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之境歌词含义:抗美援朝秘闻1（1-2）

抗美援朝秘闻（1）　　

古彭万俟轩　　

2007年夏季，我开始着手撰写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最后一战》。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利用节假和双休日，先后奔赴湖北宜昌，山东青岛、烟台、潍坊，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辽宁沈阳等地，实地采访了40多位曾亲自参加“朝鲜最后一战”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身经百战的将军，有老红军、老八路，有企事业单位的离休老干部，也有下岗工人和仍在深山老林为生计奔波的老农。　　

确切地说，“朝鲜最后一战”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3年夏季在朝鲜金城地区发起的一次反击战。这次战役史称“1953年夏季反击战第三阶段”，亦称“金城反击战”。该战役从　　1953年7月13日晚上　9时　发起，至　　1953年7月27日上午　10时　结束，历时14天。之所以称这次战役为“朝鲜最后一战”，是因为　7月27日上午10时　交战双方遵照停战协议实现全面停火，“朝鲜战争”从形式上已经结束了。　　

我之所以将该战役作为切入点描写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参加这次战役的68军，战后驻防徐州，许多健在的老同志和我熟悉，我这是受他们之托；二是该战役出现多起经典战例，其中包括步兵团8大经典战例之一的“直木洞以南地区进攻战斗”，闻名全国的“奇袭白虎团战斗”。这些都发生在68军。正因这些经典战例的影响实在太大，通过人口相传，社会上出现众多版本，以致以讹传讹。在68军众多老同志的支持下，我感到有责任、有义务将这段历史完整的、准确地再现给全国广大读者。　　

采访过程中，我接触和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有些内幕可能无法写进即将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最后一战》中，但它却是整个抗美援朝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东西。为了澄清某些事实真相，避免再次以讹传讹，我决定以“抗美援朝秘闻”的形式陆续在网站发表，以飨关心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读者和朋友。全文约30篇，请读者关注。　　

　2009年8月1日　　　

入朝参战的都有那些部队？　　

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在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经过两年九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迫使“联合国军”于　1953年7月27日　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朝两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中央军委轮番作战方针，先后有27个军另1个师入朝参战。从　1950年10月25日　至　1951年4月21日　，首番参战部队有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66军、第50军、第20军、第27军、第26军共计9个军30个师（其中第20军、第27军、第26军首番参战辖4个师）；　1951年4月22日　至6月上旬，第二番参战部队有第64军、第63军、第65军、第60军、第12军、第15军和第20军、第26军、第27军、第39军、第40军共计11个军33个师；1951年6月中旬以后，属于第三番参战部队有第67军、第68军、第47军和第12军、第15军、第60军、第20军、第26军、第27军、第63军、第64军、第65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50军共计17个军51个师，另有第36军、第37军两个军在朝鲜南市、泰州、院里三个机场担任抢修、维护警戒任务。1952年9月，第23军、第24军、第46军入朝，轮换第20军、第27军、第42军回国；同年11月，第33师入朝，担任东海岸元山地区的防御任务；为加强1953年春季反登陆作战力量，第16军、第1军、第54军、第21军先后于1952年12月至1953年3月入朝。朝鲜停战前后，大部分部队先后凯旋回国。第1军、第16军、第21军、第23军、第54军暂驻朝鲜执行维护停战协定实施任务，并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1958年3月至10月，上述5个军胜利完成任务后，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27个军参战概况如下:　　

志愿军第38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38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梁兴初、江拥辉（代），政治委员刘西元、吴岱（代）。辖第112师、第113师、第114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　1950年10月19日　首批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胜利完成任务后，于　1953年7月10日　回国。该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誉为“万岁军”。　　

志愿军第39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39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信泉、张竭诚（代），政治委员徐斌洲、李雪三、石瑛（代）。辖第115师、第116师、第117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　1950年10月19日　首批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　1953年5月7日　回国。　　

志愿军第40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4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温玉成，政治委员袁升平。辖第118师、第119师、第120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　1950年10月19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3年7月回国。　　

志愿军第42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42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周彪、郭成柱。辖第124师、第125师、第126师。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该军于　1950年10月19日　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　1952年10月30日　回国。　　

志愿军第66军:1950年10月由华北军区第6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新槐，政治委员王紫峰。辖第196师、第197师、第198师。隶属志愿军总部。该军于　1950年10月25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　1951年4月10日　回国。　　

志愿军第50军:1950年10月由东北边防军第5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辖第148师、第149师、第150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该军于　1950年10月26日　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和辽宁安东（今丹东）两地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　1951年4月12日　回国休整。同年7月上旬再次入朝，担任朝鲜西海岸防御及抢修机场任务，11月参加西朝鲜湾渡海攻岛作战。　1955年4月19日　回国。　　

志愿军第20军: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翼翔、政治委员张翼翔（兼）、谭佑铭。辖第58师、第59师、第60师及第89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　1950年11月7日　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朝鲜东海岸防御。　1952年10月11日　回国。该军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27军: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彭德清，政治委员刘浩天、曾如清。辖第79师、第80师、第81师及第94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　1950年11月12日　由吉林临江入朝，参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和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　1952年10月14日　回国。　　

志愿军第26军:1950年11月由第3野战军第2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李耀文。辖第76师、第77师、第78师及第88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　1950年11月19日　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第二、四、五次战役和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　1952年6月5日　回国。　　

志愿军第64军: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4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思玉、唐子安，政治委员王昭、黄文明。辖第190师、第191师、第192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　1951年2月16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3年8月回国。　　

志愿军第63军: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3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傅崇碧，政治委员龙道权。辖第187师、第188师、第189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　1951年2月17日　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3年9月回国。　　

志愿军第65军:1951年2月由第1野战军第65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应堂，政治委员王道邦，后王道邦军长兼政治委员。辖第193师、第194师、第195师。隶属第19兵团。该军于　1951年2月22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60军: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60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韦杰、张祖谅，政治委员袁子钦。辖第179师、第180师、第181师。先后隶属第3兵团、第20兵团。该军于　1951年3月17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1953年9月回国。　　

