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泳装走秀高清:盘点共产党人中最著名的16位卧底（转载）---人物政治

1、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1931年4月，中 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 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 共中央领导人、中 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 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遭敌机袭击牺牲。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2、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 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行动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出愤懑情绪。张国焘得知后竟将他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张国焘竟下令将胡底杀害。1945年中 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3、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的李克农：1898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李克农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一次，好色的徐恩曾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时，李克农见其急着去找上海滩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言之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并嘱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后来，就是用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 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 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 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 共八届中央委员。李克农这位中 共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毛 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
　　
4、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祖籍安徽凤阳。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 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后不久，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 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熊向晖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5、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6、曾任汪精卫随从秘书的汪锦元：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随母到上海谋生，并改名汪锦元。后受日籍中 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人的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由于其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熟练，办事认真负责，深得汪精卫私人秘书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赏。1940年9月，汪锦元因周隆庠推荐去了南京，并打入“汪公馆”，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多中，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搜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交易”的各种情报。例如，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被汪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报小组，又由上海情报 部门经秘密电波传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称赞。1942年8月，汪锦元等人因西里龙夫牵连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锦元等人获释后随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扬帆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经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汪锦元恢复组织关系。1945年9月，汪锦元受命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潜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从此，汪锦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海解放后，汪锦元曾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1955年夏，他因所谓“潘扬案”被捕，关在北京。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元的问题也得到昭雪。有关部门对其的评价是：在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
　　
7、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1912年生于广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写成，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1942年，谢和赓被中 共中央派往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1946年毕业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莹（著名演员、现代女作家）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谢和赓后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因周恩来和董必武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G”开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狱。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的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同年5月15日，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但出来时精神已近失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
　　
8、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安徽安庆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后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刘少奇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1942年，赵荣声到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1952年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吴运铎。1956年2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其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建设的日子里》。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其所撰写的《回忆卫立煌》一书。
