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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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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家

王夫之教育思想

杂谈

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王夫之的教育思想（820）

2011年4月25日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石船山，后人称为船山先生。他自幼“颖悟过人”，４岁入私塾，7岁就读完了《十三经》，10岁从父亲王朝聘学习五经经义，广泛阅读古代哲学和史学书籍。14岁考中秀才，24岁考中举人。崇祯十二年（公元1636年），他效法“东林”和“复社”，与郭季林等青年朋友组织了“匡社”。明亡后，为阻止清兵南下，他曾与好友管嗣裘等“举义兵于衡山，战败兵溃”。于是投奔桂王的南明政权。由于目睹永历小朝廷的腐败和官僚们苟且偷安，他大失所望，决意“退伏幽棲，俟曙而鸣”。于是隐姓埋名，遁迹荒山野岭，为避清军迫害他几度迁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移居石船山下，筑一茅舍，取名“湘西草堂”，潜心著述，教授生徒，度过了一生最后17个春秋。

    王夫之一生著述极丰，有400多卷，生前均未刻印。现存的有《船山遗书》共72种，258卷。他没有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但在《读四书大全说》、《礼记章句》、《周易外传》、《尚书引义》、《俟解》、《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及《读通鉴论》等书中，有许多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形成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历史观，从而使中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了新高峰。他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哲学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在人性论、理欲关系、知行关系、学思关系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上，提出了自己卓越的见解。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与目的

    王夫之在研究儒家经典，考察历代政治得失，尤其是在总结明朝覆亡的沉痛教训中，深入思考了教育的作用与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人性论与教育作用

    王夫之认为，人性是一种人类所具有的潜在的发展能力，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的认识器官的潜在机能，尤其是具有思维能力的“心之官”，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之中，由此，他得出了人性“日生日成”的论断。他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他明确提出人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不断的生长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日生则日成”、“继善成性”的。人的知识才能、道德观念“非性之本然”，而是后天教育与学习的结果。“人之性随习迁”，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教育为治国之本

    王夫之考察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以为在一个国家中，除了政治之外，教育是最重要的。他说：“王者之以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他认为明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化日衰”，学校教育“名存实亡”，由此他希望“谋国者”能记取这个教训，对百姓除了“宽养”以外，还要施以“教化”。

    3．“救人道于乱世”

    王夫之在教育目的上并不是一般性地主张“学为圣贤”，而提出要造就能“救人道于乱世”的“豪杰”。他认为当时社会需要“荡涤其浊气，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豪杰”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堂堂巍巍、壁立万仞”的豪迈之气。他说：“能兴即谓之豪杰”，就是要求造就出来的人才，虎虎有生气，思想上行动上有不同流俗的振作精神，有远大的胆识，其不近要具有“救世之心”，还要“当思何以挽之”。王夫之还认为“能俭、能勤、能慎，可以为豪杰矣。”所谓俭，就是“节其耳目口体之欲，节己而不节人”；所谓勤，就是“不使此心昏昧偷安于近小，心专而志致”；所谓慎，就是“畏其身入于非道，以守死持之而不为祸福利害所乱。”

    王夫之期望通过教育造就一批具有新的精神风貌的经世致用人才，承担起“救人道于乱世”的历史重任。他把“豪杰之士”看作是“国之桢幹”，是封建社会的补天之才，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儒家学者关于人才规格的传统观念。

    三、教学思想

    王夫之在教学论方面的论述，尤为宏富。他既有丰富的教学实践，又能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去揭示教学过程的一些规律。

    1．论教学过程

    王夫之用朴素的辩证法，揭示了教与学的关系。他说：“夫学以学夫所教，而学必非教，教以教人学。而教必非学。”就是说，学生学习的东西，就是教师讲授的东西；但学生学习的过程，并不等同于教师讲授的过程。他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教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们是否“自悟”。他指出：“教者但能示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他认为学生的学习，不是简单地模仿，或者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一种自觉的认识过程。教师的作用，不在于传授多少知识，而在于启发学生自悟，使学生自己成为学习的主人。因此，他把教学过程看作是启发学生自悟的过程。他的这一思想，正确地揭示了教学过程的本质，值得弘扬。

    2．论知与行的关系

    王夫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既不同意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也不同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他主张行先知后，知行并进，相互为用。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又说：“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他认为在人们的认识中知与行各有其功效，又必须相互为用，因此，只有知行并进，才能“知同而起功”，这是认识事物的一条定理。他一方面提出“行可兼知”的观点，强调知源于行，必须从行上检验知识的效果功用，否定了传统教育中那种严重脱离实际、死读书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提出知行相互为用，不能混淆，二者都不可偏废，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人的认识规律。

    3．论学与思的关系

    王夫之认为，学与思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他说：“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已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于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就是说，学不独不妨碍思考，相反学识广博将有利于思考的深化。思考也有助于学，因为思考时遇到困惑而感到难以深入，就会促使自己进一步勤奋学习。学与思二者并重，互相促进，才能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4．关于博与约的关系

    王夫之强调学习要尚博尚实，多闻多见，要从广博丰富的资料中提炼出精华来，因此他主张“约有博之约，而博者约之博”，即把“约”看作是建立在“博”的基础上的“约”，而“博”则是在“约”的指导下的“博”，提倡把“博”与“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二者之中，博学是前提，是基础；而“约礼”是“一以贯之”，是提高。

    5．论“有序”与“不息”

    王夫之认为，教师应该“施之有序”，“施之有序者，行之自远。”他强调教学既要循序渐进，不躐等，不速成，又要有恒心，不间断。这样就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因其序则可使之易。”由此，他提出了教学五步骤：第一步是教学粗小的事，如洒扫应对；第二步是教粗小的理；如洒扫应对之理；第三步是教学精大的事，如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第四步是教学精大的理，如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之理；第五步是教学大小精细之理的综合或统一。这五步是不可分割、先后贯通的。正因为有序，才能使学者做到不息；只有不息，才能使学生自勉学问。

    王夫之运用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去深入探讨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是他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