志愿军第12军: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12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李震。辖第31师、第34师、第35师。隶属第3兵团。该军于　1951年3月21日　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防御战术、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及上甘岭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　1954年4月25日　回国。该军100团2连班长伍先华（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爆破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04团4连副排长杨春增（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91团5连战士胡修道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杀敌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15军:1951年3月由第2野战军第15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秦基伟、李成芳（代），政治委员谷景生。辖第29师、第44师、第45师。隶属第3兵团。该军于　1951年3月25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及上甘岭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1954年5月回国。该军135团2营通信员黄继光（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称号；135团7连排长孙占元（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87团9连邱少云（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47军:1951年4月由第4野战军第4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曹里怀、张天云，政治委员李人林、刘贤权、陈发洪（代）。辖第139师、第140师、第141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第9兵团。该军于　1951年4月11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和1953年春上浦防东山作战。　1954年9月24日　回国。该军141师侦察连文书罗盛教（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称号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志愿军第67军:1951年6月由华北军区第6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李湘、邱蔚，政治委员旷伏兆。辖第199师。第200师、第201师。隶属第20兵团。该军于　1951年6月21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　1954年9月29日　回国。该军595团1连战士李家发（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68军:1951年6月由华北军区第68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陈仿仁，政治委员李呈瑞。辖第202师、第203师、第204师。隶属第20兵团，该军于　1951年6月24日　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反击、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　1955年4月9日　回国。该军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36军:1951年9月由华北军区第3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王建业（代），政治委员康健民。辖第106师、第107师。隶属第23兵团。该军于　1951年9月7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主要担负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任务。　1951年11月30日　回国。　　

志愿军第37军:1951年9月由华北军区第37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张世珍，政治委员帅荣。辖第109师、第110师。隶属第23兵团。该军于　1951年9月7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主要担负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任务。　1951年11月30日　回国。　　

志愿军第23军:1952年9月由第3野战军第23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钟国楚、吴瑞山，政治委员卢胜、谢福林。辖第67师、第69师、第73师。先后隶属第9兵团、第19兵团。该军于　1952年9月5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3月回国。该军200团9连战士许家朋（烈士）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志愿军第24军:1952年9月由第3野战军第24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张震（代）。辖第70师、第72师、第74师。隶属第9兵团。该军于　1952年9月12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5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46军:1952年9月由第4野战军第4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肖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辖第133师、第136师、第137师。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第19兵团。该军于　1952年9月15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5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16军:1952年12月由第2野战军第16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尹先炳、潘焱，政治委员陈云开、戴润生。辖第32师、第46师、第47师。先后隶属第9兵团、第19兵团。该军于　1952年12月28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4月回国。　　

志愿军第1军:1952年12月由第1野战军第1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黄新廷、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颜金生。辖第1师、第2师、第7师。先后隶属第19兵团、志愿军总部。该军于　1953年1月22日　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朝，参加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10月回国。　　

志愿军第54军:1952年12月由第4野战军第54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丁盛，政治委员谢明、谢家祥。辖第130师、第134师、第135师。先后隶属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第20兵团。该军于　1953年2月2日　入朝，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7月回国。　　

志愿军第21军:1952年12月由第3野战军第21军编为志愿军序列。军长吴泳湘、谢振华，政治委员谢福林、吴融峰。辖第61师、第62师、第63师。隶属第20兵团。该军于　1953年3月14日　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参加朝鲜经济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1958年7月回国。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正义之师中国人民志愿军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出了国威、军威。同时，我野战军部队（按入朝前隶属关系，第1野战军4个军、第2野战军4个军另1个师、第3野战军6个军、第4野战军3个军、华北军区5个军、东北军区5个军）经受了现代条件同世界强敌作战的考验和锻炼，培育了一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提高了我军综合素质和作战能力及军事理论水平。　　

入朝参战前各部队隶属关系：　　

第一野战军：1军、63军、64军、65军；第二野战军：12军、1军、5军、16军、60军；33师；第三野战军：20军、21军、23军、24军、26军、27军；第四野战军：46军、47军、54军；华北军区：36军、37军、66军、67军、68军；东北边防军：38军、39军、40军、42军、50军　　

入朝后各部队的隶属关系：　　

38军、39军、40军（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42军（先后隶属第13兵团、志愿军总部）；66军（隶属志愿军总部）；50军（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12军、15军（隶属第3兵团）；20军、24军、26军、27军（隶属第9兵团）；47军（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第9兵团）；16军、23军（先后隶属第9兵团、第19兵团）；63军、64军、65军（隶属第19兵团）；第1军、46军（先后隶属志愿军总部、第19兵团）；60军（先后隶属第3兵团、第20兵团）；21军、67军、68军（隶属第20兵团）；54军（先后隶属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第20兵团）；36军、37军（隶属第23兵团）　　

1953年既参加夏季反击战役又参加金城战役的部队：67军、68军、24军、60军、54军、21军；其中仅参加夏季反击战役的部队：23军、46军、16军、1军　　

唯一两次入朝参战的军队：　　

50军　1950年10月26日　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和辽宁安东（今丹东）两地入朝，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　1951年4月12日　回国休整。同年7月上旬再次入朝，担任朝鲜西海岸防御及抢修机场任务，11月参加西朝鲜湾渡海攻岛作战。　1955年4月19日　回国。　　

在朝时间最短的部队：　　

志愿军第36军、37军于　1951年9月7日　由辽宁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入朝，主要担负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任务。　1951年11月30日　回国，在朝时间不足3个月。　

抗美援朝秘闻（2）　　

古彭万俟轩　　

2007年夏季，我开始着手撰写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最后一战》。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利用节假和双休日，先后奔赴湖北宜昌，山东青岛、烟台、潍坊，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辽宁沈阳等地，实地采访了40多位曾亲自参加“朝鲜最后一战”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身经百战的将军，有老红军、老八路，有企事业单位的离休老干部，也有下岗工人和仍在深山老林为生计奔波的老农。　　

