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教育的最大任务在于产生一个完整的人
我们大家都被教育和环境所训练，而寻求私人的利益和安全，为我们自己而奋斗。虽然我们用美丽的言辞加以掩饰，然而，我们都是在一个基于剥削与因恐惧而贪得无厌的制度下被教育着来从事各种职业。这种训练，必会为我们自己以及世界带来混乱与不幸，因为它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制造了心理上的障碍，使得他与别人分离。 教育，并非只是用来训练心智。训练提升了效率，然而却无法造就一个圆满的个人。一个只知接受训练的心智，只是过去的延续，这样的心智永远无法发现新的事物。所以，为了要寻出何谓正确的教育，我们必须探询生活的全部意义。 整体的生活意义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并非是最重要的事，而我们的教育所强调的是次要的价值，仅仅使我们熟谙了某个部门的知识而已。虽然知识和效率是必须的，然而，把它们作为主要事物而加以强调的结果，则只会造成冲突与混乱。 有一种由爱所启发的效率，它行得更远，比野心所造成的效率来得更伟大；如果没有爱——它使我们对生活有完整无缺的了解——效率便滋生了残暴与无情。现在整个世界上，情形不正是如此吗？我们现行的教育，是以发展效率为其主要目标，因此它便和工业化、战争相衔接；而我们便陷于这个无情竞争与互相毁灭的大机器里。如果教育导致战争，如果教育教导我们去毁灭他人或被人毁灭，它不是完全失败了吗？ 要建设正确的教育，显然地，我们必须把生活当做一个整体来了解它的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能够思考，不是指顽固不变、死守理论的思考，而是直接的、真实的思考。一个顽固不变、死守理论的思考者，是一个不假思索的人，因为他遵循着一个模式；他重复着说过的话，循着一个窠臼去思考。我们无法抽象地或根据理论来了解生活。了解生活，就是了解我们自己。而教育的全部内容就在于此。 教育并非只是获取知识，聚集事实，将之编集汇合；教育是把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而明白其中的意义。然而，整体能经由“部分”加以了解——可是这却是政府、组织化的宗教、独裁政党所尝试的工作。 教育的功用在于培养完整的人，因而是具有智慧的人。我们可能获有学位，具有像机械似的效率，然而却没有智慧。智慧并非只是一些常识；它并非来自书本，它也不是机巧的自我防御的反应，或具侵略性的断言。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可能比一个博学的人更有智慧。我们把考试和学位当作衡量智慧的标准，而培育了一种躲避人生重大问题的心智。智慧是对于根本事物、现在存在的事物的了解能力；而所谓教育，便是在自己以及别人身上唤醒这项能力。 教育，应该帮助我们发现恒久不灭的价值，使我们不致于只依附公式或重复口号；教育应该帮助我们拆除在国籍和社会上所竖起的栅栏，而非强调它们，因为这些栅栏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对立。不幸的是，现行的教育制度正促使我们变得卑屈，变得机械化，变得毫不思考，虽然教育唤醒我们的智力，然而，它使我们的内心残缺不全、矛盾、没有创造力。 对生活如果没有整体性的了解，则我们个人的或集体的问题只有加深、加广。教育的目的，并非制造学者、专家、寻找工作的人，而是培养完整的男男女女，使他们从恐惧之中解脱出来；因为惟有在这样的人之中，才有持久的和平。 惟有了解我们自己本身时，恐惧才会终止。如果每一个人想在每一刻里澄清他的生活，如果他想面对生活上纷杂的事物、生活上的灾难、生活上突然降临的苛求，他便必须更具弹性，因此，他必须不为种种理论或某种特定的思考模式所束缚。
教育，不应该鼓励个人去附和社会，或与社会消极地和谐相处，而是要帮助个人去发现真正的价值——它是经由公正不偏的探讨和自我觉悟而来。如果没有自我认识，则自我表现便成为自我肯定，以及其所含的种种因野心和侵略性而造成的冲突。教育，应该唤醒一个人自觉的能力，而非只耽溺于满足自己的自我表现。 如果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相互毁灭，那么学识又有什么用呢？一连串残酷的战争，一次紧接着一次地爆发，显然在我们培养孩子的方式里，有某种根本上的错误。我想大部分人对此都有所察觉，然而，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加以处置。
