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这座城市怎么样: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中国民主促进会重庆市委员会网站

 更新时间：2011-2-24 11:47:11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基础和根深蒂固的影响。它不仅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渗透到人们观念意识的底层和深处。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需要认清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本质，肃清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残余。

　　1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实质

　　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实质是反映了等级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系，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本质。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相对于氏族群体而言，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因而也没有独立的个体意识或自我意识，是一种绝对的人的依赖关系。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出现了分工和私有财产，但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没有人身自由，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出卖和任意屠杀。封建社会农民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收成的好坏同本身的利益相联系，相对于奴隶制度是个进步。但是，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之上的新的剥削制度却表现为一整套严丝密网的宗法等级关系，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对封建地主仍存在着严重的人身依附。所以，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自天子而至庶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结构，等级特权、等级依附是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主要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无论是欧洲中世纪的神学，还是中国古代的儒学，就其思想体系而言，都反映了人的依附关系的特征。儒家的礼，实质是明“分”：“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就是反映贵贱有等、上下有序、亲疏有别的宗法道德规范。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儒家伦理由“亲亲”而至“尊尊”，由“孝”及“忠”。这一特点，自董仲舒以天命的神威论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后，显得更为突出，所谓“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子不奉父命，则有伯讨之罪”，“妻不奉夫命，则绝”。至宋明，“三纲五常”被视为“天理”，愚忠愚孝、节妇烈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道德生活的一大特色，强调了臣、子、妻对于君、父、夫的依赖关系。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是宗族本位主义。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君主治国之“本”。所以，维护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也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中“以修身为本”，修养个体道德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是为了宗族本位主义道德原则，其理论基础可称为义务论或道义论。义务论是基于一种普遍的和绝对的东西，并以此来限制和规范个体。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道德归为超越于特殊的一般理念，个别的德性都是由这种普遍的理念引申出来的。所以，在他们看来，整体高于个体，一般先于特殊。这种思想发展到极端，就与宗教道德相沟通。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就把俯首听命、恭顺驯服、逆来顺受作为最高的道德真理。儒家伦理也是典型的义务论。它以满足宗法等级整体的利益需要作为自己的行为价值目标和义务，从父慈子孝到君仁臣忠，强调的都是义务而不是权利，以维持宗族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仁”和“义”又在“礼”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所以在实践中，只能是卑者服从尊者的片面的义务论。义务论提倡的是禁欲主义。由于义务论忽视人的个体需求，所以必然导向禁欲主义。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把禁欲主义看成是达到彼岸“幸福”的惟一途径。中国儒学也突出了“正义不谋利”的道德价值观。宋代理学家强调“三纲五常”为“天理”，“天不变道亦不变”，并进而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是要位卑者放弃对自己正当利益的追求，压抑他们的独立人格，对尊者“顺而不逆”，以维护家庭、宗族和封建社会的稳定。

　　等级权力崇拜是宗族本位主义的必然产物，是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基本特征。宗族本位主义道德原则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主体性和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作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宗族本位主义道德原则首先代表了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利益，所以，人的依赖关系表现为严格的等级关系。为维持封建宗法社会制度的稳定，它对阶级矛盾又有着调和作用，如要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义务是双向的。宋明理学也包含着“格君心”之义。但是，宗族本位主义道德原则基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而统治阶级作为群体的抽象代表，君主是“公”和“天意”的体现，所以，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卑者的恭顺与尊者的专横是互为因果的，被统治阶级的禁欲主义和统治阶级的享乐主义是相伴而生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政权（君权）、族权（父权）、神权和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因此，封建等级权力崇拜就成为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基本特征。

　　宗族本位主义道德原则具有“泛道德主义”倾向。这是由宗法封建社会人的依赖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政教合一的欧洲中世纪和政治伦理化的中国封建社会，都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中国儒学既强调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作用，也主张统治者行仁政、王道。但这种道德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矛盾的激化，越来越走向极端，成为空泛的道德说教，对于被统治阶级是“吃人的礼教”，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只能造成大批的“假道学”。等级观念与权力专制的极端化，表明了封建主义思想的没落。

　　2肃清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残余

　　如果从公元前400多年的战国时期算起，到1911年最后一个皇朝的覆灭，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封建主义思想，从先秦法家的专制理论，经西汉董仲舒通过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吸取道家的某些思想而构造的“天人合一”的经学，到宋代理学，形成了庞大而精致的理论体系，对民族心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举起了科学、民主的旗帜，对封建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清算。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并直接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但是，思想文化方面反封建斗争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讲到，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由于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在现代中国的严重影响，以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四人帮”推行“个人迷信”、“现代禁欲主义”、“血统论”和法西斯专制主义以可乘之机。有鉴于此，邓小平把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与社会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要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消除个人祟拜影响的问题。个人崇拜导致思想僵化。1978年底，邓小平分析了思想僵化的历史原因，认为一是因为林彪、“四人帮”的专制主义，二是因为党内的家长制作风，三是因为缺乏竞争机制，四是因为安于现状的小生产习惯心理。他指出，思想僵化的结果是唯上的条条框框多起来，随风倒现象多起来，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多起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这就大大凸显了人的主体意识。同时，邓小平对平均主义也进行了批判。他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重申了按劳分配原则，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思想僵化和平均主义的批判，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导，也为重新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列举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表现：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此外，还有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这些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目前我国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旧体制已被打破，新体制还不完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仍严重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其表现与危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迷信盛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仍然崇拜、迷信某种虚幻的超自然超人力的东西，有的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失去了理智，抛弃了常识，置自己于他人的任意摆布和控制之下，成为科学和进步的对立面，危害社会的安定和进步。主要表现为：迷信鬼神菩萨。有的人不惜花费大量的钱财，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信神信鬼，时常上演曲曲人间闹剧和悲剧。迷信看相算命。“算八字”不仅在农村许多地区有市场，而且在某些发达的城市也没有绝迹。高考时节，一名自称“胡半仙”的“大师”就在某市火车站南路设点，专为高考学子预测“前程”。迷信风水卜筮。建房子要选吉时吉地，甚至建“阴宅”也选吉时吉地。在有的地方，党政机关大门的朝向也要择地。更有其者，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为了使自己的官运亨通，在县委办公楼四角埋下“镇邪之物”。河北省某县财政局，因前任领导班子中有两名局级领导干部“犯事”进了监狱，现任领导身体又不太好，于是就听信风水先生一番“教诲”，为“避邪”而在局办公楼顶上摆起了“镇物”，左边一面“照妖镜”，右边一个石狮雕。迷信“吉样”数字。“6”“8”“9”等“吉祥”数字都是某些人钟爱的宝物，似乎车牌中带有“8”字的尾数就一定“发”了，带有“9”字的电话就能够打得长久了。而“3”和“4”总会让人联系到“伤”和“死”，太不吉利。在西北草原上盛产“发菜”，一时间，在广东一些地方逢宴必有此菜，其结果是草原生态环境遭致严重破坏。倒不是它的味道多么奇妙，而是“发莱”与“发财”同音而已，以至于国务院不得不下发“禁食令”。

