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尔号中,王之哈莫高配:中国人不要遗忘历史

中国人不应该遗忘历史

萧建生 博客中国2010-11-15 18:44:15

小序

    虽然中国史书浩如烟海，但是真正称得上太史公之笔，或者董狐与齐国东方四太史之笔的史册却寥寥无几。因为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是胜利者或者专制者书写的曲史，专一歌颂自我，粉饰太平，掩盖丑恶，标榜功德。因而，我们很难从中发见历史发展演变的真正规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部传承暴力，攻伐掠夺，杀戮成性、改朝换代、不离其宗的专制统治史。即令有那么多的民族美德、真善美，也被充斥史卷的暴虐之气，血光幻影掩盖了。因而这个民族，不愿皈依天、地、父母、神鬼，只愿相信自己；不信因果报应，贪婪残苛、保守拘谨，自私偏狭，崇尚权势、畏惧权贵，既想不劳而获、投机发迹，又想坐享他人成果、一夜暴富，不思孜孜不倦，不舍进取。因而，暴民、奴才构成了它的两个极端的本体。号称文明民族，却在精神气质上，道德层面上、心理素质上远逊于真正文明向前的民族，才有了近代屈辱的历程。箫氏之文迫于上述民族劣根性，以大量确凿的史实，深邃的认识，揭示了中国人遗忘历史，既没有传承本民族古老文明而日益堕落、衰微的根源。故转录于此，以飨读者。

    由于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天堂地狱善恶赏罚的终极关怀，所以，一些中国人只能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历史的公正性上，在遭到冤屈、面对死亡或者在没有任何个人好处的情况下，为老百姓办好事，做清官，宁死不屈，保守着高尚的气节，坚守人性和道德的底线，都是相信历史终究会公正地记录下这一切。很多统治者也担心做坏事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遗臭万年，也有所顾忌。因此，一些中国人把历史看得与宗教一样神圣。历史就是一些中国人的宗教。所以司马迁即使遭遇宫刑，也要秉笔直书；所以南宋丞相文天祥面对蒙古人的屠刀，大义凛然地说：“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从而力主改变当时的经济政策。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临死前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可是，也正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不相信有天堂地狱的善恶赏罚，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对未来的希望和恐惧，奉行的只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哲学和“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态度，今朝有酒今朝醉，既不关心过去，也不关心未来，成为一个最容易遗忘历史的民族，既不能记住别人的恩惠，也不能记住历史上的罪恶，更记不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能认真对待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现象。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历史的麻木，结果导致前人的努力牺牲付之东流，公平正义不能得到伸张，文明无法得到积累，使中国社会和文明始终在原地打转而不能进化。

一

中国人对历史的遗忘首先是对前人恩惠的遗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国留下的古训。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记住前人的恩惠，更谈不上报恩，发扬前人的精神。

例如，西汉时期的路舒温，是中国最早为保护中国人权的而呐喊的正义之士。他是河北巨鹿人，当时不过是司法部（刑部）一名小小的廷尉史，位卑而言轻。但是，就是这位小人物，最早为保障中国人的人权而奋起，最早起来揭发中国司法的黑暗。

西汉前期，文帝、景帝无为而治，废除了秦朝的一些严刑酷法。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国冤狱遍地。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护，触怒了汉武帝，于是以言治罪，被投入监狱，判处腐刑——割掉了生殖器。曾平定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周亚夫，也被判死罪。罪名是谋反。可是，谋反的事实，却是他的儿子买了一些纸糊的刀枪，预备在周亚夫死后焚化。在狱中，周亚夫为自己辩护，可是审案的司法人员的任务，不是查清事实的真相，而是执行皇帝的命令。他们认为，周亚夫不在人世间叛乱，也将在阴间叛乱，于是周亚夫只有死亡。著有《淮南子》一书的亲王刘安，也以谋反的罪名被判死罪，此案还牵涉数万人被杀。但真实的事实，却是刘安不愿把一部介绍制造仙丹技术的书献给汉武帝，使汉武帝大为愤怒。还有江充向汉武帝告发的巫蛊案，也有数万人被牵连遭到杀害，包括太子和卫皇后均被迫自杀。汉武帝当时还发明了一种“腹谤罪”，史载汉武帝因长年征战，财力匮乏，要改革币制，搜刮百姓，大司农颜异对此持不同看法，但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回到家里，有客人询问此事，颜异虽未用言语回答，但有“微反唇”的反应，于是被汉武帝以“腹谤罪”砍头。以言治罪还不够，没有言语只有表情也算犯罪。当时全国人口总数才有1000多万人，而因谋反案被杀的人数就达10多万人，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人被杀，这个比例叫人震惊。而这些冤案的产生，牵连之广，罪名的成立，都是通过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制造出来的，所谓的罪犯根本没有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加以审讯，就被处死。

