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原创]传记散文之一-----我的童年（在柳州参加小刘三姐演出） [复制链接]

                                           我的童年

                                                    一、在铁路沿线

      我的童年大都是在铁路沿线的小站度过的。

      父亲是个老铁路，工作流动性大，随着铁路线的往南延伸，父亲从北京到衡阳，一直往南、往南……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先后在葡萄、小平阳、和吉村、黎塘等小站呆过。

      五岁时到了南宁市，小学三年级时成立了都匀铁路分局，随父搬到都匀，小学五年级都匀铁路分局撤消，又转学来到柳州，从此定居下来。

      童年的事太多，太有趣，也太多惊险，酸甜苦辣皆有，虽然时光已流逝五十余年，然而，留在脑海里的童年的故事，却永远挥之不去……

      在葡萄火车站时，我还不到三岁，但葡萄的小站生活，给我的印象最深，以至于长大后，每每坐火车途径葡萄，我总是从进站信号灯一直看到出站信号灯，有时，真恨不得火车能在这里交会，或者干脆来个临时停车……

      葡萄车站站区极美，车站在一块不大的平地上，沿着车站右侧的一条下坡小道，要先过一座小桥，桥当中有一个简易的凉亭，可遮阳避雨。小桥下面是挺大的鱼塘。过了小桥，便是家属区了。

      说是家属区，其实只有一栋平房，但这平房很宽、很奇特，平房的两面都住人。我们家就住在面对大山的头一家，可以说是“开门见山”了。

      葡萄车站虽不产葡萄，但留在我记忆中的乐事、趣事并不少，当然也留下了遗憾……最快乐的是关于“鱼”的事。

      在小桥上面钓鱼，会令你连饭都顾不上吃，说是钓鱼，其实连鱼钩、鱼饵都没有，把个“大头钉”一弯，绑在线上，大头钉上什么吃的也没有，只要往塘里一甩，成群的鱼儿抢着吃，真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令人难以置信。

      为了“鱼”，我们最盼老天下大雨。大雨哗哗，塘水沿着家属区的排水沟上涨，我们几个娃娃光着屁股，冒着大雨，拿着簸箕，抢着从入水口逆流往上捞鱼，一捞就是满满一簸箕，足足有五、六斤重。

      轮到我时，我从入口一直捞到排水口，簸箕压得我连腰都直不起来。好不容易端起簸箕一看，除了鱼以外，还有一个浑身通红，长着大爪子的“怪物”(好象现在的虾爬子，但要大得多)正好天空一个炸雷，我“妈呀”一声大叫，扔下 簸箕就跑。

      我病了几天，梦里总觉得那“怪物”朝我张牙舞爪。直到现在，我对钓鱼都不感兴趣。

      最有趣的是关于“狐狸”的事。

      说到“狐狸”，城市里只能在动物园里才能看到。可我在葡萄，与狐狸几乎是零距离。

      一天中午，大人们都在午休，我和隔壁的小三在屋檐下看小人书，忽然，鸭棚里传来了鸭子惊慌的“嘎嘎”叫声，我们丢下小人书，赶紧朝鸭棚奔去。

      只见一个毛绒绒的家伙正朝鸭群扑去，我们还以为是狼，吓得只往后退。那家伙可能也察觉有人来了，叼起一只鸭子就往外跑。

      这时，有的大人起来了，一看情况，赶紧放狗去追。我们一看有大人来了，胆也壮了，跟着大人一起叫唤。

      那家伙个头小，又叼着一只鸭子，根本跑不过狗。为了保命，跑到半山腰，它就松开了嘴，鸭子“嘎嘎嘎”地一直飞到山脚。

      后来，大人们说，那是狐狸，不是狼，我和小三不好意思地伸了伸舌头，算是长了点见识。

      最开心的事是“滑滑梯”。

      这可不是幼儿园的有模有样的木质滑滑梯。那个时候，站台上时刻堆满了等待装运的货物，有的货物码得老高老高，为了防止日晒雨淋，不少货物都盖上了厚厚的油布(也叫蓬布)，这样，货顶到货脚便形成了一个个坡度。

