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的连笔字怎么写:惯于制造冤假错案的康生如何在中共党内发迹

来源:《燕赵老年报》　　发表时间：2011-04-21 1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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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康生在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之际，依然困兽犹斗，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邓小平一状。同时，当他对成不了气候的江青大失所望的时刻，便又反水了，假借别人之手，向党中央检举江青等人的历史问题，为金蝉脱壳、保全自身而找了个垫背的。

本文摘自《燕赵老年报》2007年9月7日第5版 作者：熊坤静原题为：康生投机发迹三步曲

1975年12月1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一则讣告称，一个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的中央某要员因病去世。但时隔仅仅四年，党中央就于1980年10月16日做出开除其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将其骨灰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取出并向全党公布其罪行的决定。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确认，其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被历史无情嘲弄了的人就是混迹于中共党内长达半个世纪的阴谋家、投机家和政治恶棍——康生。

康生以其工于趋炎附势、善于见风使舵、惯造冤假错案、擅长乱中获利的“精湛”技艺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令人闻之色变、见之惊悸的政治幽灵。尽管他平生兴风作浪，祸国殃民，但却始终官运亨通，直至盘踞党的高层，并在一片“哀荣”之中寿终正寝。作为寄生在我党肌体上的一颗大毒瘤，他留给当今人们的是绵绵无尽的反思和深刻沉痛的教训。

投靠李立三，一跃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康生那变色龙的本领与生俱来，这从他的不断改名便可略见一斑。1898年冬，康生出生时，其父张发祥取张家人丁兴旺之意，为他起名张旺。1914年，他因在本乡打架斗殴而被其父禁闭在家，后由把兄弟陈舜庭保出，在两人同去青岛礼贤中学读书之际，他第一次改名张宗可。1917年，他第二次更名张裕先，并入读山东诸城教师讲习所。次年，他在诸城高等小学校执教期间，第三次换名张叔平。1924年夏，他离家抵达上海，就读于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第四次易名张耘，并于次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漫长的投机政客生涯。

康生先后参加了上海“二月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崭露头角，相继担任了中共上海大学独立支部书记，中共上海沪西、沪东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期间，他又化名赵容。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化之际，熟知中国历史并醉心于封建社会权术之道的他，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暗自寻找着下“注”的机遇。

在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平庸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的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手中。瞄准这棵“大树”后，康生便开始苦下功夫。在1930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当李立三被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何孟雄指责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康生却针锋相对、掷地有声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威胁道：“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就在这一刹那间，李立三牢牢地记住了康生其人。不久，康生便被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等职，成为中央官员，实现了康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跨越。时年32岁。

然而，当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1930年9月召开的党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严肃批评时，康生立即反戈一击：“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惟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只此一举，他不仅保住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来还意外地被任命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职工部部长等职。

攀附王明，二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与李立三划清界线后，康生就仿佛一根寄生的藤蔓，很快又紧紧地缠上了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被他所看好的未来中央的实力派人物——王明。果不其然，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全力扶持下，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很快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

在李立三与王明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善于“保驾”的康生，曾两次重创王明，使王明先后受到警告和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如今时过境迁，康生不得不夹起尾巴，主动上门负荆请罪。

一天深夜，他敲开了王明的家门，屁股还未坐稳，便拘谨而又诚恳地说：“我今天是向你道歉来了！”见王明始而惊讶，既而无动于衷，他又歉疚地叹了一口气，声音低沉地继续说道：“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

既然康生已把软话说到了这个份上，王明也就不能不摆出一幅宽宏大量的高姿态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

“哪里，哪里，”康生诚惶诚恐地说，“不是合作，是领导。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就多指示吧，我一定尽力去办。”就在这种越来越投机的谈话中，两人往日的旧怨如冰雪般消融，王明脸色也由冷淡而转热情。此后不出一年，他便被王明提携为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为宣传鼓吹、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和组织路线的得力干将。他口若悬河、下笔千言，仅在1932年到1933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就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发表了20余篇吹捧王明路线的文章。

