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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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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里米·亨特　　译:梦佳
　　by Jeremy Hunter(Chief Editor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Journal,UK) Translated by Mengjia
　　
　　本文通过对英国北部城市利物浦、米德尔斯堡、谢菲尔德内数个公共艺术项目的剖析,阐释了英国当代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情况和理念,并对表面化的大型公共艺术建设作出客观的批判。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everal public art projects in Liverpool, Mideersibrough and Sheffield which are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this article shows the developments,illumunates the idea of comtemporary public art of England, and also makes objective critiques on the cosmetic large-scale projects of public art .
　　
　　“艺术不是名词,而是动词。”
　　——戴克兰·麦克格纳吉尔(爱尔兰现代美术馆馆长)
　　城市一直在变化,附加在地景之上、作为一种美学的当代艺术理念,是一扇新开的通往创造性民主授权方式的小窗户。这种方式始于1945年,与二次大战之后英国城市的战后重建有关,随后广泛扩展到了新型的卫星镇和乡村。公共艺术的地位与它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分离,同时,当艺术和规划仅仅并置,艺术在城市中心区重建中扮演的角色常成为批评的目标,即使当他们契合时,也很难找到确切的利益平衡点。
　　公认的公共艺术运动可以确切地追溯到1982年由当代艺术协会(ICA)在伦敦召开的一个会议,随即艺术被规定为新建筑的一部分,并且纳入建筑成本之中。在1996年-2002年之间,通过英国艺术管理委员会(ACGB),政府在公共艺术上花费了10亿英镑来源于发售彩票募集的经费,对于复苏文化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在短短25年间,这个门类的发展进入了经济领域,每年约产生1.5个亿的效益。
　　
　　当它对艺术经济产生巨大利益的同时,它也意味着在城市复兴的主题之下,艺术的观念与空间、场域和组织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复兴和重建试图改变失败经济区的经济状况。随之而来的行动关注于重新设计和振兴失败的城市基础建设,以取代由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高楼和被遗弃的19世纪城市建筑所组成的拥挤的环境。有两种观点在高级行政层面上产生交融,一种认为艺术家能够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另一种出于对公共空间中运用地中海世俗风格美学经验的热爱,而鼓励在城市之间、人群之间进行交流。北部计划,即是通过由政府支持的1亿英镑增长资金,从2004年2月开始进行的一项长达20年的计划。这个计划由约翰·普雷斯科特在1999年构思并通过副首相办公室(ODPM)。发起。它有利于英格兰北部的经济增长,并增强其与英格兰东南部(300亿英镑出口收益的差距)之间的竞争力。最初的想法是建一条连接英国各地区的走廊,或在利物浦和霍尔之间组成一个横贯东西海岸的“超级城市”。这聚焦于容纳90%北部人口和大多数经济活动的8个大型卫星城市或城市区。实现区域平等、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是该计划的三个目的。
　　安东尼·戈姆雷的雕塑作品“北部天使”,迄今为止已经在英格兰东北部城市盖茨亥德伫立了10年。这件20m高的雕塑,有一对54m长的翅膀,被公认为具有自省意义且对公共艺术和城市现代化具有代表性价值的金属雕塑。在从伦敦到爱丁堡的东海岸主要铁路线上和航线上,都能看到这件雕塑。估计每一秒它都会被一个人看到,每天的视觉浏览量达到9万,或者说每年达到3300万人次。