　　
9、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秘书的阎又文：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人。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被中 共西北局社会部安排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荣河同乡，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便有了傅作义痛斥毛 泽东的《致毛 泽东的公开信》文稿。原来，阎又文得到为傅作义起草电报的任务后，曾请示组织，周恩来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后来，阎又文曾代表傅作义与中 共和谈。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30分，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北平和平协议和傅作义的文告。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成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
　　
10、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1898年生于直隶（今河北）藁城。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冯玉祥部队。1931年任二十九军一○九旅副旅长。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击日军，以战功升为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多次挫败前来挑衅的日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指挥驻军抵抗。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中 共领导人的接见。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原部队工作，同新四军四师、五师建立了联系，在新四军向鄂豫皖发展和建立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根据党的指示，和张克侠一起率部两万多人起义。此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1980年病逝。
　　
11、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190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献县。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前往广州，曾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队长。1926年任冯玉祥部任学兵团团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张自忠的师任参谋长。1931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一起率部起义，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兼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长等职。1984年病逝。
　　
12、曾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的刘仲华：1899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做统战工作，为促使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政治纲领作出了贡献。当时，许多文化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1949年4月1日，刘仲华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同张治中等飞抵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等职。1970年，受迫害病逝。粉碎“四人帮”后，中 共北京市委为其召开了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3、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的王启明：191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威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参谋，第三十二军营长，在中 共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团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战术教官，国民党第三十二军中 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高参。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参谋长。1947年率部分官兵起义。起义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副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副省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2年病逝。
　　
14、曾任西北军副团长的牛化东：1906年生于陕西定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党组织派到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曾在西北军任排长、连长，新编第十一旅参谋、军械官、副团长。1945年参与领导该旅于陕西安边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宁夏军区参谋长、银川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5年病逝。
　　
15、曾任国民党一一○师师长的廖运周：1903年生于安徽凤台县。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8年奉派入国民党三十三军从事兵运工作。后在国民党军队先后任团部副官、师部副官长、团长等职。1933年与中 共失去组织关系。后升任国民党军少将旅长、副师长、一一○师师长。后恢复中 共组织关系，在其任师长的一一○师建立中 共秘密师党委。1946年任一一○师中 共地下党委书记。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一一○师党组织，要做好起义的一切准备。11月26日，国民党军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决定次日集中四个师齐头并进，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廖运周立即派人潜往中原野战军六纵报告情况，并请求乘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考虑到四个师齐头并进，一一○师被夹在中间，不利于起义行动，廖运周向黄维建议，将四个师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如果一一○师先攻击得手，其他师即迅速跟进，黄维采纳之。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批准了廖运周的起义计划，规定了起义部队行进通道和联络信号，指示六纵做好接应廖运周师和阻击黄维兵团的准备。11月27日，廖运周率一一○师师部和两个团5000人，在解放军炮火掩护下，经六纵让开的通道迅速向指定的地区开进。黄维以为一一○师突围成功，命令后续三个师沿一一○师路线突围，当即遭六纵痛击，折回双堆集。廖运周率部起义成功，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委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病逝。
