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国共力量对比：中共实际领导着国民党

2011年04月27日 07:21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王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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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主导下，基层国民党青年大量左倾化。如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也指责中共“认国民党为预备学校，以共产党为正式班，国民党是他们的过程”。一些国民党左派亦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其时《现代青年》有文批评“做了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的行为是“叛党”行为，担心“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

一种观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实逐渐累积的结果。国民党员的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一种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人数甚少，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但一年以后，即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国共关系议决案中再次强调：“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如果上述决议认真执行了的话，则意味着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只是少数，没有加入的反而是多数。因为中共党员人数主要是在四大以后迅速增长的。在四大以前，中共党员仅950人，而到1927年五大时增至57967人[144]。特别是1926年4月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新增党员约4.5万人。这些新增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比例未见统计。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照中央规定的话，则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只是少数。

当中共决定新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跨党党员，一部分是纯粹党员。国民党也同样由跨党党员和纯粹党员两部分组成。两党的跨党党员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入中共，再加入国民党；另一类是先入国民党，再加入中共。前期跨党者主要是前一种情形，后期跨党者主要是后一种情形。

对中共而言，党内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对国民党而言，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并不清楚。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是秘密的。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但中共没有提交。蒋介石曾声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145]蒋的这段表述显有夸大之嫌，因当时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于对普通党员的党籍分辨不清则属实情。

中共党员身份的这种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中共即在国民党内开展秘密党团活动。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在国民党内不应进行秘密党团活动，否则就是“党内有党”。当国民党发现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时，即明确表示不能容许，认为“既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而中共方面则认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

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未料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越来越感觉不安的，正是这种“党内有党”的合作方式。尤其是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最使国民党人深怀戒惧。本来国民党亦可采取党团的方式对付中共。国民党一大所定总章中，专门列有“党团”一章，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的非党团体内，组织党团，“在非党中扩大本党势力，并指挥其活动”。这与中共党团的有关规定并无二致。若此，国共双方均可能在对方党内开展党团活动，以扩张本党的势力。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员生中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同时还不断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对方的情形。

但国民党很快发现，在组织竞争方面远非中共对手。国民党改组后，除了党员数量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得到增强，形式上仿效俄共组织体制，实际上仍是一盘散沙。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以至于使国民党人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其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甘乃光亦认为，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而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不断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国民党人感觉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其时，有国民党人慨叹：“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上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当中共由“容共”改称“联共”的时候，国民党人却感到国共关系在发生主客易位，担心国民党“容共”，有演化为共产党“容国”的危险。这虽是国民党人的一种内在危机意识，但仍提醒我们，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远非一种静态的“容共”关系，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正是国共两党组织力量竞争、较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