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超萌小男孩高清头像:恩恩爱爱与凄凄惨惨（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0 23:20:27
恩恩爱爱与凄凄惨惨（下）
——谨以此文献给我失去的妻子
作者：张先痴
山雨欲来
胡君的老家在长寿县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在那里她受着传统习俗的影响，认为家务事应该由她做，即便是搓洗一条小小的手绢，她调皮地说：“我喜欢看你读书写字的样子。”在家里，我除了偶尔抱抱孩子，只好当“懒汉”一个。因八妹和孩子均需照顾，胡君工作又忙，她产假满了不久，家里便请了一个保姆。为了居住的方便，单位上买了一床农民晒谷子用的大晒席立在这间教室的中间，将它一分为二，保姆和八妹住在隔壁。
我当兵时，在凉山生活了一年多，积累了不少素材，便开始动笔写我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凉山恩仇》。总之我们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家庭，
像一艘开足马力的航船，在平静的海面上，向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前进着。
1957年的春天，正如《人民日报》当年的一篇著名社论的标题《不平常的春天》说的那样不平常，共产党将开始整风，要求各界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社论号召说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其态度之诚恳着实令人感动。
小时候，我家里长期订有一报一刊，即上海《大公报》和一本名叫《观察》的杂志，《观察》杂志荟萃了一批学者名流，解放后定名为爱国民主人士的基本作者队伍，如储安平、费孝通等等，我偶尔也囫囵吞枣地翻一翻，内容似懂非懂，作者的名字倒记下了几个。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读到他们给党提的各种意见，想到这些解放前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奔走呼号，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族精英，现在为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而坦诚直言，其铮铮忠骨令我佩服之至。
我当然不知道如此沸沸扬扬的各种意见只是“阳谋”的一个阶段，（我过去不知道汉语词汇里有阳谋这个词，只是在《人民日报》另一篇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著名社论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依稀记得是：“有人说这是阴谋，不，这是阳谋。”我才知道这个词的经典意义），这个让大家帮助整风，“言无不尽”的阶段的名字叫鸣放阶段。既然有第一阶段，必然会有下一个阶段。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篇也是十分著名的社论，题目是《这是为什么？》，社论告诉善良的人们，有人在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当然它预示着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只有“被迫”还击了，事实上整风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我将它暂时定名为还击阶段。
我在过去写的一篇题为《我在看守所里的日日夜夜》的文章中，曾提到南充县兵役局的王局长，说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是个好人，这个好人交给我一本党内机密文件，名叫《四川工作》的期刊，这是党的区委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阅读的重要文件，我是非党员，我们民政科里有党员科长，他不交给他而交给了我，因为局长已去世多年，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给我的理由是这本《四川工作》上登有一篇当年中央分管复员军人工作的傅秋涛将军的一篇重要文章，但是我在阅读中还发现了一篇更重要的文章，依稀记得在这本期刊中题名叫《鲨鱼浮出了水面》，后来列入了经典文献定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中心意思是鸣放中那些心怀叵测的提意见者像深潜在海底的鲨鱼一样，终于在大鸣大放中浮出了水面，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我看了之后除了要求自己谨言慎行之外，又作为机密告诉了和我一起到成都参加过省文学创作会的名叫寇某某的朋友，他是一位中学教师，参加过国民党，有点历史问题，我担心他惹麻烦，叫他也谨言慎行，没想到给我自己惹了大麻烦。在以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他率先就此“泄密”问题对我进行检举揭发，给了我致命一击，这也是后话。
在北京沸沸扬扬热闹了多日以后，四川省甚至南充市也开始各式各样的座谈会，邀请具有各种头衔的社会名流进行“知无不言”。某日，南充市委宣传部组织文联的成员参加一个座谈会，在会上我也有过一段简短的发言，其中有几句关于文学作品是否应该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问题的话，可能涉及到些非主流意识。没两天，《四川日报》在并不显眼的位置用并不显眼的标题报导了这次座谈会，报导在引述诗歌组组长张先痴的发言时，这篇报导的作者，四川日报驻南充记者站站长杨庚虎对我的原话进行了拔高，增强了原则性。因毕竟事隔四十多年，我已记不清文字内容，但却记得我看到这篇不实的报导后，曾给这位站长打了电话，认为这种篡改是不应该的，他在电话上解释说：“一两句话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鸣放阶段各抒己见嘛，你看人民日报上那些意见多尖锐，嘿嘿嘿……”一笑了之，我把他奈何不了。
此时的胡君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中，不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天候”变化。
封闭学习
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对封闭学习四个字一无所知，如果我对它进行一番解释，说当年的封闭学习就是将参加学习者禁闭起来，不准回家也不准亲属前来探视的学习，他们或许对这种剥夺人身自由的作法不可思议，然而五十年代的人就是这样生活在不可思议之中。那时有一本十分流行的纪实性文学读本，书名就叫《把一切献给党》，我读过这位类似保尔的英雄人物写的这本传记似的作品，也曾用他的精神来激励过我自己。
现代人也十分强调什么生存权，自由权，如果把一切献出时，单单把这两样“权”留下来不献出，那就不能称为全心全意，不叫大公无私，甚至不够资格当“驯服的工具”。因此，组织上安排你参加封闭学习，你想也不会想到不让你迈出大门一步，是限制了你的人身自由，相反那时我们的想法是，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的关心，给了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
前文在谈到1955年内部肃反时我就“封闭”过十来天，1957年暑假，南充地区所辖的几个县的中学教师共数百人都封闭在南充市小西街师范学校的校舍内“帮助党整风”，负责领导这场整风的南充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为推动学习，还办了一份名为《整风简报》的八开小报，胡君被临时抽调到该办公室工作，
像胡君那直系亲属被杀的政治背景，按常规她是没资格进入这种“准要害”单位的，能够进入不外是三个原因：一是医院毕竟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单位，除了医生护士之外，其他各类人员均具有“闲杂”之嫌，“闲杂”人员去参与这类与医疗无直接关系的闲杂工作，合情合理；第二个原因胡君参军时是一个不足十五岁的高中学生，转业后专区医院的孙院长（据说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对她印象很好，曾一度安排她分管人事工作；另外在刚刚结束的地专级机关内部肃反的封闭学习中，胡君一直在办公室整理被审查者的材料，这个新成立的办公室和那个办公室一脉相承，继续留在办公室也顺理成章。除了上述这些带有技术性的原因之外，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应该是那还是在反右斗争之前，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绷得那么紧的岁月，对胡君这样的人还有一点弹性。
参加南充地区首批整风学习的这些中学教师，特别是文科教师，许多都是文联会员。像文联这样的单位，也就是以后曾被权威所判定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句话甚至可以直接演绎成“滋生右派的土壤”，以后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个演绎并非无稽之谈：南充文联的成员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全军覆没”。
当年《人民日报》上大块大块文章批判着的邵燕祥、王蒙、刘绍棠不都是些青年作家吗？这些封闭学习中的文联会员，有人登高一呼说：“市文联有一个以张先痴为首的反党集团”，这一句话第二天就成为《整风简报》上以特大字号出现在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紧接着在中学教师中凡认识我的人都要对我进行检举揭发，以表示他们和我划清了敌我界限。已经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或者自愿、或者在外力推动下，他们被迫交待是我在幕后指使他们进行反党活动，个别的甚至“揭发”我指使他去干了什么什么，而这一切几乎全是些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莫须有。我因为属于县级机关，此时并未开展整风运动，从组织状态上看，我似乎还是局外人，这种背对背的所谓检举，使嫁祸于人者更减轻了心理负担。
胡君在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每期《整风简报》她都会带回家里，我自然会读到这些关于我的“新闻”，我对胡君说：“这几乎都不是事实。”
看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胡君安慰我说：“要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又说：“领导上说过，右派只是思想问题。”――任何一个妻子也不愿意看丈夫那张愁眉苦脸。
好友的意外
胡君在西南军区保育院工作时，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名叫黄代玉（事隔四十多年，这名字都有点模糊了），黄代玉那美丽的微笑，曾多次在胡君那本珍贵的相册上展现。巧合的是，黄代玉父亲和胡君的父亲一样，也是在五十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有了这一背景的巧合，他们就同时由部队转业到地方，这显然是同一政策执行的结果而并非巧合了。这位比胡君大一岁多的美丽女孩被分配到成都某单位。
如前所叙，保育院的保育员是专门给高级首长带孩子的，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他们还有陪首长们跳舞的“第二职业”，后来伴舞的范围扩大到苏联专家和著名战斗英雄之类。这批保育员的身材脸蛋等外观素质条件不言自明的非同一般，黄代玉更是这一批年青漂亮的女孩中的佼佼者。她对胡君几乎是无话不谈，亲如姐妹。
黄代玉在某次伴舞中，结识了大名鼎鼎的西南军区战斗英雄刘子林，当年刘子林三个字的显赫度甚至不会低于今天的巩俐。就像古今中外流传的爱情故事一样，英雄和他搂着跳舞的美人也一见钟情，出于对英雄的仰慕，黄代玉接受了他的爱。
在“明确关系”的程序中，当然男女双方当事人都得向组织上汇报。不久，为了对战斗英雄这四个响当当的字负责，组织部门找刘子林谈话，告诉他黄代玉的家庭出身等背景情况，认为这种关系不宜发展下去。战斗英雄的组织观念肯定高于凡夫俗子，毫无疑问，黄代玉便从甜蜜的情网中坠入了失恋的苦海。唯一的原因是她身不由己地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有那样一位无法选择的父亲。
1955年胡君到成都开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时，当然得去造访黄代玉，无话不谈的姐妹肯定会谈到自己的白马王子，这时，属于黄代玉的白马王子是他们单位的保卫干事，我们都知道，搞保卫工作的在政治上肯定是打了保票的。小伙子对黄代玉体贴入微，黄代玉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之中。胡君当然也向黄代玉介绍了我的情况，临别时，黄代玉交胡君带了封私人信件给我，对她说：“我给小张的信，你不准偷看。”其实这封所谓的信只写了一句玩笑似的话：“请善待我的小妹，她怕老鼠。”我们结婚时，黄代玉也曾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并寄了一床红缎子的花被面表示祝贺。
在大鸣大放的日子里，很难刊登负面新闻的《人民日报》，也许是为了“引蛇出洞”的需要，偶尔也出现了些非正面新闻。那天我突然发现人民日报驻四川记者李策（此公后调四川日报社任记者部主任，八十年代初，因工作关系我与他有过交往，现已去世多年，）写的一篇约两千多字的报道，那个年代，这篇报道的题目就是非同一般的七个字：《他们为什么自杀？》，似乎是在向社会质问，其内容竟是报道黄代玉和她的未婚夫相拥着在成都东门大桥投河自尽的事。原来二人申请结婚，组织上认为黄代玉家庭出身不好，不宜与干保卫工作的共产党员结婚，对那位未婚夫进行了一番劝阻，黄代玉的感情生活一再受挫，其痛不欲生便可想而知，结果便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梁山泊与祝英台。
胡君读这篇报道时泪如雨下，我只感叹了一句：“红颜薄命。”现在想来，用这个陈词滥调来概括黄代玉的死，只证明当年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虫。
若干年后，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劳改犯对我说：“说到底，世界上的罪不外乎就是两种，死罪和活罪。”黄代玉用勇敢的殉情承受了她的死罪，却把那漫长的活罪留给了我们。
友谊与陷阱
五十年代，在我狭小的文学圈子里，有一位笔名叫水村的朋友，1956年在成都开创作会议时，他也是南充地区的代表之一，我因而与他结识。那时他是南充县龙门中学高中部的语文教师，在《红岩》杂志上，他发表过些短篇小说。他比我大十多岁，已经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了，妻子在一所小学教书，由于孩子多，负担重，家庭经济也就比较困难。
水村的爱人和前文提到的《草地》编辑遥攀都是南充人，解放前他们都在成都南虹艺专学习，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关系很好，一直以姊妹相称，遥攀称她为七姐。而遥攀对我可以说有知遇之恩，在一定程度上，我把对遥攀的感激之情转移到水村夫妇身上：精神上我把水村视为兄长，对他妻子也以七姐相称；物质上我知道他负担重也赠以布料文具等日用品。此外，为了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作，我动员胡君替他批改那一摞摞的学生作业。
在“百花齐放”的高潮中，曾经有人提到由三五知己共同办一种文学刊物即所谓同仁刊物，喜欢异想天开的我，曾异想天开地想和水村等几个朋友伙办一个这样的刊物。4月份的某一天，我下乡检查工作时，曾顺便去龙门中学，并在水村的宿舍里与他长谈，除了谈些写作体会外，也淡淡地提到过同仁刊物的想法。
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中学教师整风反右中，水村被斗，他一口咬定我是他的幕后支使者，又据说龙门中学有学生酝酿罢课，水村承认他是罢课学生的幕后支使者，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我的指使下行事的，会写小说的水村，把整个情节安排得合情合理。
我对这一切却什么都不知道，而恰好办同仁刊物被视为集团活动，煽动学生罢课是现行活动，而这两件事被认为是我的要害问题，也是我在日后的被斗中，永远也交代不清的问题。我为它付出的代价相当大，给我的教训是把我尊崇的友谊这个纯洁的词汇，和象征恐怖的陷阱两个字划上了等号。
事实上在那种人为灾难面前，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我也检举过别人，甚至检举过好朋友，当然也就伤害了被检举者。聊可自慰的一点点也仅仅是，我从来没有捏造事实嫁祸于人，应该说这只是做人的起码要求，而在那污水四溅的年代，它竟然像似一个优点，有理由对这个现象进行深思。
水村最后被判刑十五年，送到青海去劳改，满刑后留在那座劳改农场当就业员，1978年三中全会后平反回到南充。1980年我平反后曾去找过他，那天他不在家，他离了婚后又复婚的原配妻子告诉我，水村平反时曾向领导表示，他曾经诬陷过一个名叫张先痴的人，在张未出狱以前他不愿出狱……。此时的我一改二十四年前的淳朴天真，一脸奸笑而不置可否，但我仍旧原谅了他。没有他的“诬陷”，还有许多人的诬陷，我也仍然逃不脱当右派的命运，因为反右运动是全国范国内的诬陷运动，使五十多万右派和他们亲属子女蒙受苦难的运动。据说只有五个不能改正的真正右派，最后以“扩大化”三个字加以了结，可想其“扩”其“大”之百分比，其小数点，该是多么微妙的数学游戏啊。
“就是他”
县级机关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妻子反复对我说：“要相信党。”
是上天刻意的安排吗？学习的地点安排在我和胡君相识相恋的地委党校，不同的是当年的党校冷冷清清，今日的党校沸沸扬扬，全体参加者热血澎湃，准备在这里和万恶的右派分子展开一场所谓的生死搏斗。
按反右运动的步骤第一阶段为鸣放阶段，接着便是反击阶段，在中央和地方报纸上铺天盖地地批判各种右派言论以后的几月，这时才在县级机关开展鸣放，除非他迫不急待地想当右派分子，谁会鸣，谁敢放？虽然书记在动员报告中，恳切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号召大家相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人民日报》那篇批判右派的著名社论不是说过一句：“他们不是言者，是行者”，言和行的概念被巧妙地进行了统一，不知哪一条傻蛇还会被引出洞，与会者“鸣放”的内容尽是些“下班时记住关好门窗”，“洗碗后要关好水龙头”之类的无关宏旨的意见。我早已在地委《整风简报》上得知自己的危机四伏，知道我绝对处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不利地位，当然更是在鸡毛蒜皮上做文章的作者之一，更何况我当时对大政方针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意见。
其实不鸣不放根本不重要，你平时的一言半句牢骚话早已有人汇报在卷，整风领导小组对那些“看不顺眼分子” 已进行了摸底排队，成竹在胸。
