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淘与有糖: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究竟是哪儿

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究竟是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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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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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究竟是哪儿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条件或“抗战到底”之“底”。部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蒋准备放弃、出卖东三省，因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但是，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往往容易从既定观念出发，对之加以解读、引申，因此，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而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要重建科学的、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研究清楚。

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

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有一个漫长的摇摆、矛盾、反复的过程。

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丢失东北，在内外各方指责声中下野。次年1月，日本陆相荒木贞夫以支持蒋介石复出为诱饵，要求蒋赞同日本租借东三省，并且假意表示中国可以驻兵。蒋介石明确表示拒绝。日记云：“其亦视余为可欺也，是诚不知中国尚有人也。可笑之至！”（《困勉记》，1932年1月7日。）同年5月16日，蒋勉励自己：“对俄外交，当不能放弃外蒙；对日外交，则不能放弃东三省。”（《困勉记》。）随后，他并制订对朝鲜和东北的工作计划，指派滕杰与刘不同为联络人。（《困勉记》，1932年5月29日；参见《事略稿本》，第14册，台北“国史馆”印行，517～520页。）6月，蒋决定迅速派定东北义勇军指导员，并致函张学良，嘱其出兵热河，一面与东三省各义勇军打成一片，一面威胁山海关日军。（同上，1932年6月4日、6月15日；参见《事略稿本》，第15册，95页。）同月，他在牯岭听翁文灏谈，东北三省煤矿，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铁矿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自悔此前决策错误，日记称：“呜呼！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自恨研究之晚，而致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省克记》，1932年6月17日。）同年9月13日，他自记称：“预期十年之内恢复东三省”，“凡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恢复东省奋勉”。18日，蒋介石在汉口听到日本人在租界鸣炮奏乐，庆祝占领东北，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在日记中表示，期望能于1942年以前，“在中正手中而能报复国仇，湔雪此无上之耻辱”（《事略稿本》，第16册，458页。）这些都反映了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捍卫东北主权的一面。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施压，中日两国形势一紧张，他又软弱、动摇。1933年4月3日，他的日记中有一段记载：

省察目前危局之根曰：当民国十八年，明知应与俄复交，乃为老朽者阻碍而中止，及倭寇欲商东三省租借权时，余以为此可暂缓其侵略野心，乃亦被阻而不果，以致造成今日之危局。至胡汉民之变乱，宋子文之弄权，国益纷乱，更启外侮，是皆余自无主宰之过也，何怨何尤，惟自承当耳。（《省克记》。）

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继而进犯长城各口，华北危急。从这页日记看，蒋在1931年1月拒绝荒木租借东三省的要求后，又在某个时期提出，可以接受荒木的要求，以便“暂缓其侵略野心”，但“被阻而不果”，所以蒋此时对阻止他的人颇有不满。显然，这是蒋在东北问题上的最大动摇。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动摇为时短暂。蒋介石写下上述日记之后的第22天，他就又“研究对倭战略”，认为“与倭决最后之胜负，惟在时间之持久耳”（《困勉记》，1933年4月25日。）

日本侵占东北，特别是扶植溥仪成立所谓“满洲国”后，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但蒋介石大都拒绝不谈。其原因在于蒋认为这种谈判只能使中国“丧权辱国”，不如不谈；即使谈判成功了，日本政府并没有控制、约束其军方的能力，谈了也等于白谈。（《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193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认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应战。他预估：再有两年时间，将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十年后，不只收复东北全境，而且可以“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困勉记》，1937年7月25日。）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蒋介石即表示：日本没有信义，“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参见本书另文《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次年9月18日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蒋介石日记云：“收复失土，痛雪国耻，全在一身，能不自强乎？”（《省克记》。）

不过，蒋介石虽然希望收复东北，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又不准备，甚至反对采用战争的手段。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他说：“‘兵凶战危’，古人常说‘不得已而用之’。凡是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一定不愿轻于作战，尤其自本党当政以来，一向以和平为职志，决不愿轻启战争，这是一定的道理。”话题转回现实之后，蒋介石表示：“我们这几年，一方面抱定保持我独立生存的决心，同时对于和平，始终为最大的努力，也不但是东北问题，就是其他中日之间的悬案，我也常常表示，只要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只要无害于中国国家的独立生存，我都可以负责解决。其理由就是保持和平为我们固有的理想，所以百事应着眼于民族久远的利害，而不在乎计较一时的恩怨得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标示国民党转变政策，确立抗战建国方针的会议，但是，即使在这时，蒋介石对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盘也仍然是“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