　　
16、曾任汪伪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等职的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1931年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1936年后潜入天津，在中 共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又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 共搜集了许多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第一手情报。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为中 共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在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打入军统内部，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就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报。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释放后，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从事地下工作。同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带着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交给了童小鹏，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补充：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五重间谍”——袁殊

   　卓越的孤胆英雄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又名学艺，化名曾达斋。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的工作。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1932年春，通过表兄、黄埔一期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并且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
　　
　　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回国后，袁殊即与冯雪锋联系上。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冯雪锋建议他以青帮身份“找杜月笙想想办法”，办起了时事刊行社。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也就是这个时期，他立下了后来为历史所传颂的“两次大功”当中的一次。
　　 那是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杀臭名昭著的汉，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潘汉年。辉煌的战略情报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有袁殊进入了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大量情报发往延安。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陈、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告延安。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当然，这期间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他们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
　　 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也证明是组织的意思，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最后的岁月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
　　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又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然已不在人世了。1982年潘案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但困扰他的种种“左”的做法，仍叫他晚年不得安宁。临终之前，精神也极为紊乱。1987年11月26日，袁殊离开了人世，享年76岁。
　　
18、向牺牲的我国情报战线的杰出代表金无忌致敬！！！
　　
　　1985年安全部处长俞强生叛逃美国，直接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最杰出间谍金无忌的被捕，金时任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提供决定性研究报告，还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底线等绝密情报源源不断的交给中国，使我在外交上从容不迫，掌握主动。金的被捕是中国对美国情报战最重大的损失，三年后金在监狱中离奇自杀身亡。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可以说些真相。金无忌是国安部领导亲自操控的间谍，以俞强生的秘密级是接触不到金无忌，但俞是原部长的秘书，其利用去部长办公室串门翻阅卷宗而推断出金，进而献给美国作为变节见面礼。
　　不过叛徒终究没有好下场，中国国安部展开全球追杀，俞虽受美国政府名义上保护，可还是在2年后被我方5名特勤人员追到南美某国于海中溺毙身亡。事后指挥此次行动的大队长荣升重要职位。 　
　　金无忌是周恩来安排在美国的中国情报人员。从1944年金无忌成为中国情报人员开始，金无忌就从美军中国军调处发来的各种情报给周恩来总理，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美建交，金无忌传送了大量的情报。要知道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博士看到的有关中国的情报都是由金无忌处理签发的，他可是当时决定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影响者之一。
　　从建国以来，中国情报系统高度保密，一直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其中内幕从不为人知。就像金无忌被捕后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一样，没有人相信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负责人会是间谍，更可怕的是这个人差一点就成了中情局的副局长。当台湾和倭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情报官员一听说金无忌是的间谍时，顿时是目瞪口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知道后也是吃惊不小，怎么也不能相信监管美国亚洲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竟然会是间谍情，至于金无忌在位期间到底向中国传递了多少情报大概只有总参的几位高官以及金无忌本人知道。
　　谍报战向来黑暗残酷，冷战时期敌我双方的高度不信任感更使谍报战到达一个高潮，即使在各国使馆这片狭小的阵地上，都会进行反复争夺，我方很多优秀情报人员在这些斗争中人间蒸发，从此再无音讯。

19、中共高级女特工
　　