制度——不论是教育上或政治上——的改变并不神奇；当我们自身发生了变化，它们便改变了。个人才是最重要的，而非制度；一旦个人不了解它自身的整体过程，那么任何制度——不论是左派或右派的——都无法为这个世界带来秩序与和平。
无知的人并不是没有学问的人，而是不明了自己的人。当一个有学问的人依赖书本、知识和权威，借着它们以获取了解，那么他便是愚蠢的。了解是由自我认识而来，而自我认识，乃是一个人明白他自己的整个心理过程。因此，教育的真正意义是自我了解，因为整个生活是汇聚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 目前我们所谓的教育，只是由书本聚集见闻、知识，这是任何懂得阅读的人都办得到的。这种教育提供了一条巧妙的逃避自我之途，如同其他所有的逃避方式一样，它无可避免地制造出有增无减的苦难。冲突和混乱，是由于我们和他人、事物、概念之间差错的关系而产生，除非我们了解此项关系而改变了它，否则，仅仅知识的学习和堆砌，各种技能的获取，都只会将我们导向更深的混乱和毁灭。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我们将子女送入学校，学习一些技能，借此在来日谋生。我们对孩子最急切的渴望，就是将他塑造成一个专家，希望给予他一个安全的经济地位。然而，技术的训练能使我们了解自己吗？ 虽然，显而易见的，懂得念书写字、学习土木工程或其他某种职业，是必需的，然而技术能给予我们了解生活的能力吗？技术，无疑地，是次要的；如果技术是我们惟一奋力以求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摒弃了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了。
生活，是痛苦、喜悦、美、丑、爱，一旦我们将它整体地加以了解，那么这项了解在各方面都会创出它应有的技术。不过，相反的说法就不是真的了：技术永远无法产生创造性的了解。 今日的教育已全盘的失败，因为它过分强调了技术。由于对这种技术的过分强调，我们便毁灭了人。磨练技能和效率，然而对生活却不了解，对思想、欲望的行踪不能领悟，只会使我们变得日益残暴无情，以致于触发战争，危害了我们肉体上的安全。由于单单培养技术，已经制造出许多科学家、数学家、造桥工程师、征服太空的人，但这些人了解生活的整体过程吗？一个专家能把生活加以整体地体验吗？惟有当他不是专家时，这才有可能。 技艺上的进步，在某种层面上，确实为某些人解决了某些问题，然而，它也带来了更深更广的问题。生活在某种层面里，而忽略了生活的整体过程，必然会招致不幸与毁灭。每一个人最大的需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乃是对生活要有整体的了解，这才足以使他面临生活上日益增加、错综复杂的问题。 技术上的知识虽然重要，它却不能解决我们内心的压力和心理上的冲突；由于我们获得了技术上的知识，而缺乏对生活整体过程的了解，所以技术变成了一种毁灭的手段。一个知道如何分裂原子，而内心却没有爱的人，便成了一只恐怖的怪物。 我们依照自己的才能而选择一项职业；然而，遵循一项职业就能使我们免于冲突和混乱吗？某种技术的训练似乎是必须的；但是，当我们个个都变成工程师、物理学家、会计师之后——又怎样了呢？从事一项职业便是生活吗？显然我们大部分人都以为如此。我们的职业可以使我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忙碌；然而，我们所制造出来且使我们如此着迷的种种东西，却正好引起了毁灭与不幸。我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将一切事物和职业变成忌妒、痛苦和仇恨的工具。
只有工作而不了解自己，会导致挫折，以及因为挫折，而借着各种有害的活动以逃避的种种方式。只有技术而没有了解，会导致仇恨与残暴——这些我们却用听来悦耳的言词加以掩饰。如果技术与效率的结果是自相毁灭，那么强调它们又有何价值呢？我们的技术进步是神奇的，然而它只增强了我们互相毁灭的能力，而在世界各处，却存在着饥馑与贫穷。我们并不和平、快乐。 一旦“功能”凌驾一切，生活便变得沉闷、无聊，成为一种机械似的、贫乏的例行公事，使我们逃入各色各样的娱乐消遣中。聚集知识与发展能力——这是我们所谓的教育——使我们无法获得充实的完整生活与行动。由于我们不了解生活的整体过程，所以便紧紧抓住能力和效率——它们也就变得如此地重要了。然而，“整体”无法经由“部分”来了解；它只能借着行动和经验来了解。 注重技术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给予我们一种安全感，不仅是经济上的安全感，而且是心理上的安全感。知道自己有能力，有效率，足以使我们心安。知道自己会弹琴，或会造房子，使我们有一种活力感，一种逼人的独立感。然而，由于渴望心理上的安全感而强调了能力，这是摒弃了充实的生活。生活的整个内容无法预知，它必须在每一时刻加以重新体验；我们对未知的事物有所恐惧，所以，我们以体系学说、技术、信仰，为自己建立了心理上的安全地带。只要我们寻求着内心的安全，则生活的整体过程，将无法被我们所了解。
