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搬家公司电话:那个寂寞的三峡反对者走了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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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寂寞的三峡反对者走了
  • 2011年04月25日 作者: 本报记者 石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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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位颇具分量的三峡工程反对者被时间带走了。2011年4月11日,陆钦侃先生看了这个世界最后一眼,生命由此定格在了98岁。和黄万里一样,陆钦侃也曾努力反对过三

    峡工程上马,但在三峡

    工程已然上马的情况下,他又努力争取降低

    损失。

    我们无意讨论反对者的学术观点,但在现行体制下,基于专业与学识而敢于做少数派的人,是可敬的。正如曾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两院院士潘家铮所言,“反对意见是最宝贵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三峡工程的最大贡献者。

    人物简介

    陆钦侃

    生于1913年,1947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硕士学位,曾供职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1949年后一直从事水利水电规划,曾任水利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1988年参加三峡工程专题论证,任防洪组顾问,是该组两位拒绝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之一。2011年4月11日于北京逝世。

    冷清的告别仪式

    响在他们耳边的是熟悉的歌声《longlongago》,赵薇在《情深深雨蒙蒙》中所唱的《往事难忘》的英文原曲。在这样的氛围中,来者大多面色沉静,但并没有多少悲戚,而是在沉思。林邑心想,这应该是真正的缅怀

    陆先生去世的消息是从微博上传开的,4月15日上午,正在家读书的北京网友林邑突然看到了这条信息。

    这一天的上午11时,八宝山竹厅,将是陆钦侃老人滞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站。

    这是林邑第一次了解陆钦侃这个人。微博上说,这是一位最具分量的三峡工程反对者,“和黄万里先生一样,陆先生也努力反对过三峡上马,但在三峡已然上马的情况下,他又努力争取降低损失”。“1988年参加三峡工程专题论证,任防洪组顾问,是该组两位拒绝在当时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专家之一”。

    “去八宝山一趟吧,见老人最后一面。”

    这是林邑第二次走上八宝山。

    上一次来,是罗京去世。林邑形容,那是一个大场面。“喧嚣的人声,攒动的人群,看到有些悲伤的表情,也看到了追星者巴巴相望的空洞目光。”

    相比起来,陆钦侃先生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甚至有些冷清。

    4月15日,林邑走进大门,远望,没有什么名人去世的迹象。走近,才看到竹厅外有七八个身着深色衣服的人三三两两在低声交谈。屋里的人也并不是很多,大家各自坐着耐心等候或低声谈话。

    “来者不过百,”来参加告别仪式的朋友并没有看到那些平常不易见到的领导。李锐本来要来的,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家人阻止了。

    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原水电部副部长,是三峡工程最早的反对者之一。

    来参加者告诉本报记者,来的人基本上都是亲朋好友,老同事,陆老的学生。

    响在他们耳边的是熟悉的歌声《longlongago》,赵薇在《情深深雨蒙蒙》中所唱的《往事难忘》的英文原曲。在这样的氛围中,来者大多面色沉静,但并没有多少悲戚,而是在沉思。林邑心想,这应该是真正的缅怀。

    让她感动的一幕是,当坐在轮椅上的陆夫人刚刚离开竹厅,一位在家人陪伴下蹒跚而来的老人上前握住了她的手,大声说,“我是陆老的学生。”陆钦侃的后辈提醒周围人,不要催促这个老人,让他慢慢走,不着急。

    林邑后来知道,这位老人叫金绍绸,地理学家,也是三峡工程的反对者之一。

    “反对派”里的战友

    在共和国历史上,从来都不曾有这么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在它面前,陆钦侃和李锐两位水利专家,尽管论点并不完全相同,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严谨的治学之风

    跟几个朋友一样,从八宝山离开后,林邑记住了两则挽联。一副是来自北京一家名为“传知行”的研究机构,其上联是:“人云无法亦云 三峡关乎民生 子丑寅卯 是非有赖我公砥中流”。另一副是李锐所写:“战友钦侃千古,李锐泣挽”。

    前联作者是一帮80后的年轻人,后者则是一位白发老者。

    林邑很感动李锐称呼陆先生为“战友”。这帮“传知行”里的80后年轻人告诉她,在曾经漫长的三峡工程论证时期,李锐和陆先生是有一段历经数十载的“战友情”的。

    李锐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峡工程反对者。

    1950年,李锐和三峡工程支持者林一山有过一段长时间的争论。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亲设擂台,让林、李直接交手。这次会议上,李锐把三峡工程拉下了马。

    李锐的陈述,使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称三峡工程的修建尚未决定,并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但三峡工程的论证远没有结束。在上世纪50年代还只是“小圈子”里的三峡论战,到了80年代,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报刊上到处是三峡工程的话题: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低坝还是高坝?

    陆钦侃和李锐就相知相遇在这一场波澜壮阔的学术论战里。

    从一开始,三峡就是一个大体量的工程。在与林一山辩论时,李锐按图说理,1957年全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190亿度,而三峡一个大电站就要发电1000亿度以上,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过大,将严重影响电网的运行,他还打比方:“在一座城市里,总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吧,尤其是大城市,需要多少个商店啊!”

