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翻唱中国经典歌曲:疯狂年代

1966年6月上旬，我们听说中央有个《5.16通知》，要搞“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们面临即将到来的期终考试，正在紧张地复习。但得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将取消期终考试，让全校师生全部都投入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听说不要考试了，同学们（特别是我）个个欢欣鼓舞，高呼毛主席万岁，热火朝天地投入“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浪潮中去。当时“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概念比较笼统，用什么来辨别“新旧标准”，对这群乳臭未干的学生来说，可能是难了点。我们也懒得去求证什么正确答案，反正看不顺眼就是“四旧”。这股思潮迅涌漫延全国各地，破坏文物古迹、砸毁牌坊石碑；冲击寺院庙宇、捣毁神佛塑像；查抄中外藏书、焚烧名家字画。甚至发展到要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穿小裤腿、旗袍和发形是飞机头、大波浪的人，上街看见就剪。“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真理。在这颠倒黑白的年代，新华社还进行歌颂性报道。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好得很》社论说：“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虽然中央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但我当时只有14岁，实在没有能力完成党中央号召，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能随着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同学，上街去清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当时正值盛夏，南京又有“四大火炉”之称。平时上街，男人普遍是老头衫+短裤，女人基本都是穿裙子。只有我们这帮革命小将不怕炎热酷暑，个个身穿旧军装，腰系武装带，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三五人一群，耀武扬威走在大街上。看见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就前去革命，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

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街上走着，迎面跑来一男一女两个年龄不大的红卫兵，气喘吁吁地请求我们支援。原来，他们发现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一个穿旗袍；另一个烫了头还打洋伞。所以二话没说，上去就把她们的旗袍剪了；头发也铰了。没想到这两个女人后面，还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的，一起围上来抓住了不放。他们人少加上年龄小，没办法脱身，只好跑出来请求红卫兵战友支援。我们赶紧跑去现场，已经有许多人在围观。仔细一看，情况对我们十分不利。被剪的两个女人蹲在地上哭，另外三个男人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上。其中有一个胖子，身高只有168MM，可体重不下于90KG。上身穿一件桔黄色的圆领衫，下面穿一条黑蓝条纹大裤叉。他和另一个女的紧紧抓住一个女红卫兵的衣领（因为她剪的旗袍），另二个男的分别抓住两个男红卫兵。正揪在一团，吵嚷着要去派出所。

去派出所？去公安局我们也不怕！但这样被人缠着脱不了身，也实在是太掉价。我们七、八个红卫兵冲进去和他们辩论，责问他们对革命新生事物是什么态度。由于我们的介入和严厉的训斥，这三男一女赶紧向我们解释事情的经过。其中两个男的刚一松手，还没等他开口来解释，被他抓的两个男同学，马上就消失在人群中。再想去抓回来，可能比攀天还难。这下子可把大胖子气坏了（就他没放手），嘴里叽哩哇啦的乱叫。只见他眼睛瞪得像牛卵子似的，急的是浑身冒汗。两手紧紧抓住那个女同学的衣领，用力把她拖往派出所方向。这个女红卫兵的处境十分被动，因为她的战友在我们的掩护下都安全逃脱了。剩下来的没几个人，而且是女多男少，没有什么战斗力。