我所在的小组由以下几个单位组成，即公安局、检察院、共青团县委和我所在的民政科，除民政科之外，那几个“准要害”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高质量的斗士。楼内楼外，床头床尾，我的大字报小字报，横的条幅竖的标语，彩色漫画黑白速写，打油诗小品文铺天盖地洛阳纸贵。斗争矛头的指向都是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张先痴，可当年幼稚的我，一百个相信这是党对我的误会，我决不承认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越不承认，斗争越激烈，旷日持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但并没有像若干年后的文化大革命那样，或者打翻在地，或者吊在空中。唯一打过我一记耳光的竟然是一个未婚女孩，因为我生平只挨过两个耳光，女孩子打我的耳光更是她创造的奇迹。这并不美丽的女孩是团委的干部，名叫雷某某，我平反后曾一度想找她聊聊天，结果老同事们告诉我，在以后开展的一系列运动中，她累累挨整，又遭离婚之苦，命运十分凄惨，我反而失去去看她的勇气，我害怕她见到我会感到惭愧更增添她的痛苦。
1980年我平反出狱以后，出于一种怀旧心理，曾对当年同组学习过的斗士们的情况作过些了解，那四十多人中，真正修成“正果”的，或者通俗地说当了个像模像样的什么官的，可以说一个都没有，有的人在以后的运动中遭了厄运，甚至不得善终。大部分人不过是碌碌无为地在各种运动中麻木不仁地跟着吼一阵口号，直到白发苍苍老态龙钟，我对他们反倒有几分怜悯之情。如果一个人，了其终生而没有一天在精神上独立过，这种人生在我看来绝对是悲剧性的。所以归根结蒂我应该感谢反右运动，它唤醒了我，使我重新估量我的生活道路。我的基本观念是，如果我真心地投入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却把我斥为敌人，那么这个“理想”就像一个患了某种心理疾病的人一样不正常，是它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当年的民政科共有七个干部，共揪出两个右派，到今天还能在地球上呼吸空气的也只有这两个曾经受人唾弃的前右派。八十二岁的肖远耀和六十八岁的张先痴，我从不相信因果报应之说，我只是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定要找出个什么原因，很可能我们两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身体得到锻炼，不知道这算不算坏事变好事之又一实例。
生于1919年的肖远耀多年来我一直对他以大哥相称，我非常敬重他，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与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以后当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文化大革命”时自缢身亡）之胞兄曾正全是一对密友。大哥在他从小热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并将他的两个弟弟送到了延安（这两个弟弟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然也受到冲击，毕竟大难不死，现已离休）。作为长子按当年普遍遵从的民族传统，他要供养寡居的老母，只得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成都，后来脱党，肯定属于历史复杂的类型。我和他在劳教期中可以说相濡以沫，感情深到什么程度可举一例：在“自然灾害”年代，人们为了生存，都千方百计地从别人的牙缝里挑出几粒米饭，而我和他每顿吃饭都在一起，我们俩的饭菜互相推让常常吃不完。现在他定居在南充，我每次去看他谈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他都会老泪纵横。
反右斗争中，我和他同在一组，积极分子曾多次启发我，叫我检举他的反动言行，但我反复回忆，想不起他在我面前有什么反党反人民的言行。只有一次，那就是我看完《人民日报》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心想在大鸣大放中出这样的社论似乎不对劲，便把报纸递给了他，他看完后扔下报纸愤愤地说了一句：“沉默是最高的讽刺。”当时只有我们俩人在场，但我把它揭发了出来，肖大哥也坦然承认。当时我简单的想法只认为对党应该老老实实，是什么就是什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如果已经认定你是右派分子，老实这个褒义词将永远不会再属于你，所幸肖大哥毫不计较我那几乎是“卖友求荣”的作法：“哪怕我是个哑巴，也会是右派。”他轻松地说，这使我想起恩格斯那句名言：“自由就是认识了必然。”
1958年秋，我和他在同一个劳教队修内昆铁路。我们的工地在云南盐津县的崇山峻岭间，那里有一条江，名叫横江。我们正在江边淘洗日后用于混凝土的河沙，工间休息时，我俩远离众人地坐在河滩上，我悄悄地对他说：“我相信我们挨整的事是下面的人干的，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而他却用斩钉截铁的口吻对我说：“就是他!”说这话时，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眶里竟闪着泪花。于是这怒吼般的三个字，这怨我麻木不仁的闪闪泪花，对当年幼稚天真的我，真正是振聋发聩的划时代的怒吼，使我铭记至今。
我是右派
我每天站在房间的中央接受批斗，散会后就在一位精选过的干部的“陪同”下，书写交代材料，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始终不能接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顶大帽子。
按当年的常规，一个正在被斗的人是绝对孤立的，没有人敢接触你，好像担心你身上的反动瘟疫通过语言传染给了他，被斗者也不愿主动去接触别人，怕对方给以白眼自讨没趣，也不愿意给对方添麻烦或者误会；平常称兄道弟的知心朋友，更害怕你交代出某年某月某日你与他某次谈话中曾有过某种越轨的言论。如果与你关系较好的某君划成了右派，他主动交代了你们之间某次谈话，而你却忘记了这次谈话，便会落得“不老实”三个字的评语，那年代我很害怕组织上认为我不老实，所以我说过的话和别人说过的话要反复回忆费尽思索。
团委有一位名叫傅某某的干部（唉!二十多年后我回到南充得知这位仁兄也未能光宗耀祖），他用他的政治敏感在封闭学习以前，在全国批判右派时，率先在民政科办公室的墙上，以《人民日报》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相同的标题，为我画了一组漫画，共五幅。分别向我提了五个为什么，我也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只能回忆起其中一个为什么，那幅漫画问我：“为什么要装一台矿石收音机？”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用“我喜欢”三个字作为回答，但漫画作者的用心却十分可怕，似乎是影射我要和“敌台”取得联系，其荒唐已达到令人笑掉大牙的程度。那时我还可以回家，我把这漫画的事对胡君说了，她天真无邪地问我：“漫画把你画成什么样子？”我轻轻松松地回答她：“丑八怪，反正你看了肯定不愿嫁给我。”
两句对话证明我们对即将开展的这场斗争可能导致的悲惨结局毫无思想准备，没想到对待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严酷到我们想象力达不到的程度。从客观上证明我和胡君在政治上还是没有脱掉胎毛的初生儿。
也就是这位傅某某，这次他用他的聪明才智，将别人检举出来的那些我私下所说的一言半语，还有那些被别人诬陷出来的一言半语，和报上批判的右派言论进行类比，写成一张洋洋万言的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其中许多话我根本回忆不起，只觉得我与检举者无冤无仇，他们不会无故伤害我，我也就承认下来。这些言论和曾经批判过的右派言论对照起来，连我自己都看自己像是一个真正的右派分子了，况且我也被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斗争折腾得精疲力尽，我也就当众承认了我是右派。
其实我承认与不承认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当领导已经圈定你是一个右派分子以后，除了等待劳教劳改二十三年后给你“改正”，不会有第二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便是自杀，也只得戴着右派帽子去见阎王，也就是那句名言所说的“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这一切是四十五年前的历史，近半个世纪的沉重岁月已艰难地走过，我变成骨灰已是指日可待的事。在回顾毁了我一生的那场运动时我要说，人的生命是那样的短促，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些神圣的名义，让不容易来到人世的人去承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对这个涉及政治和哲理的深奥问题，如果仅仅用遗憾两个字来回答，是不是太轻松了，因为世界上实实在在是没有比理想和生命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了。
同归于尽
当我承认我是右派以后，我提出要求要请假回家一趟。
领导上特意派了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干部“陪同”我回家，我们所住的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距离党校步行不过十分钟路程，这时胡君已搬到二楼，记得我和陪同者在傍晚时回到了家中。孩子被保姆抱出去了，胡君从我的颓丧的面容上似乎已看出我的大祸临门。她背朝着我坐在写字台边听着我的诉说，当我伴着一声号啕大哭说我已承认了我是右派分子时，她猛然站立起来把临窗的写字台边的笔筒、墨水哗啦啦一起掀下了楼底，随即她伏在写字台上嘤嘤地哭了起来，共同的哭声向上帝诉说的是，在由一位“权术专家”编导的一部名叫《阳谋》的大戏里，又一个家庭遭遇了灭顶之灾。
永远忘不了坐在屋中间目睹这万剑穿心的悲痛场面的陪同者，他那张冷漠无情的脸，是一张令人不寒而栗的脸。
离开房门之前，我委婉地对胡君说，目前事已至此，她可以重新考虑她的未来：“不论你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毫无怨言地接受。”
我表示认罪以后，对我的管理稍稍松了一点，可以走出房门散散步。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刚刚吃罢午饭，我看见八妹从操场那头东张西望地走过来，估计她是来找我的，便迎了上去，这时的八妹才六岁多，她红着眼对我说，姐姐哭得很伤心，又说姐姐叫我带了张条子给你，她说别让旁人看见了，我看她右手握着小拳，便故意去牵她的手，这时我手心的感觉告诉我，小手里夹有一张纸条，我趁势夹入我的手心，对八妹说，叫姐姐不要哭。因为我怕八妹来时看见我挨斗，叫她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便让她回去了。
在厕所里，我流着眼泪读完了这张只有一句话的小字条，仿佛听见胡君在哭着念读字条上那句话：“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
事后我听说，天真幼稚的胡君在得知我划成了右派分子以后，立即向她所在的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呈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说她以朝夕相处的妻子对我的了解，可以向组织保证，张先痴决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胡君的这个类似殉情的行动，按当今已经进化了的汉语词汇来表述，无疑就叫作“顶风作案”，第二天她就成为斗争对象，就成为右派分子。我们当然被严格地“隔离”着。
三个月后，当我和县级机关揪出的几十个右派分子一起参加劳动，有一次在去某工地的途中，从胡君所在的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的大门边经过时，我看见门旁的一堵墙上，还张贴着一张未被风雨撕破的旧大字报，标题是《一个能干的女将――右派分子胡君的反动嘴脸》。能干的女将是《人民日报》那篇批判文汇报的著名社论中，在点到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的名字时，给她赐下的一个封号，现在颇具幽默地移植在这个二十二岁，文静羞涩的女孩身上。想到她的纯真，想到她的善良，想到她为拯救我而付出的牺牲，我泪如泉涌。
我们几乎同时失去了工资，只发少许生活费，也就无力供养八妹了。胡君与八妹情谊深重，在抱头痛哭以后，让组织上派的人带回了成都，这都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事了。
有家难归
县级机关揪出来的四十多个右派分子一起下放到西兴乡的一个村子里，在那里修堰塘修排水沟，由兵役局派了一位名叫王海的上尉军官来管理我们（真如常言所说的地球太小了，二十多年以后我在雷马屏农场服刑劳改时，他又当了我的中队长，见到我的第一句“情深义重”的话竟然是：“你烧成灰我也认识你。”这是多么美丽的开场白）。几个月后，举家团圆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这群右派住在农村多有不便，便令我们迁回南充市，住在西桥河边合作社干部学校那空荡荡的校舍里，任何人不得走出大门一步。现在想来这种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剥夺人身自由的作法似乎欠妥，但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因为我打心眼里也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的人，一切惩处都是我罪有应得的。
春节之夜，我和众右派蜷缩在床上，想到自己受难的妻子，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心中翻滚着酸楚的波涛，愁绪万千，汇合在周边那此起彼伏的唉声叹气中。
过完春节，这群右派又被派往金城山去开荒种地，金城山在南充县和蓬安县交界的兴隆场附近，山顶有一座废弃的旧庙，相当庞大，除了已划成右派的分子以外，还有十多个组织上认为值得考验考验的很可能属于内控右派的分子也掺杂在其中，六十多个人只占据了这庞大的庙宇的一角，这些长年坐机关的干部，多数是学生出身，而且一开始便是用锄头开垦荒地，从早到晚大汗淋漓，掌心磨起了水泡，但绝大部分人都是怀着虔诚的心在赎罪，此情只有苍天可鉴。
没多久就安排我和兵役局的一个右派专门负责运粮上山，每天到兴隆粮站去挑米或者副食品上山，大约来回六十华里左右。虽然没有规定我每天挑多少，我还是尽力而为，开始时每天只能挑五、六十斤，一段时间后，体力增长能挑到七十斤甚至更多一点。
像这样干到1958年3月24日，突然来通知叫我和肖远耀带全部行李回单位。在下山的途中，肖大哥对我说：“这次回去，肯定是接受处理。”我问他估计会怎样处理，他回答说：“可能不会很轻松。”肖大哥比我大十多岁，再加上他年轻时参加过共产党，我认为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丰富得多。
我们步行到长乐区公所，那里有两个像是干部似的陌生人，“陪同”我和肖大哥登上一部过路的卡车，下午4时左右回到县政府；又据说整风运动已进入整改阶段，机关恢复了正常工作状态，我和肖大哥仍住在民政科宿舍里各自的床上，没有人理睬我们，似乎是两个与单位无关的人，也没有人来向我们宣布注意事项之类的事。
我躺在床上想来想去，也许明天我会被逮捕判刑，或者送劳动教养，我在临行前为什么不回家去看看我的妻儿？只要有那份勇气，十多分钟以后就能见到我魂牵梦绕的妻儿。想到我再怎么老实规矩，别人也不一定领你的情，过去你胆小怕事，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事情还是找到你的头上，弄得有家难归，前景凶险。私自外出，充其量也只是回一趟自己的家，这又算犯了哪一条？我也不能活得太窝囊了。
患难见人心
因为我历经患难，在我国那堆积如山的格言警句中，“患难见人心”这一句对我的影晌极大。
在我和胡君双双划成右派，就像一位伟人嘲讽的那样“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时候，周围人等投向我们的目光是鄙视的，回答我们提问的语言是恶毒的。在我们参加革命的短短几年里，都曾见到过若干同事因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而自杀。自杀被认为是“背叛革命”或者“自绝于人民”，有时还专门组织对死者的批斗并宣布给予“开除军籍”、“开除党（团）籍”等处分，不过这一切对死者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杀，我觉得胡君也没有动摇过她活下去的愿望，虽然我们正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精神折磨。
支撑受难者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好人的存在，在他们身上闪耀着的人性的善良光芒，其魅力无穷无尽，他们的光辉将与日月同在。
在胡君所在单位，住着一位老红军和他的妻子。据说这位老红军在长征中担任饲养员，曾为某中央领导同志牵过马。五十年代，已经六十多岁的他身体不怎么好，加上他缺乏行政工作能力，就不再工作了，退下来后，给老红军定了个较高级别的养老金。他的妻子五十岁左右，我们唤她叫严姨，这对老夫妻没有生育过儿女。
因为他们住在胡君所在单位，我们常见面，但从来没有交谈过，关于他们的情况，都是胡君告诉我的。
胡君划成右派以后，工资停发，只给生活费，八妹送走了，保姆辞退了，我们的生活仍然相当窘迫，当时的浪儿刚刚蹒跚学步，正是身边离不得人的时候，而胡君每天须参加的各种劳动任务，又不便带着孩子参加。这时，老红军和严姨商量后，主动提出替我们带孩子。因我们付不出这笔费用就谢绝了，但担心老夫妇多心，只得实话实说地告诉他们，我们给不出这笔费用。严姨说：“你说到哪里去了，我们又不缺钱用。”
从此以后，孩子早出晚归，没让胡君操心，不仅伙食包干，甚至换洗衣服乃至玩具，都由老夫妇操办。胡君的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故意找到老红军，嘻皮笑脸地问：“他们给你多少钱一个月？”老红军所答非所问地回答她：“校长，这事还忘了向您请示一下……”一个老红军对一个小不点用上请示两个字，无异于让她碰了个软钉子，这位领导只得嘻皮笑脸地走开。
伤心夜归人
傍晚7点多钟，机关早已下班，天也黑尽了，我独自一人跨出了县政府的大门，在路上，我没忘记几度回首看是否有人盯梢，似乎一切平静。
我心想，最危险的地段就是我跨进胡君他们学校大门的那几米，门上有个“光彩照人”的大灯泡，门边有类似门卫的收发室，那老头认识我并知道我是右派分子，因为胡君的大字报像墙纸一样贴满收发室的外墙。不知道是上帝刻意的安排还是魔鬼的一时疏忽，这时坐在收发室门口的竟然是老红军。我的突然出现使他瞪大了吃惊的眼睛，待他清醒过来确认无误后，便环顾四周看还有没有第三双眼睛，肯定安全后，便翘着嘴唇指着胡君所住的二楼的一扇窗户，意思好像是告诉我说：“上去吧，她在家。”
胡君的窗正对着学校的大门，屋里没开灯，开门的声音惊动了坐在写字台前的胡君，看见站在门边的我，她简直像被弹簧从凳子上弹起来一样，直扑到我的怀里，嘤嘤地流着泪把我抱得死死的，似乎在说：“你不要再离开我了，我们就这样一生一世地抱下去。”
这时，我想起从成都东门大桥相拥着跳下河去的那一对恋人，现在让我们来承受他们摆脱了的活罪吧!
