、“又红又专”叙述的是缺一不可的有机结构,但把政治条件放在第一,则是对毛泽东政治-经济关系,为人民服务宗旨话语的描述,并把这种描述安排在干部人事制度中,以构建起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有效机制。按照四化的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进行政治理论学习。1970年11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开列了1、《共产党宣言》2、《哥达纲领批判》3、《法兰西内战》(选读)4、《反杜林论》(选读)5、《国家与革命》(选读)6、《实践论》7、《矛盾论》8、《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9、《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0、《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2、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是建设干部队伍的必由之路。1965年1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时传祥来信《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叙述了北京市两位党员副市长与粪便清除工人一起劳动,背大粪,带动市委机关干部背大粪的故事。并说:“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才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劳动人民一起劳动。有了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国家就不变颜色了。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干部。”这则故事体现了毛泽东“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思想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同时也得到了绝大多数干部的理解和支持。文革时期确定了这种培养干部的机制——五七干校。1968年,毛泽东又提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969年1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文章:《论干部插队落户》后,全国各地开始掀起干部插队落户的热潮,至1971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已有100多所“五七干校”,近9万名干部参加并到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五七干校陈述了民主的权力观和群众路线,它把干部与工农群众安置于平等地位,成为主体间的关系,“再教育”意味着“官”要向“民”学习,接受“民”的监督,而“民”有权参与“官”执行政策的过程,消解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封建的官本位思想,让干部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更坚决地执行党的三大作风。

  3、干部政策

  “团结——批评——团结”始终是毛泽东采取的干部政策。对文革中许多干部受冲击的事态,毛泽东有个解释:“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但毛泽东始终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死不改悔的是少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作出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极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三)构建社会主义的精神——人民的自我教育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三个过程”的命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围绕“三个过程”,又破又立,在大批判、知识分子再教育、重新教育干部的过程,毛泽东要在全国人民中重建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精神。他采用了从“平凡人”的先进事迹中描述新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通过教育、公众舆论、公共宣传等渠道,获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规范个人行为和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准则。

  这种重建,不仅是新中国新的民族精神的要求,也是新中国国家政治共同体要素的要求。“对法律的共同认识和一致利益的观念,是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两个要素。然而,政治共同体还有第三个要素。思想态度必然会反映在行动上,所以,共同体并非指任意的‘结合’,而是指有规则的稳定的和长期的结合。简言之,这种结合必须是制度化的。因此,建立一种包含和体现道德一致和共同体利益的政治制度,是在复杂社会中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第三个要素。反过来,这些制度又赋予共同目标以新的意义,并创造出一种联结个人与群体特殊利益的新纽带。”(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19)实例:

  1967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学高年级要学习“老三篇”:

  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主人公,共产党人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叙述了共产党的:

  1、宗旨:“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2、生死观:“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3、行为规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4、上下级关系:“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5、党的作用:“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白求恩:《纪念白求恩》的主人公,他叙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1、“毫无利己的动机” “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2、“对技术精益求精”。

  对照白求恩的精神,毛泽东批评道:“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提出了衡量一个人工作的标准:“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愚公移山:《愚公移山》的主人公。他叙述了共产党人对事业的英雄气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上帝就是人民的命题。共产党最大的民主就是“感动”人民,把中国引向光明。

  雷锋:1963年3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 题词。他叙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和乐于助人的精神。

  焦玉禄:1966年 2月7日 《人民日报》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玉禄同志学习》。他叙述了领导干部认真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进喜:铁人--民族的铁骨铁肩。

  1968年5月任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病逝。

  他的事迹是:

  “天当被、地当床”;“人拉肩扛搬运钻机”;“破冰取水保证开钻”;“用身体搅拌泥浆制服井喷”。

  他的话语是:

  “我们这么大国家没有石油烧还了得!”;“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只要上午拿下个大油田,哪怕下午倒在钻台上也痛快,也值得”。 

  这些名字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深入人心。在全民的学习运动中,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精神已经建立起来,作为价值选择融入了社会秩序和进步之中。

  (四)、教育要革命

  教育要革命,是过“关”的重要内容。教育界是教育学生的学校,关系着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根本问题。所以,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思想改造,而且教育制度、内容、方式等都要革命。“教育要革命”叙述的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语)针对有大量文盲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还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报告批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即七二一指示)

  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开展“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伟大指示,为大学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造教师队伍,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

  1969年8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北京电力学校的调查报告《搞好中等技术学校的教育革命》“理工课技术学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就是办中等技术学校的依据”报告提出学生来源、学制和培养目标是:一、中技班,选拔高小程度的工农兵入学,学习期限一年半至二年,培养技术工人;二、短训班选拔工人入学,年龄、文化程度不限,以半年为宜;农电班,组织农村巡回小分队,为农村培养机电手。形式,厂校挂钩,校办工厂为好

  1970年9月22日 《光明日报》文章《改造学校教育阵地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在1968年11月建立了工农兵讲师团,给学生讲工厂、讲农村、讲部队,同时进行再教育。这样做“建立了工农兵、教师、革命小将三结合备课、讲课的新制度,改变了知识分子独占讲台的现象”

  1968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发表的《一所理论和实际一致的新型学校——江西省婺源县武口茶叶耕读中学的调查报告》:这所学校只有4 个专职老师(包括一名负责人),其他的则请工人、茶农以及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当老师,效果很好。这个经验,城里的学校是不是也可以试验一下呢?

  1968年10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广东省的调查报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情况》提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即由生产队和贫下中农直接办校),何者较好,以及学校中怎样改革不合理的关系,希望继续提供经验。

  1972年3月26日 《人民日报》短评:《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点》当前农村普及教育的重点应放在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上,首先满足广大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的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普及7年教育。

  1973年11月30日 《光明日报》报道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到“三大革命”第一线举办短训班是“多快好省地为各条战线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也是“改造旧大学,创建新大学的需要”,可“使教学更好地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彻底改变旧大学‘三脱离’的状况,”还有利于加速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办短训班是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从1973年开始,一些高校陆续举办了各种短训班,有的是按工厂、农村、部队的要求由学校派出教师去班,有的是将工农兵请到学校,根据这些部门的干部培训规划加以培养;有的是新技术或科研成果推广学习班。

  1973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医院也可以办大学》的调查报告。这则关于上海华山医院办医科大学试点班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个于1970年7月创办的3年知的试点班共有42名工农兵学生。他们参加过两年以上的工农业生产劳动,其中有的人还当过赤脚医生、不脱产的工人医生和部队卫生员。“医院办医科大学,更加便于结合医院的医疗实践组织教学。”在3年的学习时间内,试点班还让学生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农村、工厂去,主要是在县医院或结合农村巡回医疗进行教学。

  1973年9月11日 国务院科教组在内部刊物上综合反映各省、市、自治区现行中小学学制的情况。“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地进行了中小学学制的改革,其中有14个省、自治区实行了9年制(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7个省、市、自治区实行10年制(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或小学6年,中学4年);9个省、自治区的农村学校实行9年制,城市学校实行10年制,西藏自治区实行小学5年制和6年制并存,初中实行3年制。

  1973年9月24日 《人民日报》:本年度新招收15.3万多名工农兵大学生。

  1973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医院也可以办大学》的调查报告。这则关于上海华山医院办医科大学试点班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个于1970年7月创办的3年知的试点班共有42名工农兵学生。他们参加过两年以上的工农业生产劳动,其中有的人还当过赤脚医生、不脱产的工人医生和部队卫生员。“医院办医科大学,更加便于结合医院的医疗实践组织教学。”在3年的学习时间内,试点班还让学生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农村、工厂去,主要是在县医院或结合农村巡回医疗进行教学。

  1973年12月3日 中央军委转发《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到1975年全军院校达到84所。

  1974年6月15日 本年,高等学校招收了工农兵学员16.5万人。

  七、抓革命、促生产

  1963年9月,毛泽东提出关于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思想: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实例:

  1974年8月7日 国家计委《关于拟订十年规划的通知》说:经中央批准,今年着手拟订1976年——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10年规划。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可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国家计委设想:1980年以前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步骤地建设经济协作区,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1985年,基本建成六个大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并为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牢固地基础。