看到革命战友就要被人捉了去，我们也急红了眼，但几次冲上去抢人都没有成功。虽然我们男女加起来有十二、三人，但年龄都只有十三、五岁，在体力上不占上风。他们可都是三十多岁的壮年人啊！还眼见自己的女人遭到（剪旗袍和铰头发）凌辱，那心中的怒火还不知有多高。只不过我们戴着红卫兵袖章，他们不敢动手打我们。如果真动手，早让我们满地找牙去了。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推攘和吵骂，我发现就是那个大胖子最坏。首先，他是一直不松手，没办法救人。其次，他力气太大，想救也救不下来。如果不想法把他给拿下，就不可能救出我们的战友。在相互的推攘中，我们的一位女同学摔倒了。没想到爬起来时，她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歌声如同战场上的冲锋号，当时就有七、八个战友，同时把武装带解下，拎在手中围了上去。对方也楞住了，眼神交流中流露出困惑的目光。时间在这一时刻几乎是凝固了，空气中弥漫着战前的血腥气氛。岂不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就要在我们这十几人之间开始了。就在大家都楞神的瞬间，我迅速冲到大胖子的背后。两手抓住那条黑蓝条纹大裤叉，猛地用力向下一拽，然后掉头就跑。只听到身后“哇”的一声惊叫，随后是“哈”的一阵暴笑。原来我用力过猛，一下子将大裤叉褪到了脚腕处。更没想到是，这个大胖子没穿内裤，露出了两个大屁股。吓得大胖子急忙松开双手，立马蹲下来提裤叉。大胖子一松手，被抓的女同学立即让我们救走。等大胖子站起来回过神时，已是羞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了。他是什么话也没多说，赶紧带人离开现场。一场即将爆发的血腥战争，顿时就云消雾散了。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8月中旬，学校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校园的广播站成天播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高音喇叭不时传出毛主席语录歌。学校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墙上也刷上的大标语。因为学校是美国创办的教会学校，所以批判的内容比较丰富。特别是解放前在校任教的老师，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了学生批斗的对象。批判会、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这都是轻的。还把有问题的老师集中起来，每天打扫厕所来进行思想改造。有些红卫兵急功近利，想加快对这帮黑五类改造，竟拿来一大瓶红墨水，让他（她）们喝下去好变成红五类。没想到第二天有人竟敢自杀，走“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党中央还鼓励革命小将要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其次是红卫兵出现了派别，校园内出现好几个红卫兵组织。原来是这些学生斗来斗去，总觉得斗教师和教研室主任不过瘾，就把矛头指向校长。十中校长是个女的，叫林敏（行政14级）是个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林校长平时对我们可好了，我就挺喜欢林校长的。想把她打倒没那么容易，最少从我这儿就过不去。前些时间只顾忙着上街去“破四旧”，忽略了校园内的文化革命。可一时我也搞不清这些红卫兵组织，那个支持那个反对。怕站错了队，给自己历史抹上污点。干脆，自己成立一个算了。说实话，我们学校对红卫兵运动是十分支持的。我去总务处交了一个报告，学校还给我开了介绍信。上街刻了一个公章，买了一个刻蜡纸的钢板和一本介绍信。回到总务处报销了6元钱，我的红卫兵组织就这样成立了。很快，我的组织就发展了近50个人，我也理所当然成为头头（当时叫“司令”）。在中国缘的“军中缘部落”里，不知是谁称我为“司令”，我也默认了。因为在那个年代，我真的当过几天“司令”。

做为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司令”，就要考虑点国家大事。不能再上街去“破四旧”，走“剪别人裤脚”的老路。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学校组织红卫兵或学生代表、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早在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和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运动。为了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和学习外地院校的革命造反精神，我们组织了三十多个男女同学要进行“革命大串连”。我们十中的老师可真好啊，都被学生斗成那样子了。还不放心这帮十三、五岁的同学的安全，让唐月琴女老师陪我们一起去串连。（在我印象中，唐老师当年也就二十六、七岁）

我们第一站是去上海。参观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接受无产阶级再教育。再去上海滩看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旧址，激发去我们反帝爱国的革命情怀。可我的革命豪情，很快被上海的自来水彻底浇灭了。当年上海自来水中有一股强烈刺鼻的漂白粉味，喝水吃饭都没法下咽。我只能啃点面包，喝“北冰洋”汽水度日。在上海呆了三天后我们去了杭州，原打算是看看嘉兴南湖的游船。可见到父亲的老战友，他们就不让我走了。伯伯阿姨让我返回南京，还说我长大了变白了。长大了我承认，变白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我才明白，是喝了三天上海的水闹的。据相关行业权威研究分析，每天吸纳少量的漂白粉，对人体美容增白有神奇的功效，难怪上海的姑娘都是那么白的。

