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赛扬3215u怎么样:被误读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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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马克思主义
2010-7-21
《建设论》第三卷后 记有人问：历史上的无数先烈是为了什么流血牺牲？回答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那么，什么叫共产主义呢？回答说：没有搞清楚——有人说：这是“黑色幽默”；有人说：这是“莫大的讽刺”。但他们无法否认：这就是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东、西方社会主义实践史，它被上述“黑色幽默”或“莫大的讽刺”统治至今。当今世界上有几千万共产党员，他们同样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共产主义，因此他们实际上也是在为一个“没有搞清楚”的“主义”而奋斗终生。其中有些人加入执政党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但这个真实目的不能公开说出来。为了升官发财而入党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党很容易贪污腐败。人们之所以搞不清楚什么叫共产主义，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加无法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述三个没有搞清楚，既是导致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前苏东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同时还是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的根本原因。作为《建设论》读者，如果您是从头到尾读到第三卷后记这里来，那么您必定已经明白：人们之所以被上述三个没有搞清楚统治了一百多年，从主观方面检查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本真马克思主义存在着18个张冠李戴以及2000多处严重误解；二是对马克思留下的12课题没有研究好或者根本没有研究。不首先搞好拨乱反正，就无法实现理论创新，合起来才能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拨乱反正之所以如此难搞，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极为深远；而空想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借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去反对资产阶级自己”，这种思想武器久已成为一般人的思维习惯。因此要想实现拨乱反正，首先必须同自己久已养成习惯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以及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作斗争。自己同自己的旧习惯作斗争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也只有这样，才能超越旧我，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有这种自觉性的人，少矣！例如：民主主义者们是运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理性”作为历史核心标准，认为“制度”与“社会”同存；据此得出结论：唯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最符合人的天性，所以必将永世长存。同样，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也是运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也信奉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但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所有制”作为历史核心标准，因而认为“公有制＋民主制”一定比“私有制＋民主制”更先进。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只要搞了公有制，就绝对搞不成民主制；因为民主制的核心是维护利己竞争的社会秩序，而公有制的实质是违反所有制规律瞎折腾。可是人们既然不懂得“所有制”的立体结构，那又怎么可能掌握生产力高度决定所有制结构的规律呢？所以马克思指出：要想搞好社会主义，决不能“借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而必须铸造自己的思想武器，包括立体辩证的思想方法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当然，如前所述，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工程实际上只完成一半，即他只证明未来人类必然实现共产主义形态（包括他预测的九大特征）；但是怎样建成共产主义形态呢？——马克思留下了十二个课题。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他在两个方面受到了历史的局限：其一是在现代系统科学出世以前，立体概念的逻辑结构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其二是在电子计算机出世以前，他关于智能生产力的科学预测得不到实证材料的支持。这导致他把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运用到《资本论》中，除此之外没有留下别的学术专著。由此决定：《资本论》一方面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和百科全书；另一方面，不懂立体概念和思维复制的人根本无法完全读懂，以至于列宁发出了“半个世界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概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人们在马克思去世以后，丢掉了生产力标准，恢复了“所有制”标准；丢掉了“社会形态”范畴，用“社会制度”概念取而代之；丢掉了本真的历史唯物主义，用“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来冒充。