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在中国第六季全集:辛亥八廓·孙文的精神脉系

辛亥八廓·孙文的精神脉系

　　建设香港，从第一天开始，就意味着澳门的萎缩。数以千计的洋商和洋仆，以及来往和暂住的船工海员们，自那一刻开始，离开或不再停住澳门。澳门不再是中西贸易的枢纽，被冷冷地撇成了角落，而本享有州府地位的香山，倏然就变作澳门这个角落的角落。几百年来的繁荣，使得那里的人口繁衍密集，而人口的密集，在经济失落时，造成极为严重的贫困。

　　孙达成16岁时，也就是1829年，去澳门学徒三年，后在澳门板樟堂街一间葡萄牙人开设的鞋店当鞋匠；1845年，在32岁时，离开澳门回乡；1854年，41岁，得长子孙眉。生幺子时，以年逾52。除了变故和贫困两个原因外，在那早婚早育的盛行年代，很难再有别的什么来解释孙达成的境况。倘若因由真是变故和贫困，那么，与当时澳门和香山的世态陡转恰恰吻合。

　　边际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彷徨游移，后人称之为“游民”。游民，既进入不了城市生存下来，又疏失了农业耕作技艺，这大约就是32岁的孙达成的处境。窘迫之中的不止于孙达成，所以才有更多的香山人离别故土，远走海外谋生。纵然故土难离，26年后，孙达成的长子孙眉，还是挥别父母，囊裹在父兄之辈中间，奔向遥远的海外，在檀香山创业谋生。

　　孙达成佃租的田地，据说是两亩半。所产农物当然也就有限，加之还要扣缴租税，相信，四五口的孙家生活必定极度困苦。但区区的土地规模，所需的农作劳动也极其有限，纵使年近六十，孙达成一人也足以担当。贴近些许勾勒，童少年时代的孙文，生活逼仄然闲暇无边，而这，恰恰又是游民自小的养成，一种品性，一代代地在子弟身上复制着游民自己。

　　孙文10岁时才开始读私塾，比照很多幼童五六岁入塾开蒙，这是一个很大的年龄。两年后，受长兄接济，孙文远赴檀香山。在那里，小学和中学共读书五年。那时的檀香山还是太平洋上的独立王国，有自己的王室主权和文化以及教育体系。虽然西化，也就是美国化，很是趋势，但作为一间面向当地土著的教会学校，其教育状况究竟如何，如今已经不易考证。夏威夷的五个学年，意味着完整的小学过程，对于孙文来讲，还要习得与母语全然不同的英语，这当然很困难。而再一个困难则是，他的年龄大约是同班同学的一倍，高高的个头，在那些尚未发育起来的孩子中，尬然兀立。小学毕业后，孙文在檀香山又读了半个学年的中学，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将近90年后，这所中学来了一个刚满10岁，肤色靛黑的孩子入学，他就是今日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1883年，孙文离开檀香山，没有回到香山的故土。他来到香港，进入拔萃书院继续中学学习。按照拔萃书院的记载，他是被除名（expelled）；而常见的说法是，他之所以中断学业，是因信奉了天主教，被哥哥孙眉招回檀香山训斥并看守起来。简言之，几个月后，孙文又回到香港，入中央书院学习两年。按照介绍，中央书院是港府的官立学校，教科书和讲课都采用英文，看起来，似乎是非常西式的教育。但这仅仅是教育制度而已，因为“当时中央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不同各地，主要研究中国古典书籍。”设立这所官校的用意，并非是为着天朝臣民子弟的开化，而是为着西方开发自己的商业利益来了解天朝。在中西文化比较上，孙文从中央书院所得到的，与其说是中国人如何观察西方和世界，莫若说是潜在地从西方的字空儿来透视中国的历史和时状。