在父亲的老战友家，见到北京来的几个戴“红卫兵纠察队”袖章的学生。和他们交谈中得知，毛主席已经连续五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北京的天气逐渐寒冷，恐怕很快就不能再检阅红卫兵了。得知这个内部消息，我们马上放弃去韶山和井冈山的计划。连夜爬上一趟去北京的列车，到北京见毛主席去了。刚上车时的情况还好，还有座位能上个厕所。可火车开开停停，沿途各站都拥上来不少人，最后是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不少女孩子上不了厕所，憋得哇哇乱叫。经过三天三夜的历程，我们终于在10月28日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车站内是人山人海，成千上万个红卫兵拥挤在接待站，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分配住宿地点。广播喇叭中呼喊着革命口号：“革命的请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多亏了唐老师的努力，我们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学院。学院的条件很好，把教室课桌拼起来当床，每两人合盖一套被褥。吃饭去学生食堂，晚上还放暖气。我们编成几个小组，分别去北大、清华等著名的学院去抄大字报。我们当时也挺革命或者叫挺老实，就知道趴在那儿抄大字报的内容，从没想过到什么好玩的地方去看看。没过几天接到学院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将在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我们红卫兵小将。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激动的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觉。凌晨4时被集中起来，每人发了一袋干粮。里面有：1根蒜肠、2个鸡蛋、2个苹果、4个面包。当时来北京串连，“吃住行”全部是免费的，但伙食标准每人只有0.4元/天。今天接受毛主席检阅，所以伙食标准加倍。我们这批红卫兵中，有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学。可是他从来没有一个人，一下子吃到这么多的好东西。把他感动的热泪盈眶，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凌晨6时到达集结地，由解放军将我们组成游行方队等待检阅开始。就要见到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因为那天北京气温很低，所以没有感觉到一轮红日在心中升起。刺骨的寒风把我们冻的嘴唇发乌，一个个直打哆嗦。好容易熬到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代表毛主席对红卫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后，检阅正式开始了。游行的队伍整齐地朝前移动，可没有走多长时间又停下来了。原来是主席下去休息一下，要方便方便。等主席回来后，队伍才开始朝前移动。就这样走走停停、缓慢而拥挤向前移动，到下午4时多，总算是能远远地见到天安门城楼。这时广播中传来周总理的声音：“我宣布，今天检阅到此结束。让我们大家一起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事后我们才得知，天安门广场检阅人数的最大容量只有120万，而第6次检阅的红卫兵人数超过200万，据说有1/4的人是无功而返。

无功而返不要紧，可以等下一次。可电影学院不让再住了，说给我们发过“见毛主席的口粮”了。唐老师还真有办法，又去了红卫兵接待站。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被安排在北太平庄的居民大院。房间没有暖气，统统睡地铺。地铺只有草垫，两人一条被子。怕煤气中毒，还不让生炉子。天气越来越冷，冻得我们都没脱过衣服睡觉。院子里还没有厕所，想方便就要上大街。每天到饭局的时间，由居委会大妈来发，每人一份还不让代领，过了点就没吃得。为了见到毛主席，只有咬牙忍着。总算是熬到11月10日，毛主席第7次接见红卫兵。但那天“见毛主席的口粮”不对了，只有1根香蕉，1个鸡蛋，2个馒头。我们那位来自农村的同学，也不高呼毛主席万岁了。伙食是差点，但检阅方式好，全部乘军车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敞蓬汽车在寒风中行驶，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但我们一点都不感觉到泠，只是一遍又一遍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因为这次组织的好，经过天安门广场又不拥挤，所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看得很清楚。就在汽车快驶过天安门时，我见到城楼边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刘少奇主席。

见到了伟大领袖，完成了这神圣的使命。我们踏上了新的征程，去毛主席家乡湖南韶山。可是12月3日在武汉转车时被困住了，韶山已是人满为患进不去。我们住在华中工学院休整了几天，理了发还洗了澡。这时大家静下心来，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因为中共中央、国务院12月1日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连，12月20日前必须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再者，是大家身上带的钱都不多了。我当时算是有钱人（妈妈给了15元钱和5斤全国粮票），外出了近50天，还剩下6元多钱和3斤粮票。有的同学出门就带了5元钱，早就弹尽粮绝了。最后大家听从了唐老师的意见，全部返回南京。回到南京后，学校又有一批红卫兵要步行串连去井冈山。当时有几个同学让我一起去，可我走了一天就当了逃兵。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回到本地本学校，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同年3月19日，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大串连的计划，全国大串连逐渐停止。 

40年后，有人问我在大串连时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我告诉他：1、亲眼见到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刘少奇。2、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3、北京的大柿子只有6分钱一斤，那柿子，真甜！

 (3)-抄家

抄家这个词，不是什么新鲜事物。随便翻一下历史，都可以追述到盘古开天地的年代。历史上不管是忠臣还是奸臣，皇帝对他不满意的话，随便下个旨就被抄了家，搞不好还要满门抄斩。明朝爱国将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获罪被抄家时“家无余赀”。清朝大奸臣和珅的家被抄，抄出来的家产让嘉庆皇帝都大吃一惊，相当于朝廷15年的总收入，正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红楼梦这部书（毛主席让许世友要看8遍），里面就有宁国府的抄家描述。盛时的荣宁二府何等的气焰，房屋财产丫鬟巨多。但皇帝发怒一纸圣旨下去，积聚的财物立时化为乌有。贾宝玉也从皇亲国戚，沦落成了城市贫民。