  (一)、讨论三个概念:“革命”、“突出政治”、“五七指示”。

  1、革命 在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中的“革命”描述了这样的话语:(1)、“抓革命促生产,首先要抓革命,抓阶级斗争,抓发动群众,抓各项政策的落实。要大力加强采掘工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交通运输业,开展技术革命,猛攻科学技术尖端,为在更多的领域中‘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胜利》1969年2月21日)(2)、“以文化大革命为纲,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全面地、迅速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66年9月14日)(3)、“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显然,这个话语中的“革命”就具有这样的内容:a、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纲);b、发扬社会主义精神(如铁人精神);c、制定、贯彻好政策(如工业支援农业);d、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e、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施鞍钢宪法;f、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中,“抓革命”是手段,“促生产”是目的,前者不可能取代后者。所以,毛泽东始终把“革命”放在“纲”的位置,叫做“纲举目张”。其实,这个“纲”也可以解释为又红又专的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境域中,没有这种人,就不可能产生先进的生产力。

  2、突出政治 1957年毛泽东描述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突出政治”与“抓革命”是同义话语,中心语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并认为精神是经济的动力。1966年 4月1日至20日 团中央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基本要求其中就有发扬大庆精神和大寨精神。1966年 2月至5月止,《解放军报》发表七篇社论论突出政治,把“突出政治”解释为:(1)、一个“公字”;(2)、战备;(3)、政治统帅军事;(4)、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5)、提倡唯物论;(6)、关键在于党委的领导。为什么要政治统帅军事呢?林彪有个形象的说法:“打仗,就要靠勇敢,勇敢就要抓好政治,不突出政治,不抓好政治工作,武器、技术再好,打起仗也会向后跑。”

  突出政治反对的是“利润挂帅”、“物质刺激”。 1968年7月9日 《人民日报》登《“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必须批判》。文章说:实行“利润挂帅”,必然是价值规律主宰一切,什么赚钱多,得利快就搞什么,但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基础工业就不能建立,更不会有合理的布局;在各经济部门、各企业之间就会出现自由竞争,就会出现投机倒把、偷工减料、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企业就会任意改变产品方向。这段话不幸的是被现在的假、冒、伪、劣,甚至有毒的商品所证实。“突出政治”的概念是非常有远见的。

  突出政治还反对“唯生产力论”。所谓“唯生产力论”概念的内涵是: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够水平的时,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让资本主义经济大大发展,农村富农经济大大发展,然后再走社会主义。这种“补课论”被现在的“三农”问题证实根本行不通。

  3、五七指示:这个概念列举了工农兵学商五大领域,要以本职为主,兼学别样,即: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它的中心包含两个内容,a乡村型的城市,城市型的乡村;b“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以此缩小三大差别。在叙述工业学农时,毛泽东专门提到了“例如大庆油田那样。”这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框架。而它已经在今天的南街村、华西村等农村实现了,没有主流精英攻击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东西。

  (二)抓革命、促生产的成效

  抓革命、促生产始终是十年文革的主线。正因为这样,除1967年、1968年两年经济下滑,1974年小幅增长外,其余年份工农业总产值都实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更快。实例:

  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2534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其中工业总产值1686亿元,增长20.9%,(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641亿元,比上年增长8.6%。钢1532万吨,比上年增长25.35;原煤2.52亿吨,比上年增长8.6%;原油1455万吨,比上年增长28.6%;天然气13.4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21.8%;粮食2.14亿吨,比上年增长10%,棉花233.7万吨,比上年增长11.6%;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9.42亿元,比上年16.6%,社会零售商品总额732.8亿元,比上年增长9.3%,进出口贸易总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7.3%。

  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18%;其中,工业总产值1665亿元,比上年增长29.5%;农业总产值948亿元,比上年增长2%(按当年价格计算)。在工业方面,轻工业增长21.3%,重工业增长39.1%。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原煤26.06亿吨,比上年增长20.9%;原油 2174万吨,比上年增长36%;发电量 940亿度,比上年增长31.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0.83亿元,比上年增长77.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1.5亿元,比上年增长8.7%;国家财政总收入526.8亿元,总支出525.9亿元,结余9000万元。

  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3137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工业总产值2421亿元,比上年增长30.7%;农业总产值716亿元,比上年增长11.5%(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 23996万吨,比上年增长13.7%,棉花 227.7万吨,比上年增长9.5%,钢 1779万吨,比上年增长33.5%,原煤 3.54亿吨,比上年增长33%;原油3065万吨,比上年增长41%;发电量 1159亿度,比上年增长23.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12.55亿元,比上年增长55.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8亿元,比上年增长7%。国家财政总收入662.9亿元,总支出649.4亿元,结余13.5亿元。
  1971年工农业总产值3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工业总产值2782亿元,比上年增长14.9%;农业总产值738亿元,比上年增长3.1%(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 25014万吨,比上年增长4.2%,棉花 210.5万吨,比上年下降7.6%;油料 411.3万吨,比上年增长9%;钢 2132万吨,比上年19.8%;原煤 3.92亿吨,比上年增长10.7%;原油 3941万吨,比上年28.6%;发电量 1384亿度,比上年增长19.4%,基建投资总额340.84亿元,比上年增长9.1%;铁路货运量168132万吨,比上年增长11.8%;进出口贸易总额120.9亿元,比上年增长7.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29.2亿元,比上年增长8.38%。国家财政总收入744.7亿元,总支出732.2亿元,结余12.5亿元。

  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3635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其中,工业总产值2547亿元,比上年增长6.6%,农业总产值1088亿元,比上年下降0.18%(以上年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钢2338万吨,比上年增长9.7%,原煤4.1亿吨,比上年增长4.6%,原油4567万吨,比上年增长15.9%,发电量1524亿度,比上年增长10.1%,基建投资总额327.98亿元,比上年下降3.7%,铁路货运量17.755亿吨,比上年增长5.6%,进出口贸易总额146.9亿元,比上年增长21.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2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国家财政总收入766.6亿元,总支出766.4亿元,结余0.2亿元。

  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3968亿元,比上年增加9.2%。其中,工业总产值2789亿元,比上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1179亿元,比上年增长8.4%(以上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 粮食26494万吨,比上年增长10.2%,棉花 256.2万吨,比上年增长30.8%,油料 418.6万吨,比上年增长1.7%,钢2522万吨,比上年增长7.9%,原煤4.17亿吨,比上年增长1.7%,原油5361万吨,比上年增长17.4%,发电量1668亿度,比上年增长9.4%,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38.1亿元,比上年增长3.1%,铁路货运量185183万吨,比上年增长4.3%。进出口贸易总额220.5亿元,比上年增长50.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06.7亿元,比上年增长8.2%,国家财政总收入809.7亿元,总支出809.3亿元,结余0.4亿元。

  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4024亿元,比上年增长1.4%。其中 工业总产值2796亿元,仅增长0.3%;农业总产值1238亿元,比上年增长4.2%(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7527亿吨,增长3.9%,棉花246.1万吨,下降3.9%,油料:44.4万吨,增长5.4%,钢2112万吨,下降16.3%;原煤4.13亿吨,下降0.96%;原油6485万吨,增长21%;发电量1688亿度,增长0.2%。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47.71亿元,增长2.8%;铁路货运量:7.69亿吨,下降3.2%;进出口贸易总额292.2亿元,增长32.5%;社会商品零总额1163.6亿元,增长5.1%。国家财政总收入783.1亿元,总支出790.8亿元,赤字7.7亿元。

  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比上年增长4.6%(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粮食:28452万吨,比上年增长3.4%;棉花238.1万吨,比上年下降3.3%;油料452.1万吨,比上年增加2.42%;钢2390万吨,比上年增长13.16%;原煤4.82亿吨,比上年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比上年增长18.82%;发电量1958亿度,比上年增长15.99%;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09.32亿元,比上年增长17.7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71.1亿元,比上年增长9.2%;国家财政总收入815.6亿元,总支出820.9亿元,赤字5.3亿元。

