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轮状病毒抗原阴性:中共特科特工秘闻:绝杀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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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特科特工秘闻:绝杀叛徒
(2009-03-06 15:45:42)转载 标签： 史实
军事
分类： 军史荟萃(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进入特科。)
中共中央特科，这个机构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还相当陌生，甚至闻所未闻。特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如果说，人们所熟悉的中共中央警卫团，这支人民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负责直接保卫党中央的特殊警卫部队，那么中央特科则是在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保卫党中央的另一支特殊警卫部队。所谓“特殊”，就在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处境极其险恶：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随时都处于可能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同样，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大使命的特科，也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也是随时险象丛生。
时间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三年。
就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这点而言，中央特科可以说就是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支警卫部队。
中共中央特科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特科的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特科藏龙卧虎，精英荟萃，它的成员中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以及共和国的副总理和部长们。中央特科那真实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斗争历程，惊险曲折，动人心魄，足以令那些刻意杜撰的侦探间谍故事黯然失色。
正因为有强捍而高效率的中央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挫折，但身处虎穴龙潭之中的中共中央机关却始终安然无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支白色恐怖下的中央警卫部队的创建者和最高负责人——就是后来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陈赓身穿黑西装，拉低帽檐，侧面表情冷酷，手枪指向角落里的叛徒。。。1929年11月11日晚上23点，陈赓亲自指挥中央特科红队击毙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白鑫脑浆迸裂而亡”。尽管没有资料显示陈赓是否亲手杀死了白鑫，但这场被上海各大报纸写成“霞飞路暗杀案”的行动，显然是陈赓情报生涯中最震动人心的一幕。历史比戏剧还要精彩。1928年到1931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的名字“王庸”，从来没有出现在陈赓自己的文字中，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作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和他的同志们保守了秘密。
中央特科没有留下详实材料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能掌握全局的周恩来、陈赓、潘汉年、康生没有公开任何信息，而普通情报人员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直属于某位领导，执行某一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早期特科
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中共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半年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专门技术。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直接归党中央领导，并借鉴苏联经验，规定“三项任务——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一条原则——侦查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
初创的中央特科并没有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二科），它只有两部分:红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总务科，为党中央办理杂务，比如采买、布置会场、安置同志。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包探、巡捕都以为，红队只有4条枪，威力却很大。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
美国记者罗伯特·帕克曾写道:“红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反共的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这为它争得了‘打狗队’的名称。”红队具体工作安排，顾顺章在叛变后，为国民党写的《特务工作制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有所描述:“如果C.P.（共产党）今天要在某处开重要会议，就要通知红队到开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不保险的地方。他们的保护是利用电气及武器等，万一发生危险，他们立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各要人出去，这是在房内。房外保护，有自行车队员的巡查，还有许多做小生意的，皆负有保护使命。如果有人来破坏而发生危险，就用规定的特别记号按门铃，通知戒备。如他们有时为保护党的安全而杀一个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敌人家里，因事制宜，没有一定。内部同志自首者，他们便要设法活捉回来审讯，看看有其他阴谋和其他小组织否，然后再杀。……此外，如果C.P.经费缺乏，就要用非常手段，或其他方法来供给党。但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他们的党。”
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散发传单之类的活动，几乎可以半公开化。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也是顾顺章的副手。
情报科长陈赓上任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能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进行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汽车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中央特科的几位领导人周恩来、顾顺章等都是化装高手。