      我们争先恐后地爬到货顶，顺着油布哧哧地往下溜，有时还玩点小花样，头朝下滑溜。

      这种"滑滑梯"最伤裤子，尤其是屁股上那一块，磨破了，磨脏了，回家少不了挨训斥。但训斥归训斥，第二天，我们照常“涛声依旧”。

      在小站，我们平时最盼望的是“供应车”的到来。

     “供应车’’其实就是一节铁路专用的“闷罐”车皮，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就像一座流动的小商店。

     “供应车”还没到站，我们一群孩子早早就在站台上等着了。车一到站，车上的一位叔叔就拿着个小本喊开了，叫到谁的名字，谁就上去领东西。

      记得那时爸爸老是当班，大多是妈妈办这事。我曾迷茫地问过妈妈，“供应车”怎么会知道谁要这个，谁要那个?妈妈说，职工们在开支之前，铁路生活段会打来电话，挨家挨户地登记预约，给小站职工家属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我们就从“供应车”领到四个月饼，还是豆沙馅的。      

     “供应车”有时随整列火车停几分钟发货，有时也会单独甩下来停个半天一夜的。
      总之，在葡萄车站，要问我最留恋、最期盼的是什么，我想，当首推“供应车”。因为，它不但给我们带来了饼干、糖果，还给我们带来了铅笔、蜡笔、练习本什么的。

      在葡萄车站住了三年多，留下两样纪念品。一样是能随身带的，那是我和哥哥铁生、弟弟铁锤的合影照片。

      记得是个冬天，我们三兄弟都穿着棉衣，一位走乡串户的个体摄影师傅帮我们拍摄的。虽然三兄弟的面部表情都缺少童年的天真烂漫，但我仍十分喜爱它，一直珍藏至今，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上镜。

      遗憾的是儿时太调皮，棉衣的前襟弄得黑黑的一块脏，这张照片我也不好意思拿给别人看，一直“藏”在自己的影集里。    

      另一样纪念品是带不走的，那是我们三兄弟的劳动成果。
      五十年代的小站哪有什么家用电器，家家户户都以柴火当燃料。我们三兄弟拾柴、砍柴、劈柴，然后把它整整齐齐地码成“井”字型，总共码了十多堆，每堆都有一人多高，足够我们家烧一阵子的了。

      谁知一纸调令，爸爸调到了黎塘火车站，那十多个“井”只能留下，也算是个纪念物吧。

      黎塘比葡萄大多了。也许正是由于大吧，它给我留下的是创伤、是痛苦、是“水与火”的洗礼。

      那时，我才四岁多，除了玩，还知道什么呢？记得那是一大早，我起床后就和左邻右舍的一群孩子们玩“官兵逮强盗”的游戏。

      大伙光着脚丫，光着膀子，围着茅草屋跑啊、追啊！追啊、跑啊！一圈又一圈，虽不分胜负，倒也相安无事。

      就在快接近终点时，我本能地回头看看有人追上来没有，当我回过头来再继续跑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障碍物……无法选择，无法躲避，我整个身子压在了障碍物上—— 一个大火炉加上一个装满开水的砂壶……

      等我醒来时，已经趴在妈妈的背上了。虽然经过铁路卫生所的救治，但我的右手臂留下的两个伤疤，使我穿短袖衫时老大的不自然，肚子上的伤疤更是吓人，足有公章那么大……

      后来我才知道，我把整个砂壶压碎后，没办法爬起来，上百度的水已经将我肚子上的肉烫熟……每换一次药，我就撕心裂肺地叫……

     “好了伤疤忘了痛”，调皮是孩子们的天性。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几个孩子在家门口的池塘边，用小石片砸水漂，看谁砸的远，看谁砸的水漂多。

       细心的妈妈发现了问题，赶紧说：“玉珠，(我三姐名)你赶快去把铁柱拉回来，不然……”

      妈妈话未说完，我已不见了踪影。

      后来我才知道，在其他孩童的指引下，我三姐朝着我掉下去的地方，一个猛子扎下去，刚好潜到我身边，三姐又拉又拽，硬是把我给救了上来。

      可有谁知道，我三姐连半点水性都不识，现在想起来，都还是个迷。况且那个鱼塘是铁路挖土方垫路基时留下的，四四方方像个盒子，塘边到塘底是垂直的，如果没有外力，想爬都爬不上来。

