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血寻梅吧:解密“曙光号”:中国首个秘密载人航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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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曙光号”:中国首个秘密载人航天工程
2010年03月17日 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已随“神舟”升空化为现实。鲜为人知的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就曾尝试研制载人飞船——“曙光号”,并取得了初步成功。来自解放军总装备部的作者,通过采访众多该计划的亲历者,首次全面系统地披露了这一秘密工程从酝酿到下马的曲折故事,让中国航天史上一段光荣而悲壮的历程浮出水面。 “载人飞船要积极去搞”
1964年,新中国终于熬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揭不开锅饿死人的梦魇渐行渐远。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导弹、核武器等尖端国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美苏大踏步前进的背景下,如何加速发展我国的空间技术,成了科技专家和高层领导们重视的问题。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递交了一份报告,分析了中国航天面临的问题,提出“重量更大的载人卫星在国际上的应用,现在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也得有所准备”。国防科工委批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同年8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卫星十年发展规划,其中有一条:1969或1970年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卫星上天后10年发射飞船。最初计划先打两艘无人飞船,名叫“水楼”,为此安排了近200项研究课题。“东方红”卫星、“水楼”飞船,这些名字都很符合时代特征。1967年的一天,钱学森告诉大家,上面已经同意,第一艘载人飞船就叫“曙光号”。
送多少人上天合适
机械工业部七机部八院开始拟订飞船设计方案。在较早的方案中,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就要上5名宇航员,因为大家都希望超越美苏,飞船当然越大越好,上的人越多越证明技术先进。太祖曾讽刺美国的第一颗卫星才几斤重,“是抛上去了一颗土豆”。现在我们要上人,也不能只上一个,而应该上一排。
钱学森却坚持要做3人或两人的方案。理由之一是,大家对运载火箭的情况不太清楚,对其性能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有些部门和专家对多上人带来的医学与工程问题考虑不周,不清楚这是多么难以逾越的一道关隘。苏联和美国发射了几十艘飞船,但他们也不敢设想在狭小的飞船里如何装进5名宇航员。要知道,即便是后来容量数倍于飞船的航天飞机,一次也只上去了7个人而已。
两年多后的1971年,苏联在发射飞船时,为了赶超美国,在本应乘坐两人的舱内硬挤进了3个人,因为空间不够,把航天服都舍弃了,结果在返回时出现事故,3名宇航员全部身亡。如此沉痛的教训,足以告诫后人——凡事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某种政治目的,不顾科学规律和技术能力,势必会酿成无可挽回的灾难。
时任航天部五院政委的常勇回忆:“飞船到底上几个人?有说上两个的,有说上3个的,还有说5个、7个的。一位处长找到我说,政委你得表个态啊,光这么吵也吵不出个结果。我回答,我不懂技术,不好随便表态。不过我坐过飞机,一般来说,飞机越大,载的人越多就越先进。但这只是一方面,前不久我们打下来一架高空无人侦察机,很小,连驾驶员都没有,据说更先进。你们给我说说,到底是人多先进还是人少先进?”