进而又错把巴贝夫的思想观点贴上“马列主义”标签，把公产主义制度幻想当成“共产主义形态目标”，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解成“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凡此种种，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东、西方社会主义实践史就是在这种错误理解的指导下瞎折腾了一百多年。其中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结果沦为“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而东方的公产主义阵营则受到规律的惩罚，被人民所唾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专制公产主义制度的弊端在50多年就已经日益充分、日益全面地显示出来。在中国，通过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瞎折腾，把专制公产主义的错误推向极端，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体会更深刻，因此也较早地清醒过来。邓小平提出三个“没有完全搞清楚”，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始重新认识和独立思考，他沿着“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认识路线摸索向前。关于科研路线与认识路线的区别问题，这里姑且不谈。这里要说的是：第一，前面说过，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工程实际上只完成一半，他只证明共产主义形态必然实现，以此可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怎样建成共产主义形态？他留下了十二个课题，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由此决定：苏共执政的74年实际上充满了专制公产主义的瞎折腾，直到他们垮台也没有清醒过来。中国人清醒得早一点，但在改革开放前也瞎折腾了30年。这就涉及一个尖锐而又敏感的问题：苏联失败的根本教训是什么？怎样看待中国改革前的30年？如果我们用“三个没有搞清楚”的观点来衡量，那就一目了然：苏联失败的根本教训就是三个没有搞清楚；中国改革前30年同样属于专制公产主义瞎折腾。但是僵化派气得跳起来！他们认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早就下了定义；什么叫共产主义？斯大林有两个公式；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他们绝不承认“三个没有搞清楚”！他们认为苏联的失败另有原因；对中国改革前30年，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都不能全盘否定；即使要改革，也只能搞专制公产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否则就是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本书的观点非常明确：我们从“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只完成一半”讲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严重不足”；进而追根求源，讲到“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滞后”，导致马克思受到“两个历史的局限”，导致《资本论》无人能完全读懂，导致“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列宁语），导致出现18个张冠李戴和2000多处严重误解，导致人们把巴贝夫主义贴上“马列主义”标签，把共产主义形态误解成公产主义制度，把科学社会主义误解成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留下的十二个课题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受到极大的伤害，社会主义的声誉一落千丈！——所有这些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全面创新是对改革派最有力的理论支撑。当然，僵化派如果不服，我们还可以继续辩论。目前中国的僵化派，实际上就是当年在所有公产主义国家掌权的专制公产主义派，而专制公产主义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巴贝夫是这套观点的创始人，后来被斯大林全面继承。它的特点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歪曲地解释成“劳动人们当家做主”；进而垄断权力，实行专制人治；垄断财产，实行官有制；垄断言论，实行思想禁锢；以便无偿支配全国劳动力（超级奴役）和无偿支配全民劳动成果（超级剥削），并且亏损不负责任。其要害是用巴贝夫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用公产主义冒充共产主义，用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冒充科学社会主义，用这三个冒充欺蒙人民。马克思早就指出：巴贝夫等人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303页）专制公产主义的倒行逆施，不仅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更重要的是给十几个国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和大黑暗，这些国家的上空至今还游荡着几百万、几千万被整死或被饿死的冤魂，其残暴、野蛮的程度空前绝后，令人触目惊心！——由此派生出第二个尖锐而又敏感的问题——应当由谁来对此浩劫承担责历时任？本书通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而确凿无疑地证明：浩劫产生于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因此应当由巴贝夫主义、公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承担理论上的指导责任。要知道，在专制公产主义的统治下，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者们受害最深，那几百万、几千万冤魂主要就是由这些人以及无辜群众所组成。但是资化派坚决不同意这个结论，他们一口咬定：巴贝夫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公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前者的罪孽必须由后者承担历史责任！问他们有什么理论根据？他们没有；他们唯一的“证据”就是过去的僵化派一直在搞上述“三个冒充”。