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校园公子:转发：梁木生：书生的胆量与蒋介石的雅量 （转载） - 收件箱 - Yahoo!邮箱

傅斯年
下面转载的是民国时期几个知识分子与蒋介石的“较量”，从一个侧面看看那时知识分子的“狂妄”与蒋介石的“窝囊”。如果今日中国有这等状况，何至于没有了大师。

　　1、傅斯年才华横溢，桀骜不驯。朝野上下，唯有傅斯年翘着二郎腿跟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也不放在心上，相反，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1946年初，蒋介石要补充一个国府委员，直接点将要傅斯年。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求才心切，要求“大家劝他”.任凭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从1938年起，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责任，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傅斯年弹劾孔祥熙时，蒋介石为平息此事，特意请他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是：“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大气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胡适说，傅斯年“无沦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对傅斯年的骨气，连一向目空一切的李敖也赞誉有加：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

　　2、与傅斯年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教授叫刘文典。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正像美国的学校拒绝奥巴马演讲一样，八十年前的中国教育也是独立的。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对此刘文典的解释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安徽大学闹学潮时，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通知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声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如入无人之境，对蒋介石视而不见。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傲然应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拍案而起：“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遂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押。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刘文典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安徽大学，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蒋和国民党当局都没有干预，刘一直在名牌大学做教授，讲授《庄子》，一样头角峥嵘，桀骜不驯。

　　3、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教授们的人格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没有人去拍马逢迎，他们宁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抛弃地位以保持尊严。学者傅国涌提供的张奚若教授“要蒋介石滚蛋”的事例，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抗战期间，身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被聘为国民参议员，有一次开会时，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当局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年初，他应学生邀请，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一时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尽管蒋并没有因此为难他，但他要公开说出这些话无疑还是需要勇气的。没有担当也就没有尊严可言，真正的尊严来自学者的骨气。

　　4、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他与蒋介石的一段恩怨，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铮铮铁骨。马寅初教授有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抗战期间，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道：“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骂过蒋介石后，蒋并未计较，他们仍然很好的生活和工作。

　　这些就是知识分子，大师级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