　　由于将《北部天使》雕塑成功打造为一个国际认可的城市文化复兴的代表符号,“北部计划”继续为北部的公共艺术发展提供了4540万英镑,支持了6件作品,保证了其余4项帮助国际性艺术家及新秀艺术家的发展基金。这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和自然景观的公共艺术项目,几乎跨越了半个国家,接纳工艺,培养新合作者,证明公共艺术在美学和经济上的潜力,从而引起当地乃至全球的注意。安东尼·戈姆雷的作品《那个地方》将100件真人大小的铸铁雕像沿着英格兰西北海岸线排列成一条两英里长的队伍,以揭示这个地区与水,以及未来新世界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日晕》是一件灯光雕塑,也是一座灯塔,由约翰·肯尼迪为位于奔宁山脉兰开夏州荒野的四座圆形监狱之一“蓝登莱博”所设计。理查德·威尔逊的《翻转此地》综合了艺术、建筑、工程学、结构学,将利物浦的一座六层楼房的外墙面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可以翻转的光盘。德国作曲家兼艺术家汉斯·彼得·库恩通过与艺术家、建筑师、声学家和工程师的合作,完成了位于利兹的作品《声与光的经过》。这件作品调和了那威尔街道主要交通线和一条高架桥下铁路线所构成的环境。布莱恩·戴维斯和劳拉·戴维斯的《精彩的西部》是一个在线交互式的艺术展览,综合了视频、数字识别技术和公众视觉,参观者在一辆行驶于一条真实和虚拟结合的道路上的悍马旅行车里,体验北线三个地区。2008年7月,《提曼诺斯》,由阿尼诗·喀布尔和塞西尔·贝尔蒙德设计的《提兹峡谷巨人》五件纪念性雕塑中的第一件,在米德尔斯堡(英格兰东北部港市)落成。除上述之外,“北部计划”还支持了位于达拉谟的《天空之碗》和位于四号海峡的“大艺术项目”(四号海峡以北英格兰伯雷、圣海伦和谢菲尔德为基础)。 公共区域中不同的艺术项目,可以通过利物浦、米德尔斯堡、谢菲尔德三个城市中发生的活动来说明。
　　
　　利物浦:2008欧洲的文化首都
　　为了恢复利物浦作为欧洲重要城市的地位,利物浦视觉,第一个城市复兴公司(URC),作为公共艺术和私营部门之间忠实的中介被创建了。从2000年开始,它已经在推动建筑发展方面投入了3500万英镑。这种政策主导有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也促使利物浦被授予“2008欧洲文化中心”的称号。
　　利物浦的优势,除了复杂的三头政治下的稳定就业、繁荣多样的经济背景下广泛的财富分布和居住、工作、游玩的好地方,2008欧洲文化中心和1.1亿英镑预算的文化建设基金,也给利物浦带来展示创造野心和文化工业的好机会。在计划了4年之后,利物浦文化公司(LCC)设计了一个长达12个月的项目,涵盖了350余个事件,从足球、流行乐、喜剧、剧院、建筑,乃至40件左右公共领域的艺术工程和计划。项目开幕式在2008年1月11日举行,包括2007特纳艺术奖的宣布、冈斯塔夫·克莱姆特的一个展览、一个40分钟的街头庆祝会和海上帆船赛。
　　在这些活动之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重建。利物浦视觉的城市重建战略构建了拥有12个战略目标的框架,最终达成“在城市的遗产、国际品牌和世界级的文化资源上建设21世纪的城市”。这试图通过文化、娱乐和环境建设为利物浦绘制一幅世界级的图像;更具体地说,是吸引两百万游客和20亿英镑的投资,提供1.4万更适合“知识经济”的新工作,然后保持这种活力。文化转型对热切渴望改变战后衰落境遇的利物浦很重要。这座拥有800年历史的城市,这个乔治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世界上最为富裕、最具创新性的商业港口,拒绝沦落为拥有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中10个最贫穷区域中的4个的地步。
　　
　　这个项目由利物浦双年展委托给利物浦文化公司,主要展示作品是理查·威尔逊的《翻转此地》和安东尼·戈姆雷的《那个地方》,但是很多公共领域的委托项目都需要当地社团的合作。
　　《翻转此地》于2007年2月安置在克罗斯钥匙屋——利物浦一座20世纪60年代的平顶六层建筑。作品为椭圆形,8m长,6m宽,从建筑物的外墙面切割出来,涉及到3层楼房。它由一个中轴旋转装置控制,几乎一分钟便旋转一次。这个从建筑物中切割出来的空间打破了对空间的原有认识,将建筑本身当成一种雕塑形式。
　　《那个地方》于2005年(海洋之年)的夏季被放置在默西塞德郡的克若斯柏海滩。它由100件真人大小的铸铁雕像组成,每件有189cm高,安置在3m高的桩上,分布在3.5km的前滩和1km长的入海口。这些雕像每件重650kg,都是艺术家身体的铸件。所有的雕像都望向大海,潮水掀起沙子,似乎要把他们冲走。这件作品就像对个人和宇宙情感的诗意回答——“让忧伤流逝吧,那个地方有对于新未来的希冀”。伴随着潮水、天气、时刻的不同,参观者对于作品的体验也都是不同的。在潮水特别大的时候,所有的雕像都会被淹没。