  (三)、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

  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集中体现在全国掀起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和“两弹一星”的科技自主创新中,“开展技术革命,猛攻科学技术尖端,为在更多的领域中‘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1969年2月21日 《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胜利》)。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也正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命题的“事实”依据。同时抓革命、促生产还要执行在1966年 提出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方针。

  在国家工业革命时期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亲手树立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不仅叙述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和农业建设的思想,而且还证实了毛泽东建国后形成的经济战略学说与实践的啮合性。

  首先,“两大”精神,如:大庆“两论”的哲学思维、铁人精神和大寨自力更生的意志,证实了毛泽东经济战略学说合理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三者的互动中,由于在新中国国体、政体制度下,党通过组织和动员,能够使人民群众焕发出强大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这个精神力量是由思想、文化、知识、科技共同铸造出来的,这个执政党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的存在,可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是反作用)之一。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是要解决人的动力要素。西方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按照发掘人性中“利己”的部分,把人假设为经济人,用金钱刺激人的动力的路线。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制度出发,从社会主义劳动者自觉选择高层次竞争的方向出发,选择的是发掘人性中“利他”部分,把人假设为社会人,在艰苦奋斗的创业时期,更多的用政治激发人的动力的路线。 

  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观察,在农村,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的选择也可以根据生产力范畴其他两个要素——人的思想觉悟和劳动对象在时空上的扩张及遭遇来决定。当劳动对象在时空上的扩张及遭遇使小农经济或互助组已无能为力时,就应当建立集体经济,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与不适应往往是先取决于人的理性选择和劳动对象的扩张,而并非是有了什么样的生产工具,才能有与这个生产工具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安全和增加人民的福利。因此,价值工具的合理性与技术工具的合理性都应当同时安排于这个社会的制度之中,公正与效率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就是国家宪法的精神。毛泽东要解决的是,在公正的前提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如果效率破坏了公正,就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路线,侵犯了宪法,就必须修正,效率并不是神坛。这是一种公正优先选择的原则。这种思想也被约翰*罗尔斯叙述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正义论》P17、18 中国社会出版社)相反,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是资本,是一个人被异化的社会,特别在经济领域排斥价值工具的合理性,只讲技术工具的合理性,这就导致了其经济制度的唯“效率”论

  其次,“两大”精神证实了公有制也是发展经济的有效机制,并且与资本主义相比,更有多快好省的可能性。

  计划经济可以合理配置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其实也是“好”、“省”的表述。哈耶克正是在此处否定计划经济的这种功能。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之所以优越,这个秩序只所以照例要取代其他类型的秩序(只要不受政府权力的压制),确实就在它在资源配置方面,运用着许多特定事实的知识,这些知识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而任何一个人是掌握不了的。”“市场制度取代其它类型秩序的根源,就在于市场制度在促成资源配置上利于了比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更多特定情况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是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转引自《西方经济学简史》P178、179 王雪梅 谢实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第一版)可见,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能像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是因为计划经济是“一个人”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经济进行集中指挥和管理。这种模式由于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没有能力去了解所有人对资源的需要程度,不可能获得这方面的完备知识,更不可能给它们排出先后秩序。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无法解决经济知识分散性的问题,只有市场才可能成为梳理分散信息的机制。这里的假设:“一个人”面对“无数的人们”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中国计划编制是一个“条块”结合的庞大系统。其中:(1)、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市)、县、基层的呈网络状的机构;(2)、这些机构面向消费市场(如商店、商场)和生产市场(工厂)进行调查研究;(3)、形成了分析需求的专业技术人员;(4)、需求信息的确认贯彻了群众路线,形成了宏观、中观、微观的社会需求层次;(5)、同样进行成本核算;(6)、编制的过程在几个月甚至半年,编制完成后仍然根据实际进行修正。这种政府、企业、消费者结合的力量所产生的多元化渠道,在整理信息上的时空的深度与广度是市场经济单靠企业依据价格波动曲线来整理信息所不能企及的。价格波动曲线只能描述购买能力与实现了的需求之间的关系,而潜在的需求被遮蔽了,这种被“遗忘”的资源市场无法配置,这是只讲“效率”的弊端。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通过公正的原则来解决这种资源配置。从另一角度说,市场经济运用价值规律使合理配置资源成为可能性,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叙述了相反的可能。这说明,市场经济不是合理配置资源的唯一途径,只要实现合理配置资源的目标,运用其它技术工具完全是合理的。至于哈耶克说的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能实现最优化配置,本来就不存在统一的技术和价值标准,因此无法证伪。应当是充分发挥二者的长处。

  这里提供一个材料,用事实来证实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强大功能:

  “ 根据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理论,广大勘探职工终于在东北松辽地区发现了大油田。自1960年5月开始,从全国三十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了四万多人,集中了7万吨器材和设备,在大庆地区进行了油田勘探和开发。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拿下了一个大油田。到1963年底,已探明地质储量26亿700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600多万吨;国家投资7.1亿元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资金3.5亿元。在这场石油会战中,锻炼培养了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干劲大、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大庆是我国自行勘察开发出的一个特大型石油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历史回顾:工业学大庆运动前前后后  》)   

  同时,毛泽东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为此,节约成了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建设材料。
  计划经济可以产生竞争制度,实现高效率。同样,哈耶克也否定计划经济的竞争制度。他认为,只有在人对金钱的需求动机上的自由才能产生竞争制度。或者说在金钱上的自由利益之争才算竞争机制。按照此种逻辑当然计划经济就不存在哈耶克的“竞争制度”的概念,社会主义也不需要这种惟利是图的不择手段的低层次的自由竞争制度。哈耶克的“竞争制度”在西方也不是一种共识。因为这种“竞争制度”会破坏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有结构方面的内容,也有伦理方面的内容。一个政治制度软弱的社会,无力约束个人和集团欲望的泛滥,其政治状态必然象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充满着社会势力之间的无情竞争……”社会主义的竞争机制主要依据在公正、公平、信任和为人民服务基础上形成的团队的“主人公精神”,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因素及企业的自主权产生,对利益的协调和分配是三兼顾的公共利益的制度,实现形式是经济民主:(1)、“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2)、树立榜样,如大庆、大寨;(3)党员和领导的带头作用。通过这些企业和职工就能够充分发挥出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已提供了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享受教育权和住房、医疗等福利的情境下,毛泽东显然反对损害社会主义精神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低层次竞争,倡导“两大”精神显现的贡献性竞争,这种竞争话语描述了社会过程学说。查尔斯*霍顿*库利叙述了毛泽东的竞争话语显现的公众精神是与人类本性相合的,是文明社会的需求:

  真正的进步不在排除竞争精神,而在于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究竟竞争精神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才能可行,这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假设我们在低层次的惟利是图和奉献性竞争之间作一个粗略的划分。区分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专注于普遍认可的利益。低层次精神包括所有纯生理的冲动,如饥饿、喜好、喜热畏寒,也包括更富有想象力的动机,如对贫困的恐惧、对获得的贪婪、对权力的钟爱,表现的欲望、竞争的兴奋、甚至对声誉的喜爱,只要它们是纯个人性的,不包括对共同理想的奉献和忠诚。

  奉献性竞争并不排除其他冲动,而是把它们分散指向对更大整体的专注,这样它们就享受到了固有的更高层次观念的调整、提高、控制、甚至是压抑。竞争和对荣誉的追求将继续存在,但是在“团队工作”的纪律下,个人需要的时候,总是需将整体的利益置于个人荣誉之上。个人可以为满足其个人及家庭的需要而奋斗,同时,更多和更大的竞争所带来的则是对某种长期存在的公众价值观的贡献感。

  金钱在引导和刺激我们的努力方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金钱更像是一种次生的而不是原始的动机,

  但是这种动机对人类本性要更高层次的激励是不够的。大部分的时候它们以一种肤浅的方式控制着我们,如果允许金钱动机诱导而不是跟随我们人格中深层次律动的话,它将使我们降格为贪婪者和物质主义者。

  我觉得我们中大部分的人会承认贡献性竞争是令人愉快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得到了实行,但问题是它是否层次过高,因而在普遍意义上不可行。

