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赋文言句式:齐世英口述：蒋介石说张学良搞西安事变是我逼的

本文摘自《齐世英口述自传》，作者：齐世英，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一）陈立夫想做鲍叔牙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至关内者甚多，他们有些滞留北平，有些来到南京。到南京与我熟的都来我处，免不了谈到家乡和张汉卿的事，阎宝航、高崇民，尤其是王卓然（张汉卿的家庭教师）等还露骨地说：“张汉卿的老太爷被日本人给炸死了，九一八事变起，东北沦陷，家仇国恨，接踵而至，你自郭松龄起事失败离开东北，虽然没有家仇，但也有国恨。张汉卿在东北没有人才，你该回去帮他，你们两人合作，我们推你坐第二把交椅，一切事听你们两人的。”甚至还常有人在见面时对我说：“凭你一个书生，跑出来在南方打出基础，很了不起，但是你如果背后有枪杆，更了不起，情况更不同，蒋先生也还不是靠枪杆才能打天下。尽管今天国民党如何如何，有地盘、有钱，还不是要听有枪杆的！”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中心思想，东北的事不是谁做谁不做的问题，而是要把中心思想弄清楚，其余都是小事，那我回去、不回去都一样，问题不在我跟张汉卿合不合作。东北何尝没有人才，你们也都是人才啊！”当时若我要认真何尝不可为，不过大家也都是说说就算了。

有一次张汉卿从国外归来，在汉口任副总司令。陈立夫要到庐山去见蒋先生，先来对我说准备跟蒋先生谈我与张汉卿的事，如果我和蒋先生都同意，他就要到汉口去见张汉卿。他说：“东北的事端系于你跟汉卿两人的态度，如果你们两人合作就有办法，不合作就没有办法。正如齐桓公与管仲一样，需要鲍叔牙，东北的老先生们应做鲍叔牙，可惜他们见不及此，我去做鲍叔牙。”我说：“你的比喻我不敢当，我与张汉卿并无任何私怨，当年郭松龄起事是反对他老太爷，今天他到中央，且加入国民党，还有什么话说呢？这不是私人问题。在私人方面说，张汉卿对我还有过好处，当年我从德国回来，郭先生请我办同泽中学，他也是校董；我们并没有吵过架，不过据我看不行，因为他左右的人不行。”立夫说：“你不要再谈这些了，你还是跟张汉卿联络好了。”我说：“你可以跟蒋先生谈谈，只要他同意，我没有意见。”后来陈立夫到庐山以后，又去了汉口，回来却一个字不提；我也没有问，事情当然不成。

（二）应邀汉口见张学良

就在陈立夫跟我提此事的前后，张汉卿分头邀请梅公任（时任汉口市党部委员，一方面是给他一个位子，另一方面是要他与张汉卿能接触）、徐箴、周天放到汉口谈。他们去之前问过我，回来也都告诉我，但只是吃饭、拉拢，并没有内容。以后跟张汉卿有关的人来南京，对我说何不去跟汉卿谈谈，我说我有事，也走不开。结果张自汉口来电邀我，我回电说：“有事我才去，没事我走不开。”张再来电无论如何要请我去，我就去看立夫，立夫说：“你去吗？”我说：“没关系，如果我自己去，他也许会对付我一下，他请我去，没关系的。”

我到汉口，住在德明饭店，第二天我到司令部去见张汉卿，这是郭松龄一役后第一次跟他见面。是日晚，没有通知，也没有请帖，张汉卿亲自来请，犹坐他的车出去吃饭，到一个地方（以后听说是端纳的住处）吃西餐，没有旁人在座。他先批评郭松龄，好坏皆有，我不置一词。接着他说：“你跑到日本领事馆是对的。”我说：“是啊！你到秦皇岛的时候，我劝郭先生把你扣下，他不干。”就这样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谈多了，我就问他说：“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也许你可以解答。中国这些年来，军人彼此内争，下场也有很不幸的，但不若我们东北惨，不知是何缘故？会不会你老太爷觉得自己没念多少书，要统治东北这么一大块地方，非用人才不可，而又怕他们把他抬了，所以使这些人互相猜忌，不能合作，造成遇事闹得不可开交。”他说：“你完全看错了，我老太爷是有雄才而无大略的人，就像东北赶马车的人（老板子），常把马车赶不到一起，有的东拉拉，有的西拉拉。”言外之意好像说他自己既有雄才，又有大略。我说：“你老太爷有了不起的地方，他那个局面能应付下来，完全靠用人，他旁边有一批人才，为了要稳定局面，对那些反对过他的人也能推心置腹，这些事恐怕你还比不上你老太爷。”我这些话也许伤了他的自尊心，他不答腔了。我看时间也很晚了，话也说得够多了，因此我就说：“今天话也谈得很多了，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旁的事，如果没有的话，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既然你请我来，我旁的帮不了忙，临走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你讲，你到南方来，最要紧的是要对主义有认识，将来东北的事你还是有力量的人，如果你能够了解国民党，照主义来实行的话，将来你对东北的事情还须负很多的责任。党不像军队，不讲枪，不讲兵，而是讲道义，也因此讲谁对党忠实，谁对党不忠实。还盼你努力，将来你到南京，你我还可以随时再谈。”他不再说什么，也没有什么表示。