      三姐救了我，可有件事我却对不起三姐。

      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了，我和三姐都在柳铁一中读书，我上初二，她上高二。由于家里太拥挤，我们都住校。

      一天晚饭后，妈妈拿出一个饭盒递给我，说：“我们今晚吃饺子，别忘了给你三姐带几个。”

      一路上，我老是惦记着饭盒里的饺子，半路上，我终于打开饭盒，偷偷地吃了一个。饺子还热乎，真香……走了没几步，我又偷吃了一个。还未到校门口，十多个饺子被我吃了个精光。困难时期啊，我真的是好饿……”

      这件事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它却永远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四十多年过去了，每个饺子都如一个小铁球，敲打着我的心。我愧对三姐，愧对早已谢世的妈妈，因为她们至今还蒙在鼓里。

      离开黎塘前，我们在黎塘附近的一个小站和吉村小住。这个火车站几乎与农村紧挨着，时间虽不长，但有一件事蛮好玩。生产队的红薯地很多，农民们挖完红薯后，就由我们这帮铁路仔进行第二次收获了。有一次，我发现一根藤还是绿色的，顺手一扯竟扯不动，后来弟弟来帮忙，得了个两斤多大的红薯。    

      春天红薯发芽时，目标大了，我们又开始第三次收获，而收获最大者，总少不了我。因为我注意了观察，凡是只露出一两支芽的，我连看都不看；那露出一大堆芽的，下面肯定是个大红薯。

                                                                                   （待续）

                                       我的童年

                                         二、在首府南宁

      后来，我们随父亲搬到了南宁，住在五堆岭一座新搭建的茅草屋里。

      七岁时，我患了麻疹，出不了门，见不得风。时逢小学新生报名，无可奈何，我耽误了一年。

      第二年，是我二姐带我去学校报名。招生老师拿出一本画册，指着画上的五星红旗问我这是什么。我随口答道：“这是红旗”。老师笑了笑。二姐说，这是国旗。

      从我们家到学校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从五堆岭到白苍岭)那时候，上学、放学都要排路队的，按照住宅区划分成若干个路队，每个路队都有路队长。所以我们上学从不迟到，放学都能按时回家。

      一年级的班主任是李芍华老师，很善良、和蔼的一个人。二年级时我加入了少先队，不久，当上了小队长。我很自豪，经常扭头看看别在手臂上的标志，以致有同学说我骄傲。

      三年级时我当上了班长，班主任是谢贤友老师，住在学校里的一位单身女教师。

      谢老师对学生非常关爱，那一年“六一儿童节”，我有幸参加“南宁市六一儿童节国际大联欢”活动。为了准备节目，谢老师拿出自己的口琴教我吹，曲目是“咱合作社里养了一群小鸭子”。

      联欢会很热闹，有不少国际小朋友，我们是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每人发了一条红绸子领巾。进场前，一位阿姨不停地用个小瓶子往我们身上洒着什么，后来才知道那叫香水。为了国际影响哟……我们唱民族歌，跳竹竿舞，一直疯到后半夜。

      联欢会后，谢老师就把口琴送给了我。三年级下学期，学校举办作文比赛，题目是《我最敬爱的人》。我写的就是谢老师，得了全校第一名。（奖品是一个小夹子，我一直保存到上中学）

      我还记得文章结尾是这样的：看着灯光下备课的谢老师，我忽然觉得她的身影越来越高大，越来越高大……

      儿时在南宁，也有很多记忆犹新的事。

      我们家属区里，有两棵木棉树，长得又高又大。一到夏天，满树一团红，远看，就像两个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树上。
      晚饭后，在此散步，驻足观赏“灯笼”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这两棵木棉树，成了“五堆岭”的骄傲。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水沟边捉蜻蜓，忽然，火车、汽车一起鸣笛，防空警报好像也响了起来，路上所有的行人都停了下来，立着身体，垂着头，很严肃、很悲伤的样子，吓得我赶紧跑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是苏联的一个叫什么林的去世了。

      我们那时候，功课没那么紧张，但可以自愿以家属区为单位成立学习小组。我们那个组就有熊启凤、李志雄等，地点就在熊启凤家。
      有一次，熊启凤家的房门是虚掩的，我悄悄溜进去，把门关好，躲在桌子下面敲门。一连三次，搞得个熊启凤一头雾水。
      还有一次，我们在高年级的陈子涵家看他自制的幻灯片，由于温度过高，灯泡突然炸了，屋里漆黑一团，吓得我们一个个鬼哭狼嚎。