  然而,它并未局限于高层次群体。它在学院和大学中的体育活动中十分普遍,在此艰苦工作和坚忍克己得到了实现。只有一种动机,即对集体的热爱,它使每个人都觉得团体的成功比个人的荣誉更为重要。然而,没有人会宣称大学生的本性会高于普通人。至于那些来自社会的各阶层的普通士兵,他们很快学会了珍惜他们所在团队或连队的荣誉,甚至在没有任何个人报酬希望的情况下会不惜用他们的生命去追求它,关于他们,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公众精神和人类本性是相合的,只要我们内心能真正理解公众的事业,那么可以说一切事情都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包括最高层次的自我牺牲式的贡献。

  即使在我们当今混乱和自私的经济生活中,最好的成果也更多是贡献性竞争冲动的产物。

  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用高层次动机去取代低层次动机的趋势,……

  只要我们的社会秩序无法培养出一种为整体乐意奉献的精神,它就不可能带来更高的效率。

  (《社会过程》P105—109查尔斯*霍顿*库利 华夏出版社 2000年1月第一版)

  库利与毛泽东独创的贡献性竞争思想是相通的。其实,这种相通也同样存在于西方的不少大思想家的语境中,如:波普(思想决定经济)、哈贝马斯(社会组织决定生产力发展)。特别应注意上述引文中库利最后三句话。“最好的成果也更多是贡献性竞争冲动的产物”这在毛泽东时代是十分普遍的“更高的效率”。可现在,主流精英套用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了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所谓经济规律,不惜颠覆已在工人、农民之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精神,更无视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工人、农民杜撰成懒汉,用初级阶段消解贡献性竞争机制,走着与现在西方“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用高层次动机去取代低层次动机的趋势”相反的路——高层次动机向低层次动机“回归”。所以何新先生要大声呼吁:“主流精英要击垮中国经济。”虽然,经济没有垮,但道德已经垮了。

  计划经济可以实现统筹兼顾。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指出:“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统筹兼顾”这个概念从经济领域叙述有三个内涵:(1)、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在利益分配制度上解决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2)、调整好经济结构。a 合理处理农、轻、重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b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c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3)城乡结合的关系。工业对农业的支援。

  第三,“两大”精神显示出计划经济能够使国家从战略高度安排经济建设。这种国家战略的选择机制对于落后国家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尤其重要。如国家领导下的科学技术创新体制。技术大协作,重大项目投资机制。如:1973年6月20日 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指出在本年度内要把大型建设项目从1500个压缩到1200个左右,今后要把更多的投资用到技术改造方面。

  1、工业学大庆  

  (1)为什么要学大庆

  大庆油田会战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大跃进时期,至1963年底,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建起了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到1976年,原油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6.7倍,平均每年递增达20.4%。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大庆是我国自行勘察开发出的一个特大型石油工业企业,是中国民族工业在速度、效益、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经典文本。

  1964年末,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大庆经验,指出: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大庆自始至终地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

  1966年1月2日 《人民日报》文章:《大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提出“大庆式道路”概念:“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突出政治;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的结合。”

  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业学大庆》加了一条:走“五-七指示”的道路。把工业建设成为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工矿区。

  大庆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自己选择,走出的道路。“两论”起家,自力更生,走群众路线等验证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思想依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科学,另外,大庆又是总路线、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成功实验,也验证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探索的合理性,这样就证实了毛泽东思想不仅合理地描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也合理地描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毛泽东思想依然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大庆对“五七指示”描述的新型社会也作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和经验,这表明毛泽东要在中国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是可行的。大庆精神作为毛泽东构建的社会主义精神的结构要素体现出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管理和管理思想上已经走出区别于苏联和西方管理模式的道路,形成了先进的中国式的科学和民主的管理模式,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并且,作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大庆已完全能与世界同行业中的大型企业比肩,所以,大庆在毛泽东视或中成了中国企业的定语,或者说,无论极左、极右如何干扰,毛泽东都始终认定中国的企业应是大庆式企业。
  (2)、大庆式企业

  1966年 1月27日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通过了《1966年工业交通工作纲要》,正式提出“大庆式企业”概念,并指涉六项具体方针,即:a、学军;b、学大庆。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争取有20%或者更多一些企业成为大庆式企业。c、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争有更多的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d、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抓好产品设计革命,建立和加强科学和实验工作。e、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特别是地方工业应把为农业服务放在第一位,积极发展地方的钢铁厂、煤厂、电站、机械厂、化肥厂等“五小企业”。试行以厂带社、厂社结合。发展科技服务社,定期下乡,为农服务。f、积极支援国防,保证国家重点建设。

  1977年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大庆开幕,在北京闭幕,这次会议共有7000多人参加。会议指出要狠抓企业整顿,强调只有搞好整顿工作,才能谈得上建设大庆式企业。要求1977年先把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整顿好。会议还提出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增产节约的高潮,使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本企业的历史最好水平,在两三年内达到本行业的目前国内先进水平。这次会议把学不学大庆提到了走不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高度,要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把全国1/3的企业建成大庆企业,

  (3)、乡村型的城市,城市型的乡村

  1966年4月2日《人民日报》文章:《大庆建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矿区》“编者按”:矿区的建设遵循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它是乡村型的城市,也是城市型的乡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对我国的新矿区建设有典型意义。实例:1975年2月4日 国务院批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密云县组织闲散居民亦工亦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城镇的调查报告》说:1970年以来,密云县城关公社把城镇闲散居民组织起来,成立了“五七”大队,进行以农业为主,亦工亦农的生产劳动,实行农工副业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把闲散居民和职工家属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但要划清两种所有制界限,不要随意把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也不要把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

  (4)、鞍钢宪法

  1970年3月23日 《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社论《伟大的鞍钢宪法万岁——纪念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10周年》核心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五项基本原则”。“坚持政治挂帅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更本方向,”“群众路线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更本路线”。

  鞍钢宪法,是毛泽东对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管理模式探索的第一个丰硕成果,经验证实“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促进生产力大提升,推动经济大发展的管理思想。以“宪法”来定义鞍钢的管理模式,表明它是中国企业必须贯彻执行的“法律、法规”。如果说确定鞍钢宪法是毛泽东企业管理思想的形成,那么,鞍钢宪法与学大庆的结合则是毛泽东企业管理思想的进一丰富和完善。其精髓在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以人为本”“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a、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首先,把党委建在企业,是要用制度在企业落实为人民服务这个党内“法律”,这就是社会主义方向,也是“政治挂帅”的要义。就像在战争年代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以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其次,实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权力有了相互监督、制衡、约束的机制。这是吸收了西方集权与分权现代管理思想,类似与懂事长(董事会)与总经理(行政班子)的关系。与过去学习苏联的厂长(经理)负责制集大权于厂长(经理)相比先进得多。

  b、以人为本,首先确立了工人在企业的主人公地位,这是对宪法中规定的国体的描述,同时在工人的动机上假设了“以厂为家”的忠诚和责任,清除了经济人的假设。其次,预设了利润与利益的关系,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要兼顾三者利益。第三,改变过去见物不见人的传统管理,把人提升到管理的中心,激发劳动者的高层次竞争动机,实现更高的效率。

  c、两参一改三结合,叙述了实现群众路线和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一种有效途径。同时“两参”包含了工人监督干部的职能,也是预防官僚主义的机制,体现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三结合”的团队可以弥补任何一方的不足,经验证明它在技术革新与革命中贡献了一条提高效率的新路子。“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包括厂长(经理)制、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这些理念还基本停留在西方企业管理的放任制、泰勒制、福特制的阶段,它们片面强调一种机械的压迫性的纪律和低层次的竞争,来获得对劳动者的管理,“这就压缩了个人发展的空间,并使大多数人变得墨守成规、充满奴性”(库利语)。

  1969年7月22日 《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文章《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调查报告》“编者按”:“依靠工人阶级,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精兵简政;对原有的规章制度一分为二,保留合理的,改革不合理的创立新的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注意政策”《调查报告》指出,从1968年12月起,在8341部队支左人员帮助下,该厂“精简机构,1500多人的厂,只有政工、生产两个组21人”“各种奖金制度应当废除,对于社会主义企业和现代化大生产所必需的计划管理制度、成本核算制度、质量检查制度、工艺规程、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必要的劳动纪律,是不能‘砸烂’的”

  d、“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指明了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向。