确切地说，“朝鲜最后一战”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3年夏季在朝鲜金城地区发起的一次反击战。这次战役史称“1953年夏季反击战第三阶段”，亦称“金城反击战”。该战役从　　1953年7月13日晚上　9时　发起，至　　1953年7月27日上午　10时　结束，历时14天。之所以称这次战役为“朝鲜最后一战”，是因为　7月27日上午10时　交战双方遵照停战协议实现全面停火，“朝鲜战争”从形式上已经结束了。　　

我之所以将该战役作为切入点描写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参加这次战役的68军，战后驻防徐州，许多健在的老同志和我熟悉，我这是受他们之托；二是该战役出现多起经典战例，其中包括步兵团8大经典战例之一的“直木洞以南地区进攻战斗”，闻名全国的“奇袭白虎团战斗”。这些都发生在68军。正因这些经典战例的影响实在太大，通过人口相传，社会上出现众多版本，以致以讹传讹。在68军众多老同志的支持下，我感到有责任、有义务将这段历史完整的、准确地再现给全国广大读者。　　

采访过程中，我接触和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有些内幕可能无法写进即将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最后一战》中，但它却是整个抗美援朝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东西。为了澄清某些事实真相，避免再次以讹传讹，我决定以“抗美援朝秘闻”的形式陆续在网站发表，以飨关心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读者和朋友。全文约30篇，请读者关注。　　

　2009年8月1日　　　

最早报道“奇袭白虎团”的人是谁？　　

国内，“奇袭白虎团”战斗闻名遐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期几乎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但是，多年来没有人知道谁是第一个报道奇袭“白虎团”的人。其实，第一个报道“奇袭白虎团”的“战地记者”，就是目前默默无闻生活在烟台郊区的王程远老人。

总攻6小时后编发号外　　

　2008年9月6日　上午，笔者专程赶到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通海路新华小村，采访当年第一个报道奇袭白虎团的“战地记者”王程远先生。时年79岁的老人侃侃而谈，向笔者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王程远老人首先向记者介绍了他的经历。王程远１９３０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宁海镇西油坊村一个农村家庭。1 9 4 9 年考入华北军政大学，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提前结业被分配到志愿军68军203师任通讯干事。入朝后，因为他能写会画，被委任为203师《战地传单》报记者、编辑兼社长，奉命出版八开油印小报，报道国内重大时事、本师战况和英雄事迹。小报编辑部共3个人，除他之外，还有一个人负责刻蜡纸兼收发，一个人负责收发记录电讯稿件。小报两至三天出版一期，每期印刷100份左右，发到连一级。在朝鲜期间，大约出版百期左右。　　

１９５３年６月，中朝方面与联合国军已基本达成停战协议框架。然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肆意破坏和谈，并把“王牌”部队首都师放在金城前沿，且不断越过“三八”线进行挑衅。７月１３日晚9时，志愿军向南朝鲜盘踞的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王程远所在的203师负责攻歼号称“白虎团”的南朝鲜首都师第一团。师党委决定：由607团组成一支化装奇袭小分队，配属609团“穿插营”，在我军发起总攻炮火并占领敌人前沿表面阵地后，乘敌人龟缩在掩体内，直插“白虎团”团部，捣毁指挥中枢，以配合大部队全线发起进攻。“白虎团”原称首都师第一团，因为战功卓著，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亲自授予该团“白虎团”称号，并赠于“虎头旗”一面。　　

王程远说，607团团首长在挑选奇袭小分队队长时，首先想到了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此人忠诚老练，艺高胆大，完全胜任。杨育才又在侦察排挑选了10名智勇双全的侦察员，并配上了两名朝鲜族联络员做翻译。战前，化袭班的组成由团政委苏克负责，具体训练由侦察股长　赵士　君负责。他们做了几个昼夜的模拟演练，最后杨育才化装成美军少尉，联络员韩淡年化装成南朝鲜军少尉小队长，其他的队员都化装成南朝鲜士兵。总攻击的炮火打响后，杨育才率小分队于零时左右冒雨越过敌人前沿阵地，直奔“白虎团”团部。　　

当天晚上，师政治部的同志没有一个人休息，一直等待前方的消息。　7月14日凌晨3时　，前方传来消息说，凌晨２时，“白虎团”团部被奇袭小分队彻底捣毁，敌团长被击毙，“白虎团”团部已经被捣垮了。王程远当即将前线传来的重大喜讯编成“号外”，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就是题为《侦察英雄杨育才，化装奇袭创奇迹》的报道。　　

冒险采访“白虎团”团部　　

１４日凌晨7时左右，王程远编完“号外”后意犹未尽，便请示203师政治部主任惠世荣，想到前线考察采访。经领导同意，他在侦察员老张的陪同下，与摄影记者谢礼廊一道，沿奇袭小分队当时的出发路线，一路上躲过敌机十几次低空轰炸，终于在中午12时前到达“白虎团”团部。途中发现415公路两侧有10多辆被炸毁的敌人汽车，但都不在一起，其中二青洞附近的路口就有四五辆，　　

敌“白虎团”团部设在山谷间一处开阔地带，坐北朝南，有一排木结构房屋。他们赶到时发现，房子玻璃都被震碎，地上都是一摊一摊的血迹。在敌人的团部里，还发现了“虎头旗”的旗框，但旗子已经没有了。　　

后来了解到，这面旗子是奇袭小分队的战士李志最先拿到手的，后来交给杨育才，杨育才又交给包月禄保管带回。赵顺合带的一个小组负责打敌人警卫排，因为穿着敌人的服装，打得非常顺手。奇袭小分队在穿插途中，曾遇到敌人的增援车队，他们没有恋战，而是连打带冲趁乱混过去。王程远等人还在敌人的伙房里看到很多罐头，甚至还有米饭、牛奶罐头。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实地采访，下午2时返回。他们在采访途中还发现，敌人弹药库也被他们自己的飞机炸坏了，因为敌人担心这些弹药会落到志愿军手里。这次现场采访，王程远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遇到小分队的人。　　