已经有半年多没见到我的儿子了，我问她：“孩子呢？”她向我讲述了严姨和老红军的事。
我坐在写字台前，向她说道很可能我和肖大哥明天就会受到处理，我说：“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的生活已不算平淡，当过公子哥儿，吃过山珍海味，当过大兵，经历过枪林弹雨，爱过也被爱过，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还没有坐过牢……”说到这里，胡君猛一伸手，用她的手掌将我的嘴紧紧捂住，她不愿那可怕的事在想象中出现。
突然有一个熟悉的嗓音在大门边响起，那是我们科里一位积极分子急促地问话：“张先痴回家来没有？”老红军回答说：“没有。”似乎他担心对方不相信，特意又补上一句“我们一直坐在这里的。”我站起来透过窗户朝光彩照人的大门口看去，积极分子的背影告诉我，他正急匆匆地去往另外的可疑据点，还看见老红军夫妇坐在收发室门前的小板凳上，严姨的怀里，正抱着我的儿子。
不一会，楼板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严姨推开门，她的声音都在颤抖：“单位派人来找你了。”我说我听见了，便上前把孩子亲了又亲，对严姨说：“多亏您和叔叔的照看。”然后我回头对胡君说：“我走了，再见！”
回单位的路上，我心情十分轻松愉快，似乎是为我庆祝这次“越狱”的成功，也似乎认为我已安排好“后事”，便特意到路边的一个酒馆买了一瓶酒，切了些许卤肉，准备来个一醉方休――平时我可是个滴酒不沾的人。
惨绝人寰
大约在反右运动前一年左右，我作为县上派出的工作组，在青居区检查工作。有一天，区委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今天要逮捕一批人，区上人手不够，希望你配合一下。”说着递了一张逮捕证给我。
我的任务是到溪头乡去逮捕一个伪保长，通过前几年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等政治运动，还能存活在农村的伪保长应该说是劣迹较少的类型。据说这个伪保长只是在解放前夕，原先当保长的地主见势不妙，找了他这个中农出来当了三个月的替死鬼。通过区乡间的电话联系，乡干部早就知道我的使命，再经由田地里一阵呼喊，伪保长浑身发抖地站在我的面前。他似乎才从水田里起来，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头上缠着白布帕，留着山羊胡子，约摸四十多岁，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我向他念读了逮捕证，一字不识的他不会签名，就伸出大拇指在逮捕证上盖上了指纹，这时我看见两滴泪水跌落在逮捕证上，虽然我当时绝没有想到这两滴泪珠有一天会属于我，但我确实被它触动了一下。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骄阳似火，乡上派了两个持枪民兵押送，他俩用一根棕绳将伪保长双手捆在背后。当我们走出乡政府不远处，突然有一个中年妇女匆匆跑来，手提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是两三件破旧的换洗衣服，显然是这个伪保长的老伴，她哽咽着要求我允许收下，我当时绝没有想到类似的场面有一天会属于我，但她哽咽的声音确实触动了我某根神经。
这是一段似乎发生在昨天的亲身经历……
第二天清晨，机关里悬浮着一种十分严肃的气氛，预示着将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果然有通知说，9点钟在大礼堂开会。
今天开会和以往开会很不一样，除了人们神情异常庄重以外，还有一个重大区别，那便是警卫连大约两个多排的兵力荷枪实弹地坐在会场的前几排，向人们显示着武装实力。看这架式我知道今天必是处理我的大会无疑，心情十分紧张，以致主持会议者讲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只记得第一个进行逮捕的是农业科一个名叫任晓某的科员，属于招摇撞骗的坏分子，当场由两个武装警察将他捆走。
第二个就喊到我的名字，我在主席台下站定以后，台上便开始宣读我的罪行，其中的四组词汇给我的印象极深，其一是“混入革命阵营”；其二是“划为极右分子”；其三是“开除革命阵营”；最后是“建议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立即兑现的强制措施，便是法警走来给我戴上了手铐，并将我押出会场。在我即将跨出会场大门时，我听见扩音器在喊肖远耀的名字，这时，我想起了那句俄罗斯谚语：“下地狱也得有个伴。”
我怎么知道肖远耀会是我的伴，因为我看见法警正在把玩着手上的一副和我所戴那副相同型号的手铐，我肯定这副银光闪闪的手铐一定属于他。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便是我印象极深的四组词汇的第一、三两组——即“混入革命阵营”和“开除革命阵营”。我参加解放军后并未隐瞒任何历史问题，以便混入这个也许是有利可图的阵营，以后即便说了点错话，那也是以后的问题，怎么能说当初是混入？另外，我觉得决定给我这个处分的中共南充县委似乎不具备代表革命阵营的资格，因为革命阵营应该说包括了世界各国的革命政党，甚至遍布地球的广大革命群众，这样庞大的阵营要开除区区的张先痴虽然微不足道，但你一个区区的县委会能代表这个庞大阵营作决定吗？革命阵营的总部（如果有的话），是否委托你或者授权你代表该阵营作出此项决定，均属于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的问题（我有咬文嚼字的恶习，即便大难临头，仍然咬嚼不误）。
就让这些问题困扰我吧，反正肖远耀铐出来了，法警带着我俩走进了南充县人民法院。
法警为我俩打开手铐，令我们等着，我俩并肩坐在法庭外面的阶沿下，我拾起脚边的一块瓦片，在泥地上写下“惨绝人寰”四个大字给肖大哥看，他噙着泪水微微点头。
有关肖大哥的题外话
开庭审问了十分钟左右，宣读了早已印好的判决书：“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这九个字，我和肖大哥的判决书上打印得一模一样。
走完过场，法警把我和肖大哥带回县政府，叫我们清理自己的东西，让我们从办公室、从寝室搬来自己的所有衣物文具，堆在饭堂与洗碗槽之间的空地上，哪些是我们将要带到劳教队去的，哪些是应该扔掉的，四周有十多颗好奇心在围观，人事科派了两位干部在一旁，我估计他俩是来监督我们，看我们是否会偷走什么公家的东西，特别是机密文件之类。其实我的抽屉已被搜查过多次，明显的证明是我的两本集邮册的不翼而飞，我当时的心境根本顾不上这些身外之物，只假装不知道这件事。
这时肖大哥的爱人来了。她爱人是南充人，名叫谢增德，五十年代初，在某乡小学当代课教师，年轻漂亮，为许多干部仰慕的美人一个。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她竟然委身于其貌不扬，年龄比她大近二十岁左右的肖大哥，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的典型实例。更不可思议的是，当她1953年递交结婚报告上去时，有关方面曾采取类似对胡君的作法，派员找她谈话，告诫她肖某有历史问题，让她慎重考虑。然而她也和胡君一样，毅然嫁给了肖大哥。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再也没让她代课了，从此开始了她的零工生涯。直到七十年代，她当上了石油工人，现在的退休工资几乎比我高一倍，令我垂涎三尺，这也是后话。
谢增德这时手上牵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家里还有由外婆照看着的一个，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红肿着眼站在一边，看着肖大哥清理他简单的衣物，大哥的工资级别比我还低一级，每个月在发工资前几天经常会出现“青黄不接”的经济危机，有时也找我借贷一点，但他每借必还，如果想周济他故意说没有借过钱，他还会生气地说出时间地点，迫使你收下，这足以证明肖大哥的自尊自重。
我想到大嫂日后带着三个孩子，失去了大哥那份每月四十三元的工资来源，生活将如何过？这时，我看见我的衣服中，有一件澳毛哔叽的中山服，是用我一个月的工资做的一件“礼服”，因为那年代兴穿布鞋，许多妇女也都会做布鞋，有的甚至以此为生，而毛哔叽做鞋面的鞋可称为鞋中精品，想到我今后当劳教分子，再也用不着穿这个档次的衣服了。因此我拎着这件毛哔叽，递到谢增德面前说：“送给你吧，还可以做几双鞋面。”
这里面有一件只有我和肖大嫂两个人才知道的秘密，就是在这件衣服的荷包里，我用一个装胶卷的小铝盒装有一百多斤高面额的全国粮票。我存这批粮票的原因是这样的，前文提到的一位名叫遥攀的文学编辑，对我有知遇之恩，他有三个侄女在成都读书，但户口都在南充李渡乡，那年代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供应，我得不定期地弄些粮票给他寄去。当年办迁移证由民政科开证明，再交公安局去办手续。反右前我终于找了个机会，给他三个侄女开了证明，把户口迁到了成都，这一百多斤粮票就没必要寄去了，不如转赠给大嫂。1980年我平反后去看大哥大嫂，大嫂特意把她三儿子肖诗礼叫来，也就是那天她抱在怀里的那一个，现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对他介绍说：“这就是救了你的命的张叔叔。”我和大哥都不知究底。
原来就是那一百多斤粮票帮助这个当时的乳儿度过了随之而来的所谓的自然灾害。对我来说大嫂的话也使我受之有愧，因为1958年的粮票也并不十分珍贵，如果我有一双慧眼，能预见到那场饿死几千万同胞的“自然灾害”会那样迅猛地横扫神州大地，也不一定会无私慷慨地馈赠给她，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乳香催泪
在我身边盯着我收拾东西的就是那位姓许的人事科干部，我呈交结婚报告后也是他到专区医院去“介绍情况”的。在我那一堆散乱的书刊杂志中，突然发现有一本《避孕手册》，我心血来潮地取出这本书，递到姓许的手边对他说：“看来这本书我是用不着了，送给你吧。”引来他一脸尴尬，这可能是我在南充干的最后一桩“劣迹”，特借此机会作补充交代。
两位人事科干部随即把我和肖大哥送到了专区招待所，在一间大房间里，我看见几十个垂头丧气的右派劳教分子正等着我们两个“入伍”。我刚跨进门，迎面就看见一个老熟人，他便是来管理这批人的张桂亮，原来是南充县检察院的干部，后来据说上调到地区检察院。有一年我们一同抽调到长乐区去搞社会调查，我和他分在同一个小组，过了一段嘻哈打笑的快乐时光。他似乎早已知道我的到来，毫无惊诧表情，只是用嘴唇向房中间的开水桶轻轻努了努，暗示“喝口水吧。”我也暗暗点点头表示谢意，我俩心照不宣，装着不认识。
定下床位以后，我决定想办法通知胡君我的离去，我相信与我心照不宣的张桂亮一定能帮助我做到，我便去到对面的办公室里，当着众人的面，一脸严肃地向他反映说，我没有棉被，请通知家属送一床来。事实上我有一床部队发的薄棉被，是在集体宿舍里用的，我扛来的行李中有它的存在，但张桂亮仍然心照不宣如故。
傍晚时分，张桂亮给我抱来一床棉被，但它的被面包单和棉絮早已解体，显然是胡君拆开来准备第二天清洗的脏棉被，正因为如此，在我盖上它的时候，棉被上散发着一阵阵乳香，那是胡君奶孩子留下的，它勾起我对妻儿的无限怀念，化着串串泪珠在棉被上浸洒。
以后很久很久，因为我舍不得离开这透人心脾的乳香，便刻意地不去洗它。直到我在肩挑背磨的劳累中，浓浓的汗臭彻底污染了那一份乳香，我才拆洗了这床棉被。虽然不再有乳香，但那妻离子散的刻骨铭心，将会终生揪住我不放。
逃出农村
几个月后，胡君通过我在成都的家人，得知我在云南盐津的崇山峻岭间修筑内（江）昆（明）铁路，她来信告诉我，她受到了开除公职（不是开除革命阵营）的处理，带着孩子回到长寿县华中公社的偏僻农村，她父母双亡，孤单地住在一间即将倒塌的茅屋里。她还告诉我，我有几件毛料衣服和羊毛背心都被村干部搜走，借口是你身边没有男人，为什么有男人的衣服。后来我写信到公社并汇去邮寄费用，公社才给我寄到劳教队来，这批衣服在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或变卖或调换成各种粗制滥造的食品，短暂地安慰过我的肠胃。
1958年秋开始，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运动，不知是不是想创造什么经济奇迹以证明反右运动的英明正确。有权威声音号召，在钢产量上十年超英（国），二十年赶美（国）。人民公社充分发挥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夜以继日的打着火把在地里敲锣打鼓的耕作以免疲惫的人们打瞌睡，并冠之以“夜战”的雅号。
突然间一声号令下达，让这群组织起来的人奔赴一个崭新的工地，在那里兴建土高炉，令全国人民交出锅瓢铁锁等金属回炉炼钢，也就是炼成一堆堆废铁。于是乎人山人海地涌向挖铁矿石的工地，又一些人去到提供燃料的森林，那年代在高瞻远瞩者的词汇库里，“生态环境”这四个字还不曾组装完成，所以中国树林以跃进的速度还原成了荒山秃岭，而那些“夜战”战出来的红苕洋芋任其在地里腐烂，给“自然灾害”到来后的物资匮乏奠定了基础。
这很可能是在古老的中国农村进行的一场空前绝后的胡作非为，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与天奋斗”的“其乐无穷”。但自然规律对敢于向它挑战的狂人的惩罚也是严厉的，几千万驯服的中国同胞变成肚皮贴着背脊的饿死鬼。
就在统一号令下胡作非为的亿万农村人口中，胡君是其中之一，之二就是她背在背上才两岁多的孩子，在难以忍受的劳累和饥饿中，她给我来信说：“我真想和你一样的劳动。”我知道她的意思是暗示，她愿意判劳教也不愿像这样呆在这胡作非为之地。我想如果那时她身边没有一个嗷嗷待哺的乳儿，说不定我们真会在劳教队来“同学”一番（“同学”是政府规定的劳教分子相互间的称谓）。
终于这个不会大声说话的柔弱女子，跨出了她经历中最勇敢的一步，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背着她沉睡的孩子，逃离了据说是“希望的田野”。
远走新疆
没有户口，也就没有了粮食关系，这意味着国家供应给城市人口的那份口粮也没有，虽然一个月就那么十来斤，在没有副食品供应的灾荒年代，这点供应粮吃十天都不够。
胡君带着儿子像两个乞丐一样来到成都我母亲身边，在饥饿中挣扎的家庭，突然增加两副渴望填充的肠胃，简直像灾难中又遇到灾难那样可怕，但是我慈祥的母亲毫无怨言地承担了这一切，因为她喜欢贤淑的儿媳，也喜欢她为张家生下的第一个孙子。
1959年，我二妹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大学，到校两天后，校方发现她有个二哥是右派劳教分子，便令其退学回家，大哭一场以后，便由前景辉煌的大学生变成了垂头丧气的待业青年。在寻找工作中得知新疆某建设兵团的一所技工学校在成都招收一批学生，二妹不愿意到那遥远的地方去，闲谈中胡君得知这一信息，立即心生一计并付诸了行动：她用二妹的高中毕业证书冒用二妹的名字去报考而且被录取了。新疆因地广人稀，迫切需要外来人口，办不办迁移户口对新疆来说都无所谓，这恰好解决了胡君没有户口证明的“要害”问题。
从此，在盛产阶级敌人的中国土地上，一个名叫胡君的阶级敌人消失了，而且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在我家的兄弟姊妹的序列里，又似乎“克隆”出了一个二妹。
这时我正在旺苍县修筑一条从广元到旺苍的铁路支线，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新疆某县的信，我一眼看出那是胡君的笔迹，奇怪的是她称我为二哥，落款又是用二妹的名字，我知道其中定有奥妙。来信告诉我她考取了技工学校，因为不知道毕业后分配到哪里，所以几个月没有给我写信，“直到昨天正式分配我到这个拖拉机修配厂，当上了一名铣工，才能告诉你我确切的地址。”她叫我好好改造，希望我以后也到她那儿去工作，在谈到二嫂时，她说二嫂说过，她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我知道胡君已改名换姓在新疆落户。
儿子在他奶奶身边，我当然放心，但只要一想到“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老话就难免牵肠挂肚，1961年的某一天，当时在青海工作的我的大妹妹突然回到成都声称，她要把母亲接到青海去，因为她要上班，没法照顾她那日益增多的革命接班人，但母亲身边正带着一个没有户口的右派后代，面对这个难题最后作出的决定是，把右派后代送回乡下去。
胡君在得知这一晴天霹雳似的安排后，很快地来信叫我阻止这一行动说：“千万别把孩子送到火坑里去。”我能阻止得了吗？况且我大妹夫还是管劳改队的一位不大不小的领导干部，在我们八个兄弟姊妹中，他们属于精英型人物，值得我们景仰。
胡君的胞弟胡辉，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兰州铁路局工作，反右运动中这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也当上了右派，留在单位改造了一段时间后，不知什么原因，也受到开除回家的处理。我妹妹把孩子送回长寿乡下后，就交给了这个舅舅，如果没有这个右派舅舅，兴许我儿子会成为一个无人认领的孤儿。不知道这算不算哲学家们所说“坏事变好事”的又一实例。
如果说这个坏事变好事的实例能成立，这桩变成的好事最终又变成了坏事，这个在今天已到了知天命年龄段的儿子，基本上是一个文盲。不过这件坏事又像魔法似地变成了好事，这个文盲似的孩子将永远不可能从这篇文章上得知他父母的凄凄惨惨切切。
可怕的刑期
1961年秋，这时我已劳教了三年多，当年的劳教没有年限规定，按干部们的说法是：“好久改造好了好久解除劳教。”按劳教分子的说法是：“这等于无期徒刑。”而近两百人的一个中队，仅仅解除了一个并非右派分子的偷摸扒骗类的坏分子，它给我的启示是前景暗淡，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按当年流行话语所说的“回到人民怀抱”的愿望。
这时，胡君有了工作，经济条件有些改善，她不断用二妹的名义给我寄些日用品，特别是灾害年代市场上奇缺的维生素之类的补药，帮助我度过灾害难关。