1939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表题为《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的演讲，将这一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盘”表达得更明确：一方面，他坚决表示：“外蒙有自治之可能，而满洲完全是中国人，绝对不能独立。”接着，他解释“抗战到底”之“底”时说：

我们要解释“到底”两字的意义，先要检讨这回抗战起头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得到结论。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若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没有恢复，即与日本谈判，便是我们最大的失败。……这是我抵抗的机会，也是我们不能不抵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无论如何只有和他拼命。……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速记录》，国民党党史馆藏。）

在这一段演讲中，“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与日本谈判的条件和前提。如前述，在特定条件下，这一主张有其正确的、策略性的一面，是一个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方案。但是，蒋介石将收回东北的希望只寄托在“外交的方法”，说什么“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这就有问题了。外交的方法，谈判的方法，可以是方法之一，但是，要让日本侵略者将已经入口的肥肉吐出来，在一般的状况下，“外交的办法”难于济事。因此，还必须准备另一手，即武力收复，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就是“自取灭亡之道”。显然，这是危言耸听。此事说明，自卢沟桥事变起，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一年半，但蒋介石的对日恐惧症仍然很严重，对将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到底，既缺乏信心，也缺乏决心，反映出蒋介石在对日斗争中特殊的软弱性。

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所作的新解释

如前述，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抗战到底”之“底”则不妥。蒋介石不久即改正了这一错误。

1939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告日本民众书》，指责日本侵略中国，抢夺中国东北领土，建立伪满洲国等行为：“把一大群人看成奴隶了，反要说是给了自由；把中国一部分领土占据了，反要说是建立了独立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78～80、193页。）同日，蒋介石发表《告世界友邦书》，指出“今日国际间一切无法律、无秩序之无政府状态，实由1931年之九一八，日本强占我东北四省始作之俑所造成”。文告表示：“在敌人未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以前，我国抗战，无论遭受如何牺牲与痛苦，决不有所反顾与中止也。”（同上，102～103页。）这里“抗战到底”之“底”就被说成日本“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较之“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前进了。

当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批判国民党内要求变更抗战建国方针，及早结束对日战争的错误思想。他说：“如果我们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们的牺牲奋斗和努力，也就一刻不容松懈，更丝毫不容有徘徊观望、半途而废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则抗战失败，国家灭亡，我们就作了中华民族千古的罪人！所以现在如有人以为敌人已无法进犯，他的侵略之技已穷，我们可以乘此机会与他讲和，或者以为友邦都不可靠，不如自己早些设法和平，这就是陷入与汪精卫同样错误危险的心理。”蒋介石主张：“一面坚持抗战，一面抓紧建国，再要埋头苦干三五年，非获得彻底的胜利和成功，使敌人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决不能停战言和。”

讲话中，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们抗战的目的，如何乃能达成？我们抗战的

目的，率而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

他强调：“如果那一个国家想单独调停或想藉此谋他一国的利益，不论出于何种方式，结果都必然失败。”（《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474～479页。）这里，蒋介石所说中国“抗战到底”的“底”就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扩大了视野，提升了要求，因而纠正了前说的错误。

蒋介石的这一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蒋介石早就认为，中日战争是国际问题，它的解决也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38年5月26日日记云：“如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倭国失败也。”（《困勉记》。）7月27日日记云：“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同上。《事略稿本》系于1938年7月28日条下。）当时，蒋介石已在研究，如欧洲战争爆发，则中国将与英、法、俄共同作战，并借机解决东北问题。日记云：“速谋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以期中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又云：“向英、法政府恳切商谈，使国际盟约中之制裁条款为有效条款，藉以号召多数国家共同制裁，拯救东北同胞。”（《事略稿本》，1938年9月18日。）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同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一形势使蕴藏于蒋介石心中的期待成为现实，因此，他才能在五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战争联系起来，并对中国抗战目标作了修正和提升。

摘自《抗战与战后中国》

作者：杨天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朗朗书房出版顾问有限公司  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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