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行动，严格的说应该分为二种。第一种是红卫兵的抄家，人员大部份是年龄不大的学生。抄家的目的是“破四旧”，跟派别的斗争无关。由于对“四旧” 没有定出严格的标准，只要被“红卫兵”认为是“四旧”的，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抄家。这种抄家破坏性很大，被认定 “四旧” 的物品，不是毁了就是烧了。当时“破四旧”的抄家,是得到中央支持的。第二种是群众组织的抄家，人员多数是成年人。抄家的目的是打倒“走资派”，跟派别的斗争需要有关。由于派别斗争的需要，就编造一个理由去抄家。这种抄家破坏性不大，但对政治运动反响较大。（如抄许世友的家）实际上这种抄家后，多数遭到另一派反对和报复，而且这种报复往往是一场武斗的导火索。

在文革期间，我就有过抄别人家；和被别人抄了家的经历。

66年12月下旬我串连回到学校，正是迎来毛主席73岁的诞辰纪念日。说来也巧，按东西两半球的时差计算，毛主席的生日（12月26日）恰恰与耶稣的生日（12月25日）是同一天。（毛主席去世的日子也正巧是希腊神话中冥王哈迪斯的生日9月9日）为了给伟大领袖生日献礼，我们总不能光吃长寿面吧。这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说蒋介石有个亲戚隐匿在南京五台山的上海路上。家中可能还藏有电台，至今没有被发现。这个消息让我们很振奋，如果抄家能搜查出电台，说不定就破获了美蒋特务在南京的老窝。抓上一两个美蒋特务，且不是给毛主席生日献上了一份大礼。说实话，我对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抄家不感兴趣。虽说被抄对象都是一些“地主，富农，城市小业主，右派和逃到台湾国民党”的家属，但他们家庭条件太简陋，没抄出什么值得炫耀的战利品。可这次事关重大，来不得半点疏忽，如果情况属实，将是全国爆炸性的新闻。

为了给毛主席生日献上一份大礼，决定12月25日20时开始抄家行动（后来才知道那天是圣诞节）。我们十七八个红卫兵在一个革命群众的带领下，来到上海路的一幢三层小楼。安排十个人在门外埋伏后，其余的人就一起进去了。在客厅，我见到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带着两个3岁左右的孩子，一位40岁保姆模样的女佣还给倒了茶水。老妇人见到这群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眼神中有惊慌不安的拘泥。她说她是房主，问我们来有什么事。我们问她在那个单位，从事什么工作。老妇人的回答，让我们吓了一跳。她说：“她属于无产阶级，解放后没有工作，平时就靠买黄金渡日。”在与老妇人谈话时，那个女佣几次想打断老妇人。我们怀疑她就是个女特务，马上让两个红卫兵把她押到厨房看起来。然后很客气地请老妇人把电台交出来，老妇人告诉我们：“电台在楼上寝室，晚上10时还要听香港报道。”老妇人话声未落，已有几个同学起身往楼上冲去，抄家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我在进入这幢小楼后，对小楼的构造发生了兴趣。这是一个跃层建筑结构的3层小洋楼，还有一个地下室和阳台上的搁楼。一层有客厅、厨房和保姆室，二楼是两间小寝室，三楼是一间大寝室和一间存储室，每层都有卫生间。顶层是个大阳台和搁楼。搁楼布置成书房，别有一番情趣。虽然这楼的外部造型没有我家好，但内部的布局比我家更舒适。在二楼楼梯的拐弯处，我见到一个大药柜。里面有不少人参、鹿茸等珍贵中药外，还有许多洋字码的西药和补品。我正在聚精会神关注这些药品，就听到三楼发出一声惨叫。只见一个女同学脸色苍白，慌慌张张跑下说：“在三楼寝室和存储室墙壁之间，发现了夹层。但从夹层中掉出来一只断了的手臂，是一只女人握拳的手臂。”我们一听寒毛都竖起来了，赶紧押着老妇人来到三楼寝室。只见壁橱内的衣服中，真得露出一只白森森的女人手臂。老妇人一见到那女人手臂，浑身发抖立即瘫倒在地上。

我从小胆子就大，打架从不知害怕。见到有这样离奇的事情发生，高兴还来不及呢。赶紧上前将手臂拿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支大烟枪。这支大烟枪的外形是一只女人裸露的右手臂，尺寸大小与真人一模一样。手掌握空拳形成烟锅，五个手指甲上还涂了红色。胳膊肘和手腕处都微微弯曲，形成自然的弧度。手臂端部的中间有像骨头形状的凸出部，这就是烟嘴。我从没见过这玩意，感到特好奇。就坐在椅子上将大烟枪叼在嘴里，右手托住手臂的肘部，膀子住桌子上一撑，嗨，还真舒服！烟嘴处的手臂端面舒适的贴在脸上，手握肘处细嫩柔滑肉感十足。因为整个手臂是有弧度的弯曲，所以握拳的手（烟锅）距离也不远。我用另一手去烟锅点火也挺方便。可惜当时没有注意材质，直到现在都没搞清楚是什么材料做的。