自1960年开始，也可以说与“自然灾害”同时降临到劳教队的是捆绑吊打的各类肉刑的出现，因为想填饱肚子，有些劳教分子便用自己的衣物找住地的老百姓换取些瓜瓜菜菜，这种行为被称为违犯劳教纪律，肉刑就是杜绝这种违纪行为的常用手段。这对昔日这批白面书生来说，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上都是十分可怕的，这些在旧社会的白色恐怖中敢于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讴歌共产党的民主自由的莘莘学子，终于品尝到肉刑的滋味，便从中领悟了“专政”的其味无穷，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反思”。
与此同时，关于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因说真话而遭贬的小道消息，通过前来探亲的家属口头传达，震动着这批身陷囹圄的热血青年。如果说反右的蒙冤刺激过他们麻木了的政治神经，这“自然灾害”和“庐山上发生的事”便真正地动摇了头脑中那座迷信的神殿，某些人甚至在独立思考的道路上学步，我便是学步者之一。
1961年9月，一桩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也就是花三元钱找住地附近的老乡买了一碗米饭，当晚的斗争会上对我实施了捆绑，也算是对这一肉刑的抗议，我竟从劳教队逃跑出来。一个多月后，在天津将我抓捕归案，押回四川。当时我所在的劳教队已迁到灌县（今都江堰市），便将我关在当地的看守所，长达三年多时间。于1965年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也就是说，到1980年我四十六岁时才能刑满释放。这意味着我的整个青壮年时期，将在劳改队度过。
和我一起承受这场灾难的，无疑将包括我所有的亲人，其中受害最重的就是胡君，她是百分之百的无辜者，她唯一的错误就是爱上了我。因为她已改名换姓，甚至和我正式离婚从法律上说几乎都难以办到。我在劳改队也曾多次以二哥的名义暗示她：“我欠你二嫂的已太多，她随便怎样安排她今后的生活，我不会有丝毫异议。”
胡君却作了另外的安排，这时她已是厂里的播音员，和领导接近比较多，通过努力在1962年暑假，把我刚刚高中毕业的五弟接到了他们厂里，让他学习钳工。在告诉我这个安排的来信中，还特别意味深长地附了一句：“让张家的人看到我的光明磊落。”体现的是十八世纪中国女性的道德风采。两年后五弟返回成都，后在棉纺厂工作，三年前退休。我们经常见面，为写这篇稿件，我特意请他来我家，谈一谈他在新疆随二嫂工作时的情况，他竟然声泪俱下地说胡君是他见到的最贤惠忠贞的女人。
艰难的抉择
当时的胡君已二十六、七岁，像她这种年龄段的“未婚”女性，社会早已为她们定下了一个略带贬义的泛称叫“大龄女青年”。按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如果坚持不嫁人甚至拒绝交男朋友，就必得忍受婆婆妈妈们风言风语的压力，不是说你生理上有问题就是说你心理上不正常。事实上先后有几位同厂的大龄男青年曾苦苦地追求过她，热心的介绍人接二连三地为她的个人问题操心，以关心职工福利而著称的工会和热心于女职工权益的妇联也都为胡君的终身大事处心积虑，胡君在四面夹击之下处境艰难。
她能向任何一个热心人说出她结过婚，生过孩子，有一个昔日的右派今日的劳改犯丈夫的爆炸性新闻吗，甚至贴出我也是个右派分子的自杀性的安民告示吗？她什么也不能做，也不敢做。就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中拖到了1965年初，这意味着胡君即将登上了大龄女青年的顶峰年龄，跨过三十岁的门槛，她将变成超大龄的“不受欢迎的人”。
胡君最后不得不作出痛苦的决定，嫁给了一个技术员。不久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一年多以后又生下第二个。
双职工家庭带孩子是个问题，大约在1968年，胡君写信向我的母亲求援（当然也就是她的母亲），我通情达理的母亲便由青海西宁千里迢迢地去了新疆，这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问题，因为像我母亲那种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不但不反对儿媳妇的再婚，而且还愿意去照看儿媳妇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最少可以说明一点，那便是我母亲是多么爱胡君；更重要的是，她不仅仅是因为胡君曾经是她的儿媳妇而爱她。
厄运再次降临
1966年震惊地球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广大的中国同胞被告知，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正在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国家又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热血澎湃的红卫兵小将率先喊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响亮口号。几年前在反右斗争中立下赫赫功勋的战将，一夜之间又变成了这场斗争的战俘，他们所受的折磨比当年的右派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千年前的孔夫子仿佛说过一句“爱人者人恒爱之”的话，两千年后，从实践中给人的感受却是“整人者人恒整之”的恶性循环。
我有个时年二十岁左右的弟弟在青海，他知道母亲到新疆去是给昔日的二嫂今日的“二姐”带孩子，也知道胡君的来龙去脉，因为家庭内部的一些小矛盾，他就写了一份检举材料，揭发出胡君是个埋名隐姓的右派分子，寄给了胡君所在的单位。可以想见，在阶级斗争据说是尖锐激烈到十二万分的文化大革命中，挖出了一个埋名隐姓的阶级敌人，这必然是鼓舞斗志的胜利成果，胡君又该下地狱了。
事发后，蹂躏这柔弱女子的不仅是当年所谓的“广大革命群众”。我平反后，曾专程到青海看望母亲，从母亲口中得知，胡君的丈夫是北方人，中专毕业生，喜爱喝酒，性格暴躁。这位丈夫自认为是个双重受害者，在政治上和婚姻上他都中了右派分子的圈套，经常借酒撒野对胡君拳打脚踢使胡君头破血流，惨不忍睹，骂胡君是他身边的一条毒蛇，要胡君通霄罚站在床边反省。甚至母亲也受到连累，撵出家门搬到废窑洞里去住，后来老人家才辗转返回青海。听母亲转述这些情况，我心如刀绞。
可以想象，胡君对她丈夫隐瞒她结过婚并生过孩子的经历，这对任何男人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胡君如果向他坦白这一切，这意味着她承认她是潜藏的右派是个劳改犯的妻子，总之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意味着将重新去过那倍受凌辱的生活。胡君跟着他并共同生下两个孩子，应该说是绝对铁了心与他共同生活下去的，这种隐瞒实在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虽然在夫妻间的这种行为是很不应该的。
这位先生未必不可以因为这迫不得已而少打她两拳，她毕竟是替你生过两个孩子属于你的女人呀。
题外之恋
我绝大部分刑期都是在四川省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农场度过的，我也是从这个农场平反出狱的。1979年，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右派的改正（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词汇）。众所周知，我曾经是个右派分子，除了需要改正以外，还有十八年刑期的法律问题需要解决，因此，一直到1980年8月才拿到温江地区中级法院给我的平反裁定书，那时距我满刑也只差四个月了。
1979年，监狱里的右派大部分都得到平反，干部们似乎也知道，我的平反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我的管理不像过去那样剑拔弩张，这正如我在那篇《大凉山里的花花草草》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我在一位医生的帮助下，人为地制造了一种伤病，于那年冬季住进了农场医院。甚至在医院的一位领导的倡议下，办起了一个英语学习班，又令我这个在押犯临时当一当教师，我教的学生全是国家工作人员（按劳改队规定，凡是领国家工资的人，犯人都得称他们为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护士、勤杂工和炊事员），十来天后，这个学习班便无疾而终。
在我所教的三十多名学生纷纷散去的时候，唯有一个年龄不到十九岁的女护士却留了下来，我也就一直教这个女孩，最后发展成年龄差距大得惊人，身份悬殊到不可思议的师生恋。但我们之间从没有发生过任何越轨的肌肤之亲，也许正因为这份纯洁，使我们在变成朋友关系以后，感情绵延至今。这位非同寻常的女孩的父母都是管劳改队的干部，她却偏偏爱上的是人所不齿的犯人。我离开农场以后，她最终还是爱上了一个当时还在服刑我也相当熟悉的犯人医生。这位医生满刑后，他俩终结连理，这场婚姻在劳改农场几乎引发一场地震，现在这对恩爱夫妻定居成都。前年我母亲病逝前，曾经由他们夫妇帮忙以他们家属的名义住入其职工医院，享受到住院费用的七折优惠，使我万分感激。不久前，我写前叙那篇《大凉山里的花花草草》时，因文中涉及到我和她的一段恋情，曾专程去向她说明，她十分爽朗地回答我说：“你随便写，我相信你。”
别无选择
我和这位非同寻常的女孩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已经先期平反的朋友曾陪同我的妹夫走访对我判决的温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得到的答复是鼓舞人心的：“案件是有些问题，目前正在进一步复查当中。”与此消息同时得到的传闻说，中央有政策规定，凡属因右派原因而离异的夫妻，原所在单位均应尽力协助其恢复关系。我当然会想到为了我而受了半辈子活罪的胡君，我不可能在等待与胡君破镜重圆的同时，和另外一个女孩肝胆相照，虽然她是那样出类拔萃。
1980年8月23日我收到了平反裁定书，我真正的二妹和她的先生穿过崇山峻岭，从成都到凉山来接我，回成都途中，二妹向我谈到胡君的情况，并建议我不要直接给胡君写信，以免影响她的家庭关系。我想到他们毕竟结婚十几年，两个孩子都十多岁了，不通过组织直接面对面弄不好还会惹麻烦等等，觉得急于求成也的确不是办法，几十年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三两个月，也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回到南充，在原单位办完手续以后，我特意去看望了分别近二十年的肖大哥和大嫂子，大哥平反后就没有回到民政科，而是改行在南充市吉庆巷中学当上一名英语教师，并劝我也改行教书，他说：“世界上没有比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更快乐的事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加上我从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中感到，在中国如一团乱麻似的问题中，关系着人的素质问题的是教育，我也愿意从我做起，改行教书。便向原单位表态，我自行联系工作单位，哪知像我这类离开南充二十多年，
像初来乍到地球的“外星人”似的没有什么人际关系，找单位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三个多月后才落实到一所工厂的技工学校，当了一名基础课教师。
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没有单位的人什么事都不好办，更何况是涉及政策甚至法律方面的婚姻问题。
眼看春节快到了，这是我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当然应该和久别的亲人团聚团聚。我有三个妹妹（包括八妹）和一个弟弟在青海，胞兄在黑龙江，老母亲正住在青海的八妹家，姊妹们相约在西宁相见，只是成都的五弟和二妹因各自家里另有安排不能前往。
过完春节，我从青海回到四川，准备回南充上班，途经成都时，照例住在二妹家里，想不到二妹给了我一句令我目瞪口呆的话：“胡君来过了。”原来在我前往青海时，早已“改正”了的胡君带着她一对儿女来到了成都，据二妹说，胡君的丈夫最担心她和张家的人取得联系，特意派两个孩子来“护航”。奇怪的是，胡君并没有到二妹住家的音乐学院来找她（怕在家里遇到了我而抱头痛哭让两个孩子心灵受伤吗？），而是到二妹上班的毛巾床单厂找到二妹，背着她的孩子递给二妹一封给我的信件，还是近似我的字体，一切仿佛在昨天：
亲爱的先痴：
我们还能同时活在这世上，便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南充有朋友来信告诉我，你渴望着与我团聚，为此我也感到欣慰。坦率地说，我身边这位丈夫给我的伤害比给我的爱多得多，只是我实在舍不得我这一对儿女，他们是无辜的，我相信你也不忍心让他们在小小的年纪去经受失去母爱的痛苦。思之再三，我决心继续把自己钉在受难的十字架上。原谅我吧，如果你认为我有什么过错的话。
我希望你不要心灰意冷，要重新站立起来，自强不息，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私人生活上。你事业的成功，家庭的幸福就足以陪伴我心力交瘁、病弱衰老的风烛残年……
永远爱你的 君
生活里的悲剧似乎就此落幕。
心灵上的悲痛将与日月并存。
2002年6月8日成都寓中
摘自张先痴著《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2007年出版。
——谨以此文献给我失去的妻子
作者：张先痴
山雨欲来
胡君的老家在长寿县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在那里她受着传统习俗的影响，认为家务事应该由她做，即便是搓洗一条小小的手绢，她调皮地说：“我喜欢看你读书写字的样子。”在家里，我除了偶尔抱抱孩子，只好当“懒汉”一个。因八妹和孩子均需照顾，胡君工作又忙，她产假满了不久，家里便请了一个保姆。为了居住的方便，单位上买了一床农民晒谷子用的大晒席立在这间教室的中间，将它一分为二，保姆和八妹住在隔壁。
我当兵时，在凉山生活了一年多，积累了不少素材，便开始动笔写我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凉山恩仇》。总之我们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家庭，
像一艘开足马力的航船，在平静的海面上，向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前进着。
1957年的春天，正如《人民日报》当年的一篇著名社论的标题《不平常的春天》说的那样不平常，共产党将开始整风，要求各界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社论号召说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其态度之诚恳着实令人感动。
小时候，我家里长期订有一报一刊，即上海《大公报》和一本名叫《观察》的杂志，《观察》杂志荟萃了一批学者名流，解放后定名为爱国民主人士的基本作者队伍，如储安平、费孝通等等，我偶尔也囫囵吞枣地翻一翻，内容似懂非懂，作者的名字倒记下了几个。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读到他们给党提的各种意见，想到这些解放前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奔走呼号，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族精英，现在为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而坦诚直言，其铮铮忠骨令我佩服之至。
我当然不知道如此沸沸扬扬的各种意见只是“阳谋”的一个阶段，（我过去不知道汉语词汇里有阳谋这个词，只是在《人民日报》另一篇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著名社论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依稀记得是：“有人说这是阴谋，不，这是阳谋。”我才知道这个词的经典意义），这个让大家帮助整风，“言无不尽”的阶段的名字叫鸣放阶段。既然有第一阶段，必然会有下一个阶段。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篇也是十分著名的社论，题目是《这是为什么？》，社论告诉善良的人们，有人在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当然它预示着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只有“被迫”还击了，事实上整风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我将它暂时定名为还击阶段。
