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中的“中共之罪恶”十一条

摘自：杨天石 著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出版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①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②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

西昌，当时西康省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于汉。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下榻当地名胜邛海。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花笑山明之地，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反复考虑“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2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共之罪恶”六条：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己、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将中共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令、军令之下，而中共则坚持独立自主，力图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双方虽共同对敌，但彼此间又充满限制和反限制，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从上述蒋介石列举的“罪状”里，人们不难看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积累的对中共的误解有多深，扭曲有多严重，仇视有多强烈。

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忙碌，笑着说：你到西昌来哪里是为休息呀！蒋介石没有解释，但他心想：“孰知余此来，比之平时之思考与工作更为迫切而急要也。他日统一如能告成，或得之于西昌游程中也。”蒋接着写其所谓中共“罪状”：

庚、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联盟，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亚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写到这里，蒋介石特别补充了一句：“以危害国家、破坏国家之事实，应略举要点述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介石兴有未尽，还要写下去。

蒋介石写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无所为而为”，显然，他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作准备。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①

当时，蒋介石既要依靠美国，也不敢得罪苏联，甚至还想讨好。例如，在伦敦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上，英、美、法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重庆国民政府则“中立”，“对俄表示同情”。自然，蒋介石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能不将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可能反应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