桌子上堆满了从夹层里搜出来的：金砖、金元宝、金条、烟土、名家字画、珍珠、翡翠、玉器、珠宝，可让我们这群革命后代开了眼。我从没见到五两重的金元宝，和油光发亮的大烟土。用油纸包装的烟土有3大包（每包10块），每小块烟土是1两重。还有3发汤姆冲锋枪子弹、10多发手枪子弹，2把匕首。地上还堆满了名贵衣料，近200册的中外名著和社会上难见的小说。（如香港版的《侍卫官杂记》）。地下室还发现1个立方的高档木料，老妇人说是给她打棺材准备的。最让我们养眼的是一件用整个东北虎皮制做的披风。正面是披风，反过来就是活龙活现的东北虎。我问老妇人哪来的，她说是解放前花了4000块大洋买的。（2005年，我去南通和儿时的朋友相会（他在司法局工作），他也是当年参与抄家的人员。我们谈起了这段往事，都提到了这件虎皮披风。）

晚22时左右，负责门外警戒的战友押进来两个年青人，他们是老妇人的孙子和孙女。在抄家清单上签字时，我知道他们姓聂。聂先生对抄家没有表示太大的惊奇，还对我们没有恐吓老人和小孩表示感谢。我问他电台藏在那里，还告诉有人揭发他偷听敌台。他说家里没有电台，每天用短波来收听国外的黄金股市，是一台5灯3波段的收音机。我问他对今天的抄家抱什么态度，这俩人还真能搞笑。一本正经的回答：“支持，坚决支持，这个家早该杪了。前几次红卫兵来抄家，都让派出所警察挡回去了。”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加入了单位的革命组织，也抄过别人家。但不敢革自己的命、抄自己的家。

第二天，公安部门来了人。他们见到抄出的东西，也惊得目瞪口呆。我们有一个红卫兵信口说了一句：“私藏这么多大烟，够枪毙了吧。”呛得几个公安不敢回答，一个劲的和我们做工作。我私下问一位公安同志，这家与蒋介石是否有亲戚关系。他的回答很有意思，“这家与蒋介石没有关系，但与宋美龄有点亲戚关系。”这下子我知道事情闹大了。老妇人和宋美龄有亲戚关系，那和宋庆龄也有亲戚关系。宋美龄是蒋介石的老婆，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66年宋庆龄还是国家副主席）。你说我们是抄了蒋介石亲戚的家，还是抄了孙中山亲戚的家。我们是革命行动呢？还是反革命行动？

中午，又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首先，代表国务院对我们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其次，强调要落实党的保护政策。再者，要求我们对这次的抄家行动保密。最后的结果是：1、归还所抄个人财产。2、烟枪、烟土和匕首、子弹上交公安部门。3、反动书籍由红卫兵没收。

 (5)-“逍遥派”

“逍遥”这个词，原出于道家。道家把精神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称之逍遥，通常解释为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行为或心情，“逍遥派”也指那些与世无争、逍遥自在的人。在文革期间，“逍遥派”这个词有了新的定义，泛指那些没有加入任何派别组织的人民群众。

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号召下，1967年1月26日，南京造反组织对省市委开始了夺权。我们的“造反兵团”因刷了几幅“126夺权好个屁！”的大标语，就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所有“造反兵团”的头目都遭到了被捕，关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牢。4个月以后，南京公检法为此事遭到中央的严历批评，又赶紧给我们平了反。我们的夏司令平反出狱后，他的“造反兵团”早已四分五裂，各奔东西了。在那“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年代，要想东山再起已是不可能了。我根据当时的形势，对自己做了个分析：“已是黑崽子，差点又成了反革命。过去是戴着红卫兵袖章，打架别人不敢还手。现在这些造反派都大人，想打架也不是他们的对手。算了！老子不干了总行吧。”就这样，我是哪一派都不参加，成了革命的“逍遥派”。