　　其二，等级观念。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上的社会结构，以官为本位，等级分明。现在，在许多人那里等级观念仍相当严重地存在。由于等级观念是权力崇拜的具体表现，所以“官”级高低成为评价某个团体或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官本位”直接导致对生产劳动者的鄙视，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轻视，很难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这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将产生极深的负面影响。等级观念还使一些干部只注重个人的“威仪”，惯于讲空话、套话，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群众观念十分淡薄，不联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脸难看、事难办，甚至欺压群众，当官做老爷，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等级观念还使一些干部养成了惟上、惟书的作风，甚至对上级阿谀奉承、投其所好。于是出现了“从上到下层层加码，码（马）到成功；从下到上层层加水，水到渠成”，即上级向下级压指标，下级向上级加水分的现象。由此还造成了一些地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恶性循环，助长了“官本位”的投机心理。等级观念造成了特权思想。在封建社会，特权随着等级的递增而递增，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以维持等级的森严。我们有些干部，做“官”的目的就在于谋求特权，摆排场，讲阔气，图享受。甚至在一些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党政部门居然大造楼堂馆所，购买豪华轿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部门利用特权进行经济活动，甚至参与走私贩私，谋取利益。特权还可以荫及子女、亲友，纵容他们为非作歹。至于权钱交易，贪赃枉法，更是当前腐败现象的一个突出表现和直接原因。等级、特权，又造就了专制作风。长官意志是专制作风的主要表现。一些领导干部搞家长制统治，在工作中不做调查研究，不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不尊重他人的观点，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往往给工作造成损失。少数人甚至唯我独尊，压制民主，动辄打击报复，甚至以权代法，专横跋扈，欺压群众，以致民怨丛生。

　　其三，宗法观念。宗法观念是宗族本位主义封建思想的最基本观念，近些年来，特别是在农村，宗族势力、宗法观念有所抬头：修宗谱、族谱、建祠堂之风大盛；修坟造墓日趋豪华。严重的问题在于，随着宗族认同观念的强化，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基层党政组织被宗族势力把持的现象，一些乡镇企业家族化现象也很明显，这样，在基层政治、经济领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不听村长听族长，不守法规守帮规”，给政治稳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宗法观念还表现在干部任免中不是任人惟贤，而是任人惟亲。群众意见很大的某些干部子弟非正常升迁现象就是一例。一些人在干部工作中对同乡、同学、老部下青睐有加，对善于投其所好者着意扶持，不搞五湖四诲，而是拉帮结派，甚至强调对个人的忠诚与依附，使一些干部素质低劣。不仅干部升迁要寻求依附，甚至工作的开展也依赖于各种关系，所谓“后台要硬，关系要多”。跑关系，搞关系，请客送礼，迎来送往，成了一些干部主要的日常工作内容，以致在某些地区，吹吹拍拍、拉拉扯扯这种庸俗的作风成为“潜规则”。

　　其四，小农意识。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由于它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庭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而在家庭内由于几千年农耕文化的深厚影响，小农业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方面，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小农业生产中就形成了独特的小农意识。小农意识的狭隘性对今天人们的思想还有较大的消极影响，是各种消极影响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础。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不同于西欧国家的独特性，它的血缘关系不仅保留着，而且一直存续到现在。血缘关系又是通过家庭关系表现的——家族本位主义。它的消极性、狭隘性表现在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上，家庭成员一般是以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不仅如此，它还在思想上使人们倾向于保守落后，使得人们满足于眼前的既得利益和既成事实，缺乏昂扬的激进精神，安于现状。因而，对一切变革现实的行为和趋势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与小农意识狭隘性、保守性相联系的还有闭锁性，从而使人们眼界不宽，视野狭窄。

　　上述种种封建主义残余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损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待肃清封建主义残余这个任务，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确有人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看不清“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实质，或者对改革心存疑虑，或者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从思想认识上看，这是把我们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封建残余的表现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然后又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等量齐观，尤其是把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与群体本位主义道德原则搅在一起。我们在讨论集体主义思想时，需要摆脱中国传统的以群体本位主义为基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了个人与群体的对立，将个人淹没于群体之中，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集体主义思想的基础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它重视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与集体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反对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基础上，把维护集体利益和尊重个人的个性发展结合起来。这样就在思想认识上划清了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或者假社会主义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