我在过去写的一篇题为《我在看守所里的日日夜夜》的文章中，曾提到南充县兵役局的王局长，说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是个好人，这个好人交给我一本党内机密文件，名叫《四川工作》的期刊，这是党的区委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阅读的重要文件，我是非党员，我们民政科里有党员科长，他不交给他而交给了我，因为局长已去世多年，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给我的理由是这本《四川工作》上登有一篇当年中央分管复员军人工作的傅秋涛将军的一篇重要文章，但是我在阅读中还发现了一篇更重要的文章，依稀记得在这本期刊中题名叫《鲨鱼浮出了水面》，后来列入了经典文献定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中心意思是鸣放中那些心怀叵测的提意见者像深潜在海底的鲨鱼一样，终于在大鸣大放中浮出了水面，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我看了之后除了要求自己谨言慎行之外，又作为机密告诉了和我一起到成都参加过省文学创作会的名叫寇某某的朋友，他是一位中学教师，参加过国民党，有点历史问题，我担心他惹麻烦，叫他也谨言慎行，没想到给我自己惹了大麻烦。在以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他率先就此“泄密”问题对我进行检举揭发，给了我致命一击，这也是后话。
在北京沸沸扬扬热闹了多日以后，四川省甚至南充市也开始各式各样的座谈会，邀请具有各种头衔的社会名流进行“知无不言”。某日，南充市委宣传部组织文联的成员参加一个座谈会，在会上我也有过一段简短的发言，其中有几句关于文学作品是否应该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问题的话，可能涉及到些非主流意识。没两天，《四川日报》在并不显眼的位置用并不显眼的标题报导了这次座谈会，报导在引述诗歌组组长张先痴的发言时，这篇报导的作者，四川日报驻南充记者站站长杨庚虎对我的原话进行了拔高，增强了原则性。因毕竟事隔四十多年，我已记不清文字内容，但却记得我看到这篇不实的报导后，曾给这位站长打了电话，认为这种篡改是不应该的，他在电话上解释说：“一两句话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鸣放阶段各抒己见嘛，你看人民日报上那些意见多尖锐，嘿嘿嘿……”一笑了之，我把他奈何不了。
此时的胡君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中，不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天候”变化。
封闭学习
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对封闭学习四个字一无所知，如果我对它进行一番解释，说当年的封闭学习就是将参加学习者禁闭起来，不准回家也不准亲属前来探视的学习，他们或许对这种剥夺人身自由的作法不可思议，然而五十年代的人就是这样生活在不可思议之中。那时有一本十分流行的纪实性文学读本，书名就叫《把一切献给党》，我读过这位类似保尔的英雄人物写的这本传记似的作品，也曾用他的精神来激励过我自己。
现代人也十分强调什么生存权，自由权，如果把一切献出时，单单把这两样“权”留下来不献出，那就不能称为全心全意，不叫大公无私，甚至不够资格当“驯服的工具”。因此，组织上安排你参加封闭学习，你想也不会想到不让你迈出大门一步，是限制了你的人身自由，相反那时我们的想法是，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的关心，给了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
前文在谈到1955年内部肃反时我就“封闭”过十来天，1957年暑假，南充地区所辖的几个县的中学教师共数百人都封闭在南充市小西街师范学校的校舍内“帮助党整风”，负责领导这场整风的南充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为推动学习，还办了一份名为《整风简报》的八开小报，胡君被临时抽调到该办公室工作，
像胡君那直系亲属被杀的政治背景，按常规她是没资格进入这种“准要害”单位的，能够进入不外是三个原因：一是医院毕竟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单位，除了医生护士之外，其他各类人员均具有“闲杂”之嫌，“闲杂”人员去参与这类与医疗无直接关系的闲杂工作，合情合理；第二个原因胡君参军时是一个不足十五岁的高中学生，转业后专区医院的孙院长（据说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对她印象很好，曾一度安排她分管人事工作；另外在刚刚结束的地专级机关内部肃反的封闭学习中，胡君一直在办公室整理被审查者的材料，这个新成立的办公室和那个办公室一脉相承，继续留在办公室也顺理成章。除了上述这些带有技术性的原因之外，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应该是那还是在反右斗争之前，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绷得那么紧的岁月，对胡君这样的人还有一点弹性。
参加南充地区首批整风学习的这些中学教师，特别是文科教师，许多都是文联会员。像文联这样的单位，也就是以后曾被权威所判定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句话甚至可以直接演绎成“滋生右派的土壤”，以后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个演绎并非无稽之谈：南充文联的成员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全军覆没”。
当年《人民日报》上大块大块文章批判着的邵燕祥、王蒙、刘绍棠不都是些青年作家吗？这些封闭学习中的文联会员，有人登高一呼说：“市文联有一个以张先痴为首的反党集团”，这一句话第二天就成为《整风简报》上以特大字号出现在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紧接着在中学教师中凡认识我的人都要对我进行检举揭发，以表示他们和我划清了敌我界限。已经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或者自愿、或者在外力推动下，他们被迫交待是我在幕后指使他们进行反党活动，个别的甚至“揭发”我指使他去干了什么什么，而这一切几乎全是些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莫须有。我因为属于县级机关，此时并未开展整风运动，从组织状态上看，我似乎还是局外人，这种背对背的所谓检举，使嫁祸于人者更减轻了心理负担。
胡君在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每期《整风简报》她都会带回家里，我自然会读到这些关于我的“新闻”，我对胡君说：“这几乎都不是事实。”
看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胡君安慰我说：“要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又说：“领导上说过，右派只是思想问题。”――任何一个妻子也不愿意看丈夫那张愁眉苦脸。
好友的意外
胡君在西南军区保育院工作时，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名叫黄代玉（事隔四十多年，这名字都有点模糊了），黄代玉那美丽的微笑，曾多次在胡君那本珍贵的相册上展现。巧合的是，黄代玉父亲和胡君的父亲一样，也是在五十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有了这一背景的巧合，他们就同时由部队转业到地方，这显然是同一政策执行的结果而并非巧合了。这位比胡君大一岁多的美丽女孩被分配到成都某单位。
如前所叙，保育院的保育员是专门给高级首长带孩子的，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他们还有陪首长们跳舞的“第二职业”，后来伴舞的范围扩大到苏联专家和著名战斗英雄之类。这批保育员的身材脸蛋等外观素质条件不言自明的非同一般，黄代玉更是这一批年青漂亮的女孩中的佼佼者。她对胡君几乎是无话不谈，亲如姐妹。
黄代玉在某次伴舞中，结识了大名鼎鼎的西南军区战斗英雄刘子林，当年刘子林三个字的显赫度甚至不会低于今天的巩俐。就像古今中外流传的爱情故事一样，英雄和他搂着跳舞的美人也一见钟情，出于对英雄的仰慕，黄代玉接受了他的爱。
在“明确关系”的程序中，当然男女双方当事人都得向组织上汇报。不久，为了对战斗英雄这四个响当当的字负责，组织部门找刘子林谈话，告诉他黄代玉的家庭出身等背景情况，认为这种关系不宜发展下去。战斗英雄的组织观念肯定高于凡夫俗子，毫无疑问，黄代玉便从甜蜜的情网中坠入了失恋的苦海。唯一的原因是她身不由己地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有那样一位无法选择的父亲。
1955年胡君到成都开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时，当然得去造访黄代玉，无话不谈的姐妹肯定会谈到自己的白马王子，这时，属于黄代玉的白马王子是他们单位的保卫干事，我们都知道，搞保卫工作的在政治上肯定是打了保票的。小伙子对黄代玉体贴入微，黄代玉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之中。胡君当然也向黄代玉介绍了我的情况，临别时，黄代玉交胡君带了封私人信件给我，对她说：“我给小张的信，你不准偷看。”其实这封所谓的信只写了一句玩笑似的话：“请善待我的小妹，她怕老鼠。”我们结婚时，黄代玉也曾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并寄了一床红缎子的花被面表示祝贺。
在大鸣大放的日子里，很难刊登负面新闻的《人民日报》，也许是为了“引蛇出洞”的需要，偶尔也出现了些非正面新闻。那天我突然发现人民日报驻四川记者李策（此公后调四川日报社任记者部主任，八十年代初，因工作关系我与他有过交往，现已去世多年，）写的一篇约两千多字的报道，那个年代，这篇报道的题目就是非同一般的七个字：《他们为什么自杀？》，似乎是在向社会质问，其内容竟是报道黄代玉和她的未婚夫相拥着在成都东门大桥投河自尽的事。原来二人申请结婚，组织上认为黄代玉家庭出身不好，不宜与干保卫工作的共产党员结婚，对那位未婚夫进行了一番劝阻，黄代玉的感情生活一再受挫，其痛不欲生便可想而知，结果便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梁山泊与祝英台。
胡君读这篇报道时泪如雨下，我只感叹了一句：“红颜薄命。”现在想来，用这个陈词滥调来概括黄代玉的死，只证明当年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虫。
若干年后，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劳改犯对我说：“说到底，世界上的罪不外乎就是两种，死罪和活罪。”黄代玉用勇敢的殉情承受了她的死罪，却把那漫长的活罪留给了我们。
友谊与陷阱
五十年代，在我狭小的文学圈子里，有一位笔名叫水村的朋友，1956年在成都开创作会议时，他也是南充地区的代表之一，我因而与他结识。那时他是南充县龙门中学高中部的语文教师，在《红岩》杂志上，他发表过些短篇小说。他比我大十多岁，已经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了，妻子在一所小学教书，由于孩子多，负担重，家庭经济也就比较困难。
水村的爱人和前文提到的《草地》编辑遥攀都是南充人，解放前他们都在成都南虹艺专学习，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关系很好，一直以姊妹相称，遥攀称她为七姐。而遥攀对我可以说有知遇之恩，在一定程度上，我把对遥攀的感激之情转移到水村夫妇身上：精神上我把水村视为兄长，对他妻子也以七姐相称；物质上我知道他负担重也赠以布料文具等日用品。此外，为了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作，我动员胡君替他批改那一摞摞的学生作业。
在“百花齐放”的高潮中，曾经有人提到由三五知己共同办一种文学刊物即所谓同仁刊物，喜欢异想天开的我，曾异想天开地想和水村等几个朋友伙办一个这样的刊物。4月份的某一天，我下乡检查工作时，曾顺便去龙门中学，并在水村的宿舍里与他长谈，除了谈些写作体会外，也淡淡地提到过同仁刊物的想法。
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中学教师整风反右中，水村被斗，他一口咬定我是他的幕后支使者，又据说龙门中学有学生酝酿罢课，水村承认他是罢课学生的幕后支使者，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我的指使下行事的，会写小说的水村，把整个情节安排得合情合理。
我对这一切却什么都不知道，而恰好办同仁刊物被视为集团活动，煽动学生罢课是现行活动，而这两件事被认为是我的要害问题，也是我在日后的被斗中，永远也交代不清的问题。我为它付出的代价相当大，给我的教训是把我尊崇的友谊这个纯洁的词汇，和象征恐怖的陷阱两个字划上了等号。
事实上在那种人为灾难面前，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我也检举过别人，甚至检举过好朋友，当然也就伤害了被检举者。聊可自慰的一点点也仅仅是，我从来没有捏造事实嫁祸于人，应该说这只是做人的起码要求，而在那污水四溅的年代，它竟然像似一个优点，有理由对这个现象进行深思。
水村最后被判刑十五年，送到青海去劳改，满刑后留在那座劳改农场当就业员，1978年三中全会后平反回到南充。1980年我平反后曾去找过他，那天他不在家，他离了婚后又复婚的原配妻子告诉我，水村平反时曾向领导表示，他曾经诬陷过一个名叫张先痴的人，在张未出狱以前他不愿出狱……。此时的我一改二十四年前的淳朴天真，一脸奸笑而不置可否，但我仍旧原谅了他。没有他的“诬陷”，还有许多人的诬陷，我也仍然逃不脱当右派的命运，因为反右运动是全国范国内的诬陷运动，使五十多万右派和他们亲属子女蒙受苦难的运动。据说只有五个不能改正的真正右派，最后以“扩大化”三个字加以了结，可想其“扩”其“大”之百分比，其小数点，该是多么微妙的数学游戏啊。
“就是他”
县级机关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妻子反复对我说：“要相信党。”
是上天刻意的安排吗？学习的地点安排在我和胡君相识相恋的地委党校，不同的是当年的党校冷冷清清，今日的党校沸沸扬扬，全体参加者热血澎湃，准备在这里和万恶的右派分子展开一场所谓的生死搏斗。
按反右运动的步骤第一阶段为鸣放阶段，接着便是反击阶段，在中央和地方报纸上铺天盖地地批判各种右派言论以后的几月，这时才在县级机关开展鸣放，除非他迫不急待地想当右派分子，谁会鸣，谁敢放？虽然书记在动员报告中，恳切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号召大家相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人民日报》那篇批判右派的著名社论不是说过一句：“他们不是言者，是行者”，言和行的概念被巧妙地进行了统一，不知哪一条傻蛇还会被引出洞，与会者“鸣放”的内容尽是些“下班时记住关好门窗”，“洗碗后要关好水龙头”之类的无关宏旨的意见。我早已在地委《整风简报》上得知自己的危机四伏，知道我绝对处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不利地位，当然更是在鸡毛蒜皮上做文章的作者之一，更何况我当时对大政方针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意见。
其实不鸣不放根本不重要，你平时的一言半句牢骚话早已有人汇报在卷，整风领导小组对那些“看不顺眼分子” 已进行了摸底排队，成竹在胸。
我所在的小组由以下几个单位组成，即公安局、检察院、共青团县委和我所在的民政科，除民政科之外，那几个“准要害”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高质量的斗士。楼内楼外，床头床尾，我的大字报小字报，横的条幅竖的标语，彩色漫画黑白速写，打油诗小品文铺天盖地洛阳纸贵。斗争矛头的指向都是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张先痴，可当年幼稚的我，一百个相信这是党对我的误会，我决不承认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越不承认，斗争越激烈，旷日持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但并没有像若干年后的文化大革命那样，或者打翻在地，或者吊在空中。唯一打过我一记耳光的竟然是一个未婚女孩，因为我生平只挨过两个耳光，女孩子打我的耳光更是她创造的奇迹。这并不美丽的女孩是团委的干部，名叫雷某某，我平反后曾一度想找她聊聊天，结果老同事们告诉我，在以后开展的一系列运动中，她累累挨整，又遭离婚之苦，命运十分凄惨，我反而失去去看她的勇气，我害怕她见到我会感到惭愧更增添她的痛苦。
1980年我平反出狱以后，出于一种怀旧心理，曾对当年同组学习过的斗士们的情况作过些了解，那四十多人中，真正修成“正果”的，或者通俗地说当了个像模像样的什么官的，可以说一个都没有，有的人在以后的运动中遭了厄运，甚至不得善终。大部分人不过是碌碌无为地在各种运动中麻木不仁地跟着吼一阵口号，直到白发苍苍老态龙钟，我对他们反倒有几分怜悯之情。如果一个人，了其终生而没有一天在精神上独立过，这种人生在我看来绝对是悲剧性的。所以归根结蒂我应该感谢反右运动，它唤醒了我，使我重新估量我的生活道路。我的基本观念是，如果我真心地投入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却把我斥为敌人，那么这个“理想”就像一个患了某种心理疾病的人一样不正常，是它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当年的民政科共有七个干部，共揪出两个右派，到今天还能在地球上呼吸空气的也只有这两个曾经受人唾弃的前右派。八十二岁的肖远耀和六十八岁的张先痴，我从不相信因果报应之说，我只是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定要找出个什么原因，很可能我们两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身体得到锻炼，不知道这算不算坏事变好事之又一实例。