      我们家属区旁边是座兵营，兵营的训练场很大，器具也不少，单杠、双杠、沙坑、伏虎等等。那时，部队每星期都要放电影，我们这帮调皮鬼点子多，专门跑到银幕的反面去看。

      家属区的小孩，不分男女，晚上经常凑在一起做游戏，最有吸引力的游戏还是“官兵逮强盗”。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一群孩子照例来到训练场，先是用“手心手背”的方式把人分成两边，再用“剪刀锤子布”的方式决定谁是“官兵”，谁是“强盗”。

      游戏开始时，“强盗”先躲起来，躲得越隐蔽越好。(有一次，我们几个“强盗”商量好了，一起跑回家睡觉，搞得那帮“官兵”白忙了一个晚上。)那次，终于轮到我当“官兵”，我恨不得用最快的速度将那些“强盗”一网打尽。

      规定的时间到了，我解开蒙在眼睛上的手绢，定了定神，朝着漆黑的深处飞快地追去……突然，只听得蹦地一声，我便人事不省了。

等我醒来时，四处静悄悄的，可能已是后半夜了，哪里还有什么“强盗”的影子?原来，我逮“强盗”心切，跑得太快，再加上天黑，我的额头正好撞上了单杠上横架着的铁杠。

      铁柱撞铁杠，铁柱倒下了。

      还有一次，比撞铁杠还要惨，说其惨，是因为流了血，是因为创伤给我留下了后遗症。记得那是一天的下午，左邻右舍的大人们在房前下棋，我们几个不安份的孩子围着大人又追赶起来，跑着跑着，不知哪位大人的脚伸了出来，这只脚刚好又将我绊倒。我的右脸颊正好磕在小方桌的角上，顿时血流如注。   

      我二姐迅速抱起我，飞快地朝卫生所跑去。医生一看伤口，问我姐缝不缝针。

      二姐问医生，缝又怎样，不缝又怎样？医生说，缝了伤口好得快，但将来可能会留下疤痕；不过不缝也不要紧，小孩长肉快……

      当时妈妈不在家，二姐果断地做了主——不缝！真得谢谢我二姐，不然的话，我还真的破了相。

      由于这次碰撞伤了面部神经，直到现在，只要我一眨眼，我右脸颊的肌肉就会跟着一起跳动。

      虽说调皮是孩子们的天性，但经历这些个“水与火”、“伤与血”的洗礼后，我的性格也慢慢地变得静了下来。特别是五年级以后，我逐渐地“稳重”起来了。

      在南宁读书，到现在还记得不少同学的名字，他们是周少其、李志雄、谢宏坤、熊启凤、王海，女同学有赵桂芳、颜锦玲、莫小霞、曹莲容、张良辉等。

      2007年，我去南宁搞春运，通过陆小凤得知周少其同学已过世，很是难过了一阵子。因为小时候我们俩很玩得来，当年，我们都叫他“小弟”。

      我在金城江时，曾应邀去龙江机械厂照相，没想到碰到了赵桂芳，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见了面居然还互相认识，真是想不到。

                                                                                      （待续）

                                               
                                                  三、 在贵州都匀

      小学三年级尚未结束，成立了都匀铁路分局，我又跟随父亲转学到了都匀。  由于是新成立的单位，学校是新的，家属区也是新的，这是我十岁以来住的最好的房子。

      大约等了一个月，学校才开学，班主任是个小伙子，叫龙礼远，据说是海军复员。(后来龙老师调到了金城江，当上了金城江铁小的校长，我在金城江工作时，曾在街上偶遇，可惜未深谈。)
       不久，学校成立了少先队，我被选为中队长兼班长。(我哥哥铁生被选为大队委)都匀铁路俱乐部成立时，我表演了口琴独奏，曲目是《放牛郎》。在都匀读书虽然不到一年，但学习和校园生活却丰富多彩。

