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二”时代也值得记录

3月13日晚上的北京西藏大厦二层,柳传志、胡葆森、刘永好、俞敏洪、冯军、周晓光等大牌企业家云集，在座的还有中国红十字会党支部书记王志、央视主持人敬一丹。他们都是客，主人是崔永元。

“小崔”，刚刚跟中国最富有，也最富盛名的一个群体商定，以他们作为资助者和采访对象，在未来三四年内，完成他的宏大的口述历史计划中的商业史环节。这天晚上的活动，就是中国企业家口述历史项目启动仪式。崔永元计划跟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合作，用三到四年的时间，投入1000多万元，采访200多位企业家、相关专家学者及政策推动者。

“崔永元先生用一己之力，用民间之力来做这么件重大的事情，真是让人敬佩不已。”柳传志说。他给崔的团队捐过整整一屋子的联想器材，做素材数据化之用。

也有不同看法。“现在你让我去做新东方历史的陈述，还真有点难度。”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说，“我现在给别的企业家或者学生讲的时候，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的部分，虽然没有崇高化自己，但是掩饰的东西一定有。倒不是我背后做了多么卑鄙的事，但肯定有一些事情是你现在所不能讲、不敢讲的原因。”

崔永元的招数是每十年采访俞敏洪一次，等待那个他敢讲的时机。“其实咱还不说敢讲不敢讲，假定你100%敢讲，研究历史的人也不敢100%相信，因为记忆有误差。这正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所在。”

“我们现在不知道唐朝人怎么说话，考证不出来。但我们在做的字字对应的校对，会对以后做语音研究的人特别有帮助。就算采访俞敏洪先生你一句话不说，作为语音学的教材也是有意义的。”

在这场交流的最后，崔永元揭秘了特别的启动仪式：“两小时之前，我们已经启动了。每一位企业家的一言一行，都有影像记录。到2031年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见，柳传志先生20年前长什么样，俞敏洪先生为什么说‘我不说实话’，冯军为什么莫名其妙地谈到了长征。这都是口述历史学者研究的对象。”

笑声四起。这位中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总能举重若轻，让场面一片欢腾。

但哪怕欢腾之中，哪怕是在被盛赞的时候，小崔也神情清冷，仿佛置身事外。全部在场者中，他有最深重的眼袋。

抱怨即和谐

“我们这一代曾经都有理想，但有的消退，有的变质，有的消失了，只有他还是理想的钉子户。”中美电影节主席沈群说，“他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艰难地行走，到今天还有十分严重的、无药可治的失眠纠缠着他。”

但是，仍被失眠纠缠的崔永元变平和了。见到曾因电影《手机》而相互交恶的导演冯小刚，崔永元像一如既往的熟人一样主动打招呼说，我看了你的《集结号》了，我弄了一个电影博物馆，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那里？冯小刚就把自己很喜欢的一把导演椅送给了他。2010年底，他又专门在主持人朱军的招牌节目上，为早年影射某主持人对老艺术家不尊重对朱军造成的伤害道歉。

“这些事不一定是我承认错误，只是我摆这么一个姿态：别没完没了了，既然谁也说不清楚，干脆先画上句号。等到七十岁都退休了，打门球的时候我们再聊。别因为这些事耽误正事，现在正事太多了。”

以2005年为界，现在的崔永元，跟早前留给公众的印象差异太大。曾经的电视主持人小崔，以对社会的犀利问责著称，既抨击社会，也抨击同行，甚至连对朋友也要求苛刻。2002年他患病，把《实话实说》托付给跟他一起长大的好友海啸做制片人，但后来因为觉得海啸不按自己的理念做节目，一度拒绝跟海啸来往。他曾被媒体诊断为“病人”，既是说他的抑郁症，也是说他的心态。

“（他进央视）以前是很和善的一个人，说话一点也不刻薄。”制片人陈晓卿说。童话大王郑渊洁则在1986年认识崔永元，觉得他有同情心、正义感、幽默感，“对路子”。两人成为好友。

当时，崔永元身上的责任感与完美主义还没有转成对社会的抱怨。1986年，郑渊洁组织了一个外地盲童来北京旅游的夏令营，崔永元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前去报道。晚上，孩子们驻扎在北京顺义的一个废旧兵营里，条件简陋，老鼠成群。为防老鼠偷吃孩子们第二天的食物，崔主动要求彻夜看守。“反正我也睡不着。”崔打趣说。他圆睁双眼，一宿未眠。