　　既然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学生的就读也就一定是寄宿制。这样的学校生活，与香港本地的社会生活隔离开来，不能入境地体会那里的商业气息，尤其是在夏威夷透镜下，香港那些本来令国人惊奇的景色，在孙文看来可能就是极其平淡无奇。1880年代，比照上海的日新月异，香港的发展似乎显得些许凝滞，因为前者的租借地实行着“商人自治”，虽然标作“英租界”、“美租借”，而领治的却着实是不同国籍的驻沪商贾，有着香港所不足有的自由和香港所不足能的民主，当然也就有了香港所不足荣的日新月异。比照起来，彼时的上海对中国的影响来得更为巨大和深入，文化的、经济的、产业的和思想的，当然，这也和上海比香港更深地嵌入中国人文腹地密切相关。

　　1886年，以肄业生的身份离开中央书院，没有毕业文凭，这使得孙文不大好以体面的方式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学堂习医半年后，孙文转回香港，于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香港西医书院”不是一个精确称谓，其确切的英文名称是“theHongKongCollegeofMedicineforChinese”，说的这是一间专为中国人办的西医学校，学制五年。1887年是首期招生，仅录取了4名学生。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以及教学均采用英文，相对于其他本土同学，孙文有着不可比拟的语言优势。 

　　解剖学、病理学、临床学、免疫学、流行病学、护理学、医药学、生物学等等，繁杂的课程，对那个时代的国人而言，极其困难。1993年毕业时，只有孙文和令一名叫江英华的同学通过考试，领取了港督出席颁发的毕业证书。这看起来足以令孙文骄傲的毕业仪式，其结果其实非常糟糕：西方医学是以拉丁语为语言构架的科学体系，西医书院初办时期，学校教学能力有限，操用英语的医学教师也不过两三位罢了，对中国的本地学生用拉丁语教授课程，在有限的学期下，简直是宗不可能的事。故此，在开办初期阶段，西医书院就没有设立拉丁语课程也没有用拉丁语授课。正是因为拉丁语的缺失，孙文五年学业完成时，学校不为苏格兰医学总会（GMC）承认，孙文本人也就未能获取合法有效的从医执照。 

　　此时的孙文，已满26岁，几近而立之年。这样的结果，对于这样年龄的成年人，未必仅于糟糕，以其已经拖儿育女的境况而言，甚至可以用“灾难”或“绝望”来形容。没有配套的社会化医疗和医药体系的支持，再没有雄厚的资金来配置医疗和医药设备，除非辅以简单门诊的坐堂卖药，西医难以个人真正独立执业，这与独立行走江湖的中医郎中绝然不同。没有从医执照，意味着不可能进入，也不可能利用既有的医疗和医药体系。 

　　1893年春，孙文在广州开设“东西药局”卖药辅以疾病诊治，与当今在药房坐堂医生的情境如出一辙，难得看作行医，着实是为着买药。以那时人们对西医医药的认知和广州的西医状态看，除非自己开具处方，没有什么可能靠民众自己或其他医生的处方售药。猜测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孙文同期毕业的江英华远走南洋，在远比粤东更开蒙和开放并富有的华人社区行医谋生。有关孙文粤东行医的种种赞誉，与伟人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校期间，学校为孙文诸学生开设了临床实习课程。这所学校本身就是一所只有三名教师的私人学校，并不隶属任何一间医院。

　　“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这是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农功》中的片语，说是此篇为孙文1891年所作，由郑氏收录。可若以“尚欲游学欧洲”来断，似应在西医书院结业后，否则，医学未得转而农学，实为无理。其实，植物学，或者农学，也是一套拉丁语构架的学科体系，就已学医五年的孙文而言，其难度未必在赴欧深造医学来得更低。由此，看似进取的《农功》慨言，背后何尝没有错落失张的无奈呢？

　　在香山老家种植罂粟，并收获得“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而仍“犹恐植物新法未精”，着实一个很奇异的故事。要知道，到达中国的印度所产，已不是罂粟，而是割取并风干加工后的生鸦片。但人们并非用生鸦片来判断鸦片品质等差，而是熟化后，乃至吸食时的品味如何。再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国内种植鸦片已经极其普遍，品质与等级分类日益精巧，极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进口替代，种植技艺早已成熟，又何须“试种”研究。即使以“试种”为真，那么若加之孙文另一篇文作《商战》（以后会谈及此文），至少证明，此时的孙文还是一个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论者，对社会变革没有思想性和理论性的感知。这是1893年。

