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玻璃什么牌子好:何玉梅：中国社会“顶层设计”缺少民主机制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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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们喜欢发明、追捧一些新名词，但很少去追问如何让新名词落地的机制。小到一个大学校园网的“顶层设计”，大到一个国家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的“顶层设计”，无一例外都要涉及决策目标和决策主体等一系列前提性的关键问题。试想，如果决策主体只是想追求短期政绩而不是普通百姓的长期利益，如何能产生符合目标的“顶层设计”？很明显，好的“顶层设计”不是凭空就有的，也不是出于哪个专家学者奇思妙想或者是政府官员的大智大勇，它是一个多方博弈、社会选择的结果。
　　我国各地、各部门的产业规划其实也是一种“顶层设计”，可事实上大多数规划都变成了少数人的利益工具，所谓“科学决策”实际上是某几个专家学者闭门造车的“乱划”。看看这些规划的制定过程就能明白其中的门道：每年政府把各种名目、各种层次的规划项目下发到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通过指定或名义上的招标给某个专家学者。经过研究生、博士生们的一番拼凑和裁剪，专家教授们的稍稍润色之后，一个个看似专业的规划报告就出炉了。而最后报告总是能顺利通过评审，交到政府手中。一般来说，这些规划报告基本上没有经过实地考察和深入调研，如何能通过评审这一关呢 原因很简单，参与规划评审的专家往往也是其他某个规划项目的“圈内人”，谁也不愿意得罪同行，砸自己的饭碗。
　　事实上，政府官员都明白这些“顶层设计”的炮制过程，可为什么这样粗制滥造的产业规划还是年年照旧？这是高度集中权力体系和官僚制度造成的结果。无论是产业规划也好，城市规划也好，最后都抵不过领导的一句话。换句话说，领导想做的事情，一定会在规划中体现，而至于这件事是否合理，没有人关心，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最后，政府和专家学者就达成了一个默契：借专家的笔说出领导的心思。如此下来，产业规划就很难谈及科学性和可行性了。
　　说到底，科学决策的首要条件是民主制度和民主意识。现在很多政府官员的专业水平不亚于专家学者，但面对可以决定其个人前途命运的领导，在“一个人决策”的体制下，他们只能选择服从或者沉默。我国在医改、教改上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犯了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在不了解基本医疗和基础教育的公益性特点的情况下，盲目进行产业化和市场化。当时的改革不是没有“顶层设计”，而是缺乏一个民主机制来保障其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就像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所言，“我国的改革需要让上层建筑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整个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是一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和社会相协调的一个系统性制度设计。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大的突破以前，我国也很难有真正科学的“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