崔永元在1996年正式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实话实说》栏目的主持后，开始展露与周遭的格格不入。“他是这个行业为数不多的独立思考，头脑冷静，对体制不趋炎附势的人。”陈晓卿说。

每次进入央视大楼一面对摄影机，他就感觉难受。“我（当时）身体还算可以，没大病，但是心里特别疲惫，我总是觉得在做没意义的事。”2002年，崔永元患上抑郁症，下决心离开《实话实说》，启动他想做的公益项目口述历史，并从中抽取环节做老电影回顾节目《电影传奇》。

对于某媒体后来对他“病了”的论断，崔永元认为是当时采访者自己的印象。“她可能是觉得一个人天天不琢磨自己吃什么、穿什么，老琢磨社会应该怎么样，是病态的。你要愿意这么认为，那我就去当这个病人，这个很光彩。”

央视记者柴静在自己的博客里回忆，大概是2008年时跟崔永元说起做口述历史的事，崔对她说，“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如今面对《中国企业家》的提问，崔永元觉得这个时代还是很二，“除了钱什么都不认，太二了”，但“什么样的时代都值得记录”。

“你可以记录它是怎么样二下去的、可能持续多长时间。”崔说。

饱受社会抨击的自私一代“90后”不在崔永元的“二名单”里，他反而觉得这是“一种美德”：“他也许不关心你，只关心自己，关心得具体、全面、深入。如果80后、90后都是这样的个体组成的，这个社会大有希望。他们和我们50后、60后、70后不一样，我们经常在放弃自己的权利，他们不放弃。我很喜欢这种方式。”

他认为，自己变得宽容，是因为转而面对不同的人群。他从2002年开始启动的口述历史先从抗战、老电影领域着手，至今的9年间，采访了将近4000人，采访对象平均年龄在85岁。面对宏大历史对他展露的蛛丝马迹，崔永元觉得当下的抑郁与苦闷都是“浮云”。郑渊洁告诉记者，崔永元有次去看一个红军墓地时，给每一个墓都做了维修。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的人，我们采访完一周，他就去世了。我印象更深的是有的人躺在医院里，他说等从医院里出来就接受我们采访，结果我们没等到他出来。我印象更深的是一位作曲家接受采访，我们开车往他们家走的路上，他就去世了。”崔说。

“别人看来我天天提意见，天天抱怨。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特别和谐的相处方式。”48岁的崔永元找到了跟时代的新相处方式：“其实哪个时代都是这样的，开元盛世那个时代的人除了扭秧歌就不干别的？没有，一样要思考，一样要抨击盛世。我是真正的爱国者，这个国家不断在进步，我不断发现它进步中的问题，希望它的GDP、人的精神面貌、河流、空气、阳光都是全世界最好的。这样还说我不爱国，谁爱国啊？”

听到别人声称理解他的寂寞孤独，他始终觉得可笑。“你看我寂寞吗？我每天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寂寞啊。第二，孤独，那是知识分子追求的境界。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追求孤独，因为孤独他才能见，他才能听，他才能想，那是他要的一个空间。我觉得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感受不到孤独的，因为对他来说那是一件好事。”

“知识分子的标准是非常高的，托尔斯泰那样的才算是知识分子，但是整个中国的文化标准不高，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是知识分子）。”崔永元说，“（批判性）你看我不缺吧。”

“抛头露面”去找钱

此时选择企业家来做口述史，一是因为这个群体能做出不同阶段的口述标本。跟之前采访的老人们不同，崔永元计划每十年都对同样的企业家群体做“再采访”：“每次都要从头说起，这样可以看到企业家们十年来头脑里有什么激荡，对同样的问题有什么新的角度和看法，在研究上有价值。”他推崇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记录方式：就九·一八事变这一个话题，采访张学良125次。

另一个原因则是，企业家们有支撑口述历史这件事做下去的财力。在口述历史团队里，崔永元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抛头露面”去找钱。