面对汉武帝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路舒温十分愤怒。所以，汉武帝死后，他冒死向汉宣帝上书，要求改革司法制度，取消以言治罪，废除酷刑，要按司法程序公正办案，而不能以皇帝个人的喜怒随意判决一个人的生死。他认为，在严刑拷打之下，任何人都难以忍受，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所以，一个人的罪名很容易成立。这种先定罪，后审判的做法，很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每次杀人达数万之众，血流成河，实在叫人悲哀，以致“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计”。

路舒温的奏章，揭露了中国古代人权被严重侵犯的事实，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他为保护中国人的人权免遭蹂躏所作的努力，他的精神和勇气，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对中国人是有恩的。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独具慧眼，在《汉书》中，特别为路舒温这个小人物单独作传，并将路舒温的奏章全文记录下来，毫无疑问是希望后来的中国人记住路舒温要求改革司法、保障人权所作的努力，并继承路舒温的遗志，起来保卫中国的人权。

然而很遗憾的是，从东汉班固到如今，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路舒温这个名字？有几个中国人记得路舒温为保卫中国人的人权所作的努力？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路舒温的恩德？有几个人还能体会班固的苦心？如今的中国人，能够知道路舒温名字的人，寥若晨星，这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悲剧吗？

如果2000年来，中国人始终不忘路舒温为保卫中国人的人权所作的努力，发扬他当年冒死呼吁改善人权的精神，为改善和保障中国的人权而不懈地努力，那么，如今的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还有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保障中国人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亲自在太庙里立下了祖训，也就是为自己的王朝立下了一个宪法。后世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立下的“誓碑”前背诵其内容：“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世皇帝都必须在这里发誓遵从这一誓言，不得违背。也就是说，从他开始，以后历代皇帝都必须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不准以言治罪，不准杀害知识分子，不准株连无辜。

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切实地遵守和执行了太祖的这几条中国迄今最为开明的法规，达300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300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法律上确保了当时的中国人过上了300多年自由幸福的生活，使中国人的人权得到空前的保护，使宋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先世界上百年。

赵匡胤是有大恩于中国人的，是中国人永远也不可忘记的伟大名字。

可是，自宋亡之后到如今，有几个中国人还对这个伟大的皇帝怀有感恩之心？如今人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是，宋朝“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人们除了记得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些典故外，有几个人知道赵匡胤为保障中国人的人权所作的巨大努力呢？

如果中国人1000年来，能够牢牢记住赵匡胤当年保障中国人的人权的伟大恩德，并世世代代发扬赵匡胤的这种精神，坚持自由开放的政策，如今的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还有1898年，光绪皇帝为了富国强兵，保障人权，改善民生，不顾自身的安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坚决的变革，最后在既得利益集团与慈禧太后的联合攻击之下遭到失败，他本人作为国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在没有经过任何合理、合法和合情的程序下，就被慈禧终身软禁，丧失了人身自由。这是专制政治对法治的残暴的践踏。

光绪为了国家民族而遭不幸，他是有恩于民众的。作为中国人，是应该报答他的恩惠的。然而很不幸的是，光绪皇帝很快就被国内的民众遗忘了。虽然康有为在海外呼吁要恢复光绪皇帝的帝位，但他的呼吁不但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相反，康有为还被人们咒骂为“保皇党。”一个叫章太炎的大学者，甚至无耻地咒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很显然，正是因为中国民众对光绪皇帝恩惠的迅速淡忘和对他的境况的漠不关心，于是既鼓励独裁者不仅敢于蔑视法治剥夺光绪皇帝的自由，而且剥夺了也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恐惧。于是使得专制独裁政治不仅没有因为戊戍变法而有所改变，相反还更加强化。

对光绪皇帝恩惠的遗忘，必然使他的复辟难以实现。试想，如果当年如果中国人帮助光绪皇帝顺利实现复辟，重新掌权的话，必然要为戊戍维新平反，那么，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必然大大地向前推进，宪政和法治必然大大加强。所以，复辟在历史上并不都是反动的。

从历史上看，革命后的复辟一般难有制度创新，但至少能够避免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可以使文明的积累得以存留。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过成功的复辟，却有无数次成功的革命，结果使得中国历史进步缓慢。特别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少数民族入侵，因为没有知识，所以只有大规模的破坏却不善于建设，一切从零开始。之后继续积累，但几百年后又一个改朝换代，毁掉一切又从头开始。中国历史就这样原地进退不能进化。