    作为水利水电与防洪专家,陆钦侃则不断提醒人们审慎对待三峡的防洪功能。

    在共和国历史上,从来都不曾有这么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在它面前,陆钦侃和李锐两位水利专家,尽管论点并不完全相同,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严谨的治学之风。

    他们也由此成为坚定不移的战友并长期并肩“作战”。

    拒绝签字后的努力

    1988年的论证结束之后,陆先生并没有以拒绝签字作为关注三峡的终结。通过李锐等人,他不断梳理完善自己的相关学术观点,转呈中央高层领导。作为从旧中国走来的水利水电专家,陆先生视此为对国家的“最大不辜负”

    在论战三峡这个事情上,确切地说,是陆钦侃接过了李锐的接力棒。

    1988年的三峡论证,是三峡历史上无法绕开的一次权威论证。201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三峡工程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瞭望》采访时回忆,“对三峡工程,李锐是坚决反对的,林一山(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是坚决主张上的,当时有关负责人考虑,这两个人在一起,论证会就开不成。所以都不请。”

    此次论证总计邀请专家412位,分14个小组开展专题讨论。陆钦侃受邀担任防洪组顾问,是年他75岁。

    论证的结果并不让陆钦侃满意,但“少数服从多数”,论证结果是支持三峡工程上马。

    陆钦侃选择了拒绝在论证结果上签字,当时,同组的另一位专家方宗岱和他做出了一样的选择。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多次与陆钦侃探讨此事的媒体记者杨晴(化名)回忆,1988年的论证结束之后,陆先生并没有以拒绝签字作为关注三峡的终结。通过李锐等人,他不断梳理完善自己的相关学术观点,转呈中央高层领导。作为从旧中国走来的水利水电专家,陆先生视此为对国家的“最大不辜负”。

    当年年底,陆钦侃听说1989年两会期间,三峡工程将以全体与会代表投票表决的方式征求最终意见。考虑到与会代表中很多人不懂水利,陆钦侃和同样曾供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水利专家孙越崎一道,紧急编写《长江长江》一书,汇集一线专家对三峡工程的反面论证声音,以期让更多不了解三峡的人更全面地认识三峡。

    杨晴参与了该书的编写,她说,因时间仓促,该书封面上出了一个大差错———“陆先生的名字,被印成了‘陈钦侃’,当时我们那个生气啊,倒是陆先生不当回事,他说,只要大家了解到这些内容就好了。”

    但这并没有逆转三峡工程的大势。

    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投票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67%,超过2/3。

    但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充分表达已经让他们感到满意。杨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在一件举国大事上,选择弃权和反对的代表接近1/3,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你讲你的头头是道,我讲我的也是头头是道,针锋相对。”向记者回忆起三峡论证中的激烈争论,86岁的何格高仍然很激动。

    何格高也是当年拒绝签名的9位专家之一,当时任职国家计委下属中咨公司的他,参加了综合规划与水位、综合经济评价两个专家组。

    解放前就读中央大学时,何格高是陆钦侃水利课堂上的一名学生。1988年的三峡论证中,签名同意者403位,包括何格高的多位同学、同事、老师。何格高回忆起当年大家工作时的情形,“平时关系很要好,有不同的看法,讲完后还是很要好。”

    “当时可能有一些人在政治态度和学识素养之间选择了前者,但陆先生显然认为,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势中,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坚守专业素养,并视此为己任。”杨晴回忆说,尤为难得的是,在三峡工程上马之后,陆先生也没有停止对三峡的关注,他在尽己所能降低损失。

    2000年,陆钦侃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三峡工程论证水文组专家叶永毅、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温善章等50位专家联名呼吁保留三峡大坝导流底孔。

    死后“上墙”的愿望

    杨晴说,陆钦侃是这样跟家人解释的,解放前他是在国民政府供职,但后来并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了新中国。后来因为反对三峡上马,他被很多人误解。所以他想在死后“上墙”,是希望大家承认他是一个革命者

    与陆钦侃痴迷三峡的态度不同的是,在更多的时候,陆钦侃的夫人、子女,则不愿让老先生听到“三峡”二字。

    在陆钦侃先生生前,杨晴曾几度想为他留存一份口述史,制作成纪录片。但老先生的家人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有人来谈三峡的事,他就很激动,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到处找资料,找不到就发火。他干什么都很执著,太认真,怎么劝也不行。怕他犯病,这几年我谢绝了所有关于三峡的采访。他的一些老朋友,三峡反对派来信、寄材料,我也都不让他知道。”

    逝世前的陆钦侃住在一所两居室的旧房内,他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一直很冷清。

    据说陆钦侃一辈子没向组织提过要求,但在他逝世前的一段日子,杨晴曾听陆老先生对家属说,他想在临死前提唯一一个要求,就是死后“上墙”(按规定,老红军、离退休前担任过副局长以上干部和1985年6月30日工资改革前行政14级以上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局级待遇的干部逝世后,可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办理骨灰寄存,俗称“上墙”———编者注)。

    杨晴说,陆钦侃是这样跟家人解释的,解放前他是在国民政府供职,但后来并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了新中国。因为反对三峡上马,他曾被很多人误解。他想在死后“上墙”,是希望大家承认他是一个革命者。

    4月15日,林邑离开八宝山竹厅时,忍不住又看了一眼老先生的讣告。这上面写得很简单,尤其让她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上述那些事,未提一字,甚至没有让老先生魂牵梦萦一生的“三峡”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