回来后，他分别采访了杨育才和侦察员、联络员。当时采访时，他把整个化袭班的人都集中在一块，惟独缺少赵顺合，当时还以为他失踪了。这个班的战士有的不大喜欢讲话，主要都是杨育才、李培禄、李志、包月禄等几个人讲。韩淡年和金大柱两个联络员是单独采访的，主要是韩淡年讲。据他们介绍，小分队扑到二清洞以后分成3个组，李培禄班长和李志、赵顺合各带一个组。采访过后，当年8月份，他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通讯稿件，名为《奇袭李伪首都师团指挥所》，发表在　1953年10月5日　的《人民日报》上。《志愿军报》当年7月末也以《奇袭李伪军团指挥所》为题先行发表。1954年停战一周年之际，他完成了1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奇袭》，1956年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战后撰写长篇纪实文学　　

1955年，王程远随部队回国。《志愿军英雄传》撰写组领导把他调入编辑组，经过3个多月的专心写作，完成了６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奇袭白虎团》。此稿被收编在《志愿军英雄传》第三辑上，１９５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１９５７年５月，长春电影制片厂两位负责同志登门拜访，约请王程远把《奇袭白虎团》改编成电影剧本。王程远爽快地答应了。但是，两个月后“反右”运动开始，王程远因为提了一些意见被批斗，电影剧本的事就搁了下来。　　

王程远回国后在203师政治部担任政治助理员，1958年9月，因受到牵连被划为右派，遣送到山东寿光县清水泊劳动教养，后调莱芜钢铁厂，1961年摘帽安排当职工，1961年底下放回家当农民。1978年恢复名誉和党籍，安排到牟平新华书店工作，定行政18级。1982年4月份办理离休手续，享受副处级待遇。　　

抗美援朝秘闻（3）　　

古彭万俟轩　　

2007年夏季，我开始着手撰写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最后一战》。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利用节假和双休日，先后奔赴湖北宜昌，山东青岛、烟台、潍坊，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辽宁沈阳等地，实地采访了40多位曾亲自参加“朝鲜最后一战”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身经百战的将军，有老红军、老八路，有企事业单位的离休老干部，也有下岗工人和仍在深山老林为生计奔波的老农。　　

确切地说，“朝鲜最后一战”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3年夏季在朝鲜金城地区发起的一次反击战。这次战役史称“1953年夏季反击战第三阶段”，亦称“金城反击战”。该战役从　　1953年7月13日晚上　9时　发起，至　　1953年7月27日上午　10时　结束，历时14天。之所以称这次战役为“朝鲜最后一战”，是因为　7月27日上午10时　交战双方遵照停战协议实现全面停火，“朝鲜战争”从形式上已经结束了。　　

我之所以将该战役作为切入点描写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参加这次战役的68军，战后驻防徐州，许多健在的老同志和我熟悉，我这是受他们之托；二是该战役出现多起经典战例，其中包括步兵团8大经典战例之一的“直木洞以南地区进攻战斗”，闻名全国的“奇袭白虎团战斗”。这些都发生在68军。正因这些经典战例的影响实在太大，通过人口相传，社会上出现众多版本，以致以讹传讹。在68军众多老同志的支持下，我感到有责任、有义务将这段历史完整的、准确地再现给全国广大读者。　　

采访过程中，我接触和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有些内幕可能无法写进即将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最后一战》中，但它却是整个抗美援朝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东西。为了澄清某些事实真相，避免再次以讹传讹，我决定以“抗美援朝秘闻”的形式陆续在网站发表，以飨关心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读者和朋友。全文约30篇，请读者关注。　　

　2009年8月1日　　　

68军抗美援朝战例拍成3部电影1台戏　　

抗美援朝打出威风　　

中国人民解放军20兵团一共3个军，66军入朝最早。该军没有做好准备即匆匆入朝参战，表现素质良好。67军在朝鲜歼敌最多，并创造日歼敌数量最高记录；68军则名气最大，创造了一守一攻两个辉煌战例，被编成3部电影1台戏剧，流传至今。　　

抗美援朝战例，被拍成电影的不少，但一个军战例拍成3部电影的只有两家。38军的战例也被拍成了3部电影，包括反映第二次战役行动的故事片《奇袭》以及军教片《奇袭武陵桥》、《飞虎》等。而68军战例则编成了3部电影还有1台戏剧，超过38军的记录。可是，这些电影和戏剧虽然流传很广，但多数人只知其事，却鲜有人知道这些都来自68军。　　

一、文登里反坦克作战--电影军教片《坚守文登川》　　

68军入朝后，战争已进入阵地防御阶段。在后方准备数月后，　1951年10月7日　，该军204师、202师604团与人民军5军团换班接防。次日，美2师、南韩8师、法国营乘我立足未稳全线发起进攻。美、法军集中近二百辆坦克，最多一次出动40多辆（M46巴顿式），沿文登里向北公路两侧的川谷平原地带实施“坦克劈入战”。68军在敌情不明、地形不熟、阵地不完善的情况下，在人民军既设阵地上打了一场仓促防御战。204师在公路两侧构筑反坦克阵地，集中全师的战防炮、火箭筒，组成反坦克大队，与敌集群坦克作斗争，共击毁敌坦克36辆。同时固守一线阵地，歼敌步兵76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进犯企图。　　

文登里反坦克作战，开创了我军战史上的先例，同时创造了几个记录：一次战斗中敌同时出动坦克最多；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坦克战斗；我军首次构筑专门的反坦克阵地；首次建立专门的反坦克战斗编组。其基本经验是：　　

阵地与地形相结合：依托两侧山地，将中间的川谷平原地带改造成反坦克阵地。　　

火力与障碍相结合：反坦克与反步兵火力相结合，正射、侧射、斜射、反射火力相结合，天然障碍物与工程障碍物相结合，爆炸性障碍物与非爆炸性障碍物相结合。　　

坚守部队与反坦克部队相结合：两侧坚守部队依托山地，伸向川谷，并肩卡口，反坦克部队在川谷中同时配合两侧作战，既可以一帮二，也可三并肩。　　

这些成功经验，对长期指导我军建设作用极大。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三北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和全军部队坚守防御及反坦克训练，仍在贯彻这些思想。故在叶剑英“把打坦克之风吹向全军去”号召下，军教片《坚守文登川》成了最好的活教材。　　