对光绪皇帝恩惠的遗忘，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遗忘，而且是对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的遗忘，是对一个民族基本道德的遗忘，是对人类起码良心和做人底线的遗忘，这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民族性格的冷漠和无情，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僵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成功复辟的原因。

光绪皇帝的时代离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尽管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因几乎没有发生任何质的变化。中国人对历史迅速遗忘的性格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任何的改变。

例如，宋教仁是中国立宪政治的先驱，是中国政党政治和民主竞选的开创人，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在早期辛亥革命党人中，他是唯一对宪政制度、共和制度、现代法治、议会制度以及政党政治进行过深入系统研究的资深专家，被称做“议会迷”和“宪政先生”。为了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使中国走上民主、共和、法治、自由的现代文明之路，他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抗争，并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是为了中国老百姓的自由、幸福和权力而献身的。按理说，这样一位伟大的民主政治家，是中国人的骄傲，作为今天的中国人，一个正在为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的民族，是不应该忘记他的。忘记了宋教仁，等于就是忘记了中国的民主共和宪政历史。然而很不幸的是，宋教仁的鲜血和留给后人的宪政理想，已经被中国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一个宋教仁倒下去，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

宋教仁就埋葬在上海人潮如流的闸北公园。如今，宪政精英宋教仁墓沦为荒冢一堆，被野草淹没，同时被荒草淹没的还有中国人的宪政梦想。一个为中国宪政奋争、献身的英雄，从此被淡化为遥远的历史。

如果中国人没有忘记宋教仁，没有忘记他为民族作出的牺牲，没有忘记他的宪政理想，而是继承他的未竟之志和宪政伟业，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共和宪政事业不懈的奋斗，那么，今天的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被遗忘的岂止路舒温、赵匡胤、光绪皇帝和宋教仁，还有郭嵩焘、谭嗣同等戊戍六君子、蔡锷等许许多多为现代文明奋斗的人士，也都被现在许多中国人遗忘了。

还例如，在二次大战中，先后有几百万中国军人在与日本军队的作战中战死沙场，有以张自忠、左权为首的200多位将军壮烈殉国。

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我国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牺牲时年龄才39岁，河北稿城人。1937年忻口会战爆发，郝梦龄亲自到前线督战，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他告诫官兵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10月16日凌晨，我军开始反攻，郝梦龄和54师师长刘家骐亲自到前线指挥，连克敌人几个山头，在通过一段隘路时，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壮烈殉国。刘家骐也同时为国捐躯。

吴克仁，吉林宁安人，1937年任第67军军长，这年10月底，由于日军在淞沪战场攻破大场防线，战局急剧恶化。吴克仁请缨参战，在松江县城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在东、南、西三面被日军包围的危急情况下，吴克仁亲自出城督战，带头冲锋，重创日军。11月9日，吴克仁率余部抵达青浦和昆山交界的白鹤港，突有一支日军袭至，交战中，吴克仁不幸中弹，英勇捐躯，时年43岁。军参谋长吴桐岗等人也壮烈牺牲。

武士敏，河北怀安人，1941年任第98军军长，这一年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阶段，驻守在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20万军队面对日军的威胁。武士敏率领98军将士浴血奋战。在中条山战役中，他亲临马头山前线指挥，高呼：“要与敌人拼到底，不成功，便成仁！”他率部拚搏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最后英勇为国捐躯，终年49岁。

唐淮源，云南江川人，1941年任第3军军长。这年3月，第三军被日军合围中条山，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身边有人劝其投降，他严词拒绝：“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随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以身殉国，终年55岁。

冯安邦，山东无棣人，1938年担任第42军军长，他率部参加过娘子关、台儿庄诸战役，英勇奋战，屡挫强敌，战功卓著。1938年9月，冯安邦奉令率第42军转入大别山区，扼守要隘，阻止日军前进。日军向冯安邦部发起猛攻，冯安邦高呼：“杀敌报国，就在此时！贪生怕死，保存实力的军人，是国民革命的败类，不算是炎黄的子孙！”率部血战50多天，日军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后来他奉令撤离大别山，转移到湖北襄樊一带，突然遭到大队日寇飞机狂轰烂炸，不幸遇难，以身殉国，终年54岁。

王甲本，云南富原人，1944年担任第79军军长。这年8月，衡阳失守，王甲本奉命率79军从衡阳外围迅速向南转进到湘南东安一线与日军展开血战。9月7日拂晓，日军便衣部队向79军军部进行袭击，王甲本率军部向西转移，不期正与日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寡不敌众，我方士兵全部壮烈牺牲。当日军逼近王甲本时，他拼死战斗，用手枪击毙几名日军，又赤手空拳与日军肉搏，头部、胸、颈都被敌刀砍伤，两手血肉模糊，最后被敌人刺刀刺中腹部，壮烈殉国，终年43岁。