后来，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也于1933年6月溜到苏联，追随王明做了副手，并从此改用康生其名。期间，他与王明形影不离、瀣沆一气：一是通过频频给中国留苏学生和国际上的一些兄弟党做报告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手段，为突出美化王明和欺骗共产国际大造舆论；二是于1935年夏串联留苏学生给共产国际上书，联名要求批准任命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三是为了捍卫王明宗派、清除异己分子，积极策划在由留苏学生组成的中共旅莫支部中的“镇反肃托”运动，使许多被他和王明看不顺眼的党员干部被冠以“汉奸”和“托派”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审讯、监禁、劳改乃至含冤而死。

康生甚至对已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在苏联反省检查的李立三也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除了百般刁难之外，还向苏联肃反机关诬告李立三是托派，想借刀杀人，只是由于周恩来的多次交涉，蹲了两年牢的李立三才被救回国内。由此，康生也得以借王明的极力推荐而再上新高，于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康生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在党中央驻地延安这个高层领导人云集的地方，康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因人制宜的为人准则：对待手握大权的铁腕人物，要学会号脉，要摸准他的脉，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对待同级，要和蔼可亲，热情友好；对待下级，要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在积极支持王明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张的同时，眼见得王明渐渐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康生便又开始琢磨着更换门庭的问题，转而将目光盯上了毛泽东。

在1938年9月至11月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先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撤销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因形势所迫，康生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有关王明的内幕情况，摇身一变而成为揭发、批判王明的急先锋，甚至于在任何公开场合下都刻意把自己装扮成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积极分子。因此，他又骗取了信任，被委任为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

“保护”江青过关，三跃升任党中央副主席

下定了踹开王明的决心后，康生就千方百计地积极向毛泽东靠拢，一方面采取不断地向毛泽东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动向以及卖力地反击王明和表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鲜明态度等手段，来争取毛泽东的青睐；另一方面，他又采取迂回技术，极力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以此做长线投资。

原来，一回到延安，康生就与同乡江青相遇相交了。一来二往中，江青对康生这位身居要职的老乡十分尊敬，而老谋深算的康生也很快从漂亮、伶俐的江青身上发现了她那特殊的价值。因为他已捕捉到了江青有追求毛泽东之意，而毛泽东对江青也颇有好感。故而，有一天晚上，当时兼任延安鲁迅艺术学校学生辅导员的江青等正在彩排京剧《打渔杀家》时，喜欢京剧的康生也来观看了。演完后，他走到江青跟前，竖起大姆指夸奖道：“你今天演得真好，毕竟是科班出身，你都把萧桂英演活了。等你们正式演出时，我一定请主席来看。”

《打渔杀家》公演那天，康生陪同毛泽东坐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的前排，他不时地用手指点着、介绍着。江青则在台上演得特别卖力，毛泽东也看得津津有味。不久，江青便成为了毛泽东的夫人。

1938年冬，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的刘晓、王世英等，曾来电报告江青有叛党变节等历史问题，建议认真审查。但这封电报却被康生扣下来秘而不宣。1942年延安整风时，党内干部均要人人过关，江青也不例外。在一次审查会上，当江青谈完了她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后，有人就严肃地提问道：“你被捕过没有？”

康生见江青有些心虚，就一把将问题揽了过去：“江青同志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情况，组织上了解过。我清楚这个情况，没有问题。江青在白区工作表现得很好，如果是江青同志思想不进步，能放弃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大城市生活，来到延安吃带沙子的小米吗？”审查小组的其他人面面相觑，只得草草收场。江青轻松地度过了“整风”关。

建国前夕，当听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方寸大乱，便急忙习惯性地来到康生办公室求教。康生虽然也觉得此事比较棘手，但还是劝慰道：“你怕什么，木已成舟了，贺子珍还能把你挤走吗？”“这我也知道，”江青这才稍冷静了一些，但仍不无忧虑，“可是，她将来要是也到北京，我心里就别扭。”“这好办，咱们可尽一切力量，不让她同毛主席在一个城市里。”于是，康生如此这般一番面授机宜，终于使江青喜上眉梢。