（三）国大选举结怨深

民国二十五年要举办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最初我对此事并不注意，但东北同志都对我说，这种选举关系太大，非注意不可。按道理说张家父子用武力统治东北十几年，而今东北沦陷了，如果国大选举由张汉卿一人包办，又不知道要统治我们多少年，因此非争不可。基于这个缘故，我也开始筹划选举。当时在关内的东北人以平津、南京、上海、西安为多，这些地区就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有一次在北平的哈尔滨戏院，国民党与张汉卿方面的人就几乎动武。

就群众来说，我们人多，口才也好，如果根据投票，显然我们要占上风。张汉卿因此就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使军队也参加选举，并且伪造选举人的名册，把一些非东北人也网罗进去，结果我派人到西安去查，告到选题处去，当时选举总事务所主任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他对我说：“两将罢兵，天下太平。”我说：“过不在我，你可以查。”结果叶楚伧对陈果夫说：“我跟铁生讲，他不理，你可否跟他说一说。”我告诉陈果夫说：“是张汉卿做假。不做假，谁选出来就是谁。”后来张汉卿派杨毓珣来找我说：“怎么样？妥协好不好？办法是你有什么人当代表，把名单给我，我带到西安，由张汉卿提出，给他面子，东北事要推重他。”我倒不是不推重他，只是他种种表现都不行。他已到西北，还做了副司令，不管东北事，还要把东北当臣民，这种事我当然不同意，但我不好对杨毓珣明说，我只跟他讲，我得跟大家商量，结果当然没有下文。接着国大的选举延期，但此事结怨却深。

（四）瓜田李下误会多

民国二十五年，五全大会开会时，张汉卿行分化之策，拿出手段对付我，告诉蒋先生说东北人谁都可以当中央委员，只有我不许。及其回西安，便发生东北军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

原来张汉卿的左右有三个人与共产党有关，被陕西省党部调查科的李拓天（东北人，在台，已改名）所拘捕，张汉卿以为李拓天是东北人，敢捉他的人，一定是出于我的授意，所以便派军队搜查省党部。当时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去见张汉卿，汉卿坐着，既没起来，也不让坐，毫无礼貌，并且大事肆责一番，其中还指责我要陕西省党部捉他的人，故非搜不可。此事发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一直到徐恩曾来南京见我的时候才知道弄到我的头上来，其实我当时连李拓天都不认识，更遑谈授意。

当时蒋先生为谋解决广西事件正在广州，立夫有事到广州去见蒋先生，各方报告都到广州，立夫知道即刻致电秘书沈阶升，要我把家里文件移开，我说：你回电请他放心，我家里什么文件都没有。以后还好，并没有人来啰嗦。

过没多久，果夫先生要臧启芳从无锡来南京，问我有没有意思到国外走走，我说：走走未尝不可，果夫先生为何不直接对我说，而找你跟我说。结果果夫没再对我提起，我也没去，大概果夫也是一片好意要我暂时让开。