佟麟阁在1937年南苑之战爆发前夕，任29军副军长，45岁，当时他的夫人恰好送来书信，称父亲病危，要他立即赶回，但他执意不回，他给妻子回信道：“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并诏所部将士：“此杀敌报国时也！”在激战中以身殉国。

戴安澜，安徽无为人，1942年初，时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率所部万余人赴缅参战。在东瓜保卫战前，他留给妻子遗书写道：“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号令全军：“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部击毙日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后在孟关激战中以身殉国，终年38岁。

萨师俊，福建闽侯人，1938年任中山舰舰长。这年10月，中山舰奉命开赴武汉上游26公里的金口迎敌，遭到日机狂轰滥炸。中山舰遭到重创，逐渐下沉。萨师俊左臂、左腿皆受重伤，右腿被炸飞，化为一血人。但始终坚持指挥，不离岗位，部下劝其离舰，萨师俊回答：“诸人尽可离舰就医，惟我身任舰长，职资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最终与一代名舰共沉江底，终年43岁。

寸性奇，云南腾冲人，1941年中条山之战时，任第3军12师师长，当时日本军队集中重兵攻击12师，寸性奇在接受军长的命令率部突围后，发现军部未能突围，又率部冲入重围营救军部，后身中八弹，拔刀自杀，临终前对要背他撤离的官兵留下遗言：“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格人格！”牺牲时46岁。其父寸大进老先生恨自己已经88岁高龄，已经无力报国，遂绝食而亡，死后双目不瞑。

黄启东，湖南平江人，1938年徐州会战爆发，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该师奉命从鲁西南移驻郓城、菏泽，日军土肥原率精锐师团猛攻菏泽，该师官兵奋起抵抗，与敌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师长李必蕃殉职后，黄启东亲率余部冲锋10余次，头部中弹，仍唤卫士背着他指挥战斗。野战医院院长李少甫劝他上担架，他坚决拒绝说：“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颤抖着说出上述话后壮烈牺牲，是年47岁。

范筑先，山东馆陶人，1937年10月，担任山东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此时日军侵入山东，他向全国发出通电：“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肝脑涂地，亦所不惜！”在激战中，他的儿子范树民牺牲，他强忍悲痛说：“民儿为国家民族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后聊城失守，范筑先身受重伤，不愿被俘，举枪自戕，壮烈殉国，终年56岁。

阚维雍，广西柳州人，1944年担任31军131师师长。这一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日军八个师团十余万人猛攻桂林，阚维雍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了日军多次疯狂进攻，双方损失惨重。后日军使用了毒气，将我军6000抗日将士残害于岩洞中。当中正桥主阵地被日军突破后，阚维雍亲自指挥敢死队，奋勇突袭将阵地夺回。后桂林陷落，阚维雍及其战士被日军团团包围，他高呼：“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随后举枪自杀，壮烈殉国，终年44岁。

王铭章，四川新都人，1938年任第122师师长。这年春，日军猛攻鲁南藤县，王铭章为配合台儿庄战役，决心死守滕城，命令把南北城门封死，只留东西城门暂作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师部也由西关移进城内。后日军重炮轰城，该师5000多人阵亡。王铭章向22集团军司令孙震发出最后电文：“17日晚，我援军尚未到，敌大部队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作最后血战！”后城被攻破，王铭章被日军团团包围，他宁死不降，拔枪自杀殉国。藤县死战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时间。

黄人钦，云南姚安人，60军183师541旅1082团连长。1938年4月中旬，日军对台儿庄地区进行疯狂的进攻。新婚仅6天的黄人钦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4月23日，部队在凤凰桥、五窑路与敌遭遇。黄人钦率队奋勇冲杀，与敌肉搏，血战终日，不幸在冲锋时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在收殓黄人钦遗体时，从其衣袋中发现临战前夜他写给新婚妻子的遗书：“倭寇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汝另嫁，切勿自误。”

……

这些优秀的军人，这些民族的精英，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慷慨赴死，感人肺腑，作为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的恩情，祭奠他们的英灵。可是现在的中国人，有几个人还能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墓地如今在哪里？我们如何对得起这些英烈的在天之灵？当一辈后人连自己浴血卫国的父兄都不能尊敬和感恩戴德，又怎能奢望明天的社会理至情归？

