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倩伊比基尼:王炼利：“红海”浊浪谁得利？

王炼利：“红海”浊浪谁得利？

　　“红海洋”又重现了？一桩桩一件件似曾相识！我感到了恐惧，就像一个经历过地震的人对地震的恐惧，一个经历过海啸的人对海啸的恐惧，一个经历过酷刑的人对酷刑的恐惧。我恐惧，但是我不能逃避，我想做点什么，我更知道，有位老人在三十年前就对 “红海”会再次兴风作浪保持了高度警惕，为此，从1978年到1987，他写了五卷本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这位老人所做的，我们无法替代，不过，当“红海”重又兴风作浪，将老人曾经做过的再告知人们一遍，这总该是我们这代人——受过“红海” 灭顶之灾的一代必须做的事情！良知告诉我们，不让灾难重演，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

　　老人说：“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老人过世好几年了，他没有瞑目，他不可能瞑目。

　　我们该接老人的班了，让警钟长鸣！

　　老人对我们说：没有神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做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用我担心，我没有做好的事情，别的人会出来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会有人走到我的前头，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写完五卷书我不过开了一个头。我沉默，但会有更多的作品出现。没有人愿意忘记二十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只要静下来，我就想起许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十多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里我已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即使是睡眼矇眬，我也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唧唧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复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说是“百家争鸣”，为什么连老病人的有气无力的叹息也容忍不了？。。。。。。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我已经没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了，只好站直身子眼睁睁看着网怎样给收紧。网越收越小，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了。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只有在头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 。。。。。。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决不是文字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天王万世圣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几年。我以为我还在做噩梦。为了战胜梦魇，我写下《鹰的歌》，说明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不会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没有被打倒，没有给骂死，我的书还在读者中间流传。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读者将作出公正的判断。我只说它不是一部普通的书，它会让人永远记住那十年中间的许多大小事情。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的遗址还保留在那里，毒气室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连这样的“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到现在她仍然是我们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个小时。惟有我不让人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谈十年的噩梦反反复复谈个不停，几乎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

　　老人最恐惧听的是。。。。。样板戏

　　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这种梦在某一个时期我非常熟悉，它同“样板戏”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

　　我还记得过去学习“样板戏”的情景。请不要发笑，我不是说我学过唱“样板戏”，那不可能！我没有唱任何角色的嗓子。我是把“样板戏”当做正式的革命文件来学习的，而且不是我自己要学，是“造反派”指定、安排我们学习的。在那些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报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样板戏”。他们这样全文发表一部“样板戏”，我们就得至少学习一次。“革命群众”怎样学习“样板戏”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们被称为“牛鬼”的人的学习，也无非是拿着当天报纸发言，先把“戏”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后把自己大骂一通，还得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后是主持学习的革命左派把我痛骂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脑中仍然十分鲜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学习。那次，下乡参加“三秋”劳动，本来说是任务完成回城市，谁知林彪就在那时发布了他的“一号命令”，我们只好留在农村。其实不仅我们，当时连“革命群众”也没有居住自由的“人权”，他们有的就是那几本“样板戏”，虽然经过“革命旗手”大抓特抓，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尽量拔高，到“四人帮”下台的时候也不过留下八本“三突出”创作方法的结晶。它们的确为“四人帮”登上宝座制造过舆论，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着“四人帮”一起下了台。那一次我们学习的戏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诗人主持学习，参加学习的“牛鬼”并不多，因为有一部分已经返家取衣物，他们明天回到乡下，我们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们回来的卡车去上海。离家一个多月了，我没有长期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很想念家，即使回去两三天，也感到莫大的幸福。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还给逼着去骂自己，去歌颂“革命旗手”，去歌颂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本来以为我只要编造几句便可以应付过去，谁知偏偏遇着那位青年诗人，他揪住我不放，一定要我承认自己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他的班组学习，我受到他的辱骂，这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情，听见他的声音，我今天还感到恶心。他那天得意地对我狞笑，仿佛自己就是“盖世英雄”杨子荣。我埋着头不看他，心里想：什么英雄！明明是给“四人帮”鸣锣开道的大骗子，可是口头上照常吹捧“样板戏”和制造它的“革命旗手”。

　　我讲话向来有点结结巴巴，现在净讲些歌功颂德的违心之论，反而使我显得从容自然，好像人摆地摊倾销廉价货物一样，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卖，我一点也不感觉惭愧，只想早点把货销光回房休息，但愿不要发生事故得罪诗人，我明天才可以顺利返家。虽然挨了诗人不少的训斥，我终于平安地过了这一天的学习关。只有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在一根长板凳上坐下来疲乏地吐了一口气之后，我才觉得心上隐隐发痛，痛得不太厉害，可是时时在痛，而且我还把痛带回上海，让它破坏了我同萧珊短暂相聚的幸福。“样板戏”的权威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拼命挣扎，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干校我从床上滚下来撞伤额角，有一次在家中我挥手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我经常给吓得在梦中惨叫，造反派说我“心中有鬼”，这倒是真话。但是我不敢当面承认，鬼就是那些以杨子荣自命的造反英雄。

　　今天在这里回忆自己扮演过的那些丑剧，我仍然感到脸红，感到痛心。在大唱“样板戏”的年代里，我受过多少奇耻大辱，自己并未忘记。我决不像有些人过去遭受冤屈，现在就想狠狠地捞回一把，补偿损失。但是我总要弄清是非，不能继续让人摆布。正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装满了封建垃圾，所以一喊口号就叫出“万岁，万岁，万万岁！”难道今后我们还要用“三结合”、“三突出”等等创作方法塑造英雄人物吗？难道今后我们还要你一言、我一语、你献一策、我出一计，通过所谓“千锤百炼”，产生一部一部的样板文艺作品吗？

　　据我看“四人帮”把“样板戏”当做革命文件来学习，绝非因为“样板戏”是给江青霸占了的别人的艺术果实。谁不知道“四人帮”横行十年就靠这些“样板戏”替它们做宣传，大树它们的革命权威！我也曾崇拜过“高、大、全”的英雄李玉和、洪常青……可是后来就知道这种用一片一片金叶贴起来的大神是多么虚假，大家不是看够了“李玉和”、“洪常青”们在舞台下的表演吗？

　　当然对“样板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似乎并没有人禁止过这些戏的上演。不论是演员或者是听众，你喜欢唱几句，你有你的自由。但是我也要提高警惕，也许是我的过虑，我真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惨剧重上舞台。时光流逝得真快，二十年过去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的话我们不能轻易忘记啊！

　　老人最牵挂的事是。。。。。。“文革”博物馆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 人道的残杀当做“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决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决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做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等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长发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