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尔号世道伦常:能为蒋介石讲句公道话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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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为蒋介石讲句公道话吗？      近来在很多地方经常看到这样的称呼“花生米”“光头”之类的，诸公对蒋介石，愤恨仇视，咬牙切齿之心态令人生怖。
　　我在想，蒋介石真的有大家想的那么坏吗？真的值得诸公如此厌恶吗/
　　我记得以前曾有书刊描述蒋军入赣南，屠杀当地人民300百万；又有说蒋喜欢看着政敌被全家杀死的血腥的照片；也有说蒋军喜欢屠村，杀得血流成渠。当时我把蒋想成披着狼皮的吃人恶魔，甚至一度认为他就是日本军队的首领。在这些厚重烟尘的掩盖下，蒋的真实为人已不可考。
　　不管人们怎么贬低蒋介石，不管人们怎么诋毁蒋介石。都不能否认一个现实，那就是抗战前的中国，那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啊，何其纷乱，军阀割据，四分五裂。1936年，陈济棠联合桂系竟然打着抗日的旗号公开发动叛乱（事变中陈得到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李白黄（桂系三雄）、刘湘、龙云、阎锡山、马步芳、韩复渠、石友三、张学良他们割据一方，不听号令。政府所能控制的地方极其有限。更不用说得到苏俄支持阴谋割据的盛世才了（此公加入了苏共，曾丧心病狂的要求将新疆并入苏联）。中国何其弱，中国何其不幸。日本人在上海竖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大大小小的租借遍布全国。外蒙新疆被苏联控制，东北台湾被日本控制。红白两大帝国虎视眈眈。
　　而且从1911年到1927年，由于大大小小内战，中国陷入了可怕的内耗，晚清建立起来的脆弱工业体系更加衰微；日本却在巴黎和会和九国公约中大占便宜，一战后大肆扩张势力范围，实力大大增强。这是中华民族最衰落最混乱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历史上最凶残的敌人。
　　“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可谓是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是飞机基本上没有生产能力，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可是主要部件和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1937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七七事变前，现代工业仅仅占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工业总产值不过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国人口却大约是日本的五倍。在重要的战略资源方面，“七七”事变前，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就空中和海上力量而言，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大约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不说多为超龄旧军舰，仅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军的1/20。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不论你如何顽强，不论你如何富有决心，生硬而枯糙的数据，往往决定一切。为了消灭割据，为了巩固后方，为了争取时间，中国从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算起，屈辱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中国政府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是在骂声中停战、妥协、退让、交涉。”
　　　　中国的和平努力，在血气方刚者看是软弱投降。如果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势都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前的对日关系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难道就是卖国贼了？爱国离不开理性。蒋介石在1936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就说：“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有勇也需有智。
　　　　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弱国的独立与生存需要大智慧。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内忧重重，以及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些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客观地看待实力对比，不是胆怯，不是软弱，而是冷静、明智。面对日本这样一个敌手，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形势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1934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的一项任务“决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南”。1934年12月29日，蒋介石日记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就是说，蒋介石想“以剿匪为掩护”建设西南作为抗战基地。此后，蒋介石一面在西南追击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云、贵、川三省。1935年2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3月，在重庆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一切对后来的中国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中国在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当时中国没有任何战争准备），那就意味着中国孤立、仓促地和日本对决将近10年时间。当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
　　　　说正义必定战胜邪恶，那是一种鼓励，一种自信。我们需要这种鼓舞、这种自信。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还能意识到，古今中外不乏弱国消失在强权铁蹄之下的悲惨案例。冷静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对于保家卫国同样重要。只有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是弱国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才能够客观地看待蒋介石的政策：“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不错，抗战前，蒋介石有忍着骂名步步退让的度量，争取时间抗日，抗战后，他也会有不顾一切拼死抵抗的决心，即使在中国没有一个盟友的那段最黑暗的时间内，即使在中国丧失了最重要的工业和粮食产地的那段时间内，他也没有中途妥协。他做到了！他没有说谎！