                                  我的童年

                                     四、在广西柳州

     早在南宁时，就经常听从柳州来的同学讲到什么“大鹅山”，这回到了柳州一看，“大鹅山”果然非同一般，在市区的中心，矗立着这么高的一座山，真是奇迹。
      一个星期后，小学开学了。我们也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学校，一大早，我和铁锤背着书包跟着学生走，结果走到了一所新建的学校——柳铁五小。
      柳铁五小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在这里，除了一直担任班长外，我还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代表柳铁五小为柳铁一中的一次重大活动献过辞。
      铁五小成立“红领巾歌舞团”时，我是乐队队长。我和刘凤弟还被推选为柳州铁路局“红领巾歌舞团”的团员，每星期都有几个晚上在柳铁文化宫参加排练，辅导员是一位高个子的叔叔，他的动作很优美、潇洒，我们很是佩服他。
      在歌舞团，我们参加过几次大型演出，演出的节目是舞蹈，“东北大秧歌”。到现在，舞蹈的动作和旋律我还记得。这个保留节目，我们一直带到了南宁，带到了北京。
      在红领巾歌舞团，我曾被评为“优秀演员”，奖品除了和一些文具外，还有一面很漂亮的三角形锦旗，上面印着“优秀演员”四个金黄色的字。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我参加了“小刘三姐”的演出。
      那是我上五年级的一个暑假，开学归来，老师通知我到铁路防腐厂报到。到那里一看，好多同学都来了，何强、刘凤弟、孙莉等，有的是六年级的，也有三、四年级的，有的是铁一小、铁三小的学生，主管老师是陈春瑞和金巧云老师，乐队是铁路局一些单位的叔叔。
      六十年代，“刘三姐”风靡一时，影响全国。广西就曾经举办过“刘三姐”汇演，参赛的有各地的各种版本、各种剧种：彩调、歌剧、桂剧……
     “小刘三姐”是个创举。有趣的是我三姐(李玉珠)荣幸地被选为柳州铁路局“刘三姐”剧组，并担任刘三姐A角。那时，她还是柳铁一中的高中生，排练、巡演、比赛……一晃将近两年，她居然还考上了大学，的确不容易。(62年，困难时期，高校压缩招生)我也有一年半没摸书本，后来，也考进了柳铁一中。
      在“小刘三姐”剧组，生活，有阿姨照顾：(专门从幼儿园请了位赵阿姨随团管理我们的衣食起居)排练，有老师辅导，20多个小学生集体生活在一起，有趣、难忘。（去年10月，大家提议，把各自的这一段写下来，出本集子。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经过一百多天的努力，今年4月，图文并茂的《只有山歌敬亲人》问世了。发行仪式后，《南国今报》以“‘三姐’走过半世纪，写下故事敬亲人”为题，作了整版报道。柳州电视台“摆古”栏目跟踪采访，于6月8、9号连续两天摆了我们这段“古”。）
      如今我们还经常聚会，成为我们成长史上刻骨铭心的一页。
      在这一页上，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少年儿童的稚气、天真、纯情……
      一是学说柳州话。我们这帮铁路子弟，平时都是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在家、在学校、在同学间的语言环境，也都是普通话。对于柳州话，别说是讲，就是听也很少、很少。可我们排演的是彩调剧，必须讲柳州方言。
      我扮演的是“差头”，台词不多，但典型的柳州方言却不少。比如说：“站住!你们好大的胆，竟敢违抗起州官大人来了？”
      刚开始我就念错了。老师说，这句话应该念成“站句！你们好大的胆，竟敢违抗起州官大银来了？”以后，我虽然作了努力，但讲柳州话还是很“流宗”，怎么也讲不出它的味道。如：“火车(切)”、“旅社(谢)”、“买肉(入)”等等，人家一听就说“你这是铁路柳州话”，以至于我当中学老师的时候，学生要我表演个节目，条件不高，就是请我说几句“金城江话”，可我往往满足不了学生们的要求。