　　因此,当面对交错的地下铁道和城市噪音,什么才是文化复兴政策最后努力呢?在《保卫者》这篇文章的开头提到“虽然一座城市的文化繁荣,贫困却仍然随处可见”,这代表了一些揭示城市问题的声音,这些问题潜藏在由水泥、钢铁、玻璃组成的外衣以及由艺术和文化组成的有限的隐性内衣之下。“当我们数着利物浦天空的起重机,并享受地阅读周末增刊里咆哮的评论之时,也正是站起身来面对诸多家庭问题的时候了:依赖利益来维系的家庭关系,由酗酒引起的循环问题,一个超级下层阶级的产生,失业的人们在街道上形成一支无形的军队,生命因为不同等和权利被剥夺而缩减。无所作为不是一种选择。”最可能的答案是利物浦作为一座文化型城市毫无疑问正处于积极转型的进程中,但是艺术最好作为一种诱惑或交流的形式,而非一种社会政策的工具。如果知识经济被认为是利物浦的未来,那么发展教育是有效的方式。作为城市驱动力的利物浦中心区,包括3个大学、6万学生,带动了好几百个酒吧、餐馆和俱乐部的发展。城市中心区在1971年-1991年之间,人口几乎减少一半,但是1991年-2005年期间,又从1万增长到1.5万。利物浦通过一个文化计划间接地改造了城市,发展了建筑,大胆更新了基础设施,以吸引商人、社团组织、游客和居民返回到这座城市。
　　
　　米德尔斯堡
　　大型雕塑工程的目标在于创造一种可以吸引企业重新落户米德尔斯堡的文化背景,并为这片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曾经热闹的旅游区营造一种文化归宿感。这里的文化复兴计划包括位于维多利亚广场的新米德尔斯堡当代艺术馆(MIMA),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城镇中心的装饰物。这座耗资2千万英镑的建筑,外观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由白色混凝土与玻璃组成的盒子。它与克莱斯·奥登伯格和古奇·范·布拉格共同创作的惟一一件在英国的大型雕塑《著名的瓶子》一起,伫立在一个被重新设计过的公共广场上。这个雕塑曾经混杂在20世纪60年代的居民楼和19世纪风格的市政厅与图书馆之间。这个艺术馆的基础建筑师,来自鹿特丹的埃里克·范·埃格里特宣称:“曾经围绕在它周围的空间非常可怕。它就像是停车场和某种半公共地带,人们可能在这儿踢足球或干其他什么事情。现在,在城镇中心,它看起来很迷人。我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重建,请不要只是清理一些街道、更换一些路灯,而是开始更为深入地思考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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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整个地区景观更为重要的作品是《提兹峡谷巨人》,由五件雕塑组成的雕塑群,每一件都关乎比例和工程学,由阿尼诗·喀布尔设计,塞西尔·贝尔蒙德担任工程顾问。他们受英格兰东北部的提兹峡谷复兴公司(TVR,英国22个城市复兴公司中的一个)委托,工作于这件被这个公司声称为全世界最大的公共艺术项目。第一件装置《提曼诺斯》,长110m,高50m,安放在TVR五大经济复兴旗舰区之一的米德尔港口区东北角。其余雕塑将分别放置在斯多克顿、哈特尔普尔、达灵顿和瑞德卡,克莱夫兰德。这些雕塑被视为TVR带给提兹峡谷的通向未来重建事业的里程碑以及文化和社会复兴的象征物。
　　
　　谢菲尔德
　　乔治·奥威尔在1937年便写道:“我猜谢菲尔德可以说是旧世界最丑的城镇”。但是从1945年开始,谢菲尔德便试图在19世纪遗留下来的后工业原型上建立另外的风格。1934年,JB·普里斯特利描述道:“工业化的英格兰拥有煤、铁、钢、棉花、羊毛、铁路;充斥着成千上万成排相似的小房屋、模仿哥特式风格的教堂、面对广场的小礼拜堂、市政厅、工程学院、面粉厂、铸造厂、仓库、风景优美的温泉疗养地、码头休息亭、家居和办公公寓、文学和哲学学会、紧挨着的房子、散落的种植着猴子可以攀爬的树木的别墅、烧烤房、火车站、矿渣厂和垃圾堆、通向码头的道路、小吃店、小客栈、联合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俱乐部、煤渣垃圾场、工厂烟囱、贫民窟、煎鱼店、充满盲目的革命者的酒吧、用波状钢建造的礼拜堂、销售优质布料和糖果的商店、受人嘲弄的被破坏的乡下地方、被煤烟熏黑的黯淡的小镇和熏得更黑的堡垒一般森严的城市。这样的英格兰存在于每个地方,尤其是大量的中部和北部地区,但是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谢菲尔德市议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积极地鼓励开展公共艺术项目,出版物《城市与艺术:谢菲尔德公共艺术策略2001-2004》列举了他们结合城市与公共艺术的途径。