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合肥广播电视大学学生处、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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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战淮阴八春秋 革命胜利返庐州

 

___我在苏北淮阴八年斗争生涯

(2006.11.29)

 

我叫李广涛,(在苏北使用李霁明)1914年1月出生,属虎,合肥市人。我虽然早已进入耄耊之年,但我仍长期坚持锻炼,心态平和,曾被选为第四届全国健康老人。至今仍腿脚灵活,眼、耳、脑还可正常使用。六七十年前在淮阴的抗日经历还时常浮现在眼前,苏北淮阴让我常魂牵梦萦。

我1928年考入“安徽省第一职业学校”。1929年在安庆参加了反蒋示威游行并积极配合当时地下党在学校的活动,因此被学校勒令退学。1936年5经黄蔍师范附小校长马侣贤(陶行之学生)及《上海山海工学团》团长张劲夫联系参加“七君子”组织的“上海各界救国会”(黄蔍分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到“上海山海工学团”,并参加陶行之主持的“生活教育社”以及薛暮桥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举办的暑期讲习班学习。1937年9月由沈钧儒先生介绍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陕会》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汉口“中国青年救亡会宣传团”工作。1938年3月在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9月任中共河南新蔡县委书记。1939年初冬跟随刘少奇同志东进,途中任中共河南永城县委书记。约40天后又随张爱萍同志转战到皖东北,任中共安徽泗县县委书记。1940年秋随苏皖区党委机关东进至苏北淮海区,任中共淮(阴)、涟(水)、泗(阳)中心县委书记。未久,任中共淮阴县委书记。在淮阴八年中,历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1月,华中工委决定我回合肥工作。担任合肥军管会秘书长、城防司令部政委、中共合肥市委副书记,后任书记。以后又分别任安医、皖医、省委宣传部、工业部、省体委、省委文教部等领导工作。1980年任第五届省人大副主任,1982离职休养。

    一、早年在上海,延安接受党的教育培养,使我树立了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立场。

参加革命初期,在上海、延安等地的几年时间,能有幸结识不少仁人志士和革命者。在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激情影响下,成长进步很快。奠定了我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使我日后在淮阴八年的革命斗争与工作中,能认清形势,把握全局,灵活机动,实事求是地开展好地方党的工作,为抗战事业作出贡献。

在黄蔍师范求学并半工半读时,我与革命人士李玉波、罗平、金戈等人密切接触,1936年我在“上海工学团”期间,听了艾思奇同志讲授哲学课、章汉夫同志讲授“中国问题”,薛暮桥同志讲授“农村经济”以及方予言同志讲授的“生活教育”课,受益匪浅。此间还参加了歌咏队,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结识了革命音乐家冼星海同志,他指导我唱男高音,唱好“青年进行曲”等。记得1938年2月我由延安回汉口,在一次纪念台儿庄大捷的群众集会上,又见到了星海同志,得知他新婚不久,准备去延安。我们谈得非常高兴、投机。

在延安“陕北公学”期间,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报告,周恩来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受到深刻地教育和启发。当时,还有王稼祥、项英、李富春、艾思奇、徐冰、凯丰、李凡夫等同志都来给我们讲课、作报告。每次听课之后,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最使我难忘的是,一次在中央大礼堂举办的周末晚会,毛主席等 中央领导都来看演出。我上台唱了一首安徽民歌,观众反映很好。第二天总支通知我把头天晚上唱的民歌写下来,交上去。说毛主席对民歌很感兴趣,同时还要我把所知道的民歌都一一写下来,我很高兴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最使我激动和终生难忘的是,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毛主席住的窑洞里去,说明来意后递上笔记本。毛主席微笑着给我们一一题字。给我题写的是:“前进,毛泽东”。在这个本子上还有刘少奇、林彪、王稼祥、李富春、项英等领导人的题字。这可是个珍贵的文物啊!这个小本子文革后上交给中央办公厅收藏(中央办公室还寄回了一个复印件)。

在延安的日子里,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间房子内几个大炕,每个炕上颠倒睡十人。吃的也很简单,只吃过唯一一次红烧肉,其余都是大白菜、罗卜、小米饭之类。但在当时,从来不觉得苦,在政治生活和精神上感到特别充实。

二、坚守淮阴八年整,历经艰辛,使我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淮阴是苏北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斗争也极其尖锐、复杂。1940年我受组织上的委派,到淮阴任县委书记,在八年抗战和自卫战争期间,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保住了这一大块根据地,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自己的政治阅历。回顾这八年的日日夜夜,许多往事无不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1、发展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勇斗敌、伪、顽