　　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中国奉行的弱国战略的智慧。当然，有的是别有用心趁机钻空，有的仅仅是卤莽气盛血气之勇。正因为这样，张自忠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忍辱负重留在北平与敌周旋却招来骂名，被认为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称他“张逆自忠”。对于招来的非议，张自忠将军说过，“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他最后用战死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的赤胆忠心。我坚信，那些骂过张自忠将军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曾英勇抗战过，甚至不惜以身殉国。我也坚信，在1938年---1941年11月之间中国抗战之路最黑暗的时刻也不是所有领袖能做到绝不妥协的。
　　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里写道，她刚到重庆的时候，“有多达二十四架的中国战斗机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这就是中华民族血肉的长城，这就是中华民族钢铁的意志啊。
　　不管后人怎么污蔑国民政府的抗战，不管后人如何描述蒋介石的卖国。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中国最孤立的时候，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蒋介石他没有投降，就像他所说的那样：“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日本认为中国失去广州、南京、北京和武汉后就会投降的美梦，从来没有实现，因为他们低估了蒋介石的抗战意志。蒋介石“坚硬的石头”的名号是凭空来的吗？
　　作为政府，国民政府不能放弃远东第一大城市，他必须在上海打一场仗，显示自己的决心。作为军队，国军不能在武汉后退，他们必须为工厂和学生的内迁争取时间。即使敌人再强，他们再弱，他们也必须战斗，即使牺牲再惨重，损失再大，他们不能扔下工厂后退，这不是懂不懂战术的问题，这是一个政府和一支军人的责任。
　　然而当战线稳定后，就像太祖说的那样：“中国不适应和日本展开大规模的会战，时间对我们有利。”“一次大战的失败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无法守住我们本应该守住的地区。”而蒋介石说的更明了，他对苏联代表说：“如果我在徐州与日军决战的话，那么现在日军将在进军重庆的路上毫无阻碍。”的确，从1939年---1944年，国民政府不是按着太祖的说法尽量避免和日军大决战吗？尽量保持精锐力量，争取时间。这就是所谓的“消极抗战”啊。就是这种“消极抗战”，使得日本希望的在几次大战役中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美梦破灭，陷入了中国战争的泥潭。“消极抗战”，后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血淋淋的八年抗战，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终于胜利了。百年国耻一朝得血，
　　终于成了倭奴的战胜国；
　　　　终于收复了台澎；
　　　　终于废除了治外法权；
　　　　终于清除了租界；
　　　　终于成了五大理事国。
　　　　终于宣示南中国海主权；
　　收复了除了苏俄侵占的全部土地。
　　这些功勋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实实在在的功勋，一个分裂落后贫穷的中国终于屹立于大国之林。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些成就与蒋介石的军事和外交努力是分不开的。国民政府为了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整整350多万士兵战死，无数最优秀最忠诚的军人为了国家而死去（我党战死60多万士兵）,这还不包括，战争给国民政府带来的极端可怕的经济困难。（战前，基本没有赤字）
　　我从不否认蒋介石本人的自私等缺点，但是作为一个领袖，他和他的政府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和他们在中华百年对外战争中的巨大功绩和智慧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1938年3月12日，太祖说，“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当年，许多将士和郝梦龄将军一样，他们以为只要为之浴血奋战的国家存在，他们就不会被忘记，他们的子女父母就会被当成卫国英雄的亲人对待，因为这蓝天，这江河，这大地，都是他们和他们子孙后代的庇护所……他们相信自己的同胞，他们相信他们的子孙后代。
　　　　然而，历史进程的残酷远远超乎了善良爱国者们的想象。
　　　　郝梦龄将军葬在武昌卓刀泉的坟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俗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可是，怕的就是不让青山一寸土。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座小小坟茔的地方都不能享受。九泉之下的英雄里，遭受过这种待遇的并不只是郝梦龄将军。卢沟桥畔的赵登禹墓也曾被挖开，骨殖被抛掷荒野。南京的航空烈士墓在日占期间遭到了破坏，文革风暴中再遭劫难——而这居然还是发生在曾经被日军屠城的南京。先烈们在卫国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竟然一度得到的是和汪精卫一样的待遇——葬在南京梅花山的汪精卫墓就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炸毁了（汪的夫人被我党释放）。许多英雄的亲人日子也并不好过。佟麟阁将军的亲人被吊销了北京的城市户口，押送到佟将军的原籍河北高阳县边家坞村当农民，1968年7月1日，他的夫人彭静智死在了边家坞村的茅草屋里。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在天有灵，一定都会为那些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而含笑靖国神社的。
　　而我也相信，尽管蒋介石有他的过失，但是在轩辕皇帝的陵寝前，他对民族的功勋一定会使他有一坡土的，他无愧中华民族的功臣。先生，请扣心自问，您有资格叫他“花生米”吗？
　　附录：
　　蒋年轻时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读书，有一次，一位日医官讲课，他拿出一块泥巴，讲：“此泥可容4万万个菌，犹汝支那4万万人寄生于此。”蒋闻此言，掰此泥下八分之一，反问日教：“日本人有五千万，犹如你所言寄生于此乎？”日教无言。
　　　　　蒋将要去日本留学，对校友说：“俄日中国之两大患，愿与诸公励之！”临行写诗曰：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何等豪气，壮哉！我只想说，少年之志，蒋瑞元不负矣！ 上一篇    下一篇    （鑫子的分类目录[蒋公中正]中共50篇）  

最近评论(共有评论1条) fenfen 　2007-12-14 10:45:10 应当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