     二是哭丧。我们的编导锐意创新，对剧本大胆改编，增加了“刘三姐”的少年时代。有一场戏是这样的，刘三姐的妈妈被“莫怀仁”的爸爸逼得走投无路，含恨去世了。扮演刘三姐妈妈的是铁一小一位姓昌的小女孩。她演得太投入了，以至于不仅少年刘三姐哭得死去活来，连小刘三姐的伙伴，甚至旁观的其他小演员也都“泪如雨下”。
      后来，那餐午饭谁也没动筷子。一直到下午，不少人的眼泡还是肿肿的，排下一场的“歌圩”，谁也打不起精神来。
      三是受伤。我有一场打斗戏，在抓捕刘三姐极其同伙时，我手握大刀，率领众官兵，将刘三姐等人团团围住。结果，我们“邪不压正”，寡不敌众，反被村民打倒在地……
      排练时，我十分认真，倒地就是倒地，没有半点假动作，结果后脑勺重重地撞在乐队一只鼓的铁环上，昏了过去。醒来时，我的脑袋已经用手帕包好，躺在招待所的床上，老师帮我端来了饭菜。
     几天后。有人问我要手帕，我一看，糟了！手帕上净是血，怎么还，还给谁呢？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位姓童的乐队叔叔将我抱起，用自己的手帕把我的伤口包扎好……
      可能会有人问，一张手帕，而且沾满了血，干嘛还要回去？未免太小气了！但六十年代则不然哪，那可是要三寸布票的呀！
      四是我的角色。前文已提到，我扮演的是“差头”，戏不多，到第五场才登台亮相。但我有两个“亮点”：
      一是“行头”最气派，最豪华。
      整个剧组里数我的服装最能吸引观众(唯一的一套官服)。每当我一出台，必引来观众的一片喝彩，想不到“小刘三姐”里还有如此人物？因为这样，谢幕时，刘三姐、李小牛在第一排中间，而我这个反派人物，虽然站在第三排，但却在整个谢幕照的正中间，处于核心位置。只有这样，整个队列在视觉上才平衡。
      二是“化装”最复杂，最麻烦。
      莫怀仁虽然是整个剧里的头号反派，但他有“怀仁”的一面，其脸上还多少涂了点“胭脂”。而我，除了牙齿是白的，纯粹一个大黑脸，其间还画上点白的、黄的花纹。
      因此，虽然我是后登场，却总是第一个化装，我的装化好了，老师们才能松口气。
     “小刘三姐”的公演，一炮打响，在柳州、在南宁、乃至全区名声鹊起，邀请我们去演出的单位接二连三，最隆重的当数为自治区妇联演出。由于要实况录音(可惜那时还没有摄像)，要求特别高。
      不久，我们一部分小演员被选拔为自治区总工会的代表，参加全国第五届职工业余文艺会演，我也荣幸地当选，大红喜报寄到家里头。
      我们在自治区艺术家的指导下，赶排了颇具广西特色的儿童舞蹈《菠萝舞》。(一群壮族少年从种、护理、到收获菠萝的过程，舞蹈的主旋律我现在还记着呢!  )出行前，我们量身定做了皮鞋和全套团服，无论走到哪里，都引来羡慕、赞许的目光。
      火车路过柳州时，场面非常热闹，亲朋好友都来送行，在站台上，我见到了父亲，他慈祥的笑脸上洋溢着骄傲和自豪。
      在北京，我们住在“西单二龙路全总招待所”，演出地点是人民大会堂，国家领导人都来观看了。
      幕布一拉开，全场哗然：舞美太漂亮了，布景太有魅力了——漫山遍野的金黄色的菠萝散发着特有的清香。(负责舞台效果的专家在乐池里放了上百个熟菠萝)北方人何曾见过如此场面？当我们的工作人员为观众送上菠萝时，有的人抓过来就啃，被扎得呲牙咧嘴……
      在“小刘三姐”剧组生活的日子里，恰逢我国困难时期，但上面却对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安排得很周到。
      第一次去南宁时，我们临时住在火车上，为了不耽误我们的学习，剧组安排我们去南铁一小插班上课。每到下午上学时，我原来的小同学们便会在车外的远处齐声喊道：“李——铁——柱!”老同学不期而遇，问这问那，非常亲热。
     后来，我们有了比较舒适的固定住所（现在的凤凰宾馆），餐餐吃饭都摆桌，菜肴很丰富，早餐还有牛奶，每周还给我们发两次奶糖，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关怀和爱护。
      从剧组归来，已经是小学六年级了。客观上讲，学习是耽误了不少，高年级的功课毕竟很重要，我接到中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里没有底，一个人悄悄地跑到厕所里，偷偷地打开一看，是柳铁一中，心中—缺石头才落了地。