  学大庆与鞍钢宪法的“结合”,是毛泽东企业管理思想的精要,“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要推广这个“结合”。

  学大庆中,中国工交战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突破,不仅缩短了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而且,有些项目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实例:

  1966年1月29日 《人民日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本溪等钢厂合作采用新型合金钢和合金铸铁生产解放牌载重汽车试验成功。
  1966年4月15日 中国自行设计、全部用国产材料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下水。
  1966年5月3日 第一批国产新型“红旗”高级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下线。
  1966年12月23日 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制成人工结晶合成胰岛素。
  1967年10月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研制成功最新型的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
  1968年1月8日 我国第一艘自行研制的远洋货轮“东风号”建成。
  1968年10月3日 南京长江大江铁路桥胜利建成通车。
  1968年11月29日 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深井石油钻机试钻成功。
  1969年9月19日 中国第一台32吨自卸载重汽车制成。
  1969年10月1日 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线路建成。
  1970年12月29日 一台40万倍一级大型电子显微镜在上海试制成功。
  1971年6月27日 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中国第一艘两万吨级货轮“长风”号下水。
  1973年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1974年5月5日 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和施工安装的大型现代化炼油装置在南京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
  1974年5月15日 我国在华北东部建成大港油田。
  1974年7月5日 新华社报道;天津新河船厂建成中国第一艘大型起重船。
  1974年6月7日 新华社报道:一种高级台式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4年7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汉光机械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硒静电复印机。
  1974年8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设计的单机4000马力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成批生产。
  1974年8月31日 新华社报道:大连红旗造船厂建成2.48万吨油轮“大庆61号”。
  1974年9月2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设计、研制成功DJS—130小型多用电子计算机。
  1974年9月1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座5万吨级油码头在湛江港建成并交付使用。
  1974年9月29日 我国建成又一大油田——胜利油田。
  1973年12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力更生加速海港建设。1972年与1962年相比,沿海主要港口的吞吐量约增加了30%,多的增加了近1倍。目前,中国已同世界上的550多个港口开展了贸易往来。

  2、农业学大寨——建设新农村

  经过多年的探索,毛泽东已积累了一套建设农村的方案:

  农村:a、走集体经济道路,并用“人民公社”使集体经济制度化。人民公社是党在农村组织与动员农民的制度工具。人民公社也来源于它的反题: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富裕问题,因此,只有走进集体经济。b、城乡结合
  农业:a、社会化,与工业化相适应;b、机械化;c、办工业。
  农民:a、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b、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c、教育农民。

  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五十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内涵。大寨精神描述了这个方向。

  (1)      大寨精神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 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资料来源《农业学大寨始末》)
  2)、《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这个《修正草案》于1962年9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对原草案作了八点修改和补充。一、确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二、人民公社的规模为一乡一社,长期不变;三、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可以是公社和大队两级,也可以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四、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必须厉行精简,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五、公社、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办企业;六、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的5—7%,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七、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在适当水平上在一定时期中稳定下来;八、国家应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

  注意其中的两个“长期不变”的意义。这两个长期不变,毛泽东一直没有改动。人民公社探索中出现的极左思潮已被清除。1971年8月12日至9月19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林业工作会议提出:从1972年起,用五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的要求;用5年、10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实现“在自然条件许可和人力能够经营的范围内,绿化荒地荒山。”鼓励社员在宅旁、屋前、屋后或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树,自种自有。所谓“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指责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主流精英在评价人民公社时,只讲人民公社创建时出现的问题,不讲《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后的公社,这显然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学大寨运动中,人民公社进一步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

  人民公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农村人多地少,有大量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仅在现有的农田资源上谈不上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多大的意义。农民积极性的调动主要显现在如下几个方向上,而这些事业最好的选择就是依托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现了对农民的组织与动员,把农民团结在党强国富民的目标上,形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力量。“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水利事业。实例:

  1969年7月8日 历时9年的林县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红旗渠分为长达140华里的总干渠和203华里的干渠及1896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使林县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络,全县水浇地面由解放前的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仅1969年的小麦产量就比1968年增加三成。

  1971年10月29日 新华社报道;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大力开展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水土保持,治山、治水、治沙、治滩,十几年来已建成保土保水的水平梯田等1000多万亩,植树种草3000多万亩,在支流修建了一批大、中、小型水库。

  1972年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解放22年来,完成土石方180亿立方米,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使长江中下游的灌溉总面积达到1.5亿多亩,其中建成的旱涝保收农田1.1亿亩,沿江平原可以排泄5年到10年一遇的渍涝,丘陵灌溉区可以抗御持续50天到70天或更长时间的干旱。长江经过治理疏浚,改造了航道条件,长江航运货运量比解放初期增长约8倍。

  1972年2月29日 新华社报道 治理淮河成绩显著。21年来,淮河流域开挖了11条大型骨干河道,总长达1000多公里,兴建了30多座大型水库及2000多座中小型水库,兴建了大型灌区及大量的机电排灌站,灌溉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目前全流域已有20多个县、市和1万多个生产队粮食亩产超过《纲要》指标。

  1972年5月25日 新华社报道 中国农村积极开发利用地下水,建成大批机井,扩大农田灌溉面积。

  1972年9月25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治理黄河取得巨大成绩。经过20多年的努力,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已经得到扭转,已修建成引黄涵闸60多座,虹吸工程80多处和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及大、中、小型水力电力工程,灌溉面积达到800多万亩。1971年全流域粮、棉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79%和137%。

  农田基本建设和开荒

  机耕面积(万公顷)灌溉面积(万公顷)其中机电灌溉 总播种面积
  1952年       13.6                1995.9             31.7        211884
  1957年       263.6               2733.9             120.2       235866
  1978年       4067                4496.5             2489.5      225156

  农业事业机构(单位 个)

  农业技术推广站  牲畜配种站 畜牧兽医站 种子站(公司)  国营良种场
  1950年    10            143          251
  1952年    232           389          1005 
  1957年    13669         821          2930      1390            1899
  1979年    17622         1174         8495      2369            2481
  1984年    1403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人民公社在当时缺乏科技力量和化肥等生产力的支持下保证了农业的稳步发展。

  当时的农业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农业八字宪法”。

  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解释成只重视粮,轻视或在实际中会造成普遍的放弃全面发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这个方针真实的内涵是十分清楚的。

  1959年,毛泽东指出:“农、林、牧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1966年4月12日 《人民日报》社论《重农不轻牧》: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不是单一的经济,它既需要有发达的种植业,也需要有发达的畜牧业,而发达的种植业又是同发达的畜牧业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

  197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提出“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促进的。”“至于土地,在多种经营的条件下,比单一经营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有的同志划不清正当的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种经营,忽视抓多种经营”“决不可把党的方针、政策所提倡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社论还要求,在办好集体经济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和指导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从事适当的家庭副业;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牧、林、鱼区,应该分别以经营牧、林、鱼业为主。

  从实际情况看:

  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万亩)
  总播种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占总播种面积%
  1952年     211884            185968                87.8
  1957年     235866            200450                85.0             
  1979年     222715            178894                80.3
  1984年     216332            169326                79.3
  1988年     217303            165184                76.0

  粮食与多种经营的比例,最高年份为1952年87.8%,其余年份的波动都不大。

  全国大牲畜头数(万头)
  1952年    7646
  1957年    8382             
  1979年    9459
  1984年    10839
  1979年比1952年增长123.7%,1984年比1979年增长114.59%

  全国肉类产量和猪羊头数

  猪牛羊肉产量(万吨)肉猪出栏头数(万头)猪年底头数(万头)羊年底只数(万只)
  1952年   338.5            6545              8977               6178
  1957年   398.5            7131              14590              9858
  1979年   1062.4           18768             31971              18314