红卫兵“破四旧”的运动已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由工人阶级组建的“造反派”。但他们挥舞的不再是红卫兵手中的武装带，而是长矛、大刀。67年的夏天，江青提出造反派要“文攻武卫”。 两派的造反组织用各种方式抢夺枪支弹药，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据资料显示，当时全国造反派抢夺枪支足以武装一支正规的百万大军。）“好派”凭借夺权之势，占据了整个南京城。“屁派”借助许司令之威，坚守下关艳江门城楼，并在城中固守几个据点。两派对阵相持，颇有国共两军对垒的架势。我们的“造反兵团”被取缔后，下属的组织有的加入了“好派”，有的参加了“屁派”。因为两派当中都有我们过去的人，所以给我这个“逍遥派”提供了逍遥的空间。没事就去两派的防区看看排兵布阵，或聚在他们的管辖区中听听最新战况。有一次无意中得到了“好派”要在后天，清除“屁派”在南京城区内的所有据点。在这些据点中“南大八二七”、“华水革联”、“五中八八”、“反修战校”等“屁派” 组织,虽然在大、中学红卫兵中声名显赫。但这群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工人）在一起打架,肯定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家住处距南京五中很近，有幸看到这壮烈的情景。几百个手拿长矛，头戴安全帽的造反派，把“五中八八”的据点（莫愁路基督教堂）围得是水泄不通。基督教堂内有座耸立的钟楼，钟楼是四方形有十多米高。远处可见钟楼上有十几个学生，用砖瓦不断地砸向进攻的人群。打退了几次进攻后砖瓦用光了，学生们又拿起长矛和爬云梯的造反派对打。由于寡不敌众和没有战友的援救，很快就被造反派制服了。整个钟楼顶层只剩下一个人，他双手紧握长矛，浑身是伤满脸是血，面对围上来的造反派毫无畏惧。造反派把他围了一圈，用长矛指着他高喊“交枪不杀”。 只见他轻蔑一笑，将手中的长矛砸向前方的“来敌”。随后猛的转身，紧紧抱住背后的一个“来敌”拖到钟楼边，准备跳楼与他同归于尽。可惜他当年没有什么劲（才16岁），抱住“来敌”但没有拖动“来敌”，没能实现与阵地共存亡目标。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也把对方吓得不轻。被俘后，造反派用匕首刺他。每刺一刀，他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把他从钟楼拖下来的过程中，一共喊了7声“毛主席万岁！”

这惨烈而壮观的场面，引起了大批围观群众的不满。我看到一位老奶奶眼里流着泪，嘴里还骂道：“天杀的，这些孩子犯了什么法啊？让你们这群大人这样打，有本事你们去打台湾的蒋介石啊！”有个老头子还有点军事常识，他大声地对造反派吼：“你们算个什么东西，抓到了还往小孩身上扎刀子。这小孩比你们有种！如果有炸药，他今天就是扬根思。你们想活捉到他，做梦去吧！”后来这件事给许世友司令员知道了，许司令二话没说，马上让这小子到部队当兵去了。

说实话。南京地区发生的武斗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相对来说是比较文明的。总的来说是动枪的少动刀的多，还是处于冷兵器交锋阶段。武斗也不是天天有，热闹也不能天天看。我这个“逍遥派”总要找点事情做做，可做什么才不会虚度年华呢。可是在那个年代，我这个15岁的孩子又能去干点啥呢？总不能抱个破吉它，成天弹毛主席语录歌吧。可我再也没想到，一曲《联动战歌》的吉它旋律，就让我接识了一大批“联动份子”。这些与我命运相同的男女红卫兵个个出身不凡，只因父母纷纷落马成了黑崽子。现在是社会没人问、家中无人管，成天在大街上乱窜。俗语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这个圈子里，大家仿佛又找到了知音和恢复了自我。没事就凑在一起摆龙门阵：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央到地方；内部消息透露，小道新闻不断。碰到高雅一点的，谈音乐、论名著；遇到通俗一些的，讲打架、说女人。因为相互有了依赖，所以大家都团结的很紧。遇到伤心事也来说说（老爸挨斗时被人打了，自己让别人给欺负了），没准就有人起来仗义，找一帮人替他报仇去了。要是口袋里有了钱，也是大家一起去“太平村”（类似现在的咖啡屋）摆摆阔。

可摆阔也能摆出麻烦。有一次就为两张椅子的归属，在“太平村”与一群小地痞发生了争斗。双方均有人受伤，也都回去叫人增援。等我们这批人赶到现场时，双方都有二、三十人。这时我们这边有人悄悄地说：“不好，老七来了。”我们早已听说这一带的地痞头头叫“老七”，人不大胆子大，打架敢下刀子，半年来已伤了三十余人。在双方对持的时候，就听到对方有人叫我小学的“外号”，我答应后再定神一看，是我小学同班的同学张友龙。张友龙见到我很高兴，他对后面摆摆手说：“算了，算了，都是自己人。”然后笑笑对我说：“我就是老七。”这场斗殴和解了，我还在同伴中露了脸。后来有人问我：我和老七是怎么认识的，为何给我这么大的面子。

