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副舟骨突出的危害:德华大学

德华大学

——德国人在中国创建了两座大学，一座是现在赫赫有名的上海同济大学，而另一座因为历史的劫变仅如昙花一现，以至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冲刷，人们已经很少知道在青岛这座太平洋西岸的东方城市，曾有过一座比“同济”历史更为悠久的现代大学

一、德国式的“高瞻远瞩”

    一个世纪前的青岛，知识仅仅是私塾、祠堂与庙宇里的经籍、祖先和偶像。大学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是那么的遥远神秘，那些摇头晃脑高颂“之乎者也”的蒙童们恐怕只知道曾子《大学》里的修齐治平，而与远在欧洲大陆的一座座历史悠久、学科林立的西方大学之间仿若隔世。他们惟有千年不易的圣人语录可资反复颂读仰止。但进入二十世纪初不到10年，随着德皇威廉二世对远东的野心不断膨胀，一座现代大学就真地矗立在这片太平洋西岸的土地上了。

在青岛这块远东殖民地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培养中国未来精英的“深谋远虑”源自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斯（Rex），而产生这一设想的历史背景却相当复杂深远。总的来说，是1905年即德国远东舰队占领青岛（1897年）的第八年以来，德国在政治、经济、商贸及铁路矿山等领域中致力于对中国更进一步渗透而出台的对华关系新定位所衍生出来的文化政策。

1905年以前，为给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创造前提条件，德国殖民当局政策的重心放在建设青岛的城市，改建基础设施以及建造军事堡垒上。然而1905年以后，文化因素不断显示了它独具的亲和力与影响力，日益成为青岛殖民当局行事的重点。在中国发展一个“德国文化中心”而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中心，正逐渐成为德国人的一个共识，文化政策也相应地被提升为除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之外德国对华关系的第三支柱。德国的“战略家们”认为，通过文化政策可以宣传德国文化和科学上的巨大成就，可以向这个远东的古老帝国展示德意志民族的光辉形象，给对西方耿耿于怀、心存忌惮的中国人留下更多的“正面”印象。他们以更“深远”的目光看到，独立的文化政策（即大学教育）能够将未来中国的精英吸引到政府的关键位置上来，并且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他们培植成亲德分子的中坚，为将来德国在华形成自己的人脉与网络、对抗英美势力奠定基础，播撒下德意志培育的种子。后来德华大学的中国学生确实被赐予了与欧洲人“平起平坐”的待遇，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德国人的舞会、酒吧、俱乐部，参与欧人区内的公众活动，与德国绅士们肩并肩地亲切交谈；而那些平日对华人动辄鞭打的巡捕，对这些天之轿子们却不敢表露半点不敬之意，德华大学的大学生俨然成了被殖民地的特殊公民。德国人相信，这种恩典与关怀中国学生们是不会忘记的，将来德国必然会得到“远远超过投资”的回报。

因此，自1905年以来，青岛的德国殖民当局便积极地着手研究酝酿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计划和出台。同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文化政策被“钦定”为德国在华与对青岛策略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德国人在报告中自负地宣称：“对远东的这一殖民地，我们德国人在现代民族文化生活的最重要领域——教育事业中所肩负的责任，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德国的影响超出了我们地区的狭窄界限而扩展到整个山东，那么，该处势力范围的列强之间的利益就会形成一种平衡。在我们的殖民地，决不许可类似香港一样仅限于培养通过学校教育只是为了易于得到生计的工具这样一班中国人，德国人应该以更广泛的方式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与个性，使之成为具有德国知识和德国精神的、能够影响到全省乃至与青岛在经济上密切联系的腹地的工具”。显而易见，德国人与英国人在殖民文化教育上的侧重点是截然不同的，德国人更倾向于精神领域的渗透与控制，而不是仅仅通过大众文化施加影响。然而，不管英国人还是德国人，文化扩张的背后都根植着“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

关于文化那巨大触手的“超凡能力”，德国同时代的政论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及汉学家们也是有着一致的觉悟与共鸣。根据他们的观点，文化和教育政策是各种形式政治与经济影响的根底，更确切得说，是德国殖民主义在远东利益体现的立足点。德国政论家保尔·罗尔巴赫（Paul Rohrbach），一位高举“德国文化使命大旗”的代言人，经常慷慨陈词，大肆鼓吹德国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起到的独特作用与任务。对于罗尔巴赫来说，在对中国的文化使命中，将显示出德国文化的完美与成熟，以及对世界政治施加作为的强大能力，是威廉皇帝的“第二帝国”在远东向世界亮相的大好时机，也将是演示德国文明影响力的大舞台。而1906年在柏林成立的“促进在中国德国文化工作委员会”与1909年成立的“中德交流协会”（旨在促进中国学生赴德留学）则成为德国对华文化政策最早的推行者和开路先锋。在华，确切地说是在青岛建立一所德国大学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德国公使雷克斯的设想得到了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梯尔庇茨（Tirpitz）的赞同与响应，但胶澳总督府内的看法却与之向左，他们对此项计划持保留态度。一方面实现这一设想代价很大，将不得不削减其它用途的开支；另一方面，总督府的官员们宁肯进行实用的职业教育，为殖民当局提供受过良好培训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愿浪费金钱与时间用于造就可能根本不会为青岛本地效劳的高等学府毕业的中国大学生。这一“不同政见”始终或隐或现地穿插于建校的进程中，并最终成为总督先生与梯尔庇茨秘书之间一段不太愉快的插曲。