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陈赓穿什么像什么。国民党将领张克侠第一次见到陈赓，说他“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我问他腿伤如何，他一会儿纵情跳跃，一会儿又下蹲屈腿，……我们十分知己”。“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有位同志在公车上丢了文件，不到两天就被流氓寻回。秘密工作的关系网逐渐建立起来。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谁也说不清楚。在顾顺章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上海军械局”、“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但是他向国民党供出:“第二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陈赓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情报工作者，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也是在陈赓主持工作以后，中共发展了几个重要的情报关系。
特科间谍
陈赓手里的王牌是杨登瀛。
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以反共为首要目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直属于陈立夫。他同时又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张道藩有私交。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杨登瀛。表明身份后，陈赓切断陈养山和杨的关系，自己单线和杨登瀛联系。
杨登瀛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上海各种警察机构之间的矛盾复杂，杨却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独立的身份又有权参加陪审。在政治上，杨登瀛并不可靠，据当时给他做保镖的党员回忆，杨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
1929年10月，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派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杨登瀛一带回情报，安娥就及时抄送陈赓。这里也是杨登瀛和国共两路人马会合的地方，侦探和奸细都会来这里和杨接头，中央特科常会送来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杨登瀛的工作。随着杨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杨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杨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国民党“投诚”的叛徒被杨登瀛“拦截”，再交由红队处理的，记录在案的就有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等人。陈赓主持特科情报工作的时间里，杨登瀛是陈赓最重要的联络人之一。
除去和国民党的执法机关打交道，共产党的工作需要更高层的政治情报信息。上层的内线更隐蔽，情报工作维系全党安危。1975年，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才要秘书到《辞海》编辑部，说明袁世凯的谋士“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李大钊被捕后，他变卖居所，换得4500元营救，后来成为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多次用雪茄烟盒给中央特科送情报，晚年入党。周恩来要求:如果《辞海》编入杨度，应加入党员一条。
上海律师界和新闻界也遍布中共眼线。周恩来和陈赓掌握了多个秘密上层联系人。斯诺的《西行漫记》里，第一次提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的故事。他主持的圣彼得教堂，是陈赓常常活动的地点。董健吾当过冯玉祥家人的英文教师，又对青帮了如指掌。1929年下半年参加特科工作，代号是“周二胖子”。他每星期去宋子文家里，陪宋氏的母亲倪桂珍做祷告。陈赓把这个关系交给了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刘鼎后来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个牧师，陈赓自己联系几个，把董交给了我，那段时间主要让他以牧师面目，和宋子文的母亲接近，了解蒋、宋情况。”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园”也是培育共产党子女和烈士遗孤的秘密场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都曾得到他的抚养。
营救与复仇
中央特科并不担负营救所有党员的任务。一般同志被捕由郭沫若、沈雁冰领导的“中国济难总会”营救，只有中央负责同志由特科负责。一般做法是买通国民党警宪机关，掩护被捕同志的身份，也会聘请律师。
中央军委书记彭湃的被捕，却没有具备任何营救的因素。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后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做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1929年8月24日下午16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派遣警察驾红皮钢甲车来到白鑫家，一个一个按照姓名和照片拘捕了正在开会的5名中共党员，但对白鑫夫妇置之不问。周恩来因故未能出席会议。陈赓得知消息，立刻让杨登瀛调查，当天晚上查明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和范争波取得了联系，准备将中共军委一网打尽。8月25日，周恩来部署特科人员住在侦缉队附近，8月26日，陈赓指示杨登瀛参加对彭湃的审讯，并暗示彭湃，特科将全力营救他们。
彭湃等被捕后受到严刑折磨，将自己奋斗的历史一再向人宣传，对党的秘密却无半点透露。周恩来接到密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全部出动。8月28日凌晨，陈赓得到消息，彭湃等将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特科迅速买来各种器具，枪支则由“三民照相馆”的老板范梦菊运送。当范梦菊骑着脚踏车，将装有驳壳枪的小皮箱运到同孚路集合处，却发现所有枪支上都涂着一层保养用的黄油。特科人员用了约有一小时将黄油清洗干净，20人的救援小队这才来到囚车的必经之路枫林桥，在卡车上放了一个三脚架，摆上摄影器材，分别扮作导演等剧组人员。陈赓当时其实没有去现场，而是在附近的法国公园里接应，等了半天没有听到枪声，才知道耽误了时间，囚车早已经过去了。8月30日，彭湃等4位同志英勇就义。
白鑫被国民党迅速保护起来，陈赓要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得知白鑫身患疟疾。陈赓通知柯达文做好准备，果然，白鑫带着保镖找到了“达生诊所”，请多年的老相识柯达文为他看病。白鑫并不知道，他的广东老乡柯达文，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陈赓手下的特科人员，更不知道，“达生诊所”是党中央的会议场所，传染病房是高层领导的会议室。尽管白鑫更加警惕，更换了住所，直接住进了范争波在霞飞路和合坊的范公馆，并让范争波帮其筹备去意大利躲避，但并没有怀疑柯达文。
陈赓将紧靠范公馆后面的房屋租下，派监视哨居高临下俯瞰。大约一个月时间，和合坊新开的门面房，范家女佣的洗衣妇朋友，弄堂口修自行车的小贩全部换成了中央特科的耳目。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轮船号，甚至范争波送去码头的细节全部被周恩来、陈赓掌握。11月11日，杨登瀛陪同张道藩前往范公馆，确定了白鑫晚上23点离开上海的计划。
