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玻璃自爆: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

粉碎四人帮绝密档案：北京卫戍区的斗争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在这次党代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于毛主席的赞同，党内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同志在这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党的十大也使江青集团的很多骨干分子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且使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5月3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种种迹象使华国锋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我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而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江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五十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当时还问我：“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
　　华国锋问：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在1971年执行中央的指示，共同处理过“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们根据1971年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
　　可能是10月4日，华国锋又找我去到他的住处。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
　　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我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
　　我点点头，同意华国锋的意见。
　　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扭扭摆摆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看来这次江青外出活动，正如我们所料，完全是个试探。
10月4日5点多钟，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
　　“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打了招呼，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第16号文件。
　　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
　　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二、通过第16号文件1976，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在讨论16号文件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
　　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比如中央要求北京市委一定要控制和稳定首都局势，北京不能乱，出事由吴德负责任。
　　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