（五）西安变起谋救蒋先生

早先我就不断听说在西安有共产党的人跟张汉卿很接近，有一个姓刘的被利用，常陪张汉卿打网球，一直到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发生，我才相信，但这些跟我并无关系。忽然王以哲军长派军法处长崔蕴兰（在台）到南京来见我，因崔与我不熟，找河大教授高亨陪他同来，崔蕴兰告诉我张汉卿至王以哲防地与共产党会面，东北军两次剿共失利，损失大，士气差。我想王以哲一定清楚事态严重，所以才派军法处长秘密来见我，我感觉到这是大事，因此把详情告诉果夫（立夫出国）和布雷。这个时候，蒋先生已经到洛阳，我征求他们的意见，需不需要我到洛阳把这件事告诉蒋先生。果夫说：“洛阳是东北人的天下，你去见蒋先生，他们会特别注意。”布雷说：“我就要去洛阳，我会告诉他。”就这样我没有去，而西安事变就发生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尽量设法营救蒋先生，在客厅摆一张行军床，旁边搁着电话，我派邵柏源（王以哲的小学同学）到西安去见王以哲，行前我带他去看何应钦，何应钦说：“王以哲的部队必要时往胡宗南这边靠，才能保存这部分队伍。”我告诉邵柏源转达王以哲说：“最好能在里面想办法把蒋先生救出来，如果不能的话，自己不要待在西安，把部队往胡宗南这一边靠。”邵柏源很机警地完成了任务，他到潼关，化装邮差过去见王以哲，把我的话转达。时王以哲病倒在床上，他说：“放心好了，我在此很安全，希望能救出蒋先生，而且我要把东北军带到中央，归顺中央。”王以哲不肯离开西安，终被刺杀，我当时想，或许王以哲的野心太大，有意要继承张学良的地位，不过这也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

（六）杜重远的案子

在西安事变期间，有一天，我在外面吃饭，突然接到陈果夫的电话，要我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处把杜重远领出来，并且要我招呼他。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吃完饭，就跑去见陈果夫。陈果夫说这是臧启芳给他建议的，认为杜重远不能摆在张学良的身边，否则影响太大；摆在外边也会出乱子，因此宁可把他押起来。就这样陈果夫给熊式辉一封电报，把杜重远押起来，现在要交给我处理。我当时无法，只好照办，但却觉得臧启芳拆烂污，要这样做，事先总该对我说一声，现在弄得我非常为难，更加深我与杜重远的误会。

时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朱丽生，他是湖北人，跟我很熟，是我把他介绍给果夫先生的。这一次我从上海回南京，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几点钟路过苏州，希望能在车站见面，结果我就在车站拜托他在曹家渡监狱多招呼杜重远，顶好让他行动自由，生活舒适点。朱丽生一回去就通知监狱特别优待，有三间房子给他使用，随意会客，俨然成为里面的英雄。结果就由于大家捧他，使杜觉得自己不知道有多大。那时他会客方便，高崇民（留日同学）也住进里面陪他，哭干了眼泪，左倾人士趁机而入，将之包围。

我受到这样的愚弄，实在受不了，回到南京就要辞职。陈果夫说：“这要怪你，你怎么不打电话回来呢？我们都知道要判十四个月啊！”我说：“吴铁城告诉我要判两个月啊！”果夫说：“吴铁城的话你还能相信？”我总算上了一个大当。

在杜重远住监十二个月后，我得到监狱方面的同意，把他送到虹口疗养院，我并且商之于交通部次长曾养甫，准备让他做南浔铁路局长，但杜说这些职位已不在话下。期满他欲往西安张汉卿处，路过南京与我谈天下事他说他跟张学良如何的好，跟宋子文又是如何的好，上海文人对他又如何的好，而我在中央还有一些关系，只要彼此一携手，一商量，让他们怎么办，事情就都有办法。听他口气好像我俩携手，就可视天下事易如反掌。我说：“重远，你可使汉卿、子文听你的话；我可没这本事。”我们谈了一个下午，终以玩笑态度来结束这次谈话。接着他到西安去见张学良谈些什么，我不清楚，以后他到南京，有时候来我处，有时根本不来。

现在臧启芳出这个主意，到西安事变发生，杜适在江西，因而以嫌疑被押，无非是怕杜重远利用张学良，对委员长不利，这对蒋先生来说是一个很忠实的想法，但把杜重远交给我，杜一定又以为是我干的捉放老把戏，我对他更无从洗刷了。