他们要求僵化派继续“冒充”下去，要求改革派只能在专制公产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二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准搞拨乱反正和理论创新，不准把“三个冒充”变成“三个分清”；因为如果出现了三个分清，那么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就搞不成，那他们该多么伤心！由此可见：别看资化派和僵化派表面上似乎“水火不相容”，实际上它们是一家人。从历史上和理论上考察：僵化派的老祖宗是空想社会主义，而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借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武器主要包括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僵化派和资化派共同信奉。再从苏联的实例中可以看出：由专制公产主义制度所培植出来的公产主义特权阶级，很容易摇身一变就成为新生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之前，资化派利用僵化派的错误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而僵化派实际上也留好了后路，他们本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加入执政的共产党，执政以后就一方面骄奢淫逸，另一方面把大量的不义之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如果“和平演变”一旦出现，还可以反过来更猖狂地诽谤马克思主义，借此在“民主政治”中谋得一席之地。然而僵化派和资化派的如意算盘都逃不脱历史规律，就世界而言，当代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形态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没落阶段，共产主义形态的萌芽正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孕育。然而，几千年阶级社会所形成的现存社会立体结构与即将出世的智能生产力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由此产生当代世界的一对基本矛盾。人们如何认识和解决这对矛盾，将决定当代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南北鸿沟日益扩大和加深。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乘机挑起“新一轮全球竞争，使美国立于不败之地。”——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向全世界作出这一宣告之后，全世界（其中包括美国）的有识之士们立即大吃一惊！很显然，所谓“新一轮全球竞争”实质上是美国发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攻势，它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理论表现，妄图通过所谓“经济全球化、政治世界化、文化共融化”把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全部“整合”成美国的新型殖民地，美其名曰“民主普世主义”，实际上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美国普天一统的神圣使命”！美国统治阶级以“上帝、自由、资本主义”三位一体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依靠这个精神支柱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把北美蛮荒之地变成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从此，世界游戏规则由它制定，国际经济旧秩序由它维护，而它目前处于全面领先的超强位置上；单凭这几条，只要实现了美国的普天一统，它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迫使全世界所有国家同它进行无止尽的“羊肉”同“虎口”的竞争；而且让你哑巴吃黄连，因为这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同世界各国进行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公平”竞争！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自从“资本来到人间，它的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由于它率先走上了“民主化引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因而占据了工业文明的历史先机；进而斩断尚未实现民主化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常规发展道路，一巴掌把后者打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之中；经过长期掠夺之后甩包袱，允许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不得不处于附庸地位。由此可见：所谓“南北鸿沟”本来就是由肮脏的“资本”所一手掘成，因此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历史旧债未还，反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嫁国际剥削和环境污染，使地球的承受能力日益接近极限。因此，美国的普世主义是毁坏地球、毁灭人类的普世主义，他们信奉的“上帝”对别国人民太不公平。即使是美国有正义感的学者们也纷纷指出：美国的普世主义将加深一系列全球性危机，最终将毁坏全球生态环境，受害者中同样包括美国人民！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呢？总根子就在于利己竞争。利己竞争是个人价值观的集中反映，它在批判团体价值观以及特权阶级假公济私的行为中代表了当时的真理，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站在专制人治和特权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因为前者是比后者更落后、更反动的东西。但信息化过渡时期毕竟和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在创造出工业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目前日益严重的一系列全球性危机，这些全球性危机也和南北鸿沟一样，虽然是由肮脏的“资本”所一手造成，但运用资本主义的任何方法却无法消除它们。与此同时；利己竞争、弱肉强食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超级大国利己主义，它要把全世界当作它的盘中餐，并通过加深全球性危机而走到了利己主义的反面，——由于它现在要毁灭的是全人类，因此迫使所有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同超级大国利己主义作斗争。