  猪牛羊肉产量1979年比1952年增长313.86%,比1957年增长266.59%;
  肉猪出栏头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286.75%,比1957年增长263.18%%;
  猪年底头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356.14%,比1957年增长219.13%;
  羊年底只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296.44%,比1957年增长185.78%;
  而粮食1979年比1952年增长202.61%;比1957年增长170.27%,所以,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还是均衡的。(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农业八字宪法指“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的农业增产措施,它是在实践中提出来,最后被毛泽东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1958年12月10日,农业“八字宪法”被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可以说它是中国农业第一部科技大法。后来,毛泽东告诉竺可桢,他已看到竺可桢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农业八字宪法“是管地没管天”,在八字外,还应加上“光”和“气”两个字。八字宪法将农业发展描述为一个涉及工业、农业、科技等部门和城乡互动的综合系统工程,预设了农业增产必须的“人力投入”(如:兴修水利、扩大种植面积)和“科技成果”(如: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工具)两个条件,并把现实的条件与未来进步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在事实中坚持实践-认识循环模式,采用科技方法,精耕细作,放弃广种薄收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八字宪法”提出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要求。各地报刊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涉及“八字宪法”的社论就有近80篇。“八字宪法”对我国大幅度提升农业的科技水平起到了加速作用。(参看2004年11月8日 合肥晚报摘自《党史博览》郭圣福/文)特别是在农田水利、种子、化肥等方面成效巨大。在种子研究领域,1964年,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故事。1971年10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杂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产30—40%,1971年全国已种植杂交高粱2280万亩。杂交玉米一般可增产25——30%,1971年全国已种植6720多万亩,占全国玉米面积的三分之一。1974年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各小麦产区大力推广优质品种。1973年4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化肥工业高速发展。目前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据统计,1970年—1972年,全国化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310万吨,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递增数,提高了将近7倍。1972年从国外引进化肥成套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产化肥400万吨。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北方农业会议。8年来农业生产连续丰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粮食已超过“纲要”。北方14个省、市、区粮食过“纲要”的县有84个,公社有1251个,大队有26613个。全国高产稳产农田总数达到4.5亿亩。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农业大面积大幅度增产。继1973年5个县粮食单产上《纲要》、过“黄河”之后,又有几个县达到这个水平。全区32万克(1克相当于1亩)冬小麦大部分单产过400斤。1974年粮食总产量比1973年增长15%。

  文革十年,中国粮食产量从1965年19453万吨,提升到1976年的28631万吨,增长147.18%,平均每年增长4.72%。1976年全国人均拥有粮食319公斤/年(1952年288公斤/年,1988年362公斤/年)。(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人民公社时期的粮食增长主要来源于八字宪法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精耕细作这些积极的人力投入。而“科技成果”最重要的部分,如: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的杂交水稻研究至1975年才取得成功,1978年化肥施用量也仅有884万吨。而据专家研究,农村承包制后,粮食增长主要来源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化肥(1988年已达到2141.5万吨),及其它科技成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征兵《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一文对此进行了叙述:“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学进步贡献率来定量地测定科技对粮食增长贡献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间,粮食增产诸因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大,占48%,其次为化肥贡献率占35%,其他物质投入贡献率占14%,劳动力贡献率5%,而气候条件的贡献率为-2%(即造成2%的减产作用)。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中,技术进步的内容是广泛的、综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优良品种、栽培技术、植保技术、低产土壤改良技术以及种植结构调整等5项。”这里所提到的“5项”都在八字宪法之中。

  关键是,1984年全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当年粮食达到40731万吨。然而,1985年粮食就减产,仅为37911万吨,数年之中都没有超过1984年的产量。所以,有专家据此判断,家庭承包责任制刺激的农民积极性在1985年就释放完毕。前后对比,显然农民长期的积极的人力投入与人民公社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密切相关。

  人民公社成了与文化、科技结合的载体——培养新型农民

  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都办了各种文化科技阵地,并且与城市各种支农单位及农科所(站)、大学对接,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开展科技种田,同时,也协助科研。1965年全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61626所,教师19.7万人,在校学生443.3万人 (1988年在校学生279.4万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帮助下进行,1975年冬,湖南上万人的育种队伍到海南,制种3.3万多亩。1973年11月28日 《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宣传“朝阳经验”。这所学院原名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设有农学、水利、牧医、果林4个系,几年来先后举办了50多期短训班,为社、队培养了近万名各种农业技术人员。经验是:一、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社队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二、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三、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实例:

  1973年6月16日 新华社报道介绍“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人民公社政治夜校情况调查”。这个公社有75个生产队,从去年9月以来,分别办起了政治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有4800多人,占劳动力总数80%以上,主要学习政治、文化。

  人民公社极大地推动了医疗卫生网络向农村延伸,形成了以“赤脚医生”为骨干的新型医疗队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63年9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2000多个县和自治区建立起以县医院为中心、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保健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网络。1968年9月14日 《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毛泽东对赤脚医生评价很高:“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为了提高赤脚医生的医术还建立了培训和进修制度。1973年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但是,这个“新生事物”遭到xxx反对:“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

  (3)、机械化 

  在农村采用先进的机械进行生产作业和从事交通运输,会引发农村根本性的变革,随着生产方式的革命,中国绵延了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的思想、生活、行为等样态将会结束,农民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会跟着机械的运用大幅提升,人民公社会在先进的生产工具的装备中巩固、完善和进一步发展,城乡会因机械化为中介加强合作。为此,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66年 2月19日 毛泽东同志看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后,给王任重复信提出农业机械化规划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年 3月12日 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出兴办农业机械化的原则:以地方为主;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起;多产农林牧副鱼等品类;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国家积累不要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于1966年7月17日提出《关于农业机械化规划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今后15年,即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总设想分为三个阶段。一、以5年至7年为期,机耕面积由1965年的2.3亿亩达到4亿亩以上,灌溉面积由5亿亩达到8亿亩左右,基本做到农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运输的半机械化,化肥每亩耕地施用量由13.5斤达到30斤左右。二、以10年为期,到1975年,机耕面积达到8亿亩,灌溉面积达到9亿至10亿亩,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运输的机械化水平,化肥的平均每亩施用量达到50斤左右。三、以15年为期,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1971年8月16日至9月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拟订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草案)提出今后10年的奋斗目标是,要在1980年使中国农、林、牧、副、鱼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全国农用拖拉机要达到80万台左右,排灌动力机械要达到6000万马力左右,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达到80市斤左右。在10年规划的前五年,即到1975年,全国平均耕作机械化水平,由现时的占可机耕面积的25%,提高到50%左右;全国灌溉面积,由现时的6亿亩增加到7.5亿亩,基本上实现粮、棉、油、糖、饲料加工、脱粒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每亩耕地施用化肥40市斤;实现农业人口平均每人1亩高产稳产田。1974年6月26日至7月12日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会对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目标作了适当调整和补充:使农、林、牧、副、鱼各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全国农用拖拉机拥有量达到80万台左右;手扶拖拉机达到150万台左右,机耕面积达到9亿亩左右;排灌动力由原计划的6000万马力调整为7000万马力,灌溉面积达到8.5——9亿亩;化肥年产量达到6000——6500万吨;全国粮食总产量争取达到8000亿斤。

  1980年农业机械总动力1474.6亿瓦特;比1965年农业机械总动力109.9亿瓦特,增长1341.7%;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83.7万台,比1965年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7.2599万台,增长1152.9%;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187.4万台,是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0.003956万台的47371倍;大中型机引农具136.9万部,比1965年大中型机引农具25.8万部,增长530.6%;农用排灌动力机械563万台540亿瓦特,比1965年农用排灌动力机械55.8万台66.7亿瓦特,分别增长1009%、809.6%;联合收割机23028台,比1965年联合收割机6704台,增长343.5%;农用载重汽车97105辆,比1965年农用载重汽车11063辆,增长877.5%;机耕面积4099.0万公顷,比1965年机耕面积1557.9万公顷,增长263.1%;机电灌溉面积2531.5万公顷,比1965年机电灌溉面积809.3万公顷,增长312.8%;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56.4 %;(1965年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24.5%);化肥施用量1269.4万吨,比1965年化肥施用量194.2万吨,增长653.7%;农村用电量320.8亿千瓦小时比1965年农村用电量37.1亿千瓦小时,增长864.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4)、城市和工业支援农业——城乡结合