二、金城反击战役及直木洞以南地区进攻战斗--电影故事片《打击侵略者》、京剧《奇袭白虎团》及同名电影《奇袭白虎团》　　

为促成停战谈判，志愿军于　1953年7月13日　发起金城战役，也是抗美援朝最后一次战役。　　

68军兵分三路。军指挥203、204师单独组成战役西集团；202师（欠605团）编入中集团，担任67军的第二梯队；605团编入东集团，由60军指挥，与181师共同担任突破任务。68军独当一面，又支援兄弟部队，可见志司与兵团的信任。　　

68军以203师609团、204师610团在敌防御配系最严密的地段并肩实施中间突破，607团、611团在两翼进攻。　　

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率12人组成化装袭击班，先于攻击部队行动，一举捣毁伪首都师1团（白虎团）团部，毙俘敌“白虎团”团长、美军顾问等多人，还缴获了“白虎团”团旗。　　

609团配属608团2营编成3个梯队担任主攻。其第一梯队3营仅20分钟、1营仅1个多小时便完成突破任务转入打敌坑道，肃清残敌；第二梯队609团2营利用突破效果，紧随化装袭击班，沿公路强行穿插，2小时40分钟内前进9公里，途中进行大小战斗11次，歼灭南朝鲜军1个机甲营、1个炮兵营、美军1个榴弹炮营，推进到美3师阵前。第三梯队608团2营加入战斗，配合609团2营粉碎敌两个团在飞机百余架次、坦克20多辆支援下的21次反冲击，巩固了占领的既得阵地。609团在6小时10分钟内，向前推进7.5公里，以1个加强团突破敌一线防御阵地，歼敌2610人，缴获坦克11辆、火炮39门，汽车百余辆（战果不含608团2营），战后荣获“插的勇猛，守的顽强”奖旗。　　

607、610、611团也全部完成突破任务，204师610团俘敌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成为画龙点睛之笔。　　

68军的演变和由来　　

1948年5月，华北军区组建第1、第2兵团，6纵编入第2兵团（杨得志兵团，辖4个纵队）。1948年8月，华北军区由两个兵团编为3个兵团，6纵调入第3兵团（杨成武兵团，辖3个纵队）。1949年2月，全军统一组织编制和部队番号。6纵编为第68军，隶属于20兵团。军长文年生，政委向仲华，副军长徐德操，参谋长宋学飞，政治部主任张逊之，后勤部长杨晓昆，后勤部政委李思敬。所辖各旅依次改为第202、203、204师。　　

第202师下辖第604、605、606团，师长廖鼎祥，政委李斌，副师长兼参谋长唐丕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范保顺。第203师下辖第607、608、609团，师长杨栋梁，政委李志远，副师长李德才，参谋长祖岳嵘，政治部主任白正刚。第204师下辖第610、611、612团，师长罗文坊，政委严庆堤，副师长王钧，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宗胜（后兼），参谋长熊金波，政治部主任肖赤（后调离）。　　

1949年5月，北平和平改编的国民党部队一部分成建制编入华北各军，每军编入1个师；一部分拆散补入四野各军（四野各军已编4个师）。国民党16军22师改番号为独立第25师编入68军。师长梁诗傅，政委白正刚，副师长刘震，政治部主任惠世荣。太原战役后，该师番号撤销，拆散编入68军所属各师。　　

　1951年6月19日　，68军随20兵团入朝作战。军长陈坊仁，政委李呈瑞，副军长宋玉琳，副政委李志远，参谋长宋学飞，政治部主任严庆堤。其中，军长陈坊仁曾作为66军副军长首批入朝。　　

68军是一支年轻的武装。其202、203师前身部队，来源于冀中，大部分团队建于1943、1944年，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其204师前身部队，均建团于1945年以后。编为6纵后，先后参加了华北战区包括平津、太原战役在内的一系列作战，都完成了任务，但由于是新组建的纵队，往往担任辅助方向的作战任务，难以有表现机会。唯一一次显露锋芒的是保北战役中的定兴战斗，6纵以不足2万人，单独围城、打援，连克坚固设防的定兴县城、火车站和北河店，歼敌暂编31师，俘其师长陈治平。战后，6纵受到通电表扬。　　

步兵团8大经典战例　　

抗美援朝战后，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训练总监部，选出了从兵团到小组的一系列优秀战例。609团直木洞以南地区进攻战斗成为步兵团8大经典战例之一。其余7个是：　　

40军118师354团两水洞、丰下洞地区遭遇战斗；　　

63军187师560团雪马里地区进攻战斗；　　

66军196师587团龙沼洞及官厅里地区进攻战斗；　　

50军149师447团水原以北白云山地区机动防御战斗；　　

47军141师423团上浦防东山地区进攻战斗；　　

47军139师415团朔宁东南地区防御战斗；　　

65军194师582团西场里北山及67高地进攻战斗；　　

抗美援朝秘闻（4）　　

古彭万俟轩　　

2007年夏季，我开始着手撰写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最后一战》。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利用节假和双休日，先后奔赴湖北宜昌，山东青岛、烟台、潍坊，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辽宁沈阳等地，实地采访了40多位曾亲自参加“朝鲜最后一战”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身经百战的将军，有老红军、老八路，有企事业单位的离休老干部，也有下岗工人和仍在深山老林为生计奔波的老农。　　

确切地说，“朝鲜最后一战”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3年夏季在朝鲜金城地区发起的一次反击战。这次战役史称“1953年夏季反击战第三阶段”，亦称“金城反击战”。该战役从　　1953年7月13日晚上　9时　发起，至　　1953年7月27日上午　10时　结束，历时14天。之所以称这次战役为“朝鲜最后一战”，是因为　7月27日上午10时　交战双方遵照停战协议实现全面停火，“朝鲜战争”从形式上已经结束了。　　