这天，江青突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捶胸顿足、大哭大闹。不一会儿，她忽然又转为狂笑不止，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精神病人似的。康生恰于此时走了进来，望着江青颇为同情地说：“主席，这件事对江青同志精神上刺激很大，她对主席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略微停顿了一下，他又望着毛泽东：“贺子珍同志确实神经上有毛病。苏联把她放在疯人院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不少例子说明，一个疯子，在国家的主宰人身边，这是不祥之兆，国家是不会平安的。”就这样，在康生的一手导演下，贺子珍回国后连北京都没让进，从此便永远地离开了毛泽东。也因此，江青对康生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兼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为毛泽东的副手，但实际上却是整风运动的全权具体操作者。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他擅自移花接木、篡改宗旨，将其转变为以审干肃特为内容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加之以往他在延安的“肃反”工作中大搞逼供信，影响不好，积怨甚多，因而于1944年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并致使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很多代表都不愿意投他的票。经毛泽东做说服工作后，康生虽然被免去了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部长之职，但仍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善玩“左”倾之火的康生也偶有被烧的时候。他先是1949年秋在与饶漱石竞争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权力角逐中失手，后又于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是由于1946年至1947年间，他奉命在晋绥、山东渤海等地领导土地改革工作时，大搞“左”的一套，扩大打击面，将一些中农甚至下中农也划成地主、富农，影响恶劣，被毛泽东怒而疏远所致。

对此，康生隐忍以待、处心积虑，很快地发现毛泽东在1952年至1955年期间的许多讲话中一再强调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于是他也开始翻看有关农村问题的一些材料，搞起了农村调查，花了很大功夫和精力，给毛泽东写了几封关于在农村扩大集体化的建议信，令毛泽东刮目相看。

1956年，当看到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在建设上反冒进的意见不满意时，本来对此漠不关心的康生也立即亮出了不同意反冒进的态度，再次博得毛泽东的好感。1959年7月至8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当康生收到中央办公厅对“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印发本时，顿时感到这是一个向毛泽东邀功请赏的千载难逢之机。于是，他立马给毛泽东写了个大意如下的条子：彭德怀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

这次，他的矛头，就是对准主席来的。这是一种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尔后，他又在小组讨论会上恶语攻击彭德怀“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组织反党小集团”。接下来，他故伎重演，又在1962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带头诬蔑习仲勋是“利用小说(指《刘志丹》)反党……是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指责邓子恢是“同毛主席唱对台戏……鼓动安徽、河南搞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后不久，康生被擢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康生摩拳擦掌，又进一步寻觅着点火放炮的机会。1964年5月，当康生从《光明日报》上读到由中央党校教员艾恒武等人撰写的理论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时，顿觉如有神助。他立刻组织人员写了一篇与之针锋相对的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随之，他一边冷眼旁观着社会上的反应，一边通过江青“传书”，很快得到了“尚方宝剑”。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便公然指示《光明日报》专门组稿深入引发对“合二而一”论的争鸣，以便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然后，他又调动写作班子炮制出了题为《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显要位置上。他通过该文攻击批判“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的论调，大肆鼓噪斗争哲学，并进一步向全国理论界、文艺界和教育界开刀，不仅打倒了时任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还使上万人受到株连迫害，客观上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1962年，当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创作的剧本《海瑞罢官》改编而成的同名京剧正在热演时，康生和江青便“英雄”所见略同，都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和利用价值，只是适值我国经济困难，康生认为火候未到，于是就压抑、等待了三年。直至1965年年初的一天，康生径直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向毛泽东诬称：“《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哩！”

事后，康生和江青通过对毛泽东听了“汇报”后的表情的分析，认为已得到毛泽东的默许，俩人便谋划由江青出面到上海去找“笔杆子”写批判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出笼，一下子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引信”。而于1966年5月和8月先后被重用提升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则赤膊上阵，与江青遥相呼应，并暗中靠上林彪，大肆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组织围攻朱德和陈毅等老帅，罗织“新疆叛徒案”和“六十一人案”，伙同林彪、陈伯达炮制“天才论”语录，帮助江青策划借批孔之名影射批判周恩来等等，使刘少奇、张闻天、彭真等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蒙冤负屈，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借着排斥、打击异己分子及全国混乱的局面，他又连上新台阶，继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最终在党的十大爬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康生在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之际，依然困兽犹斗，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邓小平一状。同时，当他对成不了气候的江青大失所望的时刻，便又反水了，假借别人之手，向党中央检举江青等人的历史问题，为金蝉脱壳、保全自身而找了个垫背的。

康生为何临终前揭发了江青的叛党行为(图)

康生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架子了。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才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高指示”。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1937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徐明，即徐明清。因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1933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7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蓝苹1937年7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但是一直守口如瓶。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36年4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在1975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1980年7月12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江青与促成其成为第一夫人的康生有何关系