梯尔庇茨的特殊位置（胶澳殖民地直接受控于德国海军部，而不象其它殖民地一样隶属于海外殖民部）与坚决态度使得总督府的反对意见只能（至少是在表面上）偃旗息鼓，在青建校的设想将如期进行。1907年12月1日梯尔庇茨向中国驻德公使孙宝琦通报了德国政府的计划，建议就有关在青岛设立一所高等学府事宜的大体情况进行商谈。而这一积极努力所得到的回音却并不让梯尔庇茨感到愉快，1908年1月末，清政府教育部以暧昧婉转的态度予以了拒绝，声称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大学是不会被承认的。事情似乎陷入了僵局。

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德国政府找到了突破口，清政府表示可以将谈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08年5月，德国驻华公使馆的前任翻译奥托·佛兰克（Offo Franke），同时也是汉堡大学的一位汉学家，被招聘到帝国海军部，与中方进行正式谈判。中方代表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闻名的洋务派领袖之一、时任教育部长的张之洞。清政府派出这样一位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大人物，其重视程度可窥一斑。谈判进行地艰难缓慢，在中方认可该大学相当于外国大学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互不相让，各执己见。而关于地点设置、行政组织和职业方向等具体问题的商洽也是几经波折，谈判双方可谓耗尽了心智。

最终，中德双方通过妥协达成一致。中方提供部分教学经费并且认可该所学校（的学历），但该校与外国大学具有同样的地位仍然不予承认，同时中方将派驻一名清政府官员出任副校长并由中方负责该校的生源选拔。清政府依然寄希望于这所学校能够培养出效忠满清皇帝的新学人才。当总督府得知协议达成后，时任胶澳总督特鲁泊（Truppel）终于按耐不住，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尖刻地指责德方作出了过分的让步，而中方却受到了太大的迁就。这种论调显然带有对梯尔庇茨的不满成分，因为总督本人与他的同僚们的共同利益受到了“伤害”，地方政府则受到了中央官员的“压制”。不过，梯尔庇茨秘书并不在乎，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1908年10月25日这所高等学校开学，定名为“德华大学”。青岛历史上第一所大学诞生了。

二、走出旧学的废墟

德华大学的创办者以他们素来闻名的严谨态度，将德国学术的研究方式与现代学科的分类体系引入到远东的青岛——这座开埠仅仅十年的新兴城市。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殖民色彩，但它依然传袭感染了传统德国大学对知识的神圣崇敬，弥漫着超功利、超宗教的纯学术氛围。

学校包括传授基础知识的初级部和研修专门学科的高级部，设有图书馆、实验室、礼堂、一个博物馆和一个农业实验基地（今农科所，该所还保存着当年实验用的仪器设备，如1912年美国造的老式手摇计算器和德国产的蔡斯牌120照相机，现已由青岛市档案馆收藏）。初级阶段为时六年，所教课程为德语、历史、地理、数学（分为算术、代数、几何）、逻辑学、生物学（分为植物学和动物学）、物理、化学和绘画。高级阶段由四个学系组成：社会学系、工程系、医学系和农林学系。德国地质学家及海军部官员格奥尔格·凯泊（Georg Keiper）出任德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12年，有26位德国教师与6位中国教师在学校授课，该校的学生也由最初的54人增加到1914年的400多人，以青岛当时的人口比例看，真可谓是少年才俊云集之地。

德华大学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是可以与当时德国本土的研究水平相提并论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尤为突出，一些享誉国际的科学家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言传身教。1910至1911年间在德华大学任职的著名数学家康拉德·克诺普（Konrad Knopp,1882-1957）是《数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该时代复合函数研究的学术权威。1914年伟大的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的得意门生之一——量子物理学家卡尔·艾利希·胡普卡(Karl Erich Hupka)受聘到青岛，在动身赴青之前，他刚刚完成了一份影响极大、广受赞誉的有关伦琴射线的论文。农林学系的系主任植物学家威廉·瓦格纳（Wilhelm Wagner），是一位较早研究地球物理学环境条件对经济作物传播影响的专家。正是由于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和最现代的研究方法，青岛的科学发展一起步就有高屋建瓴的不凡建树。

