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钣金凹陷怎么处理:南方周末 - 一周高论（20110512）

No.1 “福利房”与廉租房

《经济观察报》，2011年5月9日，作者：秦晖

（原文摘编）我国旧的住房制度，是各单位拿国家的钱给“内部人”建房。单位之间通行“负福利”：一般有权有势的单位，工资高，福利也好，住房也大。无权无势的单位工资低，住房也差。单位内部的住房分配也按“负福利”，官大工资高，住大房；官小工资低，住小房；没官的就等着吧。

旧“福利房”制度和西方国家的覆盖方向完全相反：他们是“弱者要覆盖，最弱先覆盖”，我们是“强者要覆盖，最强先覆盖”；他们给穷人福利以缩小差别，我们给权贵福利以扩大差别。这样，我们的制度在提供平等方面不仅不是“福利国家”，甚至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零福利”，而是“负福利”了。负福利下的分房实际是少数人特权。

与住房改革相匹配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福利房制度，这个东西我们过去从来就没有搞过，现在我们提出要搞廉租房，就是由政府统建（不是各单位“内部人”建），以穷人（而不是以按官阶高低排列的“公家人”）为分配对象的住房，这当然应该是“正福利”了。廉租房建了多少套关系到覆盖率，这是福利的高低问题，但廉租房的筹资与分配涉及一系列相关制度，这关系到它的“正负”问题。我认为，这才是决定我国保障性住房事业成败的关键。

【推荐理由】简单说，给有权有势者锦上添花是“负福利”，给无依无靠者雪中送炭才是真“福利”。就住房而言，经济适用房已被证明在一些情形下成了“负福利”，两百多平米经适房的业主从来不会是失业女工，希望廉租房不要重蹈覆辙。

No.2 邵氏“弃儿”，生命处境的残酷寓言

《东方早报》，2011年5月10日，作者：刘洪波

（原文摘编）把婴儿从亲人身边抢走，制造成“弃婴”，并进入国际收养渠道——《新世纪周刊》对湖南邵阳隆回县邵氏“弃儿”的报道，与其说是揭露，不如说是控诉。收养失去亲人的孩子，本是人道的事业，而“邵氏弃儿”使这样的事业变成了人伦的悲剧。

被抢婴儿的身后，是父母撕心裂肺的疼痛，但同时，也是抢婴者笑对“一票否决”的轻松，是收到几千上万元社会抚养费的舒心，如果婴儿进入国际收养程序，据报每个可收取的手续费便有3000美元。抢夺婴儿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不会受到法律追究。

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社会对人的认识，一度进入了“人是负担，人是包袱”的陷阱。在这个人人都像是人口学家的社会，控诉人多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对人的厌弃几乎成了一种信仰。这种社会认知背景下，生命不再宝贵，“中国就是人太多，死一些不要紧”，成为一些人的习惯语。

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现在，仅仅因为计生问题不再像当初那么敏感，这样的事才会被报道出来。当权力正在实施灭绝人伦的行为时，它得到的不是抗议，而是平安无事。而那些被抢夺的婴儿，连天然而有的血缘和父母之爱都被割去，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是与生而来不可剥夺的，这实际上是人的处境的一个寓言般的写照。

【推荐理由】时下，守护种种底线的忠告不绝于耳，如“守护法律的底线”、“守护权利的底线”、“守护道德的底线”等等，但其实最应该的是“守护人伦的底线”，人伦比道德和法律还要基本，那是底线的底线。这些抢夺婴儿谋私的人，比那些婴儿贩子可恶一千倍。这属于社会恶性巨大的刑事犯罪，且看湖南邵阳如何给天下一个交待。

No.3 走向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

《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8日，作者：俞可平

（原文摘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分化大体定型：以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以企业主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以公民为代表，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系统。改革开放后，首先分化的是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其突破口是政企分开。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的民间组织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开始产生，国家与社会开始适度分离。

全社会对民间组织的认识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从原先的否定和怀疑为主，转变为以肯定和支持为主，十二五纲要中，首次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的相关制度环境开始得到改善。例如，在有些地方，基层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已开始试行备案制度。但各种偏见仍然严重存在，特别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市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从整体上说，还是制约大于鼓励，重要的法律法规也尚不完备。

全社会要改变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和态度。政府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推荐理由】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大市场、小政府，那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大社会、小政府。即对公共服务供给，民间组织能做得更好的，政府就不要眼热、手痒，而起越俎代庖之心。当然，现阶段这只是愿景，其实现仍需持续努力。阶段性目标可以现实些，诚如俞可平所界定的：由“官主民从”走向“官民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