右起：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

江青入党介绍人是前夫 康生促成毛江结婚

关于江青和康生最初的关系，有种种说法。有的说，江青之母，曾是康生家的女佣；或说，江青上小学时，校长正是康生……如此等等。甚至还有的写及康生年轻时“每天准时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以贪婪的目光迎着打这里经过的蓝苹”。

自从美国女作家露克珊·维特克的《江青同志》问世以来，关于江青的传记已有多部。我希冀写一部严肃性的江青传记，力求做到“两确”，即史实准确、观点正确。江青是中国政治敏感度很大的人物，有着复杂、曲折的历史，又参与了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所以在我看来，写她必须持慎重、严肃的态度。她又喜欢吹嘘，加上种种“野史”添油加醋，真中掺假，假中有真，江青倒是真的成了“锁在云雾中”的“奇峰”，令人真假难辨。写作《江青传》不能不做许多辨伪工作。

江青的年龄

江青的年龄是个谜。

通常，她被说成是生于1914年3月。

她曾对美国作家维特克如此说：“我1914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3月生的，究竟哪一天生的不告诉别人，保密，怕人祝寿。”

她1944年在延安填表时，出生年月写“1914年3月”。1950年填干部简历表时，也这样写。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上写着：“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诸城县人。”亦即1914年生。

然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1968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1912年”。斯诺的著作向来颇享盛誉。

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弗拉第米洛夫在延安和江青有过许多接触。他后来出版了《延安日记》一书。在1942年12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江青很友好……据她告诉我们，她在1913年生于诸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他的日记是当时的原始记录，应当说很有史料价值。

究竟江青生于哪一年？我采访在20世纪30年代曾与江青过从甚密的郑君里夫人黄晨。黄晨回忆，江青(那时叫蓝苹)、江青的前夫唐纳、她以及唐纳好友夏其言都属虎，亦即都生于1914年。笔者访问夏其言，他也记得他们四人同属虎。

我还从1935年8月28日至9月1日的上海《民报》上，查到记者李成所写的连载稿《蓝苹访问记》，内中有这么一段涉及年龄：

“蓝小姐今年芳龄……”

“一百岁。”她自己不觉破口大笑起来，接着又反问我，“你猜？”

“……”我摇了摇头答她。

“告诉你吧，老了，已经有二十二岁了，哦……”长叹了一口气，“真的，女人过了二十五岁，一切都完了。不是快要老了吗？”

这里，江青所说的“二十二岁”是虚岁。照二十一岁推算，正是1914年生。

笔者以为，当年江青在上海刚刚崭露头角，她所说的属虎、所答记者问，比较真实可信。这与她后来在延安填表所写年龄也相符。

至于她跟斯诺、跟弗拉第米洛夫所说的年龄，可能考虑到她已与毛泽东结婚，两人年岁相差二十一岁，显得太大，所以她在外国人面前，把自己的年龄多说了两岁。

这样，也就解开了江青的年龄之谜。

关于江青入党的问题

关于江青的入党经过，也是有着各种说法。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跟江青有着多年的接触。李银桥所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中，回忆江青在延安整风时曾对他说过的两句话：“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明明是三二年入党，硬说我是三五年！”

江青究竟是1932年入党，还是1935年入党？内中颇为曲折，我为此进行了详细查证。

其实，江青既不是1932年入党，也不是1935年入党，而是在1933年2月入党的。这在中共中央1977年有关江青的专案文件上可以查到。她的入党介绍人不是“姓王的”，她也绝不可能忘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的名字。因为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她的前夫黄敬。她是在青岛入党的，当时黄敬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

至于那个“姓王的”，叫王林(原名王韬)。他原是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黄敬进入青岛大学物理系，与王林同住一屋。黄敬受王林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王林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黄敬则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李银桥或是事隔多年记错了，或是当时听错了，误把“姓王的”当成江青的入党介绍人。

就在江青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1933年7月，黄敬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江青即赴上海。由于出走匆忙，她没有带组织关系，所以她来上海之后，没有中共组织关系。

江青来沪后，在晨更工学团徐明清(当时名叫徐一冰)领导下工作。徐明清是这个工学团的党支部书记。我采访了徐明清老人。她回忆说，江青来沪后，跟她同住一间小阁楼。她认为江青表现不错，发展江青加入共青团，她为介绍人。这么一来，江青来沪后，成了共青团员。