      在柳州，我还有个收获，那就是学会了游泳。
      我们家门口就是一条河，名曰“竹鹅溪”。那时的竹鹅溪可不像现在，河水深、河水清，整个一条清凌凌的河。
      我们在河里戏水、捉迷藏、摸螺蛳……不知不觉地学会了“狗刨式”。在竹鹅溪，我也曾遇到过“险情”。
      那是我刚刚学会狗刨式不久。一天下午，我想试试自己的实力，便壮着胆子往对岸游去，这里恰好是竹鹅溪的一个弯道，河面较宽。我朝着对面不停地刨、使劲地刨，估计离对岸不足一米了，于是停下来想歇一下。没想到脚一站竟踩不到底，我一急，整个头顶都没下去了，咕噜咕噜连喝了几口水。
      还有一次，也是在这个地方。我放学回来，路过此地，放下书包，脱了衣裤，便学着运动员的样子，头朝下跳了下去。
      顿时，我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在往后倒退……原来，我使的劲太大，脑袋狠狠地撞到了河底，还好，没碰到大石头。真是“洗脚盆里扎猛子一一不知深浅”。
      第三件事是遭遇“蚂蝗”。那是一个傍晚，晚饭后我们一大帮小伙伴去河里洗澡。说是洗澡，其实就是在水里打闹，在水里玩“官兵逮强盗”。玩着玩着，我感觉到哪里疼痛，上岸一看，一条足有三寸长的蚂蝗紧紧地吸在我的“小祖宗”旁。这蚂蝗很漂亮，还镶着几条金边。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见到蚂蝗，尤其是这么大、这么漂亮的蚂蝗……
      小伙伴们急成一团，又是拽、又是打、又是拍，总算给弄下来了。蚂蝗喝的胀鼓鼓的，缩成一团，一个小伙伴找来根草棍，将蚂蝗彻底翻了个个，算是替我报了“一箭之仇”。
      在竹鹅溪，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陪父亲游泳。一天，父亲提出想到河边走走，我欣然作陪。那也是个热天，走着走着，父亲忽然掀起了身上的“文化衫”，弯下腰，用手撩了一下河水，回头看了看我，说，我下去试试，你在岸上看着衣服。
      我说，衣服不用看了，我要一陪到底。父亲下水了，我紧跟着。父亲游的是仰泳，动作轻松、协调；我依然是“狗刨”，偶尔来点“蛙泳”。两人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在水里散步。而在此之前，我哪里知道父亲居然会游泳？父亲当然不知道我也在什么时候“自学成才”，告别了“旱鸭子”。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见父亲游泳，也是我唯一的一次陪着父亲游泳。
      跟许多孩子一样，我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因为我毕竟有一段令许多孩子羡慕的美好时光，有一个处处得到呵护的大家庭。但我的童年又是艰辛的，同样是许多孩子无法体验和想象的。因为我几乎经历了“金木水火土”的所有灾难，而这些灾难全是由于我的顽皮、无知，或者说是孩子的天性造成的。
      我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全家七姊妹，我排行老六，大哥在北京读书后，一直留在北方工作。母亲没有工作，打点零工而已；父亲一个人养活一大家子，的确不容易。
      在小站的生活就不提了，就是在南宁，我们也是六姊妹同睡一张大床，三个姐姐睡一头，三个男孩睡另一头，一床大被子往上一盖，还真暖和。
     我穿过姐姐的花衣服，背过姐姐的女式书包，早餐能有一碗带葱花的炒饭便是我们天天企盼的了。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从小就热爱劳动，学会了勤俭、学会了节约、学会了为父母亲分担点什么。
      在葡萄，我们三兄弟拾柴砍柴；在南宁，我和弟弟在街头、在电影院捡过烟头；在都匀，弟弟跟着我打猪莱；在柳州，我们几兄弟一起去太阳村拔过花生，一起砸过石渣……
      那天弟弟到我家玩，跟他聊起童年的事，他如数家珍，两件“经典故事”脱口而出。
      一件是“玩扣子”。那时别说买，就是见都没见过什么玩具。但我们玩扣子，依然非常有趣，非常开心，百玩不腻……
