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新天药业招聘电话:黄益平：三全其美不可能-黄益平

　　今年一季度，中国的贸易平衡令人意外地出现了12亿美元的逆差，这是自2004年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季度性贸易逆差。这一最新数据，可能在短期内缓解国际资本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不过，高涨的通货膨胀，尤其是3月CPI有可能超过5％，则意味着货币政策包括汇率政策仍然需要进一步紧缩。

　　即使在刚过去的3月，出口增速仍然超过进口增速，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进口品价格大幅上升的结果。从全年来看，贸易平衡应该仍然会保持巨大的顺差，尽管顺差占GDP的比重可能会略低于2010年的3.1％。

　　“十二五”规划提出国际收支逐步走向平衡的目标，任重道远。“十一五”规划也曾经提出类似的政策目标，最后并没有达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还提出了其他目标，比如保持人民币缓步升值的策略和尽量减少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

　　事实上，国际收支平衡、货币缓步升值与外汇储备少增这几个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起码有一个是做不到的。因此需要在政策层面做出权衡，包括结合国内经济改革来推动国际收支逐步走向平衡。

　　三个目标互相矛盾

　　2006年中央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曾经明确提出中国要争取在五年之内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但最后结果不太理想。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从2004年的3％上升到2007年的10.8％，自那之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在2009年与2010年仍然保持在5％以上。

　　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了2007年以后比例的下降：一是从2005年年中开始，人民币稳步升值，二是从2008年起，全球经济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一旦全球经济强力、持续复苏，不能排除中国外部顺差再次反弹的可能性。

　　自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失衡被普遍地看作导致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巨大的失衡，意味着庞大的资本从顺差国家流向逆差国家，这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

　　资本流动过多，容易出现流动性泛滥从而压低市场利率，资产泡沫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失衡过大容易引发国际经济争端，逆差国家甚至可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一旦市场出现风险，逆差国家就可能面临“资本流入突然停顿”的风险，导致金融危机。G20会议开始讨论设立指导性指标，要求各国将外部失衡控制在GDP的4％以内，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也已经在发生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际收支逐步走向平衡，二是人民币保持缓步升值，三是减少新增外汇储备。

　　这几条听起来都非常合理，国际收支逐步走向平衡是中国降低外部经济矛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尽管人民币面对升值的压力，但中国不愿意看到速度过快的升值，免得对国内经济造成过大的打击。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将近3万亿美元，足以应对金融风险。这些资本不但被廉价地借给了发达国家，外汇储备本身保值也变得越来越难。

　　但这三个目标之间是互相矛盾的。

　　比如说，如果保持人民币缓步升值的势头，尤其是如果中国继续把出口作为追求高速经济增长的途径，那么要想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就比较困难。

　　同时，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比较大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中国不愿意让货币更快升值，那就意味着央行将不得不继续大力干预外汇市场，无条件收购外汇，这样就无法避免外汇储备高速增长，而央行又不得不将大量外汇储备投向美国资本市场。

　　解开汇率之结

　　人民币汇率，是中国国际经济政策矛盾中一个重要的结。这个结不解开，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放缓外汇储备积累很可能再次流为空谈。

　　实际上，当前汇率政策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如何缓解市场升值的压力。

　　最近一段时期，国际投资者包括个人对持有人民币的兴趣十分浓厚，国际上的一些央行也开始持有一部分人民币。很多专家把这个新趋势看做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契机。但据我们的了解，这些热情的背后是人民币升值的强大预期，而不单纯是对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

　　国内专家曾经对人民币升值的途径提出几条建议：一是缓步升值，二是一步到位，三是两者结合。一步到位的难处，是无法判断这一步应该跨到哪儿才算合适，跨小了，于事无补；跨大了，可能对实际经济造成打击。

　　中国汇率政策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逐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汇率水平，一步到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缓步升值的麻烦是鼓励升值预期，永远跑不赢市场。

　　其实，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开始考虑走向有条件的自由浮动，自由浮动就是基本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汇率水平。但这不是完全的自由浮动，而是有条件的，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可流动的资本做一个限定，如果认为中国目前还不能承受个别领域的资本自由流动，可以设一些限制，比如对跨境股市资金流动维持线性的QFII和QDII制度，以后可以逐步扩大额度甚至完全放开。

　　二是对大的波动区间做一个限制，防范过于剧烈的波动，比如每天10％，只要波动处于这个区间之内，央行就完全不干预。不干预，就不会再积累新的外汇储备。余永定教授最近也撰文呼吁停止干预外汇市场，让汇率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实现有条件的自由浮动汇率的困难在哪里？主要是国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否承受这样的汇率起伏。反对者会指出，汇率波动过大会冲击实体经济，甚至引发金融危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并不意味着金融机构和企业不会逐步适应。

　　2005年到2008年间，人民币汇率已经出现了波动，没有引发明显的问题。国际上很多新兴市场经济的汇率起伏都很大，并没有因此而出现经济动荡。

　　其实，放开恰恰是促使金融机构和企业改革自身机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资本市场上也已经有不少金融工具可供对冲汇率风险，现在大家不愿意花钱买这些产品，因为汇率没波动，买了也只是浪费钱。

　　矫正激励机制

　　当然，我从来不认为汇率一调整，国际收支就自动平衡了。国际收支失衡通常是一系列国际、国内政策共同导致的，包括汇率政策，因此调整国际收支失衡也需要一套综合性的改革措施。

　　中国的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行为引起的。

　　通常，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包括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稳定等，但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放在了促进经济增长上。政府首长更像是地方经济的CEO，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招商引资。

　　我的同事姚洋教授把这样的政府称为“生产型政府”，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相对应。而“生产型政府”的行为，可能在两个层次上导致了激励机制的扭曲，从而促进了经济失衡，包括国际收支失衡。

　　在政府的层面，GDP成为了考核各级官员成绩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GDP增长是改革期间决定各省省长、省委书记升迁机会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下都在忙增长。樊纲教授曾经专门分析政府为了追求就业、经济增长而竭力推动出口，从而导致外部失衡的机制。

　　如果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三大目标：保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一旦三大目标之间出现权衡关系，调结构往往就被牺牲掉。

　　与之相呼应的，是企业层面的激励的扭曲。过去30年改革的主线条是市场化，但这个过程是不对称的，即产品市场基本都放开来了，但要素市场扭曲依然十分严重，包括资本市场利率和汇率的扭曲。这些扭曲的直接结果是降低成本，相当于一种变相的补贴。这些变相补贴是受到“生产型政府”行为的驱动，目的是追求高速的GDP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降低经济效率、增加经济结构失衡，包括国际收支失衡。

　　因此，要改变经济结构，消除失衡，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对激励机制进行改革。

　　首先需要弱化政府的增长目标，加强民生、结构、效率方面的考量。

　　与此同时，一定要全力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改变全民补贴生产、投资和出口的状况，这就要求尽快推动能源、水和其他资源价格的改革，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建立真正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利率和汇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