所以说，美国如果不放弃超级大国利己主义，那么下述变化将必定会发生：曾经是人类创造工业文明的排头兵，在信息化过渡时期却转化成为人类的公敌！这说明：信息化过渡时期第一次把人类整体利益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与超级大国利己主义势不两立。然而要想使美国放弃超级大国利己主义谈何容易？因为超级大国利己主义来自利己竞争，而利己竞争在资产阶级看来属于人的天性；那么“人性”可以改变吗？历史唯心主义者们认为根本不可能——这就是决定他们面对一系列全球性危机而找不到出路的根本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者们认为人性本来就是随着生产力高度的上升而上升——但要求目前美国的统治阶级信奉历史唯物主义，这又是否可能？由此可见：当代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国际共产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它们的正确解决都要求回到历史唯物主义，都必须以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与巴贝夫主义、共产主义与公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的本质区别为必要理论前提。那么围绕着上述“三个必须搞清楚”而进行的理论研究有无必要呢？是否值得呢？我不管别人认为它有无必要和是否值得，反正我为此研究了五十一年，现在把三卷《建设论》奉献在读者面前。在这五十一年中，我个人的酸甜苦辣不足道哉，但是有几个人和几件事我认为有责任告知后人。除了1993年写的本书第一卷后记中提到的那些人和事之外；从那时到现在，值得记载的有：第一个是蕲春律师李先应，他小我十岁。自从1994年他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立体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新论》，根据该书序言找到王槐堂，进而找到陈恩元家，同我相识以来，我俩一见如故。因为我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他长期思考的；所以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这十多年，他是我所有文稿的第一个读者，常常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意见。不仅如此，我和我的家人，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起的必定是他。在我母亲去世时，我身无分文；恰逢女儿大学毕业，要进律师事务所实习；儿子读中学缺少学费，都是他借钱帮我解决的；后来钱虽然还了，但这份人情永在。在我们县，我和他的友谊既让不少人羡慕，也不为这些人所理解。第二个是田学峰局长，他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理论文章，因而和我有共同语言。20多年来他在各方面给过我很多的帮助，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把《建设论》视为《资本论》的姐妹篇，唯恐因为我的去世而埋没，所以经常用王槐堂的事例提醒我。槐堂是我和他共同的朋友，为了写作电视连续剧《李时珍》，全面研究明朝历史，光《本草纲目》就精读过数遍。二十多年夜以继日，终因癌细胞扩散而使40集电视连续剧没有完篇。因此田学峰经常概叹：现在人心向着权和钱，潜心钻研理论或者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已经很少很少，希望这种人的心血不要被埋没了。很多人不理解我和田局长的感情为什么这么好——答案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第三个是我的学生胡洪生，在他一边攻读武大哲学系博士学位、一边在华师大任教时，就曾邀请我到该校讲课，并商讨如何促使《建设论》早日出版。他博士毕业后，调到深圳市福田区委党校工作，通过他的推荐，使我在该校获得讲课的机会，并多次同该校领导商谈，怎样以“引进外脑”的形式，把我的科研成果纳入该校的科研计划，以便申请科研经费，促成《建设论》早日出版。第四个是原深圳市福田区委党校校长陈自元。记得2006年12月，经胡洪生推荐，我第一次来到深圳，陈校长一连七个晚上，就他指定的题目，叫我谈自己的观点，胡博士在一旁录音，陈校长亲自作笔记，表明双方观点基本合拍。然后介绍我和该校其他领导以及相关教师搞了一次学术交流。后来又数次邀请我到该校讲课。陈校长为了促成《建设论》出版，想了很多办法，由于工作调动，计划没有实现，但他的恩情我永记不忘。第五个是深圳市福田区委党校左健老师，他也是一个热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喜欢作出独立判断的人。他和我仅仅在2006年的那次学术交流会上相识，此后给过我许多帮助。《建设论》第二卷的“内容提要”，我原来写的重点不突出，后来就是根据他的批评和建议，才修改成现在读者所见到的这个样子。我们之间的感情完全是理论研究者之间的意气相投，不掺杂任何利益因素。出版的事情一直拖到2010年，我儿子刘汉从部队复员在家待业，便陪同我先到合肥，因为《立体概念与历史唯物新论》在1993年曾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的总编梁鸿猷对我有知遇之恩，这次找他，他已退休返回原籍去了。感谢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田振粮（我的小同乡），他在合肥给过我们父子很多帮助；并介绍我认识该校讲授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张顺铃教授，作了有益而愉快的学术交流。然后我们父子又到北京，多年前我经邓绍英介绍，曾送书稿（提前三年预测苏联将发生巨变的《腾飞或衰变》）到中央政策研究室审查，后来又在北大和人大讲座，本也认识几个人，但仔细算来，年老的已退休了，当时年轻的现在升官了，所以我决定自力更生，住在我表侄洪涛家中，感谢他们小夫妻给我父子的热情招待，然后通过同学徐国生的介绍，在网上联系到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由他们作中介，决定由线装书局出版社审稿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我负责销1000套书，交预付款6万元，除此之外，一切费用不要我承担。我的堂弟刘元恩，自告奋勇借给我两万元，女儿刘真借给我一万元，外甥陈南平借给我一万元，县财政局田运华借给我一万元，妹妹刘桂珍借给我3400元，老同学张松青、汪龙瑞、方东全、朱善征、占秀英、顾亚文、张俭每人借给我1000元，邱开元借给我500元；此外，张俭的一位朋友，和我素不相识，听说我要出版《建设论》，也借1000元托张俭给我送来。就这样，我这个一生都是身无分文的人，短短的时间内，靠着他们的帮助，迅速凑齐了预付款。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卖书还债。我虽然身无分文，但信誉非常好，一般情况下决不欠债，万不得已需要借钱必定按期归还。总之，我一生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而我从来没有能力在经济上帮助别人，只能如实地记载下来，供后人怀念。
