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篇纪实文学始于西晋

中国长篇纪实文学始于西晋

黄河清

本题无意引争论，文史有冤惹是非。

身在青年诸葛亮躬耕苦读过的古隆中，淡泊中静心研习有关历史文化多年，冷然发现：1964年由余冠英、钱钟书、范宁等十八位大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不知为何疏漏了我国一位重要作家和他的著作。这位划时代的作家就是西晋陈寿，他的开山之作就是《三国志》。

《中国文学史》在“秦汉文学”中对“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章列三节；在“明代文学”中对“《三国志演义》”章列四节。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却对晋陈寿和他的《三国志》只字不提。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从史学上看，司马迁是开创我国纪年历史传记第一人，而陈寿则是开创我国断代人物传记第一人。从文学上看，明代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就是根据千余年前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及其传说故事改编的长篇历史小说。而陈寿的《三国志》，既是我国第一部以组合人物列传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以众多人物故事为结构，开创立体交叉叙事风范的我国第一部长篇纪实文学。

一、陈寿生平和《三国志》产生背景

陈寿字承祚，益州巴西郡安汉县人，生于三国时期魏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卒于西晋元康7年，公元298年，享年65岁。陈寿的人生跨越了蜀、吴先后败亡和三国归晋一统两个特殊转换时代。陈寿出生时，正是诸葛亮四出祁山，以木牛运粮，粮尽军退的年代。陈寿的父亲原为马谡帐下参军。马谡在蜀军一出祁山时因街亮之失被诸葛亮斩首，陈寿的父亲也受了牵连被剃了光头关禁闭。刘备生前曾对诸葛亮有言：马谡言过其实。马谡被斩之后，陈寿父子自然成了“言过其实”的象征者了。陈寿从小就受到了诸葛亮之子诸葛膽及世人的轻视。少年陈寿逆境发愤，聪敏勤学，拜师于同郡的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青年陈寿刚正不阿，仕途坎坷，“初应州命，卫将军主薄，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仕蜀为观阁令史，官人黄皓专弄咸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陈寿中年后专心著作，大器晚成，”“撰《益部耆旧传》十篇，散骑常侍文立表呈其传，武帝善之。司空张华爱其才……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

据陈寿进《诸葛氏集》表：“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监济北候臣荀勖、中书内候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

由此可见，西晋人当时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都有非常明确的“故事”概念。这个“故事”概念，与秦汉以前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的神话传说不同；与《汉书：艺文志》、《吴越春秋》、《越绝书》中的雏形小说有异；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本质有别，与唐、宋、明、清时的传奇小说，市井聊斋也不一样。陈寿当著作郎时，晋武帝司马炎根据两位大臣上奏，钦命陈寿编定已故蜀相诸葛亮故事。这种故事无疑是指诸葛亮的真实事迹。不过，这时的陈寿已“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其中诸葛亮传实际已完成编定诸葛亮故事的任务，并在本传之后进表补充说明：《诸葛氏集》“辄册除重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陈寿是在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撰写《三国志》的，成书应在西晋元康（公元280——290年）年间。这部奇书，堪称历史、文学两方面的千古绝板。

我认为《三国志》的故事叙述方法，与现代小说、报告文学的叙事方法倒很接近。陈寿“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出为平阳候相”“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候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作罢。”肯定了陈寿的叙事技巧。

二、《三国志》的叙事结构及语言风格
    陈寿为《三国志》选材严肃，力戒“言过其实”。如对《魏略》、《九州春秋》中“亮乃北行见备”（意思是诸葛亮过汉水向北先见刘备自荐）记载不采；对“郭冲说五事”中的“空城计”传奇不信；对《曹阿瞒传》中的流言不理等等。

陈寿为《三国志》布局谋篇，可谓费尽心机。他匠心独运一种全方位的立体交叉叙事结构。在这部奇书中，志传625人，每一传都是三维叙事网络中的一环或一丝。诸多政事、军事、人事，环环相扣，丝丝相连。一个个悬念、一次次玄机，此起彼伏，前呼后应。对重大历史事件，陈寿展开散点透视方法，从不同阵营、不同阶层人物的不同视角，聚焦关注同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正面、侧面、反面。如写曹操与袁绍的官渡战役，他不动声色地展开双方所有关联人物的言行，冷峻地叙述了双方实力、主帅优劣、谋臣见识、关键转折、最终结果等，将这场决定当时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战役，描写得神鬼莫测、惊天动地。又如写“关羽失荆州”这场牵涉三国命运的襄樊战役，他通过蜀国先主传、诸葛亮传、关羽传、刘封传、孟达传、费诗传、魏国武帝纪、曹仁传、于禁传、张辽传、庞德传、吴国吴主权传、吕蒙传、陆逊传、潘璋传等人物传中的所有相关言行，将襄樊战役的背景原由、发动程序、三方关系、勾斗情节、人物细节等，刻画得跌宕起伏、悲壮惨烈。