　　1895年的“广州起义”被追记为孙文革命生涯的启端，两者时间相距不过两年左右。发生如此反差的变故，既有的说法之一，将原因归结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这一事件。称李鸿章的傲慢的官僚做派深度刺激了孙文，使其对中国既有制度改良式变革绝望，毅然决然地走上反清的暴力表达。对此说，若以中国的大局事态为背景，可以看出，这又是一宗伟人的神话故事。孙文上书李鸿章的时间与中日甲午战争同时，以失败为结局的这场战争，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时偶也称“强国运动”的彻底失败。李鸿章失势，如此明白，国人皆知，怎能激起孙文的气恼，以致决绝？

　　即使不为甲午战争所误，孙文所上之书，也不足以令李鸿章搭眼。比照韦廉臣、林乐知、慕维廉、赫德、李提摩太、艾约瑟、丁韪良对西方世界持之以恒地介绍，以及对中国现实慢条斯理地批评，而尤其是由日本返任英国驻华公使的阿国利，以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中国做出的紧急警告，无论从现实状态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从变革提供思想性和技术性的策略上，孙文上书的内容的确平庸无创。即使广学会中的那不多的几位中国同人，也早已斯宾塞地、达尔文地向洋务领袖和精英们告诫着过危亡之论。

　　上书途中，孙文在上海见过广学会的大枭王韬，他应当知道，从学识上或资历上，自己不堪以王韬望项背。在那个时代，上海这扇门窗，比香港那扇开得更广，更实质也更明澈，不仅是中国洋务思想的策源地，也是西风东渐的登陆地。有着西方知识背景，孙文倘若真能坐下来听听谈谈，或者哪怕翻翻业已二十年积累的《万国公报》，就能察觉自己见识狭窄和思维浅薄。

　　有记说云，为了开办“东西药局”行医买药，孙文邀人投资与借款多达两万银元之巨，考虑到那时白银的价格与西药类别寡少的状态，这个数目不足为信，但即使数千银元，也是很大一笔数目。药局经营一年多时间后停业，大约就在上书李鸿章的时候。远在停业前，孙文似乎就不在药局坐医卖药了，据说是回香山翠亨邨苦写那篇《上李鸿章书》去了。那个时代的广州，应当不再有什么人了解西医西药，孙文不在堂，药局就该打烊，倘若真是所谓停业，大约和破产差不多少。考虑开设药局之前别无收入，这样的停业应当就是一负沉重的饥荒。一年多的广州生活，似乎没什么令他眷恋，对这座城市没有什么感情，也许会是负面的印记，否则，三十年后他断然不会向那座城市轰炮，而作用不过是为着自己张威。 

　　在这个背景下，《上李鸿章书》与其说是一谏言陈章，莫若是一打自荐求职表。进谏还是求职，从文章本身看不出差异，区别在于，进谏可以再而至三之，求职则不同，投书一次，没有回音，即做拉倒。可能还有一个区别，前者，通常说来，表送的当是绝见，或是中肯之词力敦听者夺定；后者则畅语，纵横驳杂，以钓幕僚谋士之期。反正吧，北方之行更费不菲盘缠，捉襟之紧又要露肘，艰苦之状当无需猜想。筚路？，应当比这个形容还要简陋，简直和骑着竹竿差不多，孙文就是这样为自己蓝缕地启程。

　　思想是知识与方法的思辨。关于知识，以规范的来源做小结，关于世界的知识，自然的和社会的，基本集约在小学；而中学的知识是中国情态的西方解释，大学，确切说应当是大学专科，是极为精专的医学体系；那么非规范的来源，除了檀香山的异样格调外，大约就是翠亨村里的古老故事，这样的故事，因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而有着南北地域之分外，近乎相同地《聊斋》的诡异、《三国》的人杰和《水浒》的豪情。在粤东，广州的衰落与香港的新奇，曾经启迪过洪秀全，也一定会在流民中继续滋衍，其中包括对革命造反的崇拜。