2010-7-21
《建设论》第三卷后 记有人问：历史上的无数先烈是为了什么流血牺牲？回答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那么，什么叫共产主义呢？回答说：没有搞清楚——有人说：这是“黑色幽默”；有人说：这是“莫大的讽刺”。但他们无法否认：这就是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东、西方社会主义实践史，它被上述“黑色幽默”或“莫大的讽刺”统治至今。当今世界上有几千万共产党员，他们同样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共产主义，因此他们实际上也是在为一个“没有搞清楚”的“主义”而奋斗终生。其中有些人加入执政党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但这个真实目的不能公开说出来。为了升官发财而入党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党很容易贪污腐败。人们之所以搞不清楚什么叫共产主义，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加无法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述三个没有搞清楚，既是导致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前苏东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同时还是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的根本原因。作为《建设论》读者，如果您是从头到尾读到第三卷后记这里来，那么您必定已经明白：人们之所以被上述三个没有搞清楚统治了一百多年，从主观方面检查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本真马克思主义存在着18个张冠李戴以及2000多处严重误解；二是对马克思留下的12课题没有研究好或者根本没有研究。不首先搞好拨乱反正，就无法实现理论创新，合起来才能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拨乱反正之所以如此难搞，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极为深远；而空想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借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去反对资产阶级自己”，这种思想武器久已成为一般人的思维习惯。因此要想实现拨乱反正，首先必须同自己久已养成习惯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以及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作斗争。自己同自己的旧习惯作斗争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也只有这样，才能超越旧我，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有这种自觉性的人，少矣！例如：民主主义者们是运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理性”作为历史核心标准，认为“制度”与“社会”同存；据此得出结论：唯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最符合人的天性，所以必将永世长存。同样，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也是运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也信奉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但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所有制”作为历史核心标准，因而认为“公有制＋民主制”一定比“私有制＋民主制”更先进。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只要搞了公有制，就绝对搞不成民主制；因为民主制的核心是维护利己竞争的社会秩序，而公有制的实质是违反所有制规律瞎折腾。可是人们既然不懂得“所有制”的立体结构，那又怎么可能掌握生产力高度决定所有制结构的规律呢？所以马克思指出：要想搞好社会主义，决不能“借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而必须铸造自己的思想武器，包括立体辩证的思想方法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当然，如前所述，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工程实际上只完成一半，即他只证明未来人类必然实现共产主义形态（包括他预测的九大特征）；但是怎样建成共产主义形态呢？——马克思留下了十二个课题。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他在两个方面受到了历史的局限：其一是在现代系统科学出世以前，立体概念的逻辑结构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其二是在电子计算机出世以前，他关于智能生产力的科学预测得不到实证材料的支持。这导致他把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运用到《资本论》中，除此之外没有留下别的学术专著。由此决定：《资本论》一方面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和百科全书；另一方面，不懂立体概念和思维复制的人根本无法完全读懂，以至于列宁发出了“半个世界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概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人们在马克思去世以后，丢掉了生产力标准，恢复了“所有制”标准；丢掉了“社会形态”范畴，用“社会制度”概念取而代之；丢掉了本真的历史唯物主义，用“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来冒充。进而又错把巴贝夫的思想观点贴上“马列主义”标签，把公产主义制度幻想当成“共产主义形态目标”，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解成“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凡此种种，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东、西方社会主义实践史就是在这种错误理解的指导下瞎折腾了一百多年。