正确的教育，一方面鼓励技术的学习，同时也应该完成某种更为重要的事；它应该帮助人去体验生活的完整过程。这种体验才能将能力和技术置于它们应有的地位。如果一个人真正有话说，那么在他说话时，便会创造了他自己的格式。然而，学习一种格式而没有内心的体验，则只会导致肤浅。 世界各地的机械设计师，都正在疯狂地制造出不需人们操作的机器。在这种几乎一切都靠机器操作的生活里，人会变得如何呢？我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闲暇，却不知道如何明智地加以利用。因此，我们便借着知识，借着愚蠢的娱乐，借着理想以寻求逃避。
正确的教育，与任何的意识形态都不相关——不论这意识形态保证能在未来产生何种乌托邦；正确的教育，不是以任何学说为基础——不论它是多么精心构想得来；正确的教育也不是一种手段，借以把个人加以某种特定的限制。真正的教育，乃是帮助个人，使其成熟、自由，绽放于爱与善良之中。这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而非按照理想的模式来塑造孩子。 任何依照资质而将儿童加以分门别类的方法，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由此产生了对立，助长了社会上的派别区分，而无法培养出完整的个人。显然，任何方法、任何学说都无法提供正确的教育，而执着地信奉某种方法，则表示出教育的怠惰。一旦教育以呆板的原则为基础，它足以制造出有效率的男男女女，却无法培育出有创造力的人。
惟有爱才能触发对他人的了解。有了爱，才会和别人在同一层次、同一时间有即时的沟通。由于我们自己思想干枯、空洞，没有爱，所以，我们才把孩子的教育和生活的方针拱手让给政府和学说。然而，政府需要的是有效率的专家，而非“人”，因为“人”对政府是个威胁——对于组织化的宗教，“人”也是个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和组织化的宗教，要设法控制教育的原因。
人的生活，绝对不能附和于某种学说，不能强行纳置于框架之中——不论这框架构想得多么高贵。而一颗仅仅被训练来接受知识的心，无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化与奥妙，以及生活中的深渊与峻岭。当我们依照一套思想学说，或依照某种特定的规律，来训练我们的子女；我们教他们限制在种种不同的部门内思考，便是阻止他们发展成为完整的男女。因此，使他们没有能力作明智的思考——也就是把生活当作一个整体来面对。
教育的最大任务在于产生一个完整的人，能将生活加以整体地处理。理论家就像专家一样，对整体毫不关心，他只关心某一部分。只要一个人追逐某种理论的模式，他便不是完整的；而大部分依持理论的教师都忽视了爱心，他们心中干枯无情。为了研究孩子，一个人必须警觉、小心、自觉，而这么做比起鼓励孩子遵守一种理论，需要更大的智慧。 教育的另一个任务，是制造新的价值。仅仅将既存的价值置于孩子的心中，使他符合理论，这是将孩子加以限制，而非唤醒他的智慧。教育和目前的世界危机息息相关，明白了世界骚乱原因的教育者，应该自问如何唤醒学生的智慧，帮助新生的一代不再制造冲突和灾难。教育者必须付出所有的心思、所有的关怀和情爱，以创造出正确的环境和智慧的培养，使得孩子长大成人后，能以智慧处理他所面临的人生问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必须了解他自己本身，而非依赖种种意识形态、学说或信仰。 让我们不要依据原则和理想来思考，让我们关怀事物的真面目。因为，只有考虑到现存的事物，才能唤醒智慧，而教育者的智慧，远比教育的知识更重要。当一个人遵循一种方法——即使这种方法，是由一个深思而智慧的人所拟定——方法本身便变得十分重要，而儿童则只有当他符合方法时，才显得重要了。我们把儿童加以比较，加以归类，然后依照某种方式着手教育他。这种教育方式对教育者来说也许方便，然而，遵循一种学说或是对意见与学识的专横态度，都无法产生一个完整的人。