高涨的热情在现实面前冷静下来。
发射场选址颇费周折
鉴于当时中国面临的极其恶劣的外部形势,不仅要考虑火箭和飞船本身的研制,还要考虑发射场的选址。山西的东风基地临近边境,且中苏关系日趋恶化,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因此,1969年底,中央专委决定在三线隐蔽之处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基地。
最初的选择是四川越西,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但随后复查时,发现越西地理位置虽然不错,却存在电力供应紧张、交通不便、施工量浩大等缺陷,所以就出现了另一种意见——发射场应该建在大凉山腹地的西昌。
争论之下,东风基地决定对西昌地区进行更深入的补充勘察。1970年6月,在成都军区和当地政府的全力配合下,勘察小分队完成了对西昌的地形、气候、地震、技术要求等方面的考察论证,经过综合比较,认为西昌的条件更理想。
当年7月29日,东风基地向国防科委、中央军委呈报了《请求变更地地导弹、卫星、飞船实验场位置的报告》。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发射场由越西改至西昌以北,代号“7201”,意思是在1972年前完成主要工程,准备执行发射任务。具体方案是,在西昌建立飞船发射工位,在北京精心挑选、培训第一批宇航员,两项工作都在高度保密中实施,宇航员不知道发射场在哪里,西昌也不知道国家在培训宇航员。
 来自:龙的天空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着手在当时最尖端最神秘的航天领域进行探索,并秘密上马了第一个载人飞船计划“曙光号”。尽管70年代末“曙光号”因种种原因下马,但科研人员的辛勤探索仍为多年后“神舟号”的顺利升空奠下了坚实基础。钱学森告诉大家说,上面已经同意了,第一个上天的飞船叫“曙光号”飞船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上天走了一遭,对中国而言,既是一种巨大的震动,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
早在1961年初的时候,钱学森、赵九章等一些老专家就在议论,中国要探讨星际航行问题,并且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座谈会一共举办了12期,涉及了宇宙飞行中的诸多学科问题。1963年,中科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安排预先研究课题。
1964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加速发展空间技术便成了中国科技专家和高层领导们逐渐重视的问题。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向聂荣臻写了一份报告,提出“重量更大的载人卫星在国际上的应用,现在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也得有所准备”。聂荣臻批示说,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并要求国防科委邀请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及国家科委、国防工办专业局的负责人和专家进行研究。
1965年8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中国卫星十年发展规划,在规划里面就提到一条,1969年、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上天后10年要发射飞船。当时计划打两艘飞船,是无人的,名叫“水楼”飞船,为此还安排了近200项研究课题。当时中央专委的考虑是循序渐进,由简单到复杂,最后再发射载人飞船。到1967年的时候,有一天钱学森告诉大家说,上面已经同意了,第一个上天的飞船叫“曙光号”飞船。
飞船到底上几个人,一开始争论得比较厉害
在最初的方案中,中国第一次载人就要上5名宇航员,因为大家都希望在每个方面超越美苏,飞船当然是越大越好,上的人越多就越证明技术的先进。
1968年3月,钱学森提出意见:飞船制订了一个5人方案还不够,还需再提出3人或2人的方案,进行比较。钱学森这时候提出要做3人或2人的方案,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对火箭情况并不太清楚,火箭当时处于保密状态,搞飞船的人对火箭的运载能力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有些部门和专家对多上一个人给飞船带来的医学与工程问题考虑不周,不清楚这将会是多么难以逾越的关隘。苏联和美国这时候虽然已经分别发射了几十艘飞船,但他们也不敢设想在空间狭小的飞船里装进去5名宇航员。
两年多后的1971年,苏联在发射飞船时,为了超过美国,在本应乘坐两名宇航员的舱内挤进了三个人,因为空间狭小,只能把航天服都舍弃了,结果返回时出现事故,三名宇航员全部死亡。如此沉痛的教训,足以告诫后人。凡事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于某种政治目的,不顾科学规律和技术能力,势必会酿成无可挽回的重大灾难。 宇宙飞船发射场最初没有定在西昌,而是越西在宇宙飞船规划设想中,不仅要考虑火箭和飞船本身的研制,还要顾及将来宇宙飞船发射场的问题。
一开始的打算,是准备利用东风基地的2号导弹发射场发射飞船。但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东风基地最早完全是苏联专家参与勘察、设计和建设的,又临近中蒙边境,不利于保密,为此,1969年底,中央专委决定到三线隐蔽地方再建一个新的卫星发射基地。
1969年12月,东风基地组成了一支40余人的选场勘察小分队,历时3个月,走遍9省,预选了16个预定方案,随后精选出了越西、滇北、黄陵三个方案,呈报给国防科委。
最初的选择并不是后来的西昌,而是越西,上报之后还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但随后复查时,发现四川越西地理位置虽然不错,但却存在着电力供应紧张、交通不便、施工量浩大等缺陷,所以就出现了两种意见,有建议定在越西,有认为应建在西昌。