我之所以将该战役作为切入点描写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参加这次战役的68军，战后驻防徐州，许多健在的老同志和我熟悉，我这是受他们之托；二是该战役出现多起经典战例，其中包括步兵团8大经典战例之一的“直木洞以南地区进攻战斗”，闻名全国的“奇袭白虎团战斗”。这些都发生在68军。正因这些经典战例的影响实在太大，通过人口相传，社会上出现众多版本，以致以讹传讹。在68军众多老同志的支持下，我感到有责任、有义务将这段历史完整的、准确地再现给全国广大读者。　　

采访过程中，我接触和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有些内幕可能无法写进即将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最后一战》中，但它却是整个抗美援朝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东西。为了澄清某些事实真相，避免再次以讹传讹，我决定以“抗美援朝秘闻”的形式陆续在网站发表，以飨关心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读者和朋友。全文约30篇，请读者关注。　　

　2009年8月1日　　　

朝鲜战争双方地面部队损失知多少　　

近年来，朝鲜战争逐渐成为网友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战争的伤亡也成了大家讨论的焦点。从去年起，网上不断爆出一些所谓“内幕”，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阵亡人数高达100万，而美军阵亡不过5万人。为什么志愿军损失这么大？“内幕”煞有介事地说，中共军队都是搞的人海战术，再加上虐待战士等等。看完之后，我感到很可笑。　　

制造“内幕”者缺乏军事常识　　

其实制造这些内幕的人，缺乏最起码的军事常识。　　

战争不可避免会制造伤亡，尽管伤亡并不是衡量战争胜败的唯一指标，但伤亡却会对战场的形势产生巨大影响。以抗战初期的凇沪会战为例，国军伤亡33万，日本军队伤亡不过4万，结果此战一结束，抗战败局大体已定。此战之后，国军失去战场主动权，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如果说作为联合国军主力的美军以阵亡5万的代价换来100万志愿军的阵亡，仅凭此战果，联合国军就算不挥师打到北京，最起码也不该让志愿军继续和自己在三八线上对峙两年多。　　

人所共知的是，取得如此“辉煌战绩”的联合国军不但不能将志愿军赶回鸭绿江，还让二战名将麦克阿瑟因此结束辉煌的军旅生涯，更丢面子的是还有一位美国将军在军队撤退时遭遇车祸身亡。如果麦克阿瑟将军活着时看到中共阵亡100万这一内幕的话，非气吐血不可：中共军队伤亡这么大，装备又这么落后，结果打了2年多，中国军队不仅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三八线，而且在两年多时间里，联合国军始终无法前进一步，你说窝囊不窝囊？　　

国内公布的死亡数字为何不同？　　

有人指出，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总部公布的阵亡人数与地方民政部门掌握的数字对不上号。　　

各省市在册的牺牲人员数字：四川省30789人；山东省19685人；吉林省18260人；辽宁省13374人；湖南省10687人；河南省10673人；河北省10155人；黑龙江省8222人；江苏省7268人；山西省5853人；湖北省5167人；安徽省4151人；浙江省3732人；广东省3186人；广西壮族自治区2915人；陕西省2802人；贵州省2799人；江西省2162人；内蒙古自治区1683人；上海市1634人；云南省1482人；北京市1438人；甘肃省1041人；福建省982人；天津市977人；宁夏回族自治区461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1人；青海省48人。合计 171687人。　　

志愿军总部的统计数字是：阵亡114000人，伤死20000多人，病死10000人。总计战斗损失148000多人。　　

两个数字比较相差20000多人，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两个部门统计方法不同造成的。志愿军总部主要是从战斗的影响后果来统计的，民政部的统计数字主要是从对士兵家属的抚恤上来考略的，里面加上了非战斗人员的损失。　　

中方损失情况说法很混乱　　

朝鲜战争中我军总的损失情况如何？有关部门曾透露：志愿军总减员为978122人，其中阵亡114084人，伤员383218人，病员455199人，失踪（主要是被俘）25621人。伤员中有21679人死亡，病员中有13210人死亡。志愿军总死亡人数 148793人。伤病员计算的是人次，里面包含非战斗减员。　　

联合国军第一任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回忆录里说，中国军队损失90-100万人（注意，是损失），被打死20万人左右（和中国统计的18万人数据很相近）。战后，西方媒体报道的志愿军死亡数量是一路下降的，从最多时的600万人开始减少，500万，400万，300万，200万，100万，90万，80万，70万，60万，50万，40万，最近的说法是30万人，和中国公布的数字越来越接近了。美军的死亡数字也是不断下降的，战后说是7万人，后来变成5万，现在是3万人，不知还会不会继续下降？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伤亡数字出现50万、37万、17万和11万等不同版本。我觉得这些数字都是正确的，只是统计口径不同而已。11万是志愿军战斗死亡数字，17万是战斗死亡加上医院中伤员医治无效死亡和非战斗死亡合计数字。50万是战斗死亡11万加上累计受伤38万人次得出的，37万则是11万加上剔除累计多次受伤的25万伤员得出的。　　

朝鲜战争双方地面部队损失情况，多年来众说纷纭。国内某些人往往把志愿军的伤亡数字无限扩大。笔者认为这些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毫无根据的瞎编胡说。我觉得，通过交战双方战后提供的数字资料综合进行分析，不仅会更加客观，也许会更有说服力。　　

中朝联司公布的数字分析　　

　1953年7月27日　，中朝联合司令部发表战绩公报。公报称：自　1950年6月25日　至　1953年7月27日　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合计毙伤俘敌1093839名，其中美军39754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毙伤敌671954人，俘敌46088人，劝降435人，共计718477人，其中美军29万余人。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果统计方面的严肃性是有口碑的，即或是对手，也常有称道之语。孟良崮战役攻占孟良崮后，因清点战果时发现尚有万余人漏网，粟裕即令部队重新投入战斗，方将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八十三师一部全歼，就是一例。　　

在军委作战局工作过的张清化等老同志曾回忆说，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对统计准确性非常重视、非常仔细、非常认真。淮海大战时曾为歼灭黄维兵团的骑兵究竟是一个营还是一个团就不厌其烦地往返电报与参谋人员反复核实。因为这关系到对战场形势的基本估计，必须认真核实。　　