其中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结果沦为“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而东方的公产主义阵营则受到规律的惩罚，被人民所唾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专制公产主义制度的弊端在50多年就已经日益充分、日益全面地显示出来。在中国，通过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瞎折腾，把专制公产主义的错误推向极端，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体会更深刻，因此也较早地清醒过来。邓小平提出三个“没有完全搞清楚”，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始重新认识和独立思考，他沿着“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认识路线摸索向前。关于科研路线与认识路线的区别问题，这里姑且不谈。这里要说的是：第一，前面说过，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工程实际上只完成一半，他只证明共产主义形态必然实现，以此可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怎样建成共产主义形态？他留下了十二个课题，导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由此决定：苏共执政的74年实际上充满了专制公产主义的瞎折腾，直到他们垮台也没有清醒过来。中国人清醒得早一点，但在改革开放前也瞎折腾了30年。这就涉及一个尖锐而又敏感的问题：苏联失败的根本教训是什么？怎样看待中国改革前的30年？如果我们用“三个没有搞清楚”的观点来衡量，那就一目了然：苏联失败的根本教训就是三个没有搞清楚；中国改革前30年同样属于专制公产主义瞎折腾。但是僵化派气得跳起来！他们认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早就下了定义；什么叫共产主义？斯大林有两个公式；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他们绝不承认“三个没有搞清楚”！他们认为苏联的失败另有原因；对中国改革前30年，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都不能全盘否定；即使要改革，也只能搞专制公产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否则就是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本书的观点非常明确：我们从“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只完成一半”讲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严重不足”；进而追根求源，讲到“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滞后”，导致马克思受到“两个历史的局限”，导致《资本论》无人能完全读懂，导致“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列宁语），导致出现18个张冠李戴和2000多处严重误解，导致人们把巴贝夫主义贴上“马列主义”标签，把共产主义形态误解成公产主义制度，把科学社会主义误解成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留下的十二个课题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受到极大的伤害，社会主义的声誉一落千丈！——所有这些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全面创新是对改革派最有力的理论支撑。当然，僵化派如果不服，我们还可以继续辩论。目前中国的僵化派，实际上就是当年在所有公产主义国家掌权的专制公产主义派，而专制公产主义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巴贝夫是这套观点的创始人，后来被斯大林全面继承。它的特点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歪曲地解释成“劳动人们当家做主”；进而垄断权力，实行专制人治；垄断财产，实行官有制；垄断言论，实行思想禁锢；以便无偿支配全国劳动力（超级奴役）和无偿支配全民劳动成果（超级剥削），并且亏损不负责任。其要害是用巴贝夫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用公产主义冒充共产主义，用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冒充科学社会主义，用这三个冒充欺蒙人民。马克思早就指出：巴贝夫等人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303页）专制公产主义的倒行逆施，不仅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更重要的是给十几个国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和大黑暗，这些国家的上空至今还游荡着几百万、几千万被整死或被饿死的冤魂，其残暴、野蛮的程度空前绝后，令人触目惊心！——由此派生出第二个尖锐而又敏感的问题——应当由谁来对此浩劫承担责历时任？本书通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而确凿无疑地证明：浩劫产生于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因此应当由巴贝夫主义、公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承担理论上的指导责任。要知道，在专制公产主义的统治下，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者们受害最深，那几百万、几千万冤魂主要就是由这些人以及无辜群众所组成。但是资化派坚决不同意这个结论，他们一口咬定：巴贝夫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公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前者的罪孽必须由后者承担历史责任！问他们有什么理论根据？他们没有；他们唯一的“证据”就是过去的僵化派一直在搞上述“三个冒充”。他们要求僵化派继续“冒充”下去，要求改革派只能在专制公产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二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准搞拨乱反正和理论创新，不准把“三个冒充”变成“三个分清”；因为如果出现了三个分清，那么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就搞不成，那他们该多么伤心！