崔永元对商业圈不感冒，他一开始想采访的是1950年代参加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民营企业家，但那个群体现在样本太少。“我从来不在乎商业力量，所以你就会发现，我只在搜狐开微博，而不在别的地方开，因为我特别烦店大欺客。好多人都告诉我，搜狐的微博没有那个网的微博厉害，我根本不在意。谁尊重我我就跟谁玩。”

但这次他清楚，自己要做的“正事”如果没有商业力量的介入，注定失败。

按照崔永元的计划，整个“口述历史”公益项目分为战争、外交、电影、私营企业、社会发展史五大领域，崔团队下有不同的小组分工。所投入的1.5亿元里，有中国各种企业家的资助、崔永元个人的投入，及他的节目制作公司“清澈泉”的利润滚动投入。

“这不是‘我’的项目。”崔永元强调，“全世界其他民族都有口述历史的学科。企业家们很明白，这不是小崔的事，是小崔牵头做的全民族的事。我要做成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做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系统，让子孙后代享受我们的资源。”

“我也注意到在当今中国，不管企业做多大，在政策、制度面前都不堪一击，危机公关方面做得很差，屁大的小事就把天大的企业弄垮了。这些东西需要历史总结。否则民营做得再迅猛，也有戛然而止的可能。”崔永元说。

这个定位让他在找企业家要钱时心态不卑不亢、直言不讳：“这个民族得有口述历史这个学科。企业家应该做贡献，我们采访一个人，不会说去算人工多少、磁带多少的账，合起来收他3万，而是采访完他要收300万。我要用这部分钱干其它的事，比方说民间曲艺、手工艺史。我们的口述史大多没有经济效益，特别需要企业家无私地支持。”

既有崔永元的品牌，又有使命召唤，企业家们吃这一套。崔永元这个项目最初的资助者刘会是位隐身于造船、纺织业背后的大佬，他从2002年的1100万元开始，每年都持续资助崔永元，却从不肯公开身份。原蒙牛副总裁孙先红看了崔的团队拍的片子后捐了200万元还嫌不够，激动地要卖自己的房子。拓邦螺丝的总经理刘昌武，则每个月坚持从东莞飞到北京来，给口述历史的素材做校对。

2009年夏天，崔永元经人介绍，拿着一堆小人书、电影胶片给冯仑讲自己的项目，冯仑听了5分钟就明白了。随后，他拉着王石一起到崔永元团队当时在北京西边的两套租来的民居里去看了看，发现逼仄的工作间里，所有工作人员汗如雨下。冯仑问，你们这怎么这么热？崔永元说，我们这不能开空调，因为这有服务器，开了空调会跳闸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只能用电扇。冯仑当即决定，在怀柔给了崔永元一栋办公楼、一座博物馆。

2011年1月，李连杰等人创立的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落户深圳。崔永元当时正在深圳出差，经冯仑牵线，崔永元拜会了王石、柳传志、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等一干壹基金理事。王石直接说：“你就下命令吧。你需要我们每个人做什么，每人出多少钱。”

“我顿时感觉自己像是工商联主席似的。”崔回想起来，颇为感动，“这都是信任，说明大家认可这个。”

一位企业家的助理告诉《中国企业家》，自己的老板本人对历史并不感兴趣，他们准备捐给口述历史项目的80万元里，有75万元是“冲着崔永元这个人”。这个捐款意向目前还没有得到崔团队的明确回应，他担心对方嫌少。这位助理介绍称，前年开始，口述历史项目团队就开始跟公司密切联络，但至今还没能拿出明确的合作方案。

“他们好像有些不好意思谈钱，在商业运营方面有所欠缺。”这位助理说。

“他（崔永元）也在思考项目的‘造血’功能，我们也在给他支招、提供思路。”崔的朋友沈群说。崔永元为做口述历史而注册的清澈泉公司，也时常从这个项目中抽取素材，制作成《电影传奇》、《我的抗战》等独立电视节目，卖给电视台与网站。热心如冯仑，早已建议崔永元用制度安排来提高项目运行的效率和专业性，他提议崔把项目执行与募捐团队分开，并给崔永元推荐了一位专业管理者。在募捐方面，则新成立一个私募基金，来解决资金注入问题。

郑渊洁在电话中嘱托记者告诉他的朋友崔永元，“要不咱们请美国人帮忙，把资料光盘放到火星上去？免得2012真来了。或者咱们在国内找个最安全的地方，是毛主席纪念堂吧，放那儿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