我在慈悲社小学四年级时，曾与张友龙同桌。他父亲是工厂的采购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兄弟姐妹共9人，他排行老七。记得有一年冬天，教室外大雪纷飞。张友龙连件棉袄都没有，只穿两件破毛衣，上课冻得直抖。我见他可怜，就把自己的羊皮大衣脱下让他穿上。他经常没有早饭吃，我上学时，常带点吃的东西给他。后来，张友龙对我说：“小学毕业后，他一直没忘记，我给过他的关心。”可我上中学后，早把他给忘了。要不是他提醒，我想都想不起来。事后，老七还带一些人来过我家，说我是他的恩人让大家照顾一下。你还别说，他的话还真管用。从此以后，再也没人和我家过不去。（在69年夏天，老七在一场群殴后回家的途中，一人遭到对方三人的暗算。脸上被泼上硝酸，身上深刺了7刀，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那段时期，我就在好派与屁派的争斗之外，失落的红卫兵圈子之内，尽情地逍遥生活。直到学校通知我们要复课闹革命为止。

 (6)“再见，十中！”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全国各省也陆陆续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在打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切关怀下，江苏省在1968年3月23日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许世友司令员出任省革委会主任。“好派”和“屁派”这两个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当年为争权夺利而打得头破血流。现在也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双方各有4位头头成了省革委会的常委。在一年多的武斗中，两派双方都涌现出不少用血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殴斗中致残的勇士，如今成了无人问津的旧事。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逝的干干净净，真应了那句“一将功成百骨枯”的老话。事隔多年后，有位五十多岁右手有点残疾的老人，在路旁擦鞋谋生。他为我擦鞋闲聊中，方知他竟是文革中的牺牲品。当年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对立派武斗时被长矛刺中手掌伤了神经。当时医院也很乱，在急诊室担搁了很长时间。他更倒霉的是，手术的主治医生不是一派的。没有好好给他治，而让右手落下了残疾。我俩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不断的叹息，悔恨参加了那次武斗，葬送了自己的一生。擦完鞋后，我付了十倍的工钱，还送他一首打油诗：“当初造反斗资修，敢洒热血写春秋。回首再忆荒诞事，含恨抱怨泪自流。”

大江南北红旗飘舞，石城内外战歌嘹亮。全省各行各业的革委会组织，基本上都按“老中青三结合”的模式，雨后春笋似地冒了出来，但第一把手都是从部队派来的，大家统称他们是军代表。我们十中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是军代表还是工宣队？我不清楚。林敏校长有没有被三结合进革委会？我也管不了。只记得接到学校革委会通知，要我们回到学校去复课闹革命。“复课”？那时连一本书都没有，老师拿什么来教我们？“闹革命”？毛主席的革命委员会都成立了，我们还去革谁的命？这种荒诞不经的提法，好在没人用头脑去过多地思考。一年多了，同学能再次聚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数数人头再对对名单，嗨！我们班的男女同学是一个不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个都变成帅小伙和俊姑娘的模样。人是长大了可脸皮变薄了，与女生不好意思讲话了。当年同班女生的姓名，我现在是一个也没记住。真不知道她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走过得是怎样的路。但愿她们现在的生活和心情，全都能比我好。