可能由于《中国文学史》对《三国志》的片面疏漏，产生近半个世纪影响，造成至今我国史学界、文学界对《三国志》的研究，远不及对《史记》和“四大名著”的研究水平。尤其是某一类名噪一时的当代中文教授、所谓三国专家，目前对《三国志》的史学品评，暂还处在半懂不通水平。而对《三国志》的文学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等，也还毫无见识、建树。

《三国志》写人叙事，语言洗炼，精准传神，显示一种古扑老道的典雅之风。如写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担任中司马时，与孙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影，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了了数语，诸葛瑾那种学富五车而深藏不露，虽慢条斯理，语不惊人，但机敏过人，借他山之石攻玉，常常说服主公孙权的智者个性形象，跃然纸上。

又如写太史慈当奏曹史小官时，为救被黄巾军围困的北海相孔融，急中生智：第一天早晨，太史慈骑马挎箭带两个骑马执耙的随从，雄纠纠地来到城门堑沟附近，围城的黄巾军很紧张地围过来，太史慈旁若无人地叫两个随从插耙牌让他射箭，射了箭三人便勒马掉头回城。第二天早晨，太史慈再带两个随从来到城门口“练骑射。”围城军士以为，这三个神经病又来了！笑看他们。第三天早晨，太史慈又如此这般和俩随从来到城门口，又叫随从插下耙牌，黄巾军又笑看着，他突然掉过箭头射杀城门附近军士数人，快马加鞭跑到平原县，见到屯驻在此的刘备便说：“我不过是东莱一鄙人，与孔融非亲非故，因为志趣相投，有分灾共患之义。今孔北海被围，危在旦夕。我认为您素有仁义之名，所以敢不顾生死，突出重围求您救救孔融！”刘备说：“孔北海知道世间有刘备么？”即谴兵三千随太史慈救了孔融。在这篇类似似短篇小说的“报告文学”中，太史慈智勇双全、重情讲义的个性形象呼之欲出。

南朝刘宋时“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年二十，拜殿中将军”的天才国子博士装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称：“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三、《三国志》的人物评论

陈寿担任过巴西郡中正。中正这个官职，专业就是主要负责人物品评的。其作用类似现代组织部门干部考核结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三国志》对魏书三十篇327人、蜀书十五篇124人、吴书二十篇174人，共计625人各方面情况掌握如当今电脑人事档案一样准确无误，对各个不同人物的德才学识、性格命运描写刻画得活灵活现。还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是：陈寿对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评论，十分中肯而又非常精彩。如对诸葛亮的品德与政绩评论：“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但对诸葛亮的智慧与才干评论：“然亮才，于治戎见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对曹操评论：“太祖运筹深谋、鞭挞宇内，举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同时，陈寿也不忌讳在武帝纪中写曹操“复仇东伐”徐州时，“功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这种滥杀无辜的恐怖行经。

陈寿对丑恶虚伪之人，恨之如骨。他特将董卓、袁术、袁绍、刘表列为“董二袁刘传第六”，并进行综述批评：“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蹶，社稷倾覆，非不幸也。”

这是一个挣扎在屈辱中的天才灵魂，为一个豪杰并起时代谱写的英雄交响。这里有对真善美的讴歌，有对假丑恶的耳光。回律主题，就是人性：人的自然性、人的社会性、人的创造性、人的毁灭性……我们疏忽三国政治、军事、文化、人物多声部的恢宏叙述，不是因为《三国志》曲高和寡，而是由于我们耳目平庸，对真正的古代精典音律不懂。就象我们不懂巴乌倾吐、柳琴诉说、编钟叹息……因此，《三国志》摆在我们面前，就如同被埋葬的编钟出土，它锈迹斑斑地吊在那儿，依然孤独地回忆英雄辈出时代的悲壮与精彩。而我们除了敬畏，就剩下不知所措。因为规矩提醒我们：你不要敲它，也敲不好它。偶尔见几个太监、宫女敲响的“编钟”，不过是几个装腔作势的现代演员敲击的仿制赝品。

陈寿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臣筹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⑾

陈寿和他的《三国志》，对当代中国史学、文学及其评论界，确实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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