抗战爆发后,日军重兵驻防淮阴。淮阴成为日伪控制的中心区,又是国民党经营的反共“模范县”。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早在抗战初期就由吴宜、陈书国、谢冰岩、夏如爱等一批同志为骨干组织了苏北抗日同盟会,成立了抗日义勇队,在六塘河畔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这支队伍后改番号为八路军南进支队第八团。对外称:“淮河大队”。“淮河大队”的建立与壮大,为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创立积极的重要条件。

1940年9月,苏皖区党委委派我到淮阴,任淮阴县委书记。至此,淮阴、盐阜一带先后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挪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配合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当时,日军以盐城新四军分部为重要目标,大举“扫荡”苏北,淮阴形势较为严峻,仅淮阴城四周,遍布敌伪据点大小有25个左右。县委在积极准备对付日伪“大扫荡”的同时,县武装(淮阴独立营后来改编为军分区四支部十团,我兼政委)与主力部队(黄克诚部三师七旅)通力协作,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十团,在“大扫荡”的险恶环境中,穿插在全县二十多个敌伪据点的空隙之间,日夜战斗,从未撤出过淮阴的县界,因此受到董必武师长以及区党委的表扬。

1942年1月,县独立营一连袭击汤集据点,消灭国民党县长的警卫连,缴获机枪一挺,步枪38支,子弹近4千发,迫使国民党县长杨昉出走江南。我县武装第一次有了自己缴获的轻机枪。

1942年6月4日,我与副团长钱潜带了三个连,在姚店伏击,仅30分钟,就将由老张集调住淮阴的伪警备队二个中队100多人歼灭20余人,生俘50余人,缴枪50余支。一个月以后,在四支队直属三个连 的配合下,包围了老张集据点。十团一连打援于姚店南面,阻击日冠援兵,迫使老张集守敌突围。被我歼灭500余人,获枪三百余支枪以及一门手炮。至此,十团一连换上了全新的日军装备。老张集据点拔除后,当即组织上万民工连夜迅速铲除了五座大小炮楼,填平了炮楼的外围工事。次日清晨,十团三个连,又在渔沟北蒋小桥附近设伏,截获从古寨撤退的伪军近二百余人。缴获步枪80多支,手炮一门。老张集战斗,是淮阴在坚持对敌斗争中,地方武装最出色的一次战斗。

42年7、8月间,县地方武装和分区主力对敌连续发起更强烈进攻,同时积极开展政治瓦解伪军工作,先后拔除了朱集、悦来集、老张集、大兴庄、古寨、徐溜等地的敌伪据点。8月20日,日军第65师团一部共13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分五路对 阳、淮阴、涟水等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但在我主力和地方武装的打击下,仅一周时间,就粉碎了日伪的“扫荡”阴谋。

在反“扫荡”斗争中,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在主力部队支持下,依据时局的变化和所处的客观环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实践中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对敌方法赢得了淮阴地区“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县武装力量也在斗争不断成长、壮大起来,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2、巩固与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加强县、区武装力量的建设

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师长和苏皖区党委李一氓书记都一再指示,要我们县委重点抓好县区武装的建设,建立一支过得硬的武装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才能看守住淮海地区的南大门!

1940年9月,组建淮阴县保安大队,约500余人,3个营。我兼政委,夏仲劳兼大队长。针对淮阴的斗争实际,县委及时对县武装和民兵自卫队进行整训,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进行战术技术训练,大大提高了地方武装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增强了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同时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到1942年上半年,全县不脱产的自卫队约15200多人,脱产的有500多人。

1942年5月,淮阴县保安大队一、二营全部上升为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6月初,县委又动员了几个共产党员组建了一个警卫班,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发展到了一个连。连长由张峰同志担任(张峰同志45年以后随十团到主力,朝鲜战争中赴朝作战,屡建战功,成为我军一员虎将。)为加强该连领导,我这个书记整日跟随这个连活动。全县范围内,只要有一支好枪,都拿去装备这个连。以该连为基础,不久发展为三个连,后成立了淮阴独立营。

1942年,淮海地区大扫荡前夕,苏北区党委决定,认真贯彻刘少奇同志的主力部队地方化的重要指示。新四军三师七旅廿一团分散至地方,以扶持地方武装的发展。淮阴独立营又补充一个主力连,改编成军分区四支队十团,团长由县长吴觉担任,副团长钱潜,我是县委书记任团政委。为进一步加强全县的武装斗争力量,县委指示各区动员 基干民兵参加区队。在发展区队的基础上,于1944年秋组建了淮阴警卫团。团长陈书国,政委仍由我担任,真实只有4个连,到秋后扩编为3个营。县警卫团在斗争中很快成长起来,与十团并肩战斗,共同担负着坚持淮阴地区的对敌斗争任务。45年3月,军分区决定警卫团一、二营4个连上升到独立旅新二团,2个连上升到军分区第一团。淮阴县的地方武装、民兵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与主力部队密切合作,构成了坚强的抗日武装体系。粉碎了敌人频繁的“扫荡”、“蚕食”进攻,不仅狠狠打击了敌人、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且锻炼和提高了各级武装的战斗力。壮大了抗日武装队伍,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提供了后备力量。抗战胜利,1945年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掀起一个参军热潮,组建了一支2000余人的反攻团,参加主力。后随黄克诚将军进军东北,参加东北的解放战争。