生于1919年的肖远耀多年来我一直对他以大哥相称，我非常敬重他，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与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以后当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文化大革命”时自缢身亡）之胞兄曾正全是一对密友。大哥在他从小热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并将他的两个弟弟送到了延安（这两个弟弟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然也受到冲击，毕竟大难不死，现已离休）。作为长子按当年普遍遵从的民族传统，他要供养寡居的老母，只得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成都，后来脱党，肯定属于历史复杂的类型。我和他在劳教期中可以说相濡以沫，感情深到什么程度可举一例：在“自然灾害”年代，人们为了生存，都千方百计地从别人的牙缝里挑出几粒米饭，而我和他每顿吃饭都在一起，我们俩的饭菜互相推让常常吃不完。现在他定居在南充，我每次去看他谈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他都会老泪纵横。
反右斗争中，我和他同在一组，积极分子曾多次启发我，叫我检举他的反动言行，但我反复回忆，想不起他在我面前有什么反党反人民的言行。只有一次，那就是我看完《人民日报》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心想在大鸣大放中出这样的社论似乎不对劲，便把报纸递给了他，他看完后扔下报纸愤愤地说了一句：“沉默是最高的讽刺。”当时只有我们俩人在场，但我把它揭发了出来，肖大哥也坦然承认。当时我简单的想法只认为对党应该老老实实，是什么就是什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如果已经认定你是右派分子，老实这个褒义词将永远不会再属于你，所幸肖大哥毫不计较我那几乎是“卖友求荣”的作法：“哪怕我是个哑巴，也会是右派。”他轻松地说，这使我想起恩格斯那句名言：“自由就是认识了必然。”
1958年秋，我和他在同一个劳教队修内昆铁路。我们的工地在云南盐津县的崇山峻岭间，那里有一条江，名叫横江。我们正在江边淘洗日后用于混凝土的河沙，工间休息时，我俩远离众人地坐在河滩上，我悄悄地对他说：“我相信我们挨整的事是下面的人干的，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而他却用斩钉截铁的口吻对我说：“就是他!”说这话时，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眶里竟闪着泪花。于是这怒吼般的三个字，这怨我麻木不仁的闪闪泪花，对当年幼稚天真的我，真正是振聋发聩的划时代的怒吼，使我铭记至今。
我是右派
我每天站在房间的中央接受批斗，散会后就在一位精选过的干部的“陪同”下，书写交代材料，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始终不能接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顶大帽子。
按当年的常规，一个正在被斗的人是绝对孤立的，没有人敢接触你，好像担心你身上的反动瘟疫通过语言传染给了他，被斗者也不愿主动去接触别人，怕对方给以白眼自讨没趣，也不愿意给对方添麻烦或者误会；平常称兄道弟的知心朋友，更害怕你交代出某年某月某日你与他某次谈话中曾有过某种越轨的言论。如果与你关系较好的某君划成了右派，他主动交代了你们之间某次谈话，而你却忘记了这次谈话，便会落得“不老实”三个字的评语，那年代我很害怕组织上认为我不老实，所以我说过的话和别人说过的话要反复回忆费尽思索。
团委有一位名叫傅某某的干部（唉!二十多年后我回到南充得知这位仁兄也未能光宗耀祖），他用他的政治敏感在封闭学习以前，在全国批判右派时，率先在民政科办公室的墙上，以《人民日报》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相同的标题，为我画了一组漫画，共五幅。分别向我提了五个为什么，我也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只能回忆起其中一个为什么，那幅漫画问我：“为什么要装一台矿石收音机？”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用“我喜欢”三个字作为回答，但漫画作者的用心却十分可怕，似乎是影射我要和“敌台”取得联系，其荒唐已达到令人笑掉大牙的程度。那时我还可以回家，我把这漫画的事对胡君说了，她天真无邪地问我：“漫画把你画成什么样子？”我轻轻松松地回答她：“丑八怪，反正你看了肯定不愿嫁给我。”
两句对话证明我们对即将开展的这场斗争可能导致的悲惨结局毫无思想准备，没想到对待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严酷到我们想象力达不到的程度。从客观上证明我和胡君在政治上还是没有脱掉胎毛的初生儿。
也就是这位傅某某，这次他用他的聪明才智，将别人检举出来的那些我私下所说的一言半语，还有那些被别人诬陷出来的一言半语，和报上批判的右派言论进行类比，写成一张洋洋万言的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其中许多话我根本回忆不起，只觉得我与检举者无冤无仇，他们不会无故伤害我，我也就承认下来。这些言论和曾经批判过的右派言论对照起来，连我自己都看自己像是一个真正的右派分子了，况且我也被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斗争折腾得精疲力尽，我也就当众承认了我是右派。
其实我承认与不承认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当领导已经圈定你是一个右派分子以后，除了等待劳教劳改二十三年后给你“改正”，不会有第二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便是自杀，也只得戴着右派帽子去见阎王，也就是那句名言所说的“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这一切是四十五年前的历史，近半个世纪的沉重岁月已艰难地走过，我变成骨灰已是指日可待的事。在回顾毁了我一生的那场运动时我要说，人的生命是那样的短促，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些神圣的名义，让不容易来到人世的人去承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对这个涉及政治和哲理的深奥问题，如果仅仅用遗憾两个字来回答，是不是太轻松了，因为世界上实实在在是没有比理想和生命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了。
同归于尽
当我承认我是右派以后，我提出要求要请假回家一趟。
领导上特意派了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干部“陪同”我回家，我们所住的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距离党校步行不过十分钟路程，这时胡君已搬到二楼，记得我和陪同者在傍晚时回到了家中。孩子被保姆抱出去了，胡君从我的颓丧的面容上似乎已看出我的大祸临门。她背朝着我坐在写字台边听着我的诉说，当我伴着一声号啕大哭说我已承认了我是右派分子时，她猛然站立起来把临窗的写字台边的笔筒、墨水哗啦啦一起掀下了楼底，随即她伏在写字台上嘤嘤地哭了起来，共同的哭声向上帝诉说的是，在由一位“权术专家”编导的一部名叫《阳谋》的大戏里，又一个家庭遭遇了灭顶之灾。
永远忘不了坐在屋中间目睹这万剑穿心的悲痛场面的陪同者，他那张冷漠无情的脸，是一张令人不寒而栗的脸。
离开房门之前，我委婉地对胡君说，目前事已至此，她可以重新考虑她的未来：“不论你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毫无怨言地接受。”
我表示认罪以后，对我的管理稍稍松了一点，可以走出房门散散步。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刚刚吃罢午饭，我看见八妹从操场那头东张西望地走过来，估计她是来找我的，便迎了上去，这时的八妹才六岁多，她红着眼对我说，姐姐哭得很伤心，又说姐姐叫我带了张条子给你，她说别让旁人看见了，我看她右手握着小拳，便故意去牵她的手，这时我手心的感觉告诉我，小手里夹有一张纸条，我趁势夹入我的手心，对八妹说，叫姐姐不要哭。因为我怕八妹来时看见我挨斗，叫她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便让她回去了。
在厕所里，我流着眼泪读完了这张只有一句话的小字条，仿佛听见胡君在哭着念读字条上那句话：“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
事后我听说，天真幼稚的胡君在得知我划成了右派分子以后，立即向她所在的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呈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说她以朝夕相处的妻子对我的了解，可以向组织保证，张先痴决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胡君的这个类似殉情的行动，按当今已经进化了的汉语词汇来表述，无疑就叫作“顶风作案”，第二天她就成为斗争对象，就成为右派分子。我们当然被严格地“隔离”着。
三个月后，当我和县级机关揪出的几十个右派分子一起参加劳动，有一次在去某工地的途中，从胡君所在的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的大门边经过时，我看见门旁的一堵墙上，还张贴着一张未被风雨撕破的旧大字报，标题是《一个能干的女将――右派分子胡君的反动嘴脸》。能干的女将是《人民日报》那篇批判文汇报的著名社论中，在点到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的名字时，给她赐下的一个封号，现在颇具幽默地移植在这个二十二岁，文静羞涩的女孩身上。想到她的纯真，想到她的善良，想到她为拯救我而付出的牺牲，我泪如泉涌。
我们几乎同时失去了工资，只发少许生活费，也就无力供养八妹了。胡君与八妹情谊深重，在抱头痛哭以后，让组织上派的人带回了成都，这都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事了。
有家难归
县级机关揪出来的四十多个右派分子一起下放到西兴乡的一个村子里，在那里修堰塘修排水沟，由兵役局派了一位名叫王海的上尉军官来管理我们（真如常言所说的地球太小了，二十多年以后我在雷马屏农场服刑劳改时，他又当了我的中队长，见到我的第一句“情深义重”的话竟然是：“你烧成灰我也认识你。”这是多么美丽的开场白）。几个月后，举家团圆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这群右派住在农村多有不便，便令我们迁回南充市，住在西桥河边合作社干部学校那空荡荡的校舍里，任何人不得走出大门一步。现在想来这种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剥夺人身自由的作法似乎欠妥，但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因为我打心眼里也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的人，一切惩处都是我罪有应得的。
春节之夜，我和众右派蜷缩在床上，想到自己受难的妻子，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心中翻滚着酸楚的波涛，愁绪万千，汇合在周边那此起彼伏的唉声叹气中。
过完春节，这群右派又被派往金城山去开荒种地，金城山在南充县和蓬安县交界的兴隆场附近，山顶有一座废弃的旧庙，相当庞大，除了已划成右派的分子以外，还有十多个组织上认为值得考验考验的很可能属于内控右派的分子也掺杂在其中，六十多个人只占据了这庞大的庙宇的一角，这些长年坐机关的干部，多数是学生出身，而且一开始便是用锄头开垦荒地，从早到晚大汗淋漓，掌心磨起了水泡，但绝大部分人都是怀着虔诚的心在赎罪，此情只有苍天可鉴。
没多久就安排我和兵役局的一个右派专门负责运粮上山，每天到兴隆粮站去挑米或者副食品上山，大约来回六十华里左右。虽然没有规定我每天挑多少，我还是尽力而为，开始时每天只能挑五、六十斤，一段时间后，体力增长能挑到七十斤甚至更多一点。
像这样干到1958年3月24日，突然来通知叫我和肖远耀带全部行李回单位。在下山的途中，肖大哥对我说：“这次回去，肯定是接受处理。”我问他估计会怎样处理，他回答说：“可能不会很轻松。”肖大哥比我大十多岁，再加上他年轻时参加过共产党，我认为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丰富得多。
我们步行到长乐区公所，那里有两个像是干部似的陌生人，“陪同”我和肖大哥登上一部过路的卡车，下午4时左右回到县政府；又据说整风运动已进入整改阶段，机关恢复了正常工作状态，我和肖大哥仍住在民政科宿舍里各自的床上，没有人理睬我们，似乎是两个与单位无关的人，也没有人来向我们宣布注意事项之类的事。
我躺在床上想来想去，也许明天我会被逮捕判刑，或者送劳动教养，我在临行前为什么不回家去看看我的妻儿？只要有那份勇气，十多分钟以后就能见到我魂牵梦绕的妻儿。想到我再怎么老实规矩，别人也不一定领你的情，过去你胆小怕事，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事情还是找到你的头上，弄得有家难归，前景凶险。私自外出，充其量也只是回一趟自己的家，这又算犯了哪一条？我也不能活得太窝囊了。
患难见人心
因为我历经患难，在我国那堆积如山的格言警句中，“患难见人心”这一句对我的影晌极大。
在我和胡君双双划成右派，就像一位伟人嘲讽的那样“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时候，周围人等投向我们的目光是鄙视的，回答我们提问的语言是恶毒的。在我们参加革命的短短几年里，都曾见到过若干同事因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而自杀。自杀被认为是“背叛革命”或者“自绝于人民”，有时还专门组织对死者的批斗并宣布给予“开除军籍”、“开除党（团）籍”等处分，不过这一切对死者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杀，我觉得胡君也没有动摇过她活下去的愿望，虽然我们正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精神折磨。
支撑受难者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好人的存在，在他们身上闪耀着的人性的善良光芒，其魅力无穷无尽，他们的光辉将与日月同在。
在胡君所在单位，住着一位老红军和他的妻子。据说这位老红军在长征中担任饲养员，曾为某中央领导同志牵过马。五十年代，已经六十多岁的他身体不怎么好，加上他缺乏行政工作能力，就不再工作了，退下来后，给老红军定了个较高级别的养老金。他的妻子五十岁左右，我们唤她叫严姨，这对老夫妻没有生育过儿女。
因为他们住在胡君所在单位，我们常见面，但从来没有交谈过，关于他们的情况，都是胡君告诉我的。
胡君划成右派以后，工资停发，只给生活费，八妹送走了，保姆辞退了，我们的生活仍然相当窘迫，当时的浪儿刚刚蹒跚学步，正是身边离不得人的时候，而胡君每天须参加的各种劳动任务，又不便带着孩子参加。这时，老红军和严姨商量后，主动提出替我们带孩子。因我们付不出这笔费用就谢绝了，但担心老夫妇多心，只得实话实说地告诉他们，我们给不出这笔费用。严姨说：“你说到哪里去了，我们又不缺钱用。”
从此以后，孩子早出晚归，没让胡君操心，不仅伙食包干，甚至换洗衣服乃至玩具，都由老夫妇操办。胡君的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故意找到老红军，嘻皮笑脸地问：“他们给你多少钱一个月？”老红军所答非所问地回答她：“校长，这事还忘了向您请示一下……”一个老红军对一个小不点用上请示两个字，无异于让她碰了个软钉子，这位领导只得嘻皮笑脸地走开。
伤心夜归人
傍晚7点多钟，机关早已下班，天也黑尽了，我独自一人跨出了县政府的大门，在路上，我没忘记几度回首看是否有人盯梢，似乎一切平静。
我心想，最危险的地段就是我跨进胡君他们学校大门的那几米，门上有个“光彩照人”的大灯泡，门边有类似门卫的收发室，那老头认识我并知道我是右派分子，因为胡君的大字报像墙纸一样贴满收发室的外墙。不知道是上帝刻意的安排还是魔鬼的一时疏忽，这时坐在收发室门口的竟然是老红军。我的突然出现使他瞪大了吃惊的眼睛，待他清醒过来确认无误后，便环顾四周看还有没有第三双眼睛，肯定安全后，便翘着嘴唇指着胡君所住的二楼的一扇窗户，意思好像是告诉我说：“上去吧，她在家。”
胡君的窗正对着学校的大门，屋里没开灯，开门的声音惊动了坐在写字台前的胡君，看见站在门边的我，她简直像被弹簧从凳子上弹起来一样，直扑到我的怀里，嘤嘤地流着泪把我抱得死死的，似乎在说：“你不要再离开我了，我们就这样一生一世地抱下去。”
这时，我想起从成都东门大桥相拥着跳下河去的那一对恋人，现在让我们来承受他们摆脱了的活罪吧!