中国人还不应该忘记的，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慷慨帮助。

清末以来，大批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不仅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而且创办了大批的医院、小学、中学和大学，为中国老百姓治病，招收中国的儿童进行现代科学教育。其中早在1871年，就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美国教会大学——文化大学，此后，由美国教会兴办的大学在中国陆续出现，如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协和医学院、湘雅医科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等。当时外国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共有14所，绝大部分是美国教会创办。而从1902年到1911年，由清朝政府创办的大学，一共只有3所，它们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后两所为省立)，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落后于美国教会大学。

1908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的“庚子赔款”的半数（约1200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1909年10月，第一批“庚子赔款”资助的留学生赴美。在1910年8月的第二批“庚子赔款”资助的留学生中，就有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日后著名的人物。1911年初，利用“庚子赔款”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中，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等人就毕业于清华大学。而钱学森，邓稼先则是由美国大学提供奖学金赴美留学，他们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核物理的先驱。在那个战乱年代，正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视，才造就了中国一代栋梁之材，为中华民族保留了文明的火种。

更叫人感动的，是美国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慷慨无私地援助。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狂轰滥炸，使我国的重工业、轻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遭到了毁灭性地破坏。整个抗战期间，中国钢铁产业完全停产，其他轻重工业也奄奄一息，战略和民用物资绝大部分需要进口。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97%，钢的95%，药品、棉纱、白糖、纸张的90%，武器弹药的80%，都需要依靠美方的供给。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美国人不仅向中国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而且把难以计数的战略和民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

1942年，由于日本军队在缅甸击败英法军队，控制了中国的国际运输通道，斩断了中国最后一条补给线，中国的抗日战争陷于了空前艰难的岁月。没有汽油。我国飞机无法起飞；没有炮弹，我国军队无法打击敌人；没有粮食，我国将士无法行军打仗；没有钢材，兵工厂停工。1942年元月，日军进攻长沙，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压制敌人炮火。战斗进行最激烈时炮弹告罄。战区长官电告重庆，军令部回答：炮弹尚在缅甸仰光待运。包括中共延安在内的各根据地告急电报雪片一般飞向重庆。

就在中国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又是美国人向中国伸出援手。于是世界航空史上最伟大的奇迹诞生了——美国人开通了横跨青藏高原、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西到昆明，全长800多公里，山峰平均海拔在4500米到5500米，最高处海拔7000米。由于冰峰参天，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飞行条件极为险恶，因此这条航线被称为“空中的地狱”。据美国官方后来公布的数据，驼峰航线开辟后，500多架运输机夜以继日地飞来飞去，给中国每天运送200吨物资，最高时每月运送物资达8万吨，从不中断。从1942年5月到1945年9月，被称为“飞虎队”的美国空军志愿飞行队，共飞跃驼峰8万次，飞行150万小时，运送部队3.2万人，运送物资140万吨。美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运输机563架，每三架飞机就有一架在飞行途中坠毁。坠毁飞机最集中的地方残骸连绵100多公里。在三年多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美国的这些援助都是无偿的援助。美国的这些飞行员都是美国人民的儿子。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国。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粉碎了日本人企图切断中国与国际联系的交通线而迫使中国屈服的图谋，奠定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的物资基础，为中国坚持持久战，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几十亿美元的援助，无数的物资、成千上万优秀儿女宝贵生命的牺牲，这些都是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候美国人无偿地给予我们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这样无私地帮助过我们？我们可曾记得史迪威、陈纳德等等当时在中国赫赫有名的那些帮助过我们的美国人？我们可曾记得那些没有留下姓名为中国流下血汗以致牺牲生命的美国人？（以上参考了《从历史看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和《美国的恩情我们还记得吗？》两篇网络文章）。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是仅靠人命的堆积，不是仅靠挖几条地道、埋几个地雷所谓“游击战争”就能取得的。决定两国之间战争胜负的，最终靠得是国力的消耗和经济实力。当年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极其悬殊。日本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200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2700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450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5万吨兵船，空军仅300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200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为惊人：日军一个师有5000多匹马、500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3800支步枪，两个人还没有一支步枪，既无坦克汽车，又无空军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而且弹药极其匮乏。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如此厉害的新式武器。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坚决支持，中国没有能源、没有先进的飞机、坦克、枪支大炮等作战物资做保证，如果军人的枪炮里没有子弹和弹药，飞机、坦克、汽车里没有汽油，负伤的战士没有医药的救治等等，中国人能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吗？如果认为靠小米加步枪、靠挖几条地道、埋几个地雷、靠人命抢夺敌人的武器就能取得胜利，那不仅是一种愚蠢的思维逻辑，而且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是人类的笑话。