最为曲折的是，江青在上海又重新入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叫宋介农。江青在1976年10月被捕后，中央专案组审查她的党籍问题，她就说宋介农最清楚。中央专案组查来查去，查不到宋介农此人。后来几经周折才查明宋介农早已改名叫孙达生了。

我也颇费周折，才找到了孙达生。他说，他本名宋秉全，到上海后学习农业专业，也就改名宋介农。后来，他做地下工作，像孙悟空那样不断变换着身份和名字，得了雅号“孙大圣”。他居然用“孙大圣”的谐音“孙达生”作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孙达生对我说，江青在加入共青团之后，曾向他和徐明清提出，她在青岛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希望恢复中共组织关系。那时，孙达生担任上海左翼教联党委兼党团组织委员。组织上经过研究，认为在无法证实江青在青岛是否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不如在上海让江青办理重新入党手续。于是，由孙达生出面，找江青作了两次谈话。江青向孙达生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身世及入党要求。孙达生向上海左翼教联党委作了汇报。

孙达生记得，在1934年9月，上海左翼教联党委已经决定同意江青入党。正当他准备把组织上的这一决定告诉江青时，江青在上海兆丰公园被捕了！

我问，这么一来，江青算不算重新入党了呢？孙达生说，从组织上讲，已经正式批准江青重新入党，应该说她是党员了；然而，这一决定未曾通知她本人，又可以说她尚未重新入党。

江青在狱中关押了一个多月，由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出面保释。

后来，江青于1937年8月下旬来到延安。我曾去延安采访，得知江青最初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名西北旅社。江青一到那里，便提出要求恢复党籍。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江青的党籍问题进行了审查。负责审查工作的是郭潜(现改名郭华伦，笔名陈然)。据他回忆，由于黄敬那时到了山西五台县，徐明清那时到了延安，经黄敬证明他曾在青岛介绍江青入党，而徐明清则证明在上海介绍江青入团。于是，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江青的党籍得以恢复，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

江青和康生的关系

另外，我还仔细查证了江青和康生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时，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成了江青在政治上的重要伙伴，这是人所共知的。

江青和康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内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同乡——都是山东诸城人。

人们喜欢追根溯源。于是，关于江青和康生最初的关系，便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江青之母，曾是康生家的女佣；或说，江青上小学时，校长正是康生……如此等等。甚至还有的写及康生年轻时“每天准时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以贪婪的目光迎着打这里经过的蓝苹”。并说“1925年，康生、蓝苹先后到了上海”(见师哲回忆录《峰与谷》)。

我经过查证，以为在诸城时江青、康生未必相识；即便认得，也谈不上有什么交往。

只消排一下他们的经历表，便可看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大十六岁。康生确实当过诸城高等小学校长，但那是在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四岁，不可能上小学。

康生是在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江青也不过十岁，绝不至于使康生“以贪婪的目光”去盯住她。

至于“1925年，康生、蓝苹先后到了上海”，其实江青是在1933年7月才第一次来上海，而康生恰恰在这时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与江青交错而过。所以，追溯康生和江青的交往，如果追到他们的早年，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开始勾结，是在延安。

就在江青到达延安后三个来月——1937年11月29日，康生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这时，江青刚刚结束关于党籍的审查，进入中共中央党校，而康生则在回到延安之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接替前任李维汉)。“异乡遇同乡”，康生跟江青相见，感到分外亲切。

康生对于江青的帮助，过去通常被说成是“帮助江青混入党内”。其实，康生来到延安时，江青已经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已经恢复党籍，此事并未得助于康生。

康生和江青的迅速接近，从一桩小事可以看出：江青在延安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时，敲边鼓的就是康生。

康生对于江青的最大帮助，便是促成江青和毛泽东的婚姻。当江青和毛泽东恋爱消息传出时，延安的反对者比比皆是，而康生坚决表示支持。

其次是在延安整风时，因江青在上海曾经被捕，加上她在上海和唐纳、章泯的婚恋，大报、小报纷纷登载，满城风雨，招来众多意见。由于康生的帮助，使江青度过了这一关。

文章摘自 《叶永烈：出没风波里》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