　　刘君湘，女，中共高级特工、地下党员，徐州“剿总”上校特派员。生于1914年，原名李小平，曾用名冯梅生、刘相春，化名罗海，辽宁省安东（今丹东市）人，出身于一个中医家庭，父亲李德钧为中共地下党员。自幼相貌俊丽，天资聪颖，曾入家乡私塾就读。1929年15岁时，已“满腹经纶”。受父辈的教育和熏陶，萌发爱国之心，思想上倾向革命。地下党员在其家秘密聚会，被特务破获。她按照父亲留下的地址，独自一人顶风冒雪寻到游击队，于中途救出被解赴沈阳执刑的父亲等人，自己却被敌人摔下山头，跌落山涧。被当地猎户救起，伤势三月始愈。后练出一手好枪法，并加入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赵一曼领导下的由其父任副队长的抗日游击队（该部后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3年秋，其父受中共满州省委委派，进关寻找东北军何基沣、常恩多等率部出关抗日，她随父入关。途中，于锦州西突遭日机轰炸，其父为掩护逃难学生冯冬生不幸牺牲。冯父冯仲邨教授、母刘珉为她更名冯梅生，收为义女。她随义父一家先后辗转于天津、北平、保定、济南、武汉、西安、徐州等地。1934年，迁居南京宁海路。她随义父举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与义兄冬生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人建立了真挚的感情。1935年11月8日，在义父母首肯下，她与冯冬生订婚。因叛徒马祥玉出卖，其义父被捕遇害于雨花台，冬生越狱出逃。为避敌追捕，她在党组织安排下，更名刘君湘，自浦口转赴江苏新海，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入工厂做工，并在工人中树立起威信，为众所瞩目。
　　1938年初，与东北军爱国将领、第57军第111师少将师长常恩多取得联系，并与第57军党的领导人谷牧同志接上组织关系，被组织上派任第111师便衣侦察队队长。在配合临沂战役，保卫连云港的战斗中屡立战功。1939年2月，随师北撤至山东南部。同年秋，率部潜回苏北，智取新海日军车站，成功解救五百劳工，获“飞天女将”绰号。1940年秋“随枣会战”中，奉命率原便衣队部分官兵赴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暨递送情报，沿途一路血战。获司令长官李宗仁陆军一级上将嘉奖，并留长官部，擢为少校科长。其间，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协助中共特别党员、第77军中将副军长兼第179师师长何基沣巧妙处决军统派驻师部高级特工组景熙乾、马祥玉等二十名谍报特工，遭军统方面嫉恨，以其为何将军之心腹，对她百般审查，但她未暴露自己的身份。
　　1941年秋，于豫西鄂北战役中奉命抵日军后方侦察，并获得重要准确之情报，进一步受到其上司重视。她于战斗中身负重伤。战后，被司令长官部擢升中校侦察处副处长。她任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期间，深受李宗仁将军赏识，人称为其义女。1943年，原司令长官部组成人员随李宗仁将军调任汉中行营，她因病留于第五战区。新任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陆军二级上将称其侄女。1945年秋日寇投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改组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她遭刘峙亲信排挤，被明升暗降，调任“剿总”军法处军法官闲职，上校军阶。
　　1947年苏北“安峰山事件”后，4月，以“剿总”特派员身份派赴新浦、海州检查防务。接受党组织委派，内部化名罗海，代号“野蔷薇”，领受了负责加强党的地方情报工作暨保障山东解放区原苏北华中工委等部两万五千余干部重返苏北之安全等特殊重要使命。她随机应变，在情势紧急，来不及及时向上级请示汇报情况下，果断营救我陇海游击大队大队长王火龙（即冯冬生），处决叛徒、新海情报站特别交通员程治，受到不了解真相的党组织的误解、怀疑和审查，并给予她停止党籍的处分。她在负屈忍辱、腹背受敌，内心无比痛苦的境况下，对党忠诚，沉着镇静，继续英勇顽强地同敌人斗争，送出了许多重要情报。她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了抗日绿林出身的新海保安第4团代理团长杨瑞花（女）及为人正直的原东北军第449团代理团长陈轩等人的信任，为顺利展开工作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敌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陆军一级上将怀疑她的真实身份，密令海州苏鲁肃反上校专员夏八方审查她。敌人以鸿门宴诱捕她。她在严刑拷打下，咬紧牙关，识破诡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时任徐州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将军的配合营救下，挫败了敌人。组织上派其义母、地下党员刘珉为交通员，携电台配合其工作。为掩护南下干部队伍顺利重返苏北，其义兄、未婚夫冯冬生牺牲，义母刘珉亦因电台暴露，被捕就义于南京。她在兄亡母丧，只身与敌周旋的情况下，机智地调开驻防大堰头渡口的杨瑞花保安第4团，使我大队得以乘虚通过，安全南下，再度巧妙地挫败了敌人的险恶阴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因叛徒出卖，她在返回徐州“剿总”途中与敌遭遇。搏斗中不幸负伤，在昏迷中被捕，遭敌第44师特务部队监禁。
　　狱中，夏八方和中统局海南特区主任张璞对她彻夜刑讯，丧心病狂的敌人兽性大发，对她施以各种毒刑拷打，她受尽鞭抽，上老虎凳，灌尿水，灌煤油，针剌指尖，灯燎腋窝，锤敲脚骨，烙烙铁等极刑摧残。在敌人的酷刑折磨下，她双眼被十几根钢针戳割，鼻孔被铅丝穿透，耳膜被捣坏，声带被尖刀割断，两个乳头被十几根猪鬃刺成龟裂，右膀被铁钳扭断，手臂及下肢被两次电刑灼伤，左腿被踩杠压断，胸腹部及全身伤痕累累。她疼得死去活来，昏昏沉沉，浑身打颤，但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夏八方、张璞为杀人灭口，在将她送返徐州“剿总”途中，路经房山第449团防地时，令团长肖熊将她推落山塘喂蛇，时年仅33岁。
　　坠崖后幸得获救，经苏北淮海解放区东海县韩山区署转送华东野战医院准海后方医院抢救生还，视觉、听觉均有弱势好转，右上、左下肢瘫痪，成为终身特等残疾，遗留下时发性神经错乱，喜怒无常，大声嚎哭不止，换季时痛苦彻夜呼叫难眠等症状，被以“刘相春”的名字送往苏北荣军疗养院（无锡江苏省革命残废军人休养院，今江苏省荣军医院）治疗居住。
　　1954年，国务院内务部优抚司司长熊天荆同志（女）到实地视察工作时指示：“对女英雄刘君湘，为革命全身致残，精神失常，可不分级别，不按原来的待遇，实行实报实销，把她照顾好。”她长期由国家供养，享受干部待遇，派有专人服侍，钱有专人保管。晚年双目彻底失明。她终生未婚，亦再无亲人。1979年5月13日因病于睡梦中安详辞世。生前省吃俭用遗留之款项五千余元如数上缴国库。她被安葬于太湖之滨。1990年8月，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由原江苏省记协副主席赤布（吕继仪）同志所著长篇传记性纪实文学《野蔷薇》一书，挖掘披露了女英雄的传奇经历，她的事迹随之传遍全国。江苏省无锡市锡惠小学自1992年开始开展“学习君湘精神，争当四有新人”系列活动，以刘君湘的感人事迹教育学生，并坚持至今。1996年“六一”前夕，无锡市教委、团委、妇联联合为“刘君湘中队”命名、授旗。

20、1950年吴石案经过：吴石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期间由中共地下党策反，提供国军布防机密资料。1949年，吴石奉命跟随国民党来台，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朱谌之利用在台的亲戚关系进入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七次，同时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1950年2月，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叛变，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并将吴石隔离审查，查出一批担任其内线的高级军官。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中写下：“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朱匪因与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牵联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及收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了“横的关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此案最终处决了6人，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联勤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夏曦、王正均上校以及朱谌之。
　　50年代初，台湾的两个地下领导人的叛变无疑是台湾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先后有两任省工委蔡孝乾，陈福星叛变。再联系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两次大的损失，都是因为地下党的重要干部的叛变造成的（一为北平地下电台被破获案及重庆地下党被彻底破获案）证明了红岩烈士总结的八条经验是多么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