然而，在朝鲜战场上，双方大多数时间都处在阵地战状态，任何一方绝对控制战场或缴获对方全部挡案的情况很少，除俘虏人数外，对杀伤数字只能靠估计和推测。在使用远射程攻击武器时尤其如此，所以双方对战果统计数字出现误差是难以避免的。　　

笔者认为，中朝军队对歼灭美军的估计数字可能有些偏高，而对韩军的估计数字又有可能偏低。美军当时虽然先后有120余万人参战，兵力最高时有58万之多，但在朝保持的地面部队人数最高只有40余万人。韩军最高兵力达到64万余人。由于韩军不易捕捉，败阵后即化装四散奔逃，往往统计数低于实际损失数。战争初期尤其如此。　　

中朝联合司令部发表战绩公报中，也公布了志愿军的损失情况：自1950年10月25日参战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共阵亡11.4万余人，医院救治战斗和非战斗负伤的伤员38.3万余人次，其中救治无效致死2.16万余人，去掉伤员因第二、第三次负伤而造成统计上的重复数字和救治无效死亡以及非战斗负伤者，故最后确定的战斗伤亡减员总数为36.6万余人。除伤亡减员外，志愿军还有2.9万余人失踪，失踪者中除在美方战俘营中的21400余人外，尚有8000余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在战地或在被俘后死亡。如此可以确定，加上失踪，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计战斗损失39万余人。除战斗损失外，医院还收治过患病住院的军民45万余人次，其中病亡1.3万余人。　　

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分析　　

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与中朝联司的统计大相径庭，而且前后不一致。　　

　1953年10月23日　，美联社曾发表了一个数字，称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和失踪/被俘总数为1474269人，其中美军战斗伤亡及失踪人数为144360人。　　

1957年，在朝鲜战争中曾担任过美步兵第七师师长、后来又先后担任过美国远东战区司令官、美国陆军参谋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莱曼·兰尼兹尔上将曾在汉城对此说予以认同。但韩国方面后来声称，这个数字包括平民的伤亡。　　

韩国军队报出的战损数字最为混乱。　　

根据美联社公开的数字，韩国方面共损失1312836人，其中阵亡415004人，伤残425868人，失踪459428人，被俘12536人。　　

而1976年韩国国防部战史编写委员会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则声称，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及失踪/被俘数字是1168160人。韩国军队的损失为984400余人，其中阵亡227800余人，负伤717100余人，失踪43500余人。　　

这个数字与中朝方估计杀伤韩军的数字相差不算太远。但韩方另外的资料声称这其中包括非军事人员的伤亡数字。　　

韩国方面承认的最低的军人战斗伤亡约为30余万人，失踪10万余人，失踪人数中作为战俘遣返者仅7800余人。　　

战争期间，韩军曾多次陷入整体性混乱，其统计数字水分很大。美国军方的数字虽然也有过变动，但相对来说前后比较一致。　　

据美国方面近年的数据统计，在整个战争中，美国军队共计阵亡33629人，其他原因死亡20600余人，负伤103248人，被俘后遣返3746人，另外尚有8142人失踪，估计也只好归于死亡一类。共计损失169300余人。　　

笔者认为，相对于韩国军队来说，美国军队这个统计数字中的死亡数字要更可靠一些。按美国的国家体制，在死亡人数上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差错，否则如果有人没有列上阵亡名单，刻上朝鲜战争美军阵亡将士纪念牌，那么死者家属肯定会折腾，一折腾，舆论界掀起的轩然大波会让合众国政府极为难堪。但伤者数字有偏低之嫌，按常规战争的一般规律，伤与亡的比例大致符合一比三的统计概率，而美军的战场救护条件较好，伤者所占比例似应更高，中国军队战场救护条件远不如美军，伤者比例似应更低。　　

其它国家军队损失情况　　

根据联合国军统计，其它国家军队损失情况为：　　

英国：阵亡710人，负伤2278人，失踪1263人，被俘766人，共计5017人；土尔其：阵亡717人，负伤2246人，失踪167人，被俘217人，共计3349人；澳大利亚：阵亡291人，负伤1240人，失踪39人，被俘21人，共计1591人；加拿大：阵亡309人，负伤1055人，失踪30人，被俘2人，共计1396人；法国：阵亡288人，负伤818人，失踪18人，被俘11人，共计1135人；泰国：阵亡114人，负伤794人，失踪5人，共计913人；希腊：阵亡169人，负伤543人，失踪2人，被俘1人，共计715人；荷兰：阵亡111人，负伤589人，失踪4人，共计704人；哥伦比亚：阵亡140人，负伤452人，失踪65人，被俘29人，共计686人；埃塞俄比亚：阵亡120人，负伤536人，共计656人；菲律宾：阵亡92人，负伤299人，失踪57人，被俘40人，共计488人；比利时、卢森堡：阵亡97人，负伤350人，失踪5人，被俘1人，共计453人；新西兰：阵亡34人，负伤80人，被俘1人，共计115人；南非：阵亡20人，失踪16人，被俘6人，共计42人。以上合计，其它国家军队兵员损失约为17200余人。　　

结论：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损失相当　　

几方面数字汇总，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方面所确认的最低损失统计数字应该是：联合国军的人员损失在58万人以上。而这个数字中，由中国军队直接造成的损失占2/3以上，也就是38万人以上。　　

也就是说，即使按联合国军方面承认的最低统计数字，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的人员损失大致相当。这在联合国军火力强度高于中国军队十多倍，技术条件又远远超过中国军队的情况下，仅就伤亡对比来看，中国军队具有出色和高超的战斗效能，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一点，与中国军队交过手的美军将领们也是承认的。　　

联合国军方面宣布在战争中共杀伤中朝军队142～150余万人，其中包括中国军队92～100余万人。这个数字是根据美军战场指挥官的观察报告累加而得到的，水分极大，大大地高估了自身的战果，也直接误导了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战场形势的基本估计。联合国军司令部一再低估中国军队前线兵员数量，屡屡发起屡屡碰壁的攻势，与此也有着很大关系。　　