最后,勘察小分队进一步对西昌地区进行了全面考察论证,经过综合比较,认为在西昌建设发射场更为理想。
1970年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宇航发射场由越西改至西昌以北地区,代号为“7201”工程,意思是在1972年前完成主要工程,准备执行发射任务。
研制出常态航天食品、应急飞行用食品、救生用食品三种航天食品
为了完成“曙光一号”任务,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507所)特别组建了生命保证医学研究室、生命保证工程研究室和重力研究室,它们承担了初期最为重要的工作,为中国航天医学工程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开创性的贡献。
根据国外经验,首先要抓的一项工作是地面设备的研制和建设。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通过通力协作,507所先后研制成功了68型人用离心机、飞船内环境模拟舱、飞船爆炸减压模拟舱、加压舱、低压变温舱以及电动秋千、着陆冲击塔、多功能人用转椅等等重要设备。
1969年5月,507所与轻工业部发酵食品研究所、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四厂和梅林罐头食品厂为主,另有20多家单位参加,成立了航天食品研究组,代号为7204任务组,以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为主要基地,按科研、设计和工艺三结合的方式展开工作。
航天食品对食品成分的配方、营养标准、食品包装、开关形式及其重量、体积和加工工艺甚至进食方式都有特殊要求。研究人员为了研制一个产品,常常几天几夜呆在实验室或者车间里,后来研制出了三种航天食品系列,一种是常态航天食品,就是每天进餐的食品,还有应急飞行用食品和救生用食品,一共试制出了200多种各种主食、副食、饮料、压缩食品、半固体食品。
“曙光一号”航天食品研制出来之后,研究人员模拟太空环境,在太空生活环境模拟舱中进行了卧床低重力进食实验。被试人员在相当于失重状态的情况下,最长一次在舱内生活了29天,期间每餐都完全食用航天常态食品,实验结果,被试者食欲良好,健康状态正常。
太祖批示,“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宇航员”
1970年4月24日,来自全国8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聚集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 “曙光一号”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讨论的太祖思想学习班。七机部八院加班加点,赶在会议召开之际展示了他们初步设计出的载人飞船样图和“曙光一号”飞船的全尺寸模型。
“曙光号”飞船模型类似于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倒扣着的大漏斗。飞船设计有座舱和设备舱,座舱里放置了两副航天员乘坐的弹射椅,配置了各种仪器仪表、无线电通信设备、控制设备、废弃物处理设备,以及航天食品和降落伞等等。设备舱里配置的主要是制动发电机、变轨发动机、燃料箱、电源设备和通信设备等等。
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就传来了一个大好消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恰恰在这天晚上9点35分在东风基地发射成功,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顿时一片欢腾。
在这样的形势下,“曙光一号”的步子当然就得加快了。上级提出,要在1973年就把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送上天。
1970年7月14日,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之后不到三个月,太祖、林彪、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批准了一项关于中国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 “曙光一号”的重大计划,太祖在这份绝密文件的首页作了批示,“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宇航员”。这是早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见诸文字的最高批示。最早的时候是1人方案,飞船重大约3吨,计划用研制中的DF5来打。但是后来被认为胆子太小,所以就有了所谓的5人方案(指导员,船长,领航员,机械师,医生),飞船大约5.5吨,长度7米,2舱,用计划中的DF6来打。这个方案并不太现实,于是有了后来的2人制飞船,重量还是5.5吨,用DF6打。70年11月的119会议是研制的顶峰时期,其后项目进展受到一系列挫折。72年的时候已经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5院力量集中在返回式。载人飞船在那个时候超出我们能力之外,项目早期想法冒进很厉害,而并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也并不是专委的重点), 谈不上为921打下坚实基础。书里面的观点认为,曙光计划在人员训练、舱内航天服、生命维持系统、航天食品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取得了不少人体试验数据。这些对921还是有不少好处的。当然就飞船本身而言,除了那个单人的型号出了样品外,计划中双人双舱的曙光号可能还在纸面上。唯一有点价值的就是航天服的研制,以及当时考虑采用二分之一个大气压的舱压,可以减少泄露量和减重。 来自:龙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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