已经有半年多没见到我的儿子了，我问她：“孩子呢？”她向我讲述了严姨和老红军的事。
我坐在写字台前，向她说道很可能我和肖大哥明天就会受到处理，我说：“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的生活已不算平淡，当过公子哥儿，吃过山珍海味，当过大兵，经历过枪林弹雨，爱过也被爱过，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还没有坐过牢……”说到这里，胡君猛一伸手，用她的手掌将我的嘴紧紧捂住，她不愿那可怕的事在想象中出现。
突然有一个熟悉的嗓音在大门边响起，那是我们科里一位积极分子急促地问话：“张先痴回家来没有？”老红军回答说：“没有。”似乎他担心对方不相信，特意又补上一句“我们一直坐在这里的。”我站起来透过窗户朝光彩照人的大门口看去，积极分子的背影告诉我，他正急匆匆地去往另外的可疑据点，还看见老红军夫妇坐在收发室门前的小板凳上，严姨的怀里，正抱着我的儿子。
不一会，楼板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严姨推开门，她的声音都在颤抖：“单位派人来找你了。”我说我听见了，便上前把孩子亲了又亲，对严姨说：“多亏您和叔叔的照看。”然后我回头对胡君说：“我走了，再见！”
回单位的路上，我心情十分轻松愉快，似乎是为我庆祝这次“越狱”的成功，也似乎认为我已安排好“后事”，便特意到路边的一个酒馆买了一瓶酒，切了些许卤肉，准备来个一醉方休――平时我可是个滴酒不沾的人。
惨绝人寰
大约在反右运动前一年左右，我作为县上派出的工作组，在青居区检查工作。有一天，区委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今天要逮捕一批人，区上人手不够，希望你配合一下。”说着递了一张逮捕证给我。
我的任务是到溪头乡去逮捕一个伪保长，通过前几年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等政治运动，还能存活在农村的伪保长应该说是劣迹较少的类型。据说这个伪保长只是在解放前夕，原先当保长的地主见势不妙，找了他这个中农出来当了三个月的替死鬼。通过区乡间的电话联系，乡干部早就知道我的使命，再经由田地里一阵呼喊，伪保长浑身发抖地站在我的面前。他似乎才从水田里起来，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头上缠着白布帕，留着山羊胡子，约摸四十多岁，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我向他念读了逮捕证，一字不识的他不会签名，就伸出大拇指在逮捕证上盖上了指纹，这时我看见两滴泪水跌落在逮捕证上，虽然我当时绝没有想到这两滴泪珠有一天会属于我，但我确实被它触动了一下。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骄阳似火，乡上派了两个持枪民兵押送，他俩用一根棕绳将伪保长双手捆在背后。当我们走出乡政府不远处，突然有一个中年妇女匆匆跑来，手提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是两三件破旧的换洗衣服，显然是这个伪保长的老伴，她哽咽着要求我允许收下，我当时绝没有想到类似的场面有一天会属于我，但她哽咽的声音确实触动了我某根神经。
这是一段似乎发生在昨天的亲身经历……
第二天清晨，机关里悬浮着一种十分严肃的气氛，预示着将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果然有通知说，9点钟在大礼堂开会。
今天开会和以往开会很不一样，除了人们神情异常庄重以外，还有一个重大区别，那便是警卫连大约两个多排的兵力荷枪实弹地坐在会场的前几排，向人们显示着武装实力。看这架式我知道今天必是处理我的大会无疑，心情十分紧张，以致主持会议者讲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只记得第一个进行逮捕的是农业科一个名叫任晓某的科员，属于招摇撞骗的坏分子，当场由两个武装警察将他捆走。
第二个就喊到我的名字，我在主席台下站定以后，台上便开始宣读我的罪行，其中的四组词汇给我的印象极深，其一是“混入革命阵营”；其二是“划为极右分子”；其三是“开除革命阵营”；最后是“建议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立即兑现的强制措施，便是法警走来给我戴上了手铐，并将我押出会场。在我即将跨出会场大门时，我听见扩音器在喊肖远耀的名字，这时，我想起了那句俄罗斯谚语：“下地狱也得有个伴。”
我怎么知道肖远耀会是我的伴，因为我看见法警正在把玩着手上的一副和我所戴那副相同型号的手铐，我肯定这副银光闪闪的手铐一定属于他。
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便是我印象极深的四组词汇的第一、三两组——即“混入革命阵营”和“开除革命阵营”。我参加解放军后并未隐瞒任何历史问题，以便混入这个也许是有利可图的阵营，以后即便说了点错话，那也是以后的问题，怎么能说当初是混入？另外，我觉得决定给我这个处分的中共南充县委似乎不具备代表革命阵营的资格，因为革命阵营应该说包括了世界各国的革命政党，甚至遍布地球的广大革命群众，这样庞大的阵营要开除区区的张先痴虽然微不足道，但你一个区区的县委会能代表这个庞大阵营作决定吗？革命阵营的总部（如果有的话），是否委托你或者授权你代表该阵营作出此项决定，均属于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的问题（我有咬文嚼字的恶习，即便大难临头，仍然咬嚼不误）。
就让这些问题困扰我吧，反正肖远耀铐出来了，法警带着我俩走进了南充县人民法院。
法警为我俩打开手铐，令我们等着，我俩并肩坐在法庭外面的阶沿下，我拾起脚边的一块瓦片，在泥地上写下“惨绝人寰”四个大字给肖大哥看，他噙着泪水微微点头。
有关肖大哥的题外话
开庭审问了十分钟左右，宣读了早已印好的判决书：“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这九个字，我和肖大哥的判决书上打印得一模一样。
走完过场，法警把我和肖大哥带回县政府，叫我们清理自己的东西，让我们从办公室、从寝室搬来自己的所有衣物文具，堆在饭堂与洗碗槽之间的空地上，哪些是我们将要带到劳教队去的，哪些是应该扔掉的，四周有十多颗好奇心在围观，人事科派了两位干部在一旁，我估计他俩是来监督我们，看我们是否会偷走什么公家的东西，特别是机密文件之类。其实我的抽屉已被搜查过多次，明显的证明是我的两本集邮册的不翼而飞，我当时的心境根本顾不上这些身外之物，只假装不知道这件事。
这时肖大哥的爱人来了。她爱人是南充人，名叫谢增德，五十年代初，在某乡小学当代课教师，年轻漂亮，为许多干部仰慕的美人一个。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她竟然委身于其貌不扬，年龄比她大近二十岁左右的肖大哥，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的典型实例。更不可思议的是，当她1953年递交结婚报告上去时，有关方面曾采取类似对胡君的作法，派员找她谈话，告诫她肖某有历史问题，让她慎重考虑。然而她也和胡君一样，毅然嫁给了肖大哥。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再也没让她代课了，从此开始了她的零工生涯。直到七十年代，她当上了石油工人，现在的退休工资几乎比我高一倍，令我垂涎三尺，这也是后话。
谢增德这时手上牵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家里还有由外婆照看着的一个，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红肿着眼站在一边，看着肖大哥清理他简单的衣物，大哥的工资级别比我还低一级，每个月在发工资前几天经常会出现“青黄不接”的经济危机，有时也找我借贷一点，但他每借必还，如果想周济他故意说没有借过钱，他还会生气地说出时间地点，迫使你收下，这足以证明肖大哥的自尊自重。
我想到大嫂日后带着三个孩子，失去了大哥那份每月四十三元的工资来源，生活将如何过？这时，我看见我的衣服中，有一件澳毛哔叽的中山服，是用我一个月的工资做的一件“礼服”，因为那年代兴穿布鞋，许多妇女也都会做布鞋，有的甚至以此为生，而毛哔叽做鞋面的鞋可称为鞋中精品，想到我今后当劳教分子，再也用不着穿这个档次的衣服了。因此我拎着这件毛哔叽，递到谢增德面前说：“送给你吧，还可以做几双鞋面。”
这里面有一件只有我和肖大嫂两个人才知道的秘密，就是在这件衣服的荷包里，我用一个装胶卷的小铝盒装有一百多斤高面额的全国粮票。我存这批粮票的原因是这样的，前文提到的一位名叫遥攀的文学编辑，对我有知遇之恩，他有三个侄女在成都读书，但户口都在南充李渡乡，那年代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供应，我得不定期地弄些粮票给他寄去。当年办迁移证由民政科开证明，再交公安局去办手续。反右前我终于找了个机会，给他三个侄女开了证明，把户口迁到了成都，这一百多斤粮票就没必要寄去了，不如转赠给大嫂。1980年我平反后去看大哥大嫂，大嫂特意把她三儿子肖诗礼叫来，也就是那天她抱在怀里的那一个，现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对他介绍说：“这就是救了你的命的张叔叔。”我和大哥都不知究底。
原来就是那一百多斤粮票帮助这个当时的乳儿度过了随之而来的所谓的自然灾害。对我来说大嫂的话也使我受之有愧，因为1958年的粮票也并不十分珍贵，如果我有一双慧眼，能预见到那场饿死几千万同胞的“自然灾害”会那样迅猛地横扫神州大地，也不一定会无私慷慨地馈赠给她，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乳香催泪
在我身边盯着我收拾东西的就是那位姓许的人事科干部，我呈交结婚报告后也是他到专区医院去“介绍情况”的。在我那一堆散乱的书刊杂志中，突然发现有一本《避孕手册》，我心血来潮地取出这本书，递到姓许的手边对他说：“看来这本书我是用不着了，送给你吧。”引来他一脸尴尬，这可能是我在南充干的最后一桩“劣迹”，特借此机会作补充交代。
两位人事科干部随即把我和肖大哥送到了专区招待所，在一间大房间里，我看见几十个垂头丧气的右派劳教分子正等着我们两个“入伍”。我刚跨进门，迎面就看见一个老熟人，他便是来管理这批人的张桂亮，原来是南充县检察院的干部，后来据说上调到地区检察院。有一年我们一同抽调到长乐区去搞社会调查，我和他分在同一个小组，过了一段嘻哈打笑的快乐时光。他似乎早已知道我的到来，毫无惊诧表情，只是用嘴唇向房中间的开水桶轻轻努了努，暗示“喝口水吧。”我也暗暗点点头表示谢意，我俩心照不宣，装着不认识。
定下床位以后，我决定想办法通知胡君我的离去，我相信与我心照不宣的张桂亮一定能帮助我做到，我便去到对面的办公室里，当着众人的面，一脸严肃地向他反映说，我没有棉被，请通知家属送一床来。事实上我有一床部队发的薄棉被，是在集体宿舍里用的，我扛来的行李中有它的存在，但张桂亮仍然心照不宣如故。
傍晚时分，张桂亮给我抱来一床棉被，但它的被面包单和棉絮早已解体，显然是胡君拆开来准备第二天清洗的脏棉被，正因为如此，在我盖上它的时候，棉被上散发着一阵阵乳香，那是胡君奶孩子留下的，它勾起我对妻儿的无限怀念，化着串串泪珠在棉被上浸洒。
以后很久很久，因为我舍不得离开这透人心脾的乳香，便刻意地不去洗它。直到我在肩挑背磨的劳累中，浓浓的汗臭彻底污染了那一份乳香，我才拆洗了这床棉被。虽然不再有乳香，但那妻离子散的刻骨铭心，将会终生揪住我不放。
逃出农村
几个月后，胡君通过我在成都的家人，得知我在云南盐津的崇山峻岭间修筑内（江）昆（明）铁路，她来信告诉我，她受到了开除公职（不是开除革命阵营）的处理，带着孩子回到长寿县华中公社的偏僻农村，她父母双亡，孤单地住在一间即将倒塌的茅屋里。她还告诉我，我有几件毛料衣服和羊毛背心都被村干部搜走，借口是你身边没有男人，为什么有男人的衣服。后来我写信到公社并汇去邮寄费用，公社才给我寄到劳教队来，这批衣服在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或变卖或调换成各种粗制滥造的食品，短暂地安慰过我的肠胃。
1958年秋开始，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运动，不知是不是想创造什么经济奇迹以证明反右运动的英明正确。有权威声音号召，在钢产量上十年超英（国），二十年赶美（国）。人民公社充分发挥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夜以继日的打着火把在地里敲锣打鼓的耕作以免疲惫的人们打瞌睡，并冠之以“夜战”的雅号。
突然间一声号令下达，让这群组织起来的人奔赴一个崭新的工地，在那里兴建土高炉，令全国人民交出锅瓢铁锁等金属回炉炼钢，也就是炼成一堆堆废铁。于是乎人山人海地涌向挖铁矿石的工地，又一些人去到提供燃料的森林，那年代在高瞻远瞩者的词汇库里，“生态环境”这四个字还不曾组装完成，所以中国树林以跃进的速度还原成了荒山秃岭，而那些“夜战”战出来的红苕洋芋任其在地里腐烂，给“自然灾害”到来后的物资匮乏奠定了基础。
这很可能是在古老的中国农村进行的一场空前绝后的胡作非为，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与天奋斗”的“其乐无穷”。但自然规律对敢于向它挑战的狂人的惩罚也是严厉的，几千万驯服的中国同胞变成肚皮贴着背脊的饿死鬼。
就在统一号令下胡作非为的亿万农村人口中，胡君是其中之一，之二就是她背在背上才两岁多的孩子，在难以忍受的劳累和饥饿中，她给我来信说：“我真想和你一样的劳动。”我知道她的意思是暗示，她愿意判劳教也不愿像这样呆在这胡作非为之地。我想如果那时她身边没有一个嗷嗷待哺的乳儿，说不定我们真会在劳教队来“同学”一番（“同学”是政府规定的劳教分子相互间的称谓）。
终于这个不会大声说话的柔弱女子，跨出了她经历中最勇敢的一步，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背着她沉睡的孩子，逃离了据说是“希望的田野”。
远走新疆
没有户口，也就没有了粮食关系，这意味着国家供应给城市人口的那份口粮也没有，虽然一个月就那么十来斤，在没有副食品供应的灾荒年代，这点供应粮吃十天都不够。
胡君带着儿子像两个乞丐一样来到成都我母亲身边，在饥饿中挣扎的家庭，突然增加两副渴望填充的肠胃，简直像灾难中又遇到灾难那样可怕，但是我慈祥的母亲毫无怨言地承担了这一切，因为她喜欢贤淑的儿媳，也喜欢她为张家生下的第一个孙子。
1959年，我二妹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大学，到校两天后，校方发现她有个二哥是右派劳教分子，便令其退学回家，大哭一场以后，便由前景辉煌的大学生变成了垂头丧气的待业青年。在寻找工作中得知新疆某建设兵团的一所技工学校在成都招收一批学生，二妹不愿意到那遥远的地方去，闲谈中胡君得知这一信息，立即心生一计并付诸了行动：她用二妹的高中毕业证书冒用二妹的名字去报考而且被录取了。新疆因地广人稀，迫切需要外来人口，办不办迁移户口对新疆来说都无所谓，这恰好解决了胡君没有户口证明的“要害”问题。
从此，在盛产阶级敌人的中国土地上，一个名叫胡君的阶级敌人消失了，而且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在我家的兄弟姊妹的序列里，又似乎“克隆”出了一个二妹。
这时我正在旺苍县修筑一条从广元到旺苍的铁路支线，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新疆某县的信，我一眼看出那是胡君的笔迹，奇怪的是她称我为二哥，落款又是用二妹的名字，我知道其中定有奥妙。来信告诉我她考取了技工学校，因为不知道毕业后分配到哪里，所以几个月没有给我写信，“直到昨天正式分配我到这个拖拉机修配厂，当上了一名铣工，才能告诉你我确切的地址。”她叫我好好改造，希望我以后也到她那儿去工作，在谈到二嫂时，她说二嫂说过，她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我知道胡君已改名换姓在新疆落户。