正确的教育，在于了解真实的儿童（the child ashe is）而不将我们认为的他“应该如何”加诸他的身上。将他围困于“理论”的框架里，是鼓励他的顺从附和。如此会滋生恐惧，在儿童的心中产生了“他的真面目”和“他应该具有的面目”之间的不断冲突；而一切内心冲突，都会向外表露于社会。理论，是我们了解孩子，以及孩子自我了解的实际障碍。 一个真正希望了解孩子的父母，并不通过某种理想的幕布去看孩子。假如他爱孩子，他便会观察孩子，研究孩子的倾向、性情和他的特性。惟有当一个人不爱孩子的时候，才会把某种理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因为如此一来，由于要求孩子成为这样的一种人或是那样的一种人，一个人的野心，便借着孩子而获得实现。如果，一个人爱的不是理论，而是孩子，这时，才有帮助孩子了解他真正自己的可能。 譬如说，如果一个孩子撒谎，那么把“诚实”的理论，摆在他的面前又有何用呢？我们必须找出他为何撒谎的原因。要帮助孩子，我们必须花费时间去研究他，观察他——这就需要耐心、爱与关怀。然而，一旦我们没有爱，没有了解，那么，便会把孩子强迫纳入我们称之为理想的某种行动模式中。 理论是一种方便的逃避方式，遵循理论的教师无法了解他的学生，无法明智地处理他们的问题。对这种教师来说，未来的理论，“应该如何”是比眼前的孩子更为重要。理论的追求，排斥了爱，而缺乏了爱，任何有关人的问题，都无法获得解决。
正确的教师不会依赖某种教育方法，他会对每一个个别的学生加以研究。我们与孩子、少年的关系，所面对的并非是那种可以迅速加以修补的机械，而是易受影响、变幻不定、敏感的、恐惧的、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要处理他们的问题，我们必须具有深入了解的能力，以及忍耐与爱的力量。缺乏这些要素时，我们便求助于迅速而简易的补救方法，希望由此获得神奇而必然的效果。如果我们没有觉察力，如果我们的态度和行动都是机械化的，便会在使人为难，且无法以机械式的回答来解决的问题之前退缩，而这就是我们教育上的一项主要问题。 孩子是“过去”和“现在”两者的产物，因此他已经受到了限制。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环境背景传递给他，就会使他和我们的限制永远延续下去。惟有了解我们自己的限制，而且由此解脱，我们才会有根本的改变。倘若我们自己仍在限制之中，却讨论着什么才是正确的教育，这是毫无益处的。 然而，这种教育既无法帮助我们了解孩子，也无法建造一种没有分离和仇恨的正确社会环境。正确的教育，依赖于对孩子的爱。然而，我们大部分人并不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了他们而野心勃勃——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自己而野心勃勃。不幸的是，我们为着心智上的事而繁忙，竟没有多少时间来注意情感上的跃动。毕竟，纪律含有抵制的意思；而抵制能够产生爱吗？纪律只能在我们四周筑起围墙；它具有排斥性，永远制造冲突。纪律无助于了解；因为了解来自观察，来自摒弃了一切偏见的探究。
纪律，是控制孩子的一种简易方法。然而，纪律并不能帮助他了解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对于聚集于一间教室里的一大群学生而言，某种强制的方式，借着惩罚和奖赏而行的纪律，可能有助于维持秩序和外表上的安宁。然而，如果有了正确的教育者，再加上为数不多的学生，还需要任何的压制——美其名曰“纪律”吗？如果教室内的学生不多，老师能够对每一个学生付予全部的注意力，观察他、帮助他，那么，任何形式的压制或控制，显然都是多余的。如果在这小群学生当中，有某个学生继续捣乱或是无理由地顽皮作恶，教育者则必须探查学生行为不良的原因，它可能是因为食物不当、睡眠不足、家庭纠纷，或某种潜藏的恐惧所引起。
正确教育，意指自由与智慧的培育，然而，如果存在了任何形式的强制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恐惧，则这项培育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总之，教育者所关心的，是帮助学生了解他整个生活中的各项纠纷，使他压抑本性中的某一部分而助长其他部分，在他心中造成无尽的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形成社会上的对立状态。产生秩序的是智慧，而非纪律。