下午，陈赓亲自带领十来名红队队员陆续埋伏在弄堂里。到晚上22点多，范争波的汽车带了另一辆车来接白鑫，停在弄堂口，佣人们开始往车上搬行李。23点左右，白鑫走出范公馆，他身穿藏青色西裤，上身穿灰哔叽绒衫，旁边还有范争波兄弟和保镖共7人，走向汽车。离汽车还有几米远，特科人员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大喝:“不许动！”白鑫被掩护着向北逃走，保镖们和特科队员展开枪战，一名保镖被打死，白鑫一边逃跑，一边掏出手枪准备还击，但还没开枪，就被特科人员逼到了角落里，子弹射穿头部，当场毙命。据赶到现场的《时报》记者报道，白鑫的尸体“侧身蜷卧，背靠于门，食指犹伸入扳机上，做射人势”。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经巡捕房勘查，共射出90多发子弹，打死5人，打伤3人，而特科无一伤亡。
可能改变历史的叛变
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曾经被亲手抓捕他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说成是“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比陈赓大8岁的顾顺章，出身于上海贫民窟，他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多次领导罢工和工人武装，缔造了红队的雏形。后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向忠发共同领导特科工作。他自己能徒手无声杀人，作战勇敢，红队中有一些人是他的徒弟。罗伯特·帕克写道:“顾顺章渴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得到重视，身为杜月笙青帮的一员，顾顺章很快就能接触到上海各警察队的情报。他还经常出入夜总会，吸鸦片，以魔术家化广奇的名字在著名的大世界娱乐中心表演。大世界是一幢高高的、像结婚蛋糕一样的建筑，里面提供各种形式的娱乐，从跳舞、卖淫到射靶、轮盘赌。张国焘曾经说，‘顾顺章的外表和习性有点像花花公子’。”这些因素让周恩来感到不安，1931年4月，周恩来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武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当，何时转船，何时按照暗号乘坐黄包车，顾顺章对张说因为他曾用化广奇的名字多次在武汉游乐场表演，所以朋友很多。4月8日张国焘得到安全交接，顾顺章却不顾周恩来反对，留在了汉口，在德明饭店公开表演魔术，还到处张贴“化广奇”的海报。4月24日，一个叛徒认出了顾顺章，国民党武汉侦缉处的蔡孟坚逮捕并审讯了顾。蔡曾经写回忆文章说:“顾一进门就说:‘我不是普通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中央常委，和周恩来平起平坐，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机关由我安排。这次我护送张国焘任豫鄂皖边区的主席，你找到我，对国共两党都有好处，我不能多谈，留下重要的问题，请你安排我与蒋委员长商谈。”蔡孟坚于是决定“大方些”，尽快送他去南京面见蒋介石。
4月25日，顾顺章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各大办事处和联络点，造成十余人被捕。顾顺章要求，在他人到南京之前，绝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以免走漏风声。但是武汉方面已经向南京的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打了电报。
亮出底牌终结特科
就在这天晚上，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办公室接连收到6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每封都写着“徐恩曾亲译”。当晚是星期六，办公室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一人。他手里掌握了徐的密码本，迅速译出所有电报后大吃一惊。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被捕，并已自首，迅速押解至南京，则3天之内中共中央将全部肃清。第二封说将用兵舰运送，第三封则改由飞机送，因为黎明认为兵舰太慢，而且绝不能让徐左右的人知道这个消息……
钱壮飞记下电文，又封好电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出“京沪路行车时刻表”，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快到上海，将此事转告李克农，再报陈赓。
将近30年后，徐恩曾在其回忆录里讲到钱壮飞的时候，还惊骇不已地说:“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顺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3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4月26日凌晨，李克农在上海接到情报，立刻告诉陈赓，陈赓上报周恩来。一天之内，一切顾顺章可能侦查的人员全部转移，废止一切顾顺章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上海中央特科人员全部调换。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先去徐恩曾中山东路的办公室，一见到门牌，顾顺章就说，“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安插的核心间谍……”随即供出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等所有领导人的地址和办公网络。
尽管一网打尽共产党的计划未能得逞，和盘托出的顾顺章还是让中共受到了损失。当时被杀的领导人包括恽代英、向忠发、邓演达、蔡和森等。周恩来前往广州，上海党中央基本撤离，陈赓隐藏在天津。中央特科由陈云、潘汉年和康生接管，以后几年的工作以处理顾顺章叛变的遗留问题为主。继续留在特科的陈养山曾经著文说:“负责干部大都撤离，党的组织均遭破坏，到1935年，上海的保卫组织已不存在。”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顾顺章投入敌人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我党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我党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由于顾顺章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收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
于是，由周恩来、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和陈养山（前几年在最高副检察长离休职位上去世）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多少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秘杀之时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行动时，顾家的9名成年人势必不能放过，对两个未成年人即顾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送到保育院，妻弟张长庚则放回家。这说明在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时，周恩来存有仁厚之心。
至于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事所说的周恩来当时抽烟，也确有其事，可见国民党方面还是得到一些准确细致的报告，不过表情却不像歪曲描绘的那样。据负责执行那一特殊任务的陈养山在80年代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这时周恩来已是高度紧张疲劳，抽一口烟大概是为了提神，此后的几十年他又从不再抽烟。被放掉的张长庚又给中共造成大破坏，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时期的确难以心慈手软。
张于80年代初还健在，在上海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的大祸。他称在1931年5月初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前逮捕。王世德被捕后因怕死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破坏，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