我们是65年从小学考入十中，算是68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初一年级共有6个班级，1-3班学俄语；4-6班学英语。因为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十分紧张，说苏联违背了马列主义已成为修正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坏，比帝国主义还危险。所以我们不少同学不愿意学俄语，都想学会英语去参加世界革命。你想想，如果站在华盛顿大街上，高呼一句：“朗恩辣夫-抢面包”（音译：毛主席万岁），那是何等的威风。复课闹革命的时候，不让我们再学俄语又改学英语。可是不从英语的26个字母教起，一上来就是整条句子。什么：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你还别说，这样的教学方法还是很有效果的。就拿我为例，以后在大学也是学英语。年龄一大，长时间不用也忘了不少。但我怎么也忘不掉的就是这句：“朗恩辣夫-抢面包”。很快，部队开始征兵了。因为南京十中历来就是个“贵族”学校，从国民党统治到共产党统治，能进十中上学的基本都是一些当官人家的孩子。有不少男女同学穿上国防绿的军装，来学校与老师和同学道别。让我们这些父母没有解放的同学，看得真是眼谗。特别是那些当女兵的同学，一个个脸上都笑开了花。军帽戴得翘上了天，见个熟人就去敬礼。这群家伙哪是来与老师道别，分明是在同学面前来臭显。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没能当兵去部队的，下面的路只有二条。一是去建设兵团支援边疆建设，二是去农村插队务农。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 是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满腔热血的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去。主动去学校报名，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锻炼。从最新指示发表（22日），到毛主席诞辰纪念日（25日）。在短短三天内，自己去派出所迁走了城市户口，赶在12月26日前办完全部的手续，以实际行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纪念日献礼。当时也不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就看过“李双双”等几部农村影片。心想下乡插队体验一下农村生活也挺有意思，还能接受一下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再说听毛主席的话，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肯定没错。我真是满怀豪情下农村，准备在广阔天地炼忠心。

南京市革委会在1968年12月29日，为这批知识青年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组织了九万多下乡插队的学生，参加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正式通车仪式。凌晨6时，我们都赶到学校集中，准备上车奔赴农村。我记得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北风吹在脸上是刺骨的痛。许多家长来校送孩子下乡做最后的嘱咐，老师也冒着严寒赶来与同学惜别。操场上到处是人，不时发出阵阵的哭泣声。雾雨蒙蒙中我独自一人，沿着校园内的道路慢慢的走。眼望雾雨中朦胧的校舍：东教楼、大礼堂、音乐厅、钟楼、口子楼、西教楼、体育馆、图书馆……，感到是何等的熟悉和亲切。我心中在念叨：“十中啊十中！现在，我还是您的学子，您还是我的学校。但过不了一会，我就要上车走了。您还是我的母校，我成了社会的游子。您为国家培养出多少栋梁之材，校门走出去多少英雄豪杰。可今天走出校门的弟子，愧对南京十中的名誉。因为他们在校三年，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啊！再见了，我的母校！再见了，我的十中！”  

上午9时，近3000辆军车排着整齐的队形，浩浩荡荡通过了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的处女航。开始上大桥的时候，大家还高唱革命歌曲。过了大桥以后，车厢里就没有了歌声。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车厢内响起女生无奈的抽泣声。开始只是女声独泣，不一会成了女声合泣，接下来是男女生群泣，再下去就是众生群嚎。上车后，我还沉陷在离校的困惑和伤感中。耳边响起的阵阵哭声，实在让人听得心烦。狂燥之下大吼一声：“嚎什么嚎！都给我闭嘴，下乡插队能死人啊！”见我出来一叫，女同学是止住了哭泣。但她们一个个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毛。也就是这一声吼，可能是改变我人生的起点。因为当时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是准备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在分配知青点的人员搭配上，都是男女混分。有的是狼多肉少（男多女少），有的是肉多狼少（女多男少），有的是狼肉正好（男女相等）。我可惨了！就这一声吼，没有女生愿意和我在一个知青点。最后找到几个没人要的男生，四个光棍组成了一个知青点。没有这一声吼，我的知青点上肯定会有几个女生，以后没准那位就成了我的“太太”，我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种“辉煌”。

我们这批学生是分配到江苏省泗洪县，这是苏北的一个革命老区，抗日时期是新四军当年活动的地方，刘少奇，彭雪枫都在这一带活动过。中国八大名酒中的“双沟”，就出在泗洪县的双沟镇。泗洪县在地理上与盱眙县和宿迁县相邻。盱眙县有个明祖陵，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祖父殁葬地。（内有朱元璋曾祖父、高祖父的衣冠冢。）宿迁县有个项王故里，就是霸王项羽的出生地。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战场，从三国时期的刘曹混战，到瓦岗寨程咬金造反；从抗日战争的反扫荡，到淮海战役大决战，这儿就没有安息过。

晚上8时，我们的车队到达泗洪县城。整个县城只有一个十字路口和两个标志性建筑。一个是新盖的电影院（最新的），一个是三层楼的东风饭店（最高的）。有的同学说泗洪县农村太落后了，连个电都没有。但我看不是落后，就是“穷”。没想到解放都20年了，新中国的农村还穷到这个地步。短暂休息后，十中学生被分到离县城北面40里外的梅花公社。我最后的归宿是：泗洪县梅花公社风墩大队第八生产队。在离开泗洪县城去各自的知青点时，我们与随车来的十中老师最后惜别。“再见了，老师！真得再见了，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