美国人为什么要无偿地帮助我们中国人？有人认为，这是美国人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美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那么，就完全可以与日本合作，把中国瓜分了，这不是比与日本交战付出重大牺牲更有利于美国吗？历史的事实是，美国人无偿地帮助中国，主要是出于对道义的维护，对中国人受到日本的侵略和压迫的同情。在美国，当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表示尊重与赞颂。所以，从1938年开始，美国政府就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对日本实行禁运。1940年7月，美国将禁运扩大到一切武器弹药、军事装备、飞机零件、光学仪器、金属加工机械和各种战略物资。1941年7月22日，美国终止对日本的全部谈判。同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同年８月２日，美国政府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这一系列严厉措施使日本难以忍受，特别是石油的禁运对日本是沉重打击。同年８月９日日军统帅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图”，放弃进攻苏联。同年８月９至14日，罗斯福与邱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公布了世界秩序的构想，一致确定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反对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当然包括日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才下定攻击美国的决心。1941年12月１日，日本裕仁天皇主持“御前会议”，决定进攻美国，偷袭珍珠港事件终于爆发（以上参见陈水逢著：《日本近代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和网络文章《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道义援助》）。

美国人冒着被日本进攻的巨大风险也要支持中国，这是美国人给予中国人的巨大的恩惠，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对此，中国人是应该世世代代永远铭记并给予报答的。早在1938年２月，毛泽东就在对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说过：“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丝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抗日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 可是，7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还有几个人知道和记得美国人的恩情呢？有几个中国人把美国人当成自己的恩人呢？又有几个人想到要报答美国人的恩惠呢？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忘恩负义、麻木不仁呢？

二

中国人对历史的遗忘，不仅表现在对别人恩惠的遗忘，而且表现在对历史上的罪恶和历史教训的遗忘。

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就忘记了秦始皇的罪恶，忘记了他的专制和暴政。有一部电影，甚至歌颂秦始皇为英雄。我不知道这些编导是怎么想的，也许他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高度专制的大一统社会是英雄伟业，所以连焚书坑儒和残酷剥削压榨民众的罪恶也可以忽略不计了。这确实表现了一些中国人对历史的无知和对罪恶的漠视和健忘。

这里我们不说别的，就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也并不是什么英雄伟业，而是一场空前残暴的大屠杀。我们以白起为例，来说明秦灭六国的残暴野蛮。据《秦集史》的统计，战国时期，秦国共向中原各国发动战争22次，共杀害各国将士163.5万人，其中死在白起麾下者就达86万人，超过半数。事实上，这个统计还不全面，据《战国史》统计，白起仅在伊阙、鄢郢、华阳和长平四大战役中，就残杀三晋和楚兵已愈百万人。人称白起为“人屠”。如在伊阙之战中，韩、魏两国的将士有24万人遭到白起斩首。特别是秦赵长平之战最为惨烈，据《史记》记载，赵国军队打败了，有45万多人向白起投降，而白起认为“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之。”（《白起列传》）白起坑杀赵国将士45万多人，这种野蛮的暴行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

以上这些数字，还不包括秦始皇后来发动战争所杀戮的人数。《秦史集》记载苏代致燕王书说：“秦之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战国时代中国人口如果以2000多万人计算（按郭沫若《中国史稿》的数字），则秦国所杀害的人数达20%左右，足见秦始皇对中原人民的杀戮之残暴。整个消灭六国的战争，都是杀人如麻，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对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积累是极其巨大的破坏。对秦国的暴行，以“人神共愤”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这样的行为，怎么能称之为英雄伟业呢？我们怎么能忘记秦始皇给中国人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呢？

还有一部电视剧，居然把残暴专制的暴君雍正皇帝歌颂成为一个“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明君。剧中还把雍正皇帝对民众残酷剥削得到的几千万两银子，当成雍正皇帝的一大政绩。电视剧播出后，居然得到众多好评，这显示了很多中国人对历史的无知和愚昧。也许他们忘记了，也许他们不知道，雍正年间在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把地方自治的“土官”，改为中央派遣的“流官”，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结果大大加重了对少数民众的剥削和压迫，“赋税徭役十倍於前”，导致湘黔边境几十万苗族民众无法生存而造反。之后还有白莲教少数民族大暴动。雍正皇帝国库里的银子就是这样靠对民众的巧取豪夺得到的。这还不说雍正皇帝如何大兴文字狱、如何闭关锁国，如何残暴屠杀大臣和民众等等。这样的历史罪恶我们怎么可以忘记？