我很勉强地赴赣一行，去看熊式辉，熊说：“你来好极了，我就把杜重远交给你了，你把他带走吧！”我就陪他同回南京，并问杜说：“你要到哪里去住？”杜说他要去见张公权（铁道部长），我让他去，过一阵子便回来，我要他住我家，他说：“他们会来吵你，不方便，住旅馆好不好？”我只好答应。送他到安乐酒店，我电请臧启芳来陪他，我告诉臧启芳说：“我把这事交还给你，敬谢不敏。”以后臧启芳来过，没几天，杜重远说要到上海去见杜月笙和王晓籁，要他们帮忙他到西安去一道，他好劝说张汉卿放蒋先生出来，杜的真正意向是放是杀不得而知，我想杜是陈果夫交给我的，因此我就问果夫该怎么办？果夫说：“看着办吧！”于是我大胆地告诉杜重远要到上海去可以，不过把上海的住处告诉我，有事好去找他。他到上海曾经见过杜月笙，但结果还是没有到西安去。

（七）西安事变的余波

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刘尚清、莫德惠、王树翰等几位老先生在北平观望几天以后来到南京，住在王树常家（东北军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准备往西安请张学良释放蒋先生。王树常跑来跟我商量，我说我不能做主，我回去再与果夫商量。陈果夫那时真了不起，非常沉着，他说这事他也不能做主，他要去问戴先生（季陶）。果夫先生去问戴先生回来说：“戴先生只说：‘我是看大门的，我是看大门的。’这么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走旁门、后门，你们去走好了，我不看旁门，也不看后门。”果夫并且告诉我要何敬之（应钦）预备飞机飞西安，结果因为天气不好，飞机在太原降落，他们还没有往西安走，蒋先生已经脱险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护送蒋先生到洛阳，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颇出我意料之外，即电何敬之查询。何先生说：“真有其事，人已至洛阳，并且还通过电话。”证实了这个出乎意外的好消息，我高兴地邀了几个朋友到夫子庙老万全喝酒庆祝，出门一看，人山人海，鞭炮声响彻云霄，原来是何先生把消息告诉电台广播，很快地传到各处，我首次体会到广播的力量。

二十六日，我们迎接蒋先生回南京，张学良也坐另一架飞机来京，住宋子文家。次日晚，我去何敬之家，他正好至张汉卿处，我等他回来。他一看到我即说，西安事变你有百分之二三十的责任。我问他这话怎么说，何先生说：“我刚去看副总司令，我跟他说我们是朋友。我问张：‘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搞这么一下子？’张说：‘老实说吧！旁人的主张是一半，受气也是一半。受气嘛：一则国府授勋这个有，那个有，唯独我没有。二则我买三部汽车，海关不免税，看不起我张学良。三则齐某人在南京一件一件的搞我，中央从不制止，中央用我不如用他。’”我说：“何先生，你看看，他讲这些完全是小孩子的话，什么授勋不授勋、汽车不汽车，这还值得谈吗？至于说是我搞他，果然是我的话，我很光荣，凭我一个书生，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手无寸铁，我有什么力量能使他造反，张汉卿这个人您听听他的话，这还说得出来吗？”何敬之是老实人，觉得我说的话也有道理。

这事以后没几天，陈果夫跟我提到说：蒋先生回来，他向蒋先生报告在其蒙难期间有哪些人非常关心，说我也在怎么设法营救他。讲过后，蒋先生就问他说：“他做的事，你们都晓不晓得？”果夫说：“当然我也不敢说每件事都晓得，不过大事没有不跟我们商量的。”

综合何敬之与陈果夫两人的谈话，在西安期间，张汉卿很可能也跟蒋先生谈过。没几年以前，蒋先生还提到这件事，说我把张汉卿逼反了。蒋先生居然没有追究我，很是宽大。

以后王以哲也遇难，他当时还是卧病在床，叛军带兵进去，用乱枪把他打死。我要去吊祭他，立夫说不能去，他们会眼红，结果我派董其政去。

张汉卿结果被军事法庭判了十年徒刑，蒋先生向中央常会求情，改判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旋蒋先生回奉化，张汉卿也到奉化，当时我在上海，刘尚清跟我说他要到奉化去看张汉卿，我说：“今天张汉卿倒了楣，你看见他好不好跟他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也到奉化去看他，为国家也好，为东北也好，总还有见面的机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刘尚清说：“很好！今天他倒了楣，难得你还有这个意思，我一定跟张汉卿说。”刘尚清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他把话都告诉张汉卿了，张汉卿说：“时间还早。”

关于东北军的善后问题，我在中央还可以说话。蒋先生那时不在南京，我跟他们商量以后，一切从宽，划出安徽为驻防地，由刘尚清去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