  1966年1月13日 国家计委拟定《1966年工业交通企业支援农业的10条措施》。基本精神是:一、为支援农业办好事;二、积极支持地方“五小”企业的建设;三、地方工业的生产应把为农业服务放在第一位;四、继续执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和厂社结合、厂社挂钩的办法,实行工农结合;五、大力协助地方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增强地方工业支农能力;六、组织“三结合”的技术服务队下乡开展技术服务;七、有独立能力的,要把多余的水、电,支援当地的农业生产;八、清理多占的土地退还社队耕种,清理有害农业的工业污染;九、降低工业支援农业的费用;十、加强领导。“五小企业”是城市建立的支援农村的工业体系。1969年全国小钢铁厂的年钢产量将达到180万吨,生铁达到330万吨。全国90%左右的县有了农机修造厂。到1970年12月,全国近300个县、市办起了小钢铁厂,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起了手扶拖拉机、小型动力机械厂和各种小型农机具、配件厂。地方小钢铁厂的炼铁能力比1969年增长1.5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和合成氨,增长60——70%,各地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的产量已占全国水泥、化肥总产量的40%。1970年河南省县县都有了小农机厂,并已普及到公社一级。黑龙江省上半年县社队办了5200多个小企业。城市以技术为中介联结农村:

  农业技术推广站  牲畜配种站 畜牧兽医站 种子站(公司)  国营良种场

  1950年    10            143          251
  1952年    232           389          1005 
  1957年    13669         821          2930      1390            1899
  1979年    17622         1174         8495      2369            248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5)、亦工亦农亦商

  公社主要靠自己的积累,根据所生产的农产品优势兴办农产品加工工业,并依托供销社建立供销商业网络。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文章《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认为社队工业有四个方面的巨大作用。1、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2、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了实现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速度。3、进一步发挥了协作的力量,公社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帮助穷队发展生产,帮助受灾队进行生产自救,使一些较穷的生产队能够赶上较富的生产队。4、人民公社三级关系的新变化,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公社必须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 公社还采取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组织社员农闲到工厂做工,增加了社队的生产资金,也增加了社员收入。
  (6)、上山下乡:培养一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力量。

  中国社会进步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对数的农民被农耕思想约束,没有现代的知识和技术,所以,毛泽东说“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并设想用一种直接“输入”现代思想价值观念,现代知识和技术的办法加速对农民的改造。五十年代中期他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城市知青 响应了这个号召。1965年9月23日全国有1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到1973年8月4日已达到800多万。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是“号召”一种自愿的行为加入到新农村建设,推动知识与农村的结合,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随着知识青年大批到农村安家落户,“号召”就成了安置不能就业的城市知识青年的政策,并正式提出要把这批知青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力量。1973年6月22日至8月8日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六条统筹解决办法。一、各级党委要严格检查上山下乡工作,成立领导小组,由一名书记主管;二切实解决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困难,给予补助,增加经费;三、加强对知青的培养教育;四、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五、对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要作坚决的斗争,惩办一批迫害知识青年、强奸女青年的犯罪分子;六、全面规划,主要采取4种形式:1插队;2、建立青年队;3、建立知识青年农场;4到生产建设兵团。会议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试行规定的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1974年10月 国务院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任组长。上山下乡使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客观上用“知识”和“城市青年”把城乡紧密联结起来,建立了城乡合理交往的情感纽带,加快了用现代科技改造农村、农业、农民的进程,知青在农业战线上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涌现出了金训华、刑燕子等先进典型,到1973年在800多万知青中,有5.9万人入了党,83万多人入了团,24万多人被选入各级领导班子。

  以上六个方面提供了思想价值观念、组织与动员制度、工农互动、知识与科技下乡的政策机制所构成的价值合理性工具和技术合理性工具的有效系统,描述了毛泽东建设“乡村型的城市”话语。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就能逐步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实现毛泽东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宏伟蓝图。

  3、“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当时虽未提出这个概念,但已形成。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热爱祖国、团结协作、奉献事业、发展、创新科技、强大经济和国防的精神。这种精神向世界叙述了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欺负的”话语。文革十年中国加快了核武器和航天航空建设,用很短的时间建构起核盾牌,保障了国家的安全,握住了解构美苏两极话语权。10年进行了10次核试验,其中氢弹3次。发射1次中程地地导弹,发射了3颗卫星,研制了第一艘导弹驱逐舰,制造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长征一号”。又如:

  1973年11月14日 中国积极研究和应用激光技术,取得重要成果。
  1975年2月17日 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
  1975年3月29日 国家计委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国务院批准的《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
  1975年5月25日 毛泽东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
  1975年6月13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强发展新材料问题的报告》。

  4、自力更生与开放

  “两大”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决不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事实上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说过做过闭关锁国的话和事。“开放”也决不能只是个关于“西方”的概念。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对外开放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与苏联合作中断后,毛泽东就加快了推动与西方的资金、技术合作,积极争取外援。1966年4月1日 国家经贸委印发新技术进口小组《1966年对资引进新技术的计划安排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草案)》。1967年11月15日 196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尼克松访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毛泽东更是抓住时机,对西方实施开放了。1973年陈云就说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了”。实例:

  1972年2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1972年8月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1.7米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
  1972年8月29日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外贸部《关于同日本签订钢材长期贸易协议的请示》。
  1972年9月20日 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设备领导小组。
  1973年1月2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著名的“四三方案”。
  1973年3月20日 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关于建立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和出口农副土特产品生产基地的通知》
  1973年9月 中国民航从美国订购的第一架波音——707型飞机正式加入航班飞行。
  1973年12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对外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到1973年底,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增加到150多个,1973年中国已分别在亚、非、拉和欧洲的25个国家举办了经济贸易展览会或参加了国际博览会;有六个国家在中国举办了工业技术或专业产品展览会。
  1973年12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自力更生加速海港建设,已经同世界上的550多个港口开展了贸易往来。
  1974年1月5日 毛泽东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说:中国在许多方面要向日本学习,如钢铁、化学肥料、特别是造船业。
  1974年1月22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做好进口设备项目建设工作的报告》。
  1976年6月25日 “四人帮”攻击进口化肥、出口原油是“卖国”。江青说:“你们把外国设备安装在大庆,是丢人,要追查是谁批准的。”张春桥说:“你们进口那么多大项目,要批。”华国锋说:“进口的项目都是经毛主席批准的。”

  当然,在学习大庆、大寨精神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极左,如;完全取消奖金制度、一些单位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用政治冲击生产的情况,但这些都属非主体、非主流的。

  5、老百姓的生活在逐步改善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指各种经济类型的商业、饮食业、工业和其它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售给农民的生产资料,以及农民直接售给非农业居民的消费品总额,不包括农民之间的商品销售。当时,对社会集团的消费品控制得非常严格,所以,这个概念主要叙述了居民的购买力。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1966年:     732.8                       9.3
  1967年      770.5                        5.14
  1968年      737.3                   比上年减少了32.2亿元;
  1969年      801.5                        8.7
  1970年      858                         7.0
  1971年      929.2                        8.38
  1972年      1023.3                       10
  1973年      1106.7                       8.2
  1974年      1163.6                       5.1
  1975年      1271.1                       9.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城乡储蓄存款显著增长。1971年底,城乡储蓄存款总额比1970年底增长13.8%,有些省区增长20%以上。城镇储蓄中一个显著特点是新储蓄户大量增加。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存款和社员个人储蓄1971年比1965年增长了89%,其中,社队集体存款增长109%,社员个人储蓄增长32%。1972年城镇人民储蓄存款比1971年增加15.9%。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主流精英指责毛泽东时代错过了世界经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肤浅的认识,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理解世界经济新发展的涵义。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描述了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其主要代表为:核能、航天科学、基因工程、信息革命、新农业革命。(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P42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1版)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发动的工业化的第三次高潮对接了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工业化第三次高潮的经典作品为:“两弹一星”、( 核能、航天科学) 人工结晶合成胰岛素(基因工程)、 计算机(信息革命)、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及杂交水稻(新农业革命),另外,激光技术也在世界前例。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自主创新的向高科技进军的时代。