几千年来秦皇、汉武、成吉思汗、朱元璋、雍正、乾隆等专制统治者的罪恶，因为年代的久远我们不说了，就拿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历史的罪恶和教训来说，我们中国人又有几个人真正记得呢？例如给中国人带来无数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不过30多年，如今，有几个人还能够记住它的教训，去探寻文革发生的根源？如今，如果向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讲述文革的历史，他们会觉得这是在讲述一个外星人的故事。这段历史好象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实在令人忧虑。像文革这样的全民族的大灾难，怎么能够被淡忘？怎么能当作没有发生过？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如果不彻底反省，那么，中国的未来又怎么能令人乐观？如果我们不深刻地反省文革发生的根源，并加快政治改革去铲除文革发生的土壤，谁又能保证类似文革的社会悲剧不再发生？

被中国人遗忘岂止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还有反右、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大饥荒、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等政治运动，都逐渐被中国人遗忘了。中国人真的是一个失去了记忆的民族吗？

现在有些人不仅忘记了文革对人权严重侵犯和计划经济给人民造成普遍贫困的历史，反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对文革进行诗意般的美化，继续制造个人迷信，这样发展下去，将会是什么局面？当国家宪法不能保护普通百姓的生命和人权时，同样也不能保护刘少奇这位国家主席的生命和人权，不能保护各级领导人物的生命和人权。像文化革命这种造成“玉石俱焚”的社会大动乱决不是中国人所需要的。所以对“极左”思潮的复活决不能掉以轻心。历史的教训岂能遗忘！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强权的斗争。”正如胡平先生所说：“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厉害为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转引自傅国涌著：《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第298页）。

是的，一个民族必须牢记并且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只有牢记并且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文明历史，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文明的精华和糟粕，从而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一个不能牢记并且正确对待自己文明历史的民族，很难说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事情很明显，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文明历史都可以遗忘，都不能正确对待，又怎么能够期望这个民族以伟大的胸怀面向未来？

三

我们中国人应该看看别的民族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历史的。

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却是一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很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以色列会这样强大？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犹太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铭记，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这里，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到。《圣经》记载了犹太人的历史，为了让自己的子孙熟悉并牢记民族的历史，犹太人就在《圣经》的每一页上涂上蜂蜜，让幼儿小孩去阅读，孩子用手指翻书，就会粘上蜂蜜，小孩之后用手指放到嘴里，就会吃到蜜糖，很甜。犹太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吸引孩子们去读《圣经》，去熟悉自己的历史文化，意味着这是甜蜜的事情。再看看犹太人对死难同胞的纪念，也可以知道这个民族对历史的铭记。每到犹太人的受难日，犹太人就开始纪念死难的同胞。在大屠杀中 死去的每一个犹太人的名字，都被神圣地朗读一遍，所有名字念完要念一天一夜。念这些名字 的，都是一些二十岁上下的大学本科生。纳粹大屠杀时，连他们的父母都大部份还没有出生。可是他们那种虔敬，让你觉得他们自己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由于犹太人牢记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所以犹太人在自己的国家灭亡两千多年之后还能重新建国，所以这个民族坚不可摧。

牢记自己历史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恩怨分明和知恩图报的民族。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中国当时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在上海收留了几万名犹太人，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当时中国还同意在东北划出一块地方，作为犹太人建国之用。虽然后来犹太人没有在东北建国，但对于中国人的这一恩惠，犹太人至今念念不忘，为了报答中国人的恩情，以色列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给予中国多方面的技术援助。一个不忘别人恩惠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但是，对当年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以色列人也是穷追不舍。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把在全球追杀纳粹仇人当成一项国策。二战过去十多年后的1960年5月，还把那位已经隐居到阿根廷的曾经奉命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的老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秘密绑架到以色列审判。1961年12月25日，以色列最终判阿道夫·艾希曼灭绝人性罪，处以绞刑。艾希曼被绞死在拉姆勒监狱，由于他的子女们不敢露面来领取骨灰，1962年6月1日，以色列海军奉令将艾希曼的骨灰倒在公海里，以免以色列领土受到玷污。对以色列这种锲而不舍追杀纳粹的精神，连艾希曼本人也十分佩服，临刑之前表示以色列组织和计划工作十分出色。犹太人有一种精神，那就是绝不忘记历史的罪恶，追击仇敌至天涯。60多年来，犹太人靠企业家的资助，将几千名漏网纳粹分子从世界各个角落追捕归案。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他的敌人对他敬畏三分，正是因为这种精神，这个民族具有举世无双的凝聚力。以色列民族这种恩怨分明、铭记历史的精神是值得中国人学习和反思的。
我们再来看看法兰西人。法国人与中国人也不一样，他们也是牢记自己的民族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记得拿破仑执政时的恩惠的。所以，当拿破仑百日复辟时，只带着少数随从，一枪不发地走到巴黎，沿途与他敌对的军队都高呼“皇帝万岁”而倒戈。拿破仑的复辟，巩固了拿破仑自己创立的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和陪审团制度的法律体系，使法国的历史大大前进了一步。