由此可见：别看资化派和僵化派表面上似乎“水火不相容”，实际上它们是一家人。从历史上和理论上考察：僵化派的老祖宗是空想社会主义，而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借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武器主要包括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僵化派和资化派共同信奉。再从苏联的实例中可以看出：由专制公产主义制度所培植出来的公产主义特权阶级，很容易摇身一变就成为新生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之前，资化派利用僵化派的错误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而僵化派实际上也留好了后路，他们本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加入执政的共产党，执政以后就一方面骄奢淫逸，另一方面把大量的不义之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如果“和平演变”一旦出现，还可以反过来更猖狂地诽谤马克思主义，借此在“民主政治”中谋得一席之地。然而僵化派和资化派的如意算盘都逃不脱历史规律，就世界而言，当代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形态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没落阶段，共产主义形态的萌芽正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孕育。然而，几千年阶级社会所形成的现存社会立体结构与即将出世的智能生产力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由此产生当代世界的一对基本矛盾。人们如何认识和解决这对矛盾，将决定当代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南北鸿沟日益扩大和加深。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乘机挑起“新一轮全球竞争，使美国立于不败之地。”——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向全世界作出这一宣告之后，全世界（其中包括美国）的有识之士们立即大吃一惊！很显然，所谓“新一轮全球竞争”实质上是美国发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攻势，它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理论表现，妄图通过所谓“经济全球化、政治世界化、文化共融化”把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全部“整合”成美国的新型殖民地，美其名曰“民主普世主义”，实际上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美国普天一统的神圣使命”！美国统治阶级以“上帝、自由、资本主义”三位一体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依靠这个精神支柱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把北美蛮荒之地变成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从此，世界游戏规则由它制定，国际经济旧秩序由它维护，而它目前处于全面领先的超强位置上；单凭这几条，只要实现了美国的普天一统，它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迫使全世界所有国家同它进行无止尽的“羊肉”同“虎口”的竞争；而且让你哑巴吃黄连，因为这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同世界各国进行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公平”竞争！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自从“资本来到人间，它的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由于它率先走上了“民主化引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因而占据了工业文明的历史先机；进而斩断尚未实现民主化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常规发展道路，一巴掌把后者打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之中；经过长期掠夺之后甩包袱，允许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不得不处于附庸地位。由此可见：所谓“南北鸿沟”本来就是由肮脏的“资本”所一手掘成，因此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历史旧债未还，反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嫁国际剥削和环境污染，使地球的承受能力日益接近极限。因此，美国的普世主义是毁坏地球、毁灭人类的普世主义，他们信奉的“上帝”对别国人民太不公平。即使是美国有正义感的学者们也纷纷指出：美国的普世主义将加深一系列全球性危机，最终将毁坏全球生态环境，受害者中同样包括美国人民！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呢？总根子就在于利己竞争。利己竞争是个人价值观的集中反映，它在批判团体价值观以及特权阶级假公济私的行为中代表了当时的真理，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站在专制人治和特权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因为前者是比后者更落后、更反动的东西。但信息化过渡时期毕竟和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在创造出工业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目前日益严重的一系列全球性危机，这些全球性危机也和南北鸿沟一样，虽然是由肮脏的“资本”所一手造成，但运用资本主义的任何方法却无法消除它们。与此同时；利己竞争、弱肉强食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超级大国利己主义，它要把全世界当作它的盘中餐，并通过加深全球性危机而走到了利己主义的反面，——由于它现在要毁灭的是全人类，因此迫使所有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同超级大国利己主义作斗争。所以说，美国如果不放弃超级大国利己主义，那么下述变化将必定会发生：曾经是人类创造工业文明的排头兵，在信息化过渡时期却转化成为人类的公敌！