      妈妈有一个很大的铁盒，里面装满了大大小小、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扣子。有木的、玻璃的、塑料的，还有金属的，最小的扣子当属领口的风纪扣，最大的扣子直径足有5公分。
      玩的时候也很有意思，为了显示公平，通过“剪刀锤子布”，决定由谁来打开盒子。打开盒子时，开盒者要不停地使劲摇，我们两人都闭上眼睛，只听“哗”地一声，一大堆扣子展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兄弟俩睁开眼睛就抢，抢什么呢？当然是那颗最大的扣子。因为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最大的“官”。还有那裤腰上的金属别扣，形状有点像小汽车，我们把他当成“战车”，也在必抢之列。
      我们把各自抢到扣子按“游戏规则”布兵排阵，然后便“大战”起来。有时，大战几个回合，竟不分胜负。
      另一件是“下象棋”。有时候，我们规规矩矩地按照棋谱要求，摆好各自的16颗棋子，你“仙人指路”，我“飞相防守”……经常对弈、切磋，双方都有长进。有时周末，弟弟还参加柳铁文化宫的象棋擂台赛，勇气不小。
      有时下棋下烦了，我们别开心裁，把棋盘一分为二，各自在暗处任意摆设自己的16颗子(将、士除外)，然后再摆在面前，按棋规开杀。
      记得有一次，我和铁锤在街上转，看见街边的一个小摊在卖一个小玩艺，细细一看，原来是自制的木质卷烟机。别看它简陋无比，把烟丝和卷烟纸往里一放，还全自动咧！
      我俩当机立断，掏遍了所有的口袋，总算凑够了钱，高高兴兴地买了一个。 回到家里，我俩立即在爸爸面前演示，爸爸吸着我们为他“生产”的烟，吐了几个烟圈，满意地笑了。
      回想起来，这是我们做儿女的第一次主动孝敬父亲，虽然一个小玩艺微不足道，轻如鸿毛，但父亲乐了，我们当然也都高兴。
      我家门前有一小块空地，有一天 ，我把它刨了刨，想种点什么。于是就去鹅山菜市买了把茄子秧，天天浇水、观察，盼它早日给我结个大茄子。谁知这茄子只长叶子不开花——莫非茄子也分公母？妈妈一看，笑了：你们这哪是茄子？种了一片烟叶啊！爸爸乐了，夸我们孝顺……
      童年最爱玩的游戏是：官兵逮强盗、老鹰捉小鸡，剪刀、锤子、布，跳橡皮筋、丢手巾和跳房。到了小学，又玩上了“拍三角”(用香烟盒折叠成三角形)，“打象棋”和“弹玻珠”。后两项我的准确度非常高，那是在柳铁五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打玻珠，人家的玻珠已经进了洞，眼看胜利在握，我从十多米远的地方，用大拇指将玻珠弹出去，硬是将人家的玻珠从洞里打出去，我的玻珠却在洞里稳稳地呆着，神奇观得令对手不停地伸着舌头看我。
      后来，我又学会了“打鸡棒”。这是个很危险、很刺激的多人游戏，我能够把鸡头撩起来，连打三棒，再把它狠狠地击出去……对方要一只脚跳着去捡棒，而赢者一路跟行监督，只要对方稍一怠慢，便用鸡棒敲人家的脚骨……挺残忍的。
      最爱念的儿歌是：①大头大头，下雨不流；人家有伞，他有大头。②下雨喽，冒泡喽，海军出来喽。⑧跌一跤，捡个烂书包。④穿新衣，打三下，不打三下不禁穿。⑤跛(拜)子跛，跛上街(该)，捡得钱，养老奶。⑥麻子麻，上树偷枇杷，枇杷落下地，麻子滚下地，地下有把火，烧得麻子哎哟哟。⑦战斗英雄黄继光，拿起枪来上战场，为了革命的下一代，他就光荣的牺牲了。⑧1234567，马兰开花21，256257，2829301……等等，有些儿歌内容虽粗俗，甚至有些不健康，但其格式、押韵、顺口……却成为我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启蒙。时隔多年，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如今，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我童心未泯，我喜欢与孩子们打交道，我喜欢为孩子们编教材，我还喜欢为孩子们创作童话、故事，教孩子们做游戏、猜谜语……总是希望自己能为他们的快乐、幸福、健康做点什么？
     于是，我便有了一系列雅号——“组词大王”、“句子大王”、“阅读大王”、“描写大王”、“谜语大王”、“童话大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