  八、备战

  丘吉尔1936年对英国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现在正处在我国历史上最危险和最紧急的时期。”十多年后的1948年他对说这句话的心态作了表述:“这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议员,我不担任任何官职,我竭力激励政府,使之作出热烈的超乎寻常的努力,积极进行战备,即使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无疑是把事实说得更严重些。……而在1938年,……如果那时我们对希特勒开战,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1939年我们终于不得不开战更为有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 风云紧急》P229 南方出版社)。

  丘吉尔在欧洲“均势发生动摇,力量的对比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同上)感悟到了战争的脚步,以“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的态度“竭力激励政府”备战,迎接另一方将会发动的战争。毛泽东与丘吉尔似乎有同样的心态,让赫鲁晓夫扣上了“好斗的公鸡”。不同的是,毛泽东要以备战的手段消解另一方战争的动机。另一方战争的动机存在着,只是还处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然而,毛泽东听见了“大雾”中传来的声音。从现在解密的档案里发现,中国确实有几次面临了来自美、苏、英的核打击,只因毛泽东的核武器发展太快,无法一次性根除,更有备战的“实而备之”(孙子语)的威慑力,这些动机才没有变为行为。那些鼓噪“严重估计论”的人不能理解备战的逻辑演绎,到使人想起丘吉尔1938年的上司张伯伦在“大雾”中的表现。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定义的标志的原因”描述为仇恨感参与的理智上的“敌对意图”。这个“敌对意图”自新中国成立后就来到了中国边境,一边封锁,一边打与中国友好的邻居。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实际上既帮别人也为自己。中印战争是两个曾经的朋友大打出手。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又陈兵百万。1974年1月17日至20日 人民解放军还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这样的遭遇中,毛泽东只好选择老祖宗的传家宝“实而备之”,结果落得一个“好斗”之名。就如现在的美国、日本名名有强大实力,却诬告中国威胁。

  毛泽东展现了处理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天才。

  毛泽东备战的战略意图是为了使“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从而遏制战争,争取和平,并处理好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1970年7月29日 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约尼查说:要准备打仗,准备没有坏处,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你不准备,人家就要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说: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同时,欧洲许多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也不想打。

  毛泽东备战的战略意图还在于发展核威慑力量,为建立“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的新秩序提供实力。1974年8月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长征一号”交付海军后,他对海军作出批示:“海军很少,敌人不怕”“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虽然,中国的核武器只是个“小指头”,但毛泽东也不忘提醒美苏:“我们认为,如果再打仗,那就是一场可怕的核战争,而这一现象本身,对于任何要发动战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威慑力量。”

  毛泽东还将“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孙子语)反其道而用之。1970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天下大乱,不安宁,我们现在准备,如果敌人把我们空军搞光的话,我们就靠步兵。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一半,我们还有一半。1975年10月21日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说:要让敌人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上海,这样,我们就胜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

  他留给世界两点思考:

  1975年4月20日 毛泽东会见比利时王国政府首相说:现在世界不太平,不安宁,二三时年后可能会要打仗。

  1976年2月23日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这两点思考包含着他的选择。1973年9月12日 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说: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

  文革是针对当时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的国际局势的半个战争动员。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钢铁、石油、造船、交通、国防、三线建设,特别是围绕这些工业的一些尖端科技才能得到多快好省的发展,并建立起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国家应急防范机制。

  九、批判极左思潮

  (1)、毛泽东给“左”、“右”划界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左”、“右”划界的问题:“戒‘左’戒右。……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周恩来在1971年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极左思潮:“否定历史,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

  对文革中的“左”,毛泽东采取了三种态度:坚决反对,纠正;批评,督促改正;容忍。

  1970年12月18日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1971年8月7日 毛泽东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时说: “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

  1975年11月3日 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

  虽然,迫于当时形势的利弊权衡,毛泽东容忍了一些极左,但根据他的安排都会被逐步纠正。

  (2)、红卫兵运动

  极左思潮,是文革中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斗争造成的,当然,四人帮和林彪要负主要责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初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极左竟是刘少奇组织起来的。1966年6月3日,被刘少奇派往各大学的工作组采取了极左的做法与学生尖锐对立。6月21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在王光美的直接组织下开展了“反蒯斗争”,导致清华大学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批斗,其中有1人自杀身亡。椐统计,在工作组开展的“反干扰”运动中的20多天,仅北京24所高校就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气愤地对刘少奇等人说:“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毛泽东推动、支持了红卫兵运动。但当红卫兵出现了一些,如:抄家、破坏文物、甚至打砸抢的严重偏向时,他也及时严厉批评与制止。实例:

  1967年3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1967年5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1967年6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即六*六通令)严禁打砸抢。1967年9月16日至17日 毛泽东几次讲话:“告诉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求红卫兵多做自我批评,迅速实现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1968年7月28日 毛泽东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

  他甚至通过外交渠道对红卫兵的极左行为道歉。1971年8月7日 毛泽东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指出:“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烧大使馆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

  (3)、制止武斗

  实例: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

  1967年7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制止武斗的布告(即“七三”布告)7月24日再发“七四布告”

  1970年7月29日 毛泽东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说:生产下降了,打的厉害,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互相打呀!这一条我们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料到。

  1974年7月31日 中共中央为“杨、余、傅”平反毛泽东说: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

  (3)、怀疑一切

  实例:

  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1967年6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纠极左

  1968年10月31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讲话。对于“二月逆流”“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还有三看嘛。”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说: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4)、禁止派性

  实例:

  1967年9月14日 《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968年1月12日《文汇报》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历数了派性的“十大罪状”。

  1968年1月16日 《人民日报》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

  1968年4月27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5)、抵制“四人帮”

  实例:

  1967年8月1日《红旗》发表社论(王力、关锋写)《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此社论,提出“还我长城”。

  1967年8月30日 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隔离审查王力、关锋。

  1968年1月3日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1974年2月15日 毛泽东尖锐批评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

  1975年5月3日 毛泽东召集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表重要讲话:关于反经验主义问题时说:春桥那篇文章,我没看出来,只听了一遍,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我也犯了错误。我要负责任。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不要搞“四人帮”。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6)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

  实例:

  1967年2月23日 《红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1969年3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话: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关的人多了,外调的人就多,统统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教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教师要放。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九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X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主要是落实政策问题。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1972年9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对被红卫兵挤占的房屋进行了清退。

  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要求抓紧落实干部政策,适当安排原有干部的工作,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由政治上表现好,业务能力强的教师领导科研和教学工作。

  1974年7月31日 中共中央为“杨、余、傅”平反。毛泽东说: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毛泽东还为许多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评了反。

  1975年10月16日 毛泽东在《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7)、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实例:

  1970年4月29日 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北京公演

  1974年7月19日 国务院文化组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说:《园丁之歌》的要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初澜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战歌?》认为《园丁之歌》宣扬了:1、培养教育少年的“园丁”是教师;2、没有文化就不能承担革命的重担;三、学生如不循规蹈矩地死啃书本,就是“糊不上壁”的“稀泥”此戏是华国锋指示,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剧本歌颂了忠于教育事业、辛勤培育学生的小学教师,并批评了学生不好学,教师不能教,教育质量下降的现象。江青说“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能是教员?是知识分子?”还抓住“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的唱词说:“这句话简直就是反攻倒算”。张春桥说:“学生受老师摆布”。1974年11月,毛泽东看了《园丁之歌》说“为什么要批判,你们讲讲有什么问题?我看是出好戏。”并鼓掌。事后,“四人帮”竟把毛泽东的话作为谣言追查,严密封锁,不准上演。围绕这个斗争一直延续到1975年、1976年。

  1975年7月14日 毛泽东就文艺政策作书面谈话:党的文艺政策要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1975年25日 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1975年10月 毛泽东批示为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举行纪念音乐会。

  主要参考书籍和资料来源《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
  写于2005年12月25日至2006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