　　革命与造反，不是知识，甚至不需要知识，革命是方法，而且革命也需要方法。“四大寇”，与其说是少年时期的孙文及三个伙伴的匪名，莫若说是亲近们对他们的昵称，说得不过是青春期几位寻常的叛逆情性，就人生整个过程看，算不得性格的第二性搔动。倘若有着知识托拱，孩提间的高谈阔论，的确能铸就思辨养成。不能断定孙文天方夜谭似的海外奇观对伙伴们的知识滋润如何，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伙伴，并没有与孙文交换知识的能力，那些啧啧的感叹，对孙文唯一效应就是，感受着崇拜，滋养起自己的领袖感，或者说领导者的欲望。

　　比照伙伴间的互动，另有两个人会更真实地影响孙文的思想：杨衢云和洪全福。前者是同代长兄，在上海的西式学堂受过专业训练，其时正在犹太人的英国银行中作买办。关于杨衢云，也许就是为着将其湮灭在伟人的影子里，后人对他知之寥寥；后者，洪全福，是天王洪秀全的族侄，天国的三千岁封王，太平天国失败后，潜回粤东老家，然后隐匿在洋船上做厨师，游走过五洲四海。对于孙文，洪全福不仅仅意味着太平天国的悲壮，还在于他是“三合会”的“洪棍”，洪门元老与堂主。孙文与洪全福的关系，所有的介绍都语焉不详，在这里不妨揣测些许：作为大清朝廷与满汉重臣绝不会宽恕长毛的余孽，洪全福能向孙文披露自己真实身份，没有极度的信任，决不可然。有说洪全福曾在南美掏过金挖过银，这与那个时代的淘金热相吻合，但那样的生活，绝非西方市井的生活常态，而是底层的，且荒蛮和隔绝的。

　　就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当然也是经过这般的路由，1895年，孙文匆匆走上了暴力造反的不归路。反叛王权统治，不需要更多的知识准备，陈胜吴广开始，就推转改朝换代轮盘；反叛异族专制，并不需要方法的抉择，朱元璋的痞烂和洪秀全神癫就足以天翻地覆。这样的排比句式，仍不足以说明孙文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最初想象是什么。尤其是简约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究竟与兴明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有何不同？那些古老的惦念，真能翻新出时代的呼唤？1895这个年份，沿着孙文的脉脊，找不到他思想的等高线。

　　孙文入读西医书院的转年，也就是1888年，父亲孙达成去世。尽管年长12岁的孙眉有着如似父亲般的慈爱，按照中国大家庭的传统习惯，至此，再亲密的兄弟也要分家。孙眉，显然比一般的兄长做得更多更善。他不仅将母亲赡养起来，而且继续资助弟弟孙文的学业，更令后人赞口不绝的是，若干年后，孙眉还竟然把自己的弟媳连同侄儿侄女接到檀香山供养。外人很难推测兄弟之间发生的故事和微妙情感，能显然所见的是，对兄长的感恩之情中混杂有个人的自尊与倔强。作为兄长，尽管孙眉可能忘记弟弟笃信天主教对自己感情的伤害，但无论如何，孙文的这个选择是对自己兄长尊威的反叛和蔑视。

　　而问题还有，倘若伸张起来自己正当的权利，那么，就必须把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有效担当起来。几经苦拼之后的现实是，孙文没有这个能力。这当然会对孙文产生严重的伤害，以致最终丧失任何愿望。孙文家庭婚姻情况，是对上述判断最清晰的证明。可问题的糟糕程度还继续恶化着，大约就在孙文“伦敦蒙难”之后不久，孙眉檀香山的生意突然破产。关于原因，有的说是因爆发瘟疫毁掉了孙眉的牧场，另有说法是，因投机期糖失手所致。简言之，对于孙文，这个经济资源彻底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