中国军队虽然前后有27个军的建制部队先后入朝轮战，并在战争中陆续补充兵员30多万人，但在朝最高兵力为135万余人，其中还有近2/5的兵力是属于伤亡概率相对来说很小的东西海岸守备部队或后方勤务、铁道、工程部队。如果真是按照某些媒体和西方国家宣传的那样，中国军队不可能在承受联合国军如此巨大的杀伤之下，还能守住一条稳固的战线，而且在1953年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把进攻发展到联合国军阵地的防御纵深地带。　　

抗美援朝秘闻（5）　　

古彭万俟轩　　

2007年夏季，我开始着手撰写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最后一战》。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利用节假和双休日，先后奔赴湖北宜昌，山东青岛、烟台、潍坊，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辽宁沈阳等地，实地采访了40多位曾亲自参加“朝鲜最后一战”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身经百战的将军，有老红军、老八路，有企事业单位的离休老干部，也有下岗工人和仍在深山老林为生计奔波的老农。　　

确切地说，“朝鲜最后一战”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3年夏季在朝鲜金城地区发起的一次反击战。这次战役史称“1953年夏季反击战第三阶段”，亦称“金城反击战”。该战役从　　1953年7月13日晚上　9时　发起，至　　1953年7月27日上午　10时　结束，历时14天。之所以称这次战役为“朝鲜最后一战”，是因为　7月27日上午10时　交战双方遵照停战协议实现全面停火，“朝鲜战争”从形式上已经结束了。　　

我之所以将该战役作为切入点描写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参加这次战役的68军，战后驻防徐州，许多健在的老同志和我熟悉，我这是受他们之托；二是该战役出现多起经典战例，其中包括步兵团8大经典战例之一的“直木洞以南地区进攻战斗”，闻名全国的“奇袭白虎团战斗”。这些都发生在68军。正因这些经典战例的影响实在太大，通过人口相传，社会上出现众多版本，以致以讹传讹。在68军众多老同志的支持下，我感到有责任、有义务将这段历史完整的、准确地再现给全国广大读者。　　

采访过程中，我接触和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有些内幕可能无法写进即将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最后一战》中，但它却是整个抗美援朝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东西。为了澄清某些事实真相，避免再次以讹传讹，我决定以“抗美援朝秘闻”的形式陆续在网站发表，以飨关心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读者和朋友。全文约30篇，请读者关注。　　

　2009年8月1日　　　

31位正团职以上指挥员在朝鲜牺牲　　

　　在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有27个军另1个师的部队先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系列赴朝参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部署和指挥下，依靠“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和较量。这场伟大的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不仅打出了国威、军威，也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环境。100多万共和国子弟兵为祖国的和平浴血奋战，10多万中华优秀儿女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她们，是共和国的奠基石！她们，是共和国的脊梁！忘记过去就是背叛，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在心中竖起一座巍巍丰碑，永远铭记着他们的丰功伟绩。　　

据统计，在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阵亡人数高达11.4万人，其中正团职以上的指挥员，有31位阵亡或病故。他们是：　　

(一)代军长、副军长(4 名)　　
　　1 李  湘，江西省永新县人，1913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67军代军长，　1952年7月8日　在朝鲜病故。　　
　　2 吴国璋，安徽省金寨县人，1919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39军副军长，1951年10月牺牲。　　
　　3 饶惠谭，湖北省大冶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23军副军长，1953年2月牺牲。　　
　　4 蔡正国，江西省永新县人，1909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50军副军长，　1953年4月12日　牺牲。　　
　　(二)师长(3名)，副师长(1名)，师参谋长( 3名)　　
　　1 罗春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916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40军第118师师长，　1952年5月15日　牺牲。　　
　　2 李雪瑞，湖北省茶陵县人，1914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67军第200师师长，1951年7月牺牲。　　
　　3 王  珩，河北省任丘县人，191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炮兵第8师师长，　1951年7月24日　牺牲。　　
　　4 蔡启荣，河南省商城县人，1919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12军第35师副师长，　1951年5月17日　牺牲。　　
　　5 胡乾秀，湖北省阳新县人，1916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20军第58师参谋长，1950年12月牺牲。　　
　　6 薛剑强，江苏省涟水县人，1922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39军第116师参谋长，1951年牺牲。　　
　　7 汤景仲，山东省寿光县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　1952年5月15日　牺牲。　　
　　(三)团长 (20 名)　　
　　1 赵鸿济，山东省掖县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20军第60师第180团团长，　1950年12月10日　牺牲。　　
　　2 张端胜，山东省博山县人，1920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26军第77师第230团团长，　1950年12月29日　牺牲。　　
　　3 郑希和，山东省寿光县人，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42军第126师第378团团长，1950年12月牺牲。
　　4 王德荣，江苏省人，1901年生，中共党员，炮兵第 1师第11团团长，1951年2月牺牲。　　
　　5 宋崇魁，山西省和顺县人，1920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12军第34师第106团团长，　1951年4月23日　牺牲。　　
　　6 洪定太，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共党员，第20军第59师第175团团长，　1951年4月27日　牺牲。　　
　　7 田润身，山西省怀仁县人，1918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65军第193师第578团团长，1951年4月牺牲。　　
　　8 邓仕均，四川省苍溪县人，1916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63军第187师第559团团长，　1951年5月20日　牺牲。　　
　　9 吴彦生，中共党员，第12军第35师第105团团长，1951年5月牺牲。　　
　　10 储绍孟，河北省博野县人，1915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65军第194师炮兵团团长，1951年5月牺牲。　　
　　11 赵大海，山西省人，1923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空军第4师第12团团长，　1951年7月9日　牺牲。　　
　　12 隗永文，河北省房山县(今北京市)人，1922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65军第193师第578团团长，1951年9月牺牲。　　
　　13 卢炳德，安徽省五河县人，1918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志愿军后勤部第2分部汽车第1团团长，　1952年3月13日　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