这说明：信息化过渡时期第一次把人类整体利益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与超级大国利己主义势不两立。然而要想使美国放弃超级大国利己主义谈何容易？因为超级大国利己主义来自利己竞争，而利己竞争在资产阶级看来属于人的天性；那么“人性”可以改变吗？历史唯心主义者们认为根本不可能——这就是决定他们面对一系列全球性危机而找不到出路的根本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者们认为人性本来就是随着生产力高度的上升而上升——但要求目前美国的统治阶级信奉历史唯物主义，这又是否可能？由此可见：当代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国际共产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它们的正确解决都要求回到历史唯物主义，都必须以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与巴贝夫主义、共产主义与公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暴力革命手段的本质区别为必要理论前提。那么围绕着上述“三个必须搞清楚”而进行的理论研究有无必要呢？是否值得呢？我不管别人认为它有无必要和是否值得，反正我为此研究了五十一年，现在把三卷《建设论》奉献在读者面前。在这五十一年中，我个人的酸甜苦辣不足道哉，但是有几个人和几件事我认为有责任告知后人。除了1993年写的本书第一卷后记中提到的那些人和事之外；从那时到现在，值得记载的有：第一个是蕲春律师李先应，他小我十岁。自从1994年他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立体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新论》，根据该书序言找到王槐堂，进而找到陈恩元家，同我相识以来，我俩一见如故。因为我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他长期思考的；所以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这十多年，他是我所有文稿的第一个读者，常常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意见。不仅如此，我和我的家人，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起的必定是他。在我母亲去世时，我身无分文；恰逢女儿大学毕业，要进律师事务所实习；儿子读中学缺少学费，都是他借钱帮我解决的；后来钱虽然还了，但这份人情永在。在我们县，我和他的友谊既让不少人羡慕，也不为这些人所理解。第二个是田学峰局长，他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理论文章，因而和我有共同语言。20多年来他在各方面给过我很多的帮助，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把《建设论》视为《资本论》的姐妹篇，唯恐因为我的去世而埋没，所以经常用王槐堂的事例提醒我。槐堂是我和他共同的朋友，为了写作电视连续剧《李时珍》，全面研究明朝历史，光《本草纲目》就精读过数遍。二十多年夜以继日，终因癌细胞扩散而使40集电视连续剧没有完篇。因此田学峰经常概叹：现在人心向着权和钱，潜心钻研理论或者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已经很少很少，希望这种人的心血不要被埋没了。很多人不理解我和田局长的感情为什么这么好——答案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第三个是我的学生胡洪生，在他一边攻读武大哲学系博士学位、一边在华师大任教时，就曾邀请我到该校讲课，并商讨如何促使《建设论》早日出版。他博士毕业后，调到深圳市福田区委党校工作，通过他的推荐，使我在该校获得讲课的机会，并多次同该校领导商谈，怎样以“引进外脑”的形式，把我的科研成果纳入该校的科研计划，以便申请科研经费，促成《建设论》早日出版。第四个是原深圳市福田区委党校校长陈自元。记得2006年12月，经胡洪生推荐，我第一次来到深圳，陈校长一连七个晚上，就他指定的题目，叫我谈自己的观点，胡博士在一旁录音，陈校长亲自作笔记，表明双方观点基本合拍。然后介绍我和该校其他领导以及相关教师搞了一次学术交流。后来又数次邀请我到该校讲课。陈校长为了促成《建设论》出版，想了很多办法，由于工作调动，计划没有实现，但他的恩情我永记不忘。第五个是深圳市福田区委党校左健老师，他也是一个热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喜欢作出独立判断的人。他和我仅仅在2006年的那次学术交流会上相识，此后给过我许多帮助。《建设论》第二卷的“内容提要”，我原来写的重点不突出，后来就是根据他的批评和建议，才修改成现在读者所见到的这个样子。我们之间的感情完全是理论研究者之间的意气相投，不掺杂任何利益因素。出版的事情一直拖到2010年，我儿子刘汉从部队复员在家待业，便陪同我先到合肥，因为《立体概念与历史唯物新论》在1993年曾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的总编梁鸿猷对我有知遇之恩，这次找他，他已退休返回原籍去了。感谢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田振粮（我的小同乡），他在合肥给过我们父子很多帮助；并介绍我认识该校讲授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张顺铃教授，作了有益而愉快的学术交流。然后我们父子又到北京，多年前我经邓绍英介绍，曾送书稿（提前三年预测苏联将发生巨变的《腾飞或衰变》）到中央政策研究室审查，后来又在北大和人大讲座，本也认识几个人，但仔细算来，年老的已退休了，当时年轻的现在升官了，所以我决定自力更生，住在我表侄洪涛家中，感谢他们小夫妻给我父子的热情招待，然后通过同学徐国生的介绍，在网上联系到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由他们作中介，决定由线装书局出版社审稿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我负责销1000套书，交预付款6万元，除此之外，一切费用不要我承担。我的堂弟刘元恩，自告奋勇借给我两万元，女儿刘真借给我一万元，外甥陈南平借给我一万元，县财政局田运华借给我一万元，妹妹刘桂珍借给我3400元，老同学张松青、汪龙瑞、方东全、朱善征、占秀英、顾亚文、张俭每人借给我1000元，邱开元借给我500元；此外，张俭的一位朋友，和我素不相识，听说我要出版《建设论》，也借1000元托张俭给我送来。就这样，我这个一生都是身无分文的人，短短的时间内，靠着他们的帮助，迅速凑齐了预付款。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卖书还债。我虽然身无分文，但信誉非常好，一般情况下决不欠债，万不得已需要借钱必定按期归还。总之，我一生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而我从来没有能力在经济上帮助别人，只能如实地记载下来，供后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