附和与服从，在正确教育中没有任何价值。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如果没有相互的爱和尊敬，是办不到的。对长者尊敬的表现，如果借命令而求诸孩子，通常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只是外表的作为，而恐惧便以尊敬的形式出现。没有尊重和体谅，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都不可能，尤其是当教师仅仅成了学识工具的话。
如果教师要求学生对他尊重，却不太尊重学生，必然会引起学生的漠视和不敬。如果缺乏对人的尊重，知识只会导致毁灭和不幸。培养对他人的尊敬，是正确教育中主要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教育者自己缺乏这项品格，他便无法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智慧，是对于根本事物的辨识，而要辨识出根本的事物，则必须由心灵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与舒适所投射种种障碍之中解脱。一旦心灵找不到安全，则恐惧便无可避免；而当人以任何形式被组织化了后，敏锐的觉察力和智慧便被破坏了。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正确的关系，不仅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教育应该首先帮助个人了解他自身的心理过程，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智慧是了解自己，并且超越了它；然而一旦心存恐惧，智慧便不可能存在。恐惧败坏了智慧，而且是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行动的种种原因之一。纪律可以压抑恐惧，却不能根除恐惧，而我们在现代教育之下所得来的肤浅知识，只会加深了恐惧。
我们年轻时，不论是在家中或学校里，恐惧便渗入大部分人的心中。父母或教师都没有耐心、时间或智慧，去驱散我们童年时本能上的恐惧——当我们成年时，这种本能上的恐惧便支配了我们的行为和判断，制造出许多问题。正确的教育，必须考虑到这项恐惧的问题，因为恐惧扭曲了我们对生活的整个看法。解除恐惧，是智慧的开端，只有正确的教育才能使人解脱恐惧的束缚而享有自由——只有在自由之中，深刻而富创造性的智慧才能存在。
教条、奇迹和仪式，这些都无助于精神生活。真正的宗教教育，鼓励孩子了解他自己和他人、事物、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有了关系，才有存在；而没有自我认识，一切的关系——和一个人或和多数人的关系——都会造成冲突与悲哀。当然，对孩子充分地解释这一切事情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教育者和父母明白了“关系”的全部意义，那么借着他们的态度、行为和言辞，一定可以把精神生活的意义传递给孩子，而不需多费唇舌。
我们所谓的宗教训练，并不赞成人们询问与怀疑，然而，惟有对社会和宗教的价值观加以探讨其意义时，我们才能发现何谓“真实”。教育者的任务，在于深入地检视他自己的思维和感情，并且将那些使他安全与舒适的价值观抛弃，惟有如此，他才能帮助学生自觉，而且了解他们自己的冲动和恐惧。
一个人年轻时，是迈向正直、明智之时；而我们年长者如果有了解力的话，能帮助年轻人使他从社会加诸他身上，以及他自身所射出的种种障碍之中解脱。如果孩子的心没有被宗教的先人为主观念和偏见所塑造的话，那么他将可自由地经由自我认识而去发现那超越他自身的事物。
真正的宗教，并非是一套信仰和仪式、希望和恐惧；如果让孩子避免这些阻碍他的种种影响力而成长的话，那么，也许当他成年时，他将开始探讨何谓真实，何谓上帝。因此，在教育孩子时，深入的洞察力和了解是必须的。
大部分倾心宗教、谈论上帝和永生的人，根本不相信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完整性。然而，宗教，是在寻求真理中培养自由。对于自由，是无可妥协的。个人的部分自由绝非自由。任何种类的限制，不论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都不是自由，而且永远无法带来和平。
宗教并非是一种限制的形式，它是一种存在着真实、上帝的宁静状态。然而，惟有自我认识和自由存在时，那种创造性的状态才会出现。自由产生德行，而没有德行，宁静无法存在。平静的心不是一个被限制了的心，它不是通过纪律或训练才变得静寂。惟有当心灵明白了它自己的种种存在方式——也就是自我的种种存在方式——平静才会出现。