儿子在他奶奶身边，我当然放心，但只要一想到“天有不测风云”这句老话就难免牵肠挂肚，1961年的某一天，当时在青海工作的我的大妹妹突然回到成都声称，她要把母亲接到青海去，因为她要上班，没法照顾她那日益增多的革命接班人，但母亲身边正带着一个没有户口的右派后代，面对这个难题最后作出的决定是，把右派后代送回乡下去。
胡君在得知这一晴天霹雳似的安排后，很快地来信叫我阻止这一行动说：“千万别把孩子送到火坑里去。”我能阻止得了吗？况且我大妹夫还是管劳改队的一位不大不小的领导干部，在我们八个兄弟姊妹中，他们属于精英型人物，值得我们景仰。
胡君的胞弟胡辉，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兰州铁路局工作，反右运动中这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也当上了右派，留在单位改造了一段时间后，不知什么原因，也受到开除回家的处理。我妹妹把孩子送回长寿乡下后，就交给了这个舅舅，如果没有这个右派舅舅，兴许我儿子会成为一个无人认领的孤儿。不知道这算不算哲学家们所说“坏事变好事”的又一实例。
如果说这个坏事变好事的实例能成立，这桩变成的好事最终又变成了坏事，这个在今天已到了知天命年龄段的儿子，基本上是一个文盲。不过这件坏事又像魔法似地变成了好事，这个文盲似的孩子将永远不可能从这篇文章上得知他父母的凄凄惨惨切切。
可怕的刑期
1961年秋，这时我已劳教了三年多，当年的劳教没有年限规定，按干部们的说法是：“好久改造好了好久解除劳教。”按劳教分子的说法是：“这等于无期徒刑。”而近两百人的一个中队，仅仅解除了一个并非右派分子的偷摸扒骗类的坏分子，它给我的启示是前景暗淡，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按当年流行话语所说的“回到人民怀抱”的愿望。
这时，胡君有了工作，经济条件有些改善，她不断用二妹的名义给我寄些日用品，特别是灾害年代市场上奇缺的维生素之类的补药，帮助我度过灾害难关。
自1960年开始，也可以说与“自然灾害”同时降临到劳教队的是捆绑吊打的各类肉刑的出现，因为想填饱肚子，有些劳教分子便用自己的衣物找住地的老百姓换取些瓜瓜菜菜，这种行为被称为违犯劳教纪律，肉刑就是杜绝这种违纪行为的常用手段。这对昔日这批白面书生来说，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上都是十分可怕的，这些在旧社会的白色恐怖中敢于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讴歌共产党的民主自由的莘莘学子，终于品尝到肉刑的滋味，便从中领悟了“专政”的其味无穷，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反思”。
与此同时，关于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因说真话而遭贬的小道消息，通过前来探亲的家属口头传达，震动着这批身陷囹圄的热血青年。如果说反右的蒙冤刺激过他们麻木了的政治神经，这“自然灾害”和“庐山上发生的事”便真正地动摇了头脑中那座迷信的神殿，某些人甚至在独立思考的道路上学步，我便是学步者之一。
1961年9月，一桩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也就是花三元钱找住地附近的老乡买了一碗米饭，当晚的斗争会上对我实施了捆绑，也算是对这一肉刑的抗议，我竟从劳教队逃跑出来。一个多月后，在天津将我抓捕归案，押回四川。当时我所在的劳教队已迁到灌县（今都江堰市），便将我关在当地的看守所，长达三年多时间。于1965年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也就是说，到1980年我四十六岁时才能刑满释放。这意味着我的整个青壮年时期，将在劳改队度过。
和我一起承受这场灾难的，无疑将包括我所有的亲人，其中受害最重的就是胡君，她是百分之百的无辜者，她唯一的错误就是爱上了我。因为她已改名换姓，甚至和我正式离婚从法律上说几乎都难以办到。我在劳改队也曾多次以二哥的名义暗示她：“我欠你二嫂的已太多，她随便怎样安排她今后的生活，我不会有丝毫异议。”
胡君却作了另外的安排，这时她已是厂里的播音员，和领导接近比较多，通过努力在1962年暑假，把我刚刚高中毕业的五弟接到了他们厂里，让他学习钳工。在告诉我这个安排的来信中，还特别意味深长地附了一句：“让张家的人看到我的光明磊落。”体现的是十八世纪中国女性的道德风采。两年后五弟返回成都，后在棉纺厂工作，三年前退休。我们经常见面，为写这篇稿件，我特意请他来我家，谈一谈他在新疆随二嫂工作时的情况，他竟然声泪俱下地说胡君是他见到的最贤惠忠贞的女人。
艰难的抉择
当时的胡君已二十六、七岁，像她这种年龄段的“未婚”女性，社会早已为她们定下了一个略带贬义的泛称叫“大龄女青年”。按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如果坚持不嫁人甚至拒绝交男朋友，就必得忍受婆婆妈妈们风言风语的压力，不是说你生理上有问题就是说你心理上不正常。事实上先后有几位同厂的大龄男青年曾苦苦地追求过她，热心的介绍人接二连三地为她的个人问题操心，以关心职工福利而著称的工会和热心于女职工权益的妇联也都为胡君的终身大事处心积虑，胡君在四面夹击之下处境艰难。
她能向任何一个热心人说出她结过婚，生过孩子，有一个昔日的右派今日的劳改犯丈夫的爆炸性新闻吗，甚至贴出我也是个右派分子的自杀性的安民告示吗？她什么也不能做，也不敢做。就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中拖到了1965年初，这意味着胡君即将登上了大龄女青年的顶峰年龄，跨过三十岁的门槛，她将变成超大龄的“不受欢迎的人”。
胡君最后不得不作出痛苦的决定，嫁给了一个技术员。不久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一年多以后又生下第二个。
双职工家庭带孩子是个问题，大约在1968年，胡君写信向我的母亲求援（当然也就是她的母亲），我通情达理的母亲便由青海西宁千里迢迢地去了新疆，这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问题，因为像我母亲那种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不但不反对儿媳妇的再婚，而且还愿意去照看儿媳妇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最少可以说明一点，那便是我母亲是多么爱胡君；更重要的是，她不仅仅是因为胡君曾经是她的儿媳妇而爱她。
厄运再次降临
1966年震惊地球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广大的中国同胞被告知，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正在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国家又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热血澎湃的红卫兵小将率先喊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响亮口号。几年前在反右斗争中立下赫赫功勋的战将，一夜之间又变成了这场斗争的战俘，他们所受的折磨比当年的右派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千年前的孔夫子仿佛说过一句“爱人者人恒爱之”的话，两千年后，从实践中给人的感受却是“整人者人恒整之”的恶性循环。
我有个时年二十岁左右的弟弟在青海，他知道母亲到新疆去是给昔日的二嫂今日的“二姐”带孩子，也知道胡君的来龙去脉，因为家庭内部的一些小矛盾，他就写了一份检举材料，揭发出胡君是个埋名隐姓的右派分子，寄给了胡君所在的单位。可以想见，在阶级斗争据说是尖锐激烈到十二万分的文化大革命中，挖出了一个埋名隐姓的阶级敌人，这必然是鼓舞斗志的胜利成果，胡君又该下地狱了。
事发后，蹂躏这柔弱女子的不仅是当年所谓的“广大革命群众”。我平反后，曾专程到青海看望母亲，从母亲口中得知，胡君的丈夫是北方人，中专毕业生，喜爱喝酒，性格暴躁。这位丈夫自认为是个双重受害者，在政治上和婚姻上他都中了右派分子的圈套，经常借酒撒野对胡君拳打脚踢使胡君头破血流，惨不忍睹，骂胡君是他身边的一条毒蛇，要胡君通霄罚站在床边反省。甚至母亲也受到连累，撵出家门搬到废窑洞里去住，后来老人家才辗转返回青海。听母亲转述这些情况，我心如刀绞。
可以想象，胡君对她丈夫隐瞒她结过婚并生过孩子的经历，这对任何男人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胡君如果向他坦白这一切，这意味着她承认她是潜藏的右派是个劳改犯的妻子，总之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意味着将重新去过那倍受凌辱的生活。胡君跟着他并共同生下两个孩子，应该说是绝对铁了心与他共同生活下去的，这种隐瞒实在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虽然在夫妻间的这种行为是很不应该的。
这位先生未必不可以因为这迫不得已而少打她两拳，她毕竟是替你生过两个孩子属于你的女人呀。
题外之恋
我绝大部分刑期都是在四川省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农场度过的，我也是从这个农场平反出狱的。1979年，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右派的改正（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词汇）。众所周知，我曾经是个右派分子，除了需要改正以外，还有十八年刑期的法律问题需要解决，因此，一直到1980年8月才拿到温江地区中级法院给我的平反裁定书，那时距我满刑也只差四个月了。
1979年，监狱里的右派大部分都得到平反，干部们似乎也知道，我的平反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我的管理不像过去那样剑拔弩张，这正如我在那篇《大凉山里的花花草草》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我在一位医生的帮助下，人为地制造了一种伤病，于那年冬季住进了农场医院。甚至在医院的一位领导的倡议下，办起了一个英语学习班，又令我这个在押犯临时当一当教师，我教的学生全是国家工作人员（按劳改队规定，凡是领国家工资的人，犯人都得称他们为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护士、勤杂工和炊事员），十来天后，这个学习班便无疾而终。
在我所教的三十多名学生纷纷散去的时候，唯有一个年龄不到十九岁的女护士却留了下来，我也就一直教这个女孩，最后发展成年龄差距大得惊人，身份悬殊到不可思议的师生恋。但我们之间从没有发生过任何越轨的肌肤之亲，也许正因为这份纯洁，使我们在变成朋友关系以后，感情绵延至今。这位非同寻常的女孩的父母都是管劳改队的干部，她却偏偏爱上的是人所不齿的犯人。我离开农场以后，她最终还是爱上了一个当时还在服刑我也相当熟悉的犯人医生。这位医生满刑后，他俩终结连理，这场婚姻在劳改农场几乎引发一场地震，现在这对恩爱夫妻定居成都。前年我母亲病逝前，曾经由他们夫妇帮忙以他们家属的名义住入其职工医院，享受到住院费用的七折优惠，使我万分感激。不久前，我写前叙那篇《大凉山里的花花草草》时，因文中涉及到我和她的一段恋情，曾专程去向她说明，她十分爽朗地回答我说：“你随便写，我相信你。”
别无选择
我和这位非同寻常的女孩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已经先期平反的朋友曾陪同我的妹夫走访对我判决的温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得到的答复是鼓舞人心的：“案件是有些问题，目前正在进一步复查当中。”与此消息同时得到的传闻说，中央有政策规定，凡属因右派原因而离异的夫妻，原所在单位均应尽力协助其恢复关系。我当然会想到为了我而受了半辈子活罪的胡君，我不可能在等待与胡君破镜重圆的同时，和另外一个女孩肝胆相照，虽然她是那样出类拔萃。
1980年8月23日我收到了平反裁定书，我真正的二妹和她的先生穿过崇山峻岭，从成都到凉山来接我，回成都途中，二妹向我谈到胡君的情况，并建议我不要直接给胡君写信，以免影响她的家庭关系。我想到他们毕竟结婚十几年，两个孩子都十多岁了，不通过组织直接面对面弄不好还会惹麻烦等等，觉得急于求成也的确不是办法，几十年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三两个月，也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回到南充，在原单位办完手续以后，我特意去看望了分别近二十年的肖大哥和大嫂子，大哥平反后就没有回到民政科，而是改行在南充市吉庆巷中学当上一名英语教师，并劝我也改行教书，他说：“世界上没有比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更快乐的事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加上我从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中感到，在中国如一团乱麻似的问题中，关系着人的素质问题的是教育，我也愿意从我做起，改行教书。便向原单位表态，我自行联系工作单位，哪知像我这类离开南充二十多年，
像初来乍到地球的“外星人”似的没有什么人际关系，找单位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三个多月后才落实到一所工厂的技工学校，当了一名基础课教师。
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没有单位的人什么事都不好办，更何况是涉及政策甚至法律方面的婚姻问题。
眼看春节快到了，这是我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当然应该和久别的亲人团聚团聚。我有三个妹妹（包括八妹）和一个弟弟在青海，胞兄在黑龙江，老母亲正住在青海的八妹家，姊妹们相约在西宁相见，只是成都的五弟和二妹因各自家里另有安排不能前往。
过完春节，我从青海回到四川，准备回南充上班，途经成都时，照例住在二妹家里，想不到二妹给了我一句令我目瞪口呆的话：“胡君来过了。”原来在我前往青海时，早已“改正”了的胡君带着她一对儿女来到了成都，据二妹说，胡君的丈夫最担心她和张家的人取得联系，特意派两个孩子来“护航”。奇怪的是，胡君并没有到二妹住家的音乐学院来找她（怕在家里遇到了我而抱头痛哭让两个孩子心灵受伤吗？），而是到二妹上班的毛巾床单厂找到二妹，背着她的孩子递给二妹一封给我的信件，还是近似我的字体，一切仿佛在昨天：
亲爱的先痴：
我们还能同时活在这世上，便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南充有朋友来信告诉我，你渴望着与我团聚，为此我也感到欣慰。坦率地说，我身边这位丈夫给我的伤害比给我的爱多得多，只是我实在舍不得我这一对儿女，他们是无辜的，我相信你也不忍心让他们在小小的年纪去经受失去母爱的痛苦。思之再三，我决心继续把自己钉在受难的十字架上。原谅我吧，如果你认为我有什么过错的话。
我希望你不要心灰意冷，要重新站立起来，自强不息，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私人生活上。你事业的成功，家庭的幸福就足以陪伴我心力交瘁、病弱衰老的风烛残年……
永远爱你的 君
生活里的悲剧似乎就此落幕。
心灵上的悲痛将与日月并存。
2002年6月8日成都寓中
摘自张先痴著《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