3、在最困难的时候,仍能坚持敌后政权,配合华东野战军大兵团军事活动

进入解放战争,是我们在淮阴最困难、最艰苦的岁月,送走了大批子弟兵,县里只剩下一个连了,仅二个排,七十余人。一挺机枪,县委警卫班十人没有几支枪,而这时国民党王牌整编74师和广西第七军逼进淮阴。驻守在淮阴城的华东第三野战军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于47年9月19日主动撤出淮阴城,转移到另一战场去消灭敌人。傍晚强大的敌军,驻满了淮阴城和城北大小集镇村庄,并寻找我县武装力量,搜索我区乡干部。我们不得不开展游击战争。县委决定,全县划分为三个工委,每个工委有一位县委委员实行统一领导。恢复区乡政权,开展游击战争,维护群众利益。那时我生了一场大病,仍然带病(黑热病)坚持工作。期间我们曾袭击过74师政治部。化妆成敌人一个班,打进敌主力去,消灭五里庄、徐溜一带敌据点等等。独立坚持了淮阴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武装力量又日渐成长。当国民党74师和广西第七军北移山东后,区、乡政权逐渐恢复,淮阴县警卫团光荣完成坚持淮阴的任务。我任团政委。在“全民一条心,消灭蒋匪军”的口号下,斗志昂扬,愈战愈强,先后成长为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参加渡江战役。送走一批,县委又积极组建新的一批武装力量,从各区队抽调骨干成立了最后一个独立团,直到全国解放。

4、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组建大雄庵中学,组织招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

1943年春,淮阴县抗日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好,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客观要求我们必须培养大批能适应新形势的干部。1943年底,在张大庄已筹办了一个师范班,约50人左右,这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而此时,在靠近敌据点附近已有好几个规模较大的“补习团”,其中有一些资历较深的教师。较好的师资必然为老百姓所重视,必然吸引着年轻人。对此,首先进行了深入调查,摸清情况。1944年的一天深夜,我派县独立营一连连长张峰,带了一个连,同时带了十几辆小独轮车,前往“补习团”的所在地,在日伪眼皮底下,将“补习团”的一些资历较深的先生,连人带行装用小独轮车“请”到根据地。用张峰当时的话说:我们这次是“武装请宾”。当天夜里,我就见了这些被请来的贵宾,向他们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根据地的大好形势。请他们来的目的,保证他们在根据地同样会受到尊敬。承诺他们的待遇会和原来的一样,并表示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校长之前,我来兼校长。至此,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大雄庵中学”在战火中诞生了。大量的失学青年来到了根据地,更多的教师从敌伪统治区来到了根据地。

“大雄庵中学”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办学五年,共有长、短班约40个,学生两千余人,经过学校党组织的教育培养发展为党员的有五百余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解决了淮阴、涟水地区各条战线上干部不足的现象。还向外地输送了许多干部,绝大多数同学及教师都走上革命的光明大道。仅在合肥地区的一些老干部中,就有十多人是从大雄庵中学走出来的。如吴娴、李成科、王国祯、左元等 

三、重返家乡,建设合肥,展转岗位,斗志不减

淮海战役结束前夕,我离开了淮阴。1949年1月我作为合肥军管会和中共合肥市委成员之一,风尘仆仆地向合肥进军。进城的那一天正好是除夕之夜,我和一位苏北籍的同志漫步街头,感慨万千。我离开了家乡二十个年头了,头一次回来,总以为家乡多少会有些变化。那晓得,满目疮痍,一片狼籍。战争给合肥带来巨大的创伤:照明用的电灯没有了,消遥津杂草丛生,历史胜迹包公祠成了反动军队的马厩,大街仍然是一丈多宽的青石板,店铺越来越少,到处是饥民。

建设新合肥,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由于合肥的工业基础薄弱、工程技术人员少,不得不向上海求援。为此,我前往上海,经各方面的支持与协调,有数十个纺织、机械、化工、食品等工厂先后从上海迁来。至此,合肥的工业门类逐步拓宽,工商业产值也逐年提高。后来我离开合肥市到省直部门工作,无论是兴办高等教育,抓宣传,还是抓体育事业等,我仍然十分关注合肥的建设与发展。我是合肥的一位老市民,合肥是我的家乡,我希望合肥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无论是老红军还是抗战的老战士们,大家的奋斗目标和理想都是一致的,希望我们的祖国和家乡变得更加美好!

 

                

李广涛  口述

李鲁玲、陶余新  整理

储祥林  统筹

200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