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集商洛租房:毛泽东为何要与贺子珍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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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伟

  
  

[编辑本段]一、 进步青年

  (一)、吴丽丽本名吴广惠,又名吴光伟,英文名Lily Wu,被译为“吴丽丽”或“吴莉莉”。,1911年出生,河南人,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在北京担任盐务局局长,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平的教会学校。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年3月18日,她参加北平学生冒雨举行的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喜欢打排球和篮球。班主任对社会工作很热心,激发起希望去改善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社会理想。1929年秋季开学,她又回到北平的经世中学。组织反对教会学校管理制度和昏聩教师的学生运动,她和三十名学生被开除了。不久,吴光伟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1934年3月1日与在北平大学读书的同学张砚田结婚,时吴光伟23岁。同年8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了日本,对那里的国民教育水平有很深的印象。三个月后,她回到国内,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1935年10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同学中有叶仲寅、沈德蔚、左恭、贾耀恺、朱家训等人。1936年初, 吴光伟扮演喜剧《巡视专员》的市长夫人,很受欢迎。她却不顾学校挽留而告辞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她在日记中说:“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在该校学习演技,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很有限。虽然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但它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
  1936年夏,她到西安,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月薪60元。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参加西北民族救亡联合会妇女部工作——“我们想动员西安的全体妇女都来参加,我还帮助写宣言和标语,并在我的办公室里搞印刷……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好时光,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她认为,西安事变更促使她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抗日运动之中。
  (二)、吴光伟进入延安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比较激进,有爱国热忱,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
  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延安。1937年3月底,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 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此间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是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莱(宋庆龄介绍到延安)和朱德的首肯。
  1937年6月20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由基督教堂改制的大礼堂举行集会,演出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她扮演的母亲,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的母爱。扮演的母亲,她不忍心看小孩饿死而把他杀了,演得那么凄恻动人,观众中许多人都不禁暗暗流泪。”在延安期间还在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此次演出《母亲》,是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十二队、十三队学员为主,其他剧团演员参与演出,当时在第十三队学习的陈明为召集人。留在陈明记忆中的吴光伟,身材苗条,性情温婉,品貌端庄,思想进步。
  史沫特莱后来对斯诺说:“他(毛泽东)说他怀疑从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爱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么样。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我似乎是第一个体验过这种爱情的人;他似乎觉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史沫特莱还感到,吴丽丽好像在毛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软的感情和青春的热望。每当她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小姐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丽丽当然比史更欣赏毛的诗。她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5—236)
  这样的聊天,史沫特莱和吴丽丽之间,主客关系已经颠倒,吴丽丽乃是主角,而她自己则可悲地沦为吴小姐的女伴。在给斯诺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写道:“我想如果他(毛泽东)有机会出国一定得把他的妻子留在国内。他的诗词在过去几周内有了明显的进步。”
  毛泽东在享受和女人谈心的快感,毛夫人贺子珍却在窑洞里咬牙切齿。她讨厌史沫特莱,把她视作罪魁祸首。两个女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彼此一直敌视着。史沫特莱呢,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4)。
  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毛泽东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
  频繁的接触令贺子珍产生了疑心。 终于,6月的一个夜晚,灾难发生了。她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很是火热,眉开眼笑。她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 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并且向贺子珍动了手。
  毛坐在桌旁的板凳上,没有制止他的妻子。毛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夫人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
  当时,站在门口的警卫员听到声音跑进屋内,看到贺子珍要被打了,他就上去用双手把贺子珍的双臂夹住(本意想保护贺子珍,但不得其法),结果贺子珍动弹不得,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被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中右眼,她的右眼顿时充黑了一圈,肿了起来。
  正当史沫特莱要挥出第二次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子珍说:“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对史沫特莱说:“你不能再打了,有什么话,对我说。”
  毛最后站起来,很严厉地说,他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毛还警告贺子珍,作为一个党员,她正在毁掉自己。毛夫人突然转向吴丽丽,骂她是“舞厅的婊子”,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毛夫人走近吴丽丽,挥起手中的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掀她的头发。血从头上流下来,吴丽丽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的背后。毛夫人又转向史,大骂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又要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夫人躺在地上尖声喊叫,说毛不算是什么丈夫,不算是什么男人,也不算是什么共产党员,自己的老婆在眼皮底下挨帝国主义分子的打,居然一声也不吭。毛责备了贺子珍,认为史沫特莱有自卫的权利。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贺子珍,强迫她离开了吴小姐的窑洞。
  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贺子珍感到很委屈和气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将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祸根自然指向史沫特莱。
  翌日早晨,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毛不得不重视它,他召开了中央会议,讲明了事情的经过,并听凭中央作最后裁决。会议决定将此事当作“秘密事情”处理,发布了禁止议论此事的命令。但谁也制止不了毛夫人,她召集了许多延安夫人,以求得她们的支持,还要把史沫特莱和吴丽丽驱逐出延安。事情在闹大,愈益不可收拾。最后,毛找到史沫特莱,对她说:“我们曾发誓对那令人不愉快的事只字不提。但是,我的妻子没有遵守诺言,现在城里到处流言蜚语,令人不能容忍。我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公开行动,驳斥流言蜚语。这次我要和子珍彻底决裂。我说出离婚的理由,人们就会明白事实真相。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话,为你自己辩护。”
  毛泽东请求中央同意离婚以彻底解决问题。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延安进入战备状态。中央迅速地作出了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贺子珍受到了批评,很快离开了延安,在西安稍作停留之后,便飞往莫斯科。吴丽丽也被逐出延安,她烧掉了毛的诗稿,加入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而史沫特莱,成了更加不受欢迎的人,她决定离开延安。不过,8月中旬,她从马上摔下来造成重伤,还不能立即成行。(《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页236—239)到9月初,便与斯诺夫人一道,告别了延安。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大约1937年9月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同时被“礼送”出延安。
  (三)、离开延安后,1938年10月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团艺术大队工作,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同时在这里担任上校教官的还有连战之父连震东。
  吴光伟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吴光伟的气质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满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早期延安舞台上最光彩的角色,并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 离开延安后,她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她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
  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朱一直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时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后来他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西安干训四团教育长是胡宗南,训练宗旨是“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国”营,心仍然惦记着“共”,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吴光伟1937年2月到延安,大约在8月底9月初离开延安。同年8月底,贺子珍也离开延安。也是在这个8月底,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从此,吴光伟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
  对于婚姻,她当时认为自己的婚姻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像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那样。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希望能够在社会事务方面有所作为。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
  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她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