这个策略将公共艺术描述为“由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协作完成的融入公共建筑和空间的作品”,并通过集中在手工艺设计和高水准的公共领域设计方面的引导性实践来说明这一定义。这使谢菲尔德避开了在其他城市明显存在的问题:行政任务式的、草率的艺术作品泛滥。但是关于公共艺术的观点各式各样、互相争论。谢菲尔德的一个下院议员理查德·卡本,认为一个大型的不锈钢足球足以成为城市的象征,说明这个城市对世界的贡献,因为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谢菲尔德星期三”产生于此,不锈钢和餐具制造业兴盛于此。观点的多样性和分歧表现为公共艺术角色的混杂,正符合谢菲尔德大学的建筑学教授杰里·提尔德的观点:“典型的后工业城市、国际化城市,在个性和共性中撕扯” 。
　　谢菲尔德的交通总站可能是英格兰最讨人喜欢的站点。舍甫广场是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有一些小瀑布、喷泉和一个曲面的不锈钢水幕墙。雕塑《刀刃》,由银匠布赖特·佩恩、克里斯·奈特和基斯·泰森设计,硅材料应用有限公司赞助,表现了钢铁锻造的过程。作品的外形如同顺着斜坡流淌一般展开,但是它也有一个实用的功能,创造了一种空间感,将交通噪音隔离在广场和广场上的活动之外。我们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传统的银饰工艺将谢菲尔德的街道变得时尚起来。有些作品不是独立的雕塑,而是工业设计,通过纪念碑式的青铜喷泉管、航海系船柱、座椅等形式,设计师兼雕塑家布赖恩·阿斯奎斯改造了谢菲尔德和平花园,实现了庆祝太平盛世的目标。更多公共领域的艺术工程转向对平民主义者的表现,包括在建筑方面三个永久性的文艺工程,包括罗杰·米格高夫的散文、贾维斯·考克的抒情诗和桂冠诗人安德鲁·莫逊的诗歌,安德鲁·莫逊曾赞扬谢菲尔德是“这个行星上最富有诗意的地方”,他有一首名为《如果?》的十行诗刻在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欧文楼的一边。
　　
　　总论
　　模仿像弗兰克·盖瑞设计的、位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建造可以成为未来的埃菲尔铁塔或自由女神像的标志性建筑文化作品,是艺术和重建计划的核心部分。这些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吸引艺术旅游者和普通旅游者,将其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部分动力,增加旅游收入和工作机会,通过对宾馆、酒吧和餐厅的支持更新城市基础结构,鼓励服装设计师创建自己的独立品牌。但是简单地通过无处不在的标志性雕塑和超大型的地标性的场馆来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反而削弱了城市对旅游者的影响力,事实上,在全球文化市场中造成了一种荒唐的重复。看似毫无瑕疵的目的,常常会产生一连串平庸陈腐表面化的雕塑,容易被人忘却的艺术家们的干涉和装置,或者长椅、花圃,都无助于加强我们对环境的印象。艺术可以扮演很多的角色,但是对一件雕塑而言应该产生真正有力量的影响,正如小说家D.H.劳伦斯所言“我无法忍受人们可以环绕四周并赞美的艺术品。好的艺术品与好书一样,不是一个强盗,就是一个叛逆者或碌碌众生中的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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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英国正沉湎于盲目崇拜环境中的大型艺术之时,另一种相反的哲学认为事件、对象和故事这些隐藏着的东西才真正联结了人们的生活,赋予地点意义。谢菲尔德市议会中负责公共艺术的官员安德鲁·斯凯尔顿承认了这种潜在意义:“诗人和艺术家书写了精彩的传奇,是的,或许我们应该在中心区拥有更多诗意的艺术,但是一个场地的功能常常是众多且互相矛盾的,交织的故事并不总能够被一眼看穿”。
　　如果大型的艺术品符合社团和市民的意愿,艺术家也可以通过小型的短期艺术行为,更多地在推行“将艺术视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一理念方面作出贡献。比如,通过定期的穿越旅行,人们可以依靠对小特征和细节的写生来捕捉城市,依靠触摸、嗅闻、文本来认识城市,通过个人记忆或对公共节庆、典礼的分享来回忆城市。在很多的艺术与重建计划里,空间里人的价值通过较小的、次要的和短期的干预日益被认识到,与众所周知的雕塑地标一样重要。
　　“这座城市,尽管没有张扬它的过去,历史却如同掌纹,镌刻在街道的角落里,在窗户的栏杆上,在每格楼梯的扶手上,在避雷针的天线上,在旗杆上……抓痕、缺口、揉皱的痕迹轮流地讲述着每个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