有组织的宗教，是人们冻结了的思维，人们以此建造寺庙和教堂；它成了胆怯者的安慰品，哀伤者的麻醉剂。然而，上帝或真理远远地超越了思维，超越了情绪上的需求。对制造恐惧和悲哀的心理过程有所认识的父母和教师，都足以帮助年轻人去观察、了解他们自己的种种冲突和灾难。
当孩子成长时，我们年长者能够帮助他们沉着冷静地思考，帮助他们去爱，而不滋生仇恨。然而，如果我们一直互相残杀，如果我们无法深深地改变自己而为这世界带来秩序与和平的话，那么这些宗教的圣书和神话，又有什么价值呢？
教育一个孩子，是帮助他了解何谓自由和完整。要自由，则必须要有秩序——这只有德行才能办到；而完整性之所以产生，则必须要有极单纯的心。我们必须由无尽的复杂迈向单纯，我们必须在内心的生活和外在需求中变得单纯。
要了解一个孩子，我们必须在他游戏时观察他，在他种种不同的情绪下研究他。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偏见、希望和恐惧投射到他的身上，或是塑造他，使他适合我们欲望中的类型。如果我们不断地以自己的喜好与厌恶来判断孩子，必然会在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中，或孩子与世界的关系中，制造出种种的藩篱与障碍。不幸的是，大多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或特殊需求，去塑造孩子。我们在具有排斥性的占有欲与支配欲中，获得了种种慰藉与满足。
显然，这项过程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对他人的强制行为。因此，了解这项艰涩而复杂的支配欲非常重要。支配欲有许多微妙的方式，而且它根深蒂固地自以为是。在无意识中，那种隐含有支配欲的想帮助他人的意图，是很难被了解的。有了占有欲，爱能存在吗？那些我们想加以控制的人和我们之间会有心灵的沟通吗？支配欲，是利用他人以达到自我的满足，而一旦我们利用他人，便没有了爱。
有了爱，便有了尊重，不仅是尊重孩子，而且是尊重每一个人。除非我们深深地有感于这个问题，不然我们将永远寻不出正确的教育方式。仅仅技术上的训练必会造成残暴无情，而为了教育孩子，我们必须对生活的整体运行有所感觉。我们所思、所为、所言，关系至为重大，因为它们造成了一种环境，而这环境不是帮助了孩子，便是阻碍了孩子。
因此，对这问题至感关切的人必须着手于了解自己，才有助于社会的改造；我们要把建设新的教育当作切身的责任。如果我们爱孩子，难道不会找出一条终止战争的途径吗？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使用“爱”这个字眼，而缺乏“爱”的实质，那么这整个人类悲惨处境的复杂问题将继续存在。解决这问题的方法在于我们自身。我们必须着手于了解自己与他人，与大自然、观念、事物的种种关系，因为欠缺了这种了解，便没有希望，没有方法足以走出冲突与痛苦之境。
抚育孩子，需要明智的观察和留意，专家以及他们的知识永远无法取代父母的爱。然而，大多数的父母由于自己的恐惧和野心——它们扭曲了孩子的视野，并且加以限制——而污损了对孩子的爱。因此，我们没有多少人关切爱，我们多半关心于爱的外貌。
目前的教育组织和社会结构，并不帮助个人走向自由与完整。如果父母真切地希望孩子能够圆满地达到他完整的能力，他们必须着手改变家庭的影响，而开始建造具有正确教育者的学校。
家庭与学校的影响必须不能互相冲突，因此，父母和教师双方都必须再教育自己。经常存在于个人私生活和作为集体一分子之间的矛盾，会在个人身心以及与外界关系中造成无尽的纠纷。
这种冲突由于错误的教育而受到鼓励与支持，政府和有组织的宗教，两者均以它们矛盾的教条助长了混乱。孩子的身心一开始便被分裂了，其结果是在个人和社会中造成祸害。
如果我们爱孩子，并且看到这问题的严重性，能够专心致力于这个问题，那么，不论人数的多寡，我们经由正确的教育和明智的家庭环境，将有助于完整人格的诞生。然而，如果我们像多数人一样，内心充满种种心智上的诡诈，我们将会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毁于战争、饥馑，或他们自己的内心冲突。
正确的教育来自我们自身的改造。我们必须再教育自己，不要为任何主义——不论这主义是多么富有正义，也不要为任何意识形态——不论它对于世界的未来幸福多么富有希望，而互相残杀。我们必须学习怜悯、同情、知足，寻求那至高无上的真实。因为，惟有如此，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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