在这座落成不久的大学里，社会学系也相当有特色，尤其是法学研究。法学部的主任是胶澳帝国高等法院的前任法官库尔特·罗姆伯格(Kurt Romberg)。他倡导拟订了若干项计划，致力于将德国的法学与法律制度在中国进行传播普及，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于1911年分别用中德两种文字出版发行的《德华法律报》。不久，罗姆伯格又编纂出版了《中国人法学百科概览》与中德对照本的《德华法律汇编》，后者可称是当时中德法律比较研究的最新成果。法学部的教授们相信“基于道德基础的德国国家生活和德国宪法要比共和制所体现的代表——英美的标榜更适合于中国的现状”。这种致力于将中德文化精神拉近的研究，在那个时代的德国学者中决不少见，甚至相当流行。

不过，德华大学最令后辈兴趣盎然、也最耐人寻味的是：它在引入西方课程的同时，还有几位身穿长袍马褂、脑袋后面拖着大辫子的老学究，谆谆传授儒家的“四书五经”。

中国自汉朝设立太学，开国立培养社稷精英之先河，至宋明两代书院风气大盛，期间虽然时有党禁政争波及学术，但自由思想仍是一脉相承、朝野共许的。尤其书院制度更是别有气象，弟子从师完全出自个人意愿，他们既钦服老师的学识与人格，同时也常常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行质疑，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与最早跃出中世纪神学藩篱的德国大学所创立的自由研究体系，在精神上有着如此微妙的丝连会通。满清肇始，在经历了几次血腥的文字狱“洗礼”后，中国的文人骚客们大多变地默无声息，在保全身家性命与“继往圣之绝学”之间，他们走上了一条无关时政的复古之路：埋身于浩卷繁帙的训诂考据中，去为古代圣贤们的语录作注脚，学术风气由此而骤转。从康乾盛世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自由思想家寥若晨星，中国的教育更是陷入了空前僵化泥古的深渊中。伴随着一个古老帝国的行将陨灭，旧学真地站到了它的悬崖边缘。

遭逢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仍然极力维系在西洋文明面前式微的祖先典制，希望将五千年历史的千古文脉传薪蓄种；另一方面，德国的东方文化研究者们（主要是汉学家）也希望将中国的古典精神汇入西方的主流文明中，因为那时一股多元文化共生的热浪正席卷整个欧美学界。于是，德华大学就有了中西合璧这样一道“亮丽”的风景。1911年辛亥革命后，逊清的遗老遗少大批来青，他们对德华大学开设的现代学科极感兴趣，对新式教育的赞誉之辞更是不绝于耳，不过在这样一所西洋大学里能聆听到古圣先哲们的垂训遗教，是最最让他们心仪的。然而仅能心仪而已，世界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尽管德华大学的中国教授们是清一色的大清翰林、举人，个个满腹经纶，人人堪称饱学之士，但他们身上总透着那么一股酸气，散发着几分“冬烘”先生的味道，而学生们对这些老学究们的迂腐说教也是大多不屑一顾、置若罔闻，上课睡觉或者逃课之事屡见不鲜，刻板教条的填鸭式教育在自由新鲜的学术气氛中黯然失色，象风雨中销落的昨日黄花，已经不和时宜。八股时代真的是一去不复反了。

三、流星，还是奠基石？

1898年康有为在百日维新的“公车上书”中曾向清政府推荐普鲁士的教育制度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榜样。七年后的1905年，中国废除了两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开始了现代学校体制的探索与建立。但中国的教育改革者们顾虑重重，面对西方对这一领域各怀企图的觊觎，他们一方面需要输入西方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对列强的依附，捍卫自己的独立性。中国政府在这个“两难境地”中举步为艰，小心翼翼。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制造各种外国势力在华办学上彼此竞争的局面，来阻止其中一方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垄断。在这些竞争者中间，保守的中国改革者们（比如康有为）似乎特别偏爱古老严谨的德国风格，究其历史缘源，当时德国的高等教育在整个欧洲甚至与后起的美国相比都是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代表着学术领域的前卫和先锋。而且，相对于英美教育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肤浅”与自由主义的“激进”， 中国人更欣赏德国教育的那种基于纪律、严谨、深刻和彻底的传统。所以，中国的改革派们倾向于吸纳德国的教育系统，而德华大学可以说就是这种德国特质的东方体现。

德华大学确实如德国的文化政策制定者所预想的一样，造就了一批中国未来的精英，它的许多学生在后来国民政府的文化、政治与经济等部门中担任过要职，并且对从北洋军阀时期到国民党执政期间的中德交往起到过广泛而微妙的作用。可以说，德国殖民文化政策的重要产物之一——德华大学是影响德国在远东发展及中德关系的一条暗流。

青岛的现代学术研究因德华大学的建立而揭开了历史序幕，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在这座年轻的城市登陆，德国悠久的自由独立的思想传统也侵染到青岛及其腹地的人文观念中。尽管德华大学在1914年日德战争爆发后因德国战败而停办，象一颗划过东方天际的流星，不复存在，但它对后来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青岛大学（30年代改名国立山东大学）的建立起到过铺垫的作用，并为青岛二、三十年代文化与科学的空前繁荣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