法国先贤祠， 是永久纪念法国那些在思想、精神、文化等方面做出最杰出贡献的人物的圣殿，安葬着伏尔泰、卢梭、雨果等72位伟人。先贤词 大门正面，门楣上镌刻着几个大字：“伟大人物，祖国感恩”。可见法国人对自己文明历史的铭记，对前人的感恩戴德。在这里，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法国的文化、历史、精神的伟大。这里是法国的圣地。
进入地宫，伏尔泰和卢梭安葬在整个墓群最中心、最显赫的位置，棺木高大、精美。他们被尊为法国的精神先驱，葬在一处。

伏尔泰的棺木前面耸立着他的全身雕像，右手捏着鹅毛笔，左手拿着一卷纸，昂首目视远方，似乎是在沉思。棺木上镌刻着金字：“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它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隔着走廊，与伏尔泰相对的是卢梭的棺木。棺木的正面有一扇门，门微微开启，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来，手中擎着一支火炬，象征着卢梭把自由、平等的思想带给法兰西。卢梭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的思想，不仅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思想，而且也已经成为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法国人用先贤祠这样的方式，永远记念那些为法国思想、文化做出伟大贡献的先哲们，让一代一代法国人牢记这些伟大的名字，学习他们的思想，继承他们的伟大的精神遗产。这样的民族令人尊敬。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人。在美国，且不说详细描述和反思美国历史的书籍汗牛充栋，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夜也随处可见美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文化的铭记。

在美国，你只要看看s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仪式，你就会被美国人对生命和历史的尊重的感情所折服，那种庄严，那种神圣，让人由衷产生 崇敬的感情。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是一个专门安葬为国捐躯者的墓地，是一个荣誉归葬地。在这里，只有为国捐躯的战士才有资格安葬，任何官员直至总统都没有资格安葬在这里。为什么美国要做出这样的规定？就是要让美国人对为国捐躯的战士表示崇敬，世世代代对这些战士感恩戴德，牢记美国的历史。

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惨烈的内战，那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战争期间，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战役，就是位于密西西比河边的维克斯堡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南北军队一共有1.7万名将士战死，尸横遍野，最后南军弹尽粮绝，只好在南军司令佩贝尔顿将军的率领下，向北军司令格兰特将军投降。投降的这一天，是1863年7月4日，正是美国的国庆日。

在中国的教科书里，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总统林肯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解放黑奴而发动的，是正义的。但是在美国，许多人一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南方要退出联邦是符合美国宪法的，而北方发动内战是违反宪法的。这种争论至今没有停止。在这里，我们不管这场战争谁对谁错，战争的性质如何，都是骨肉同胞之间的相互残杀，是一场巨大的民族悲剧。为了让后代永远记住这场历史的悲剧，美国人在这个埋葬着1.7万名阵亡将士的阵亡将士公墓，建起了维克斯堡军事公园和历史博物馆，无论是胜利方的战士，还是失败方的战士，都在这里得到一视同仁地纪念。

正如林达在《百年之痛——访维克斯堡》的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内战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场悲剧，美国人从南北战争至今从来没有停止对这场内战的反省。但是，内战之痛，没有什么地方的人像维克斯堡市民那样，痛彻心肺。他们是在被强大的军队围困了四十天，弹尽粮绝之后，被迫投降的。而那投降的日子，恰好是‘北方人的国家’的国庆日。当和平来到，战时的饥饿艰辛和苦难会被淡忘，但是当年全国焰火腾空庆祝国庆的时候，战争带给他们的屈辱和难以言说之痛却无法忘怀。从此以后，维克斯堡这个城市不再庆祝7月4日国庆节。每年这个日子，全国喜气洋洋一片欢腾，只有密西西比河边这个美丽的城市，一片死寂······”（见林达著：《扫起落叶好过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0月第一版，第47-48页）。

至今，美国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了，可是在维克斯堡这个小城，每年7月4日，依然与美国其他城镇不同，依然寂静无声，没有人出来举行国庆节纪念活动。维克斯堡的百年创伤，至今依然没有平复。这个小城的人们不愿意庆祝美国的国庆节，是他们永远不能忘记惨烈的历史悲剧，并希望这样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看到这样的情景，谁不为之动容？美国人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历史，牢记历史的悲剧与教训。可是我们中国人呢？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骨肉同胞自相残杀的战争悲剧，死人难以计数，可是有谁进行过真正的反省？有谁真正记住了历史的悲剧与教训？在历次内战中死去的军人，有谁得到过一视同仁地评价与纪念呢？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出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历史怪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