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府:第三讲?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前进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38 更新时间：2008-7-28 13:45:50  

(1927年7月至1937年7月)

 

 

一、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斗争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后,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革命者的血流遍中原,群众组织备受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党的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运动领袖相继英勇牺牲。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中国共产党面临被消灭的危险。

 

但是,那些为国为民,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的共产党人和党外的一些坚定的革命者,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所吓倒,他们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实行武装的反抗,开始探索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道路。

 

在形势异常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组织自己掌握和影响下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派周恩来到部队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直接领导这次起义。

 

8月1日,在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南昌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大部,第四军一部,第二十军全部,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及南昌市警察局警察各一部,共2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敌军3000余人,控制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构,刘伯承兼参谋长。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由于缺乏经验,起义部队没有与江西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斗争,而是按中央原定计划,离开南昌,进军广东,以广东为基地再行北伐。起义军离开南昌后,同国民党军进行多次血战,虽给敌以重大打击,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南昌起义的失败证明,以原有的经验处理新遇到的问题是行不通的。

 

南昌起义后的第6天,即8月7日，中共中央在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而决定新的政策"的指示,由新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过去党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改组了中央政治局,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后,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这是正确的。会议之前的8月3日中央制定的《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提出,党应采取的新政策是,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要求四省的共产党组织坚决领导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争取在湘粤两省建立新的革命政权,进行土地分配。会议进一步提出,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即后来中央所概括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是党在危急关头确定的正确方针,给正处于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新的出路,是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

 

但是,由于受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错误影响,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有生长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这就在开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出现了混淆革命阶段的错误。其根源在于把蒋介石的背叛视为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把汪精卫的背叛视为整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背叛。在当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成分,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制,才能够实行",而且"应当直接的生长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建立工农政权,把民族资产阶级划入反革命营垒。这种要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理论和政策,是从八七会议开始的。

 

八七会议精神传达之后,许多地方党组织为之振奋,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在湖南,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在湖北,有蒲圻、咸宁、通山等地的起义。在河南,有四望山、确山等地的起义，等等。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与湖南省委讨论湖南秋收起义计划。省委决定由毛泽东任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到湘赣边界将驻在修水、铜鼓、安源一带的工农义勇队、农民自卫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易礼容任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负责发动长沙周围7县镇农民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夺取长沙。9月11日,工农革命军各团按预定计划举行起义。由于国民党军加强长沙守备,并向工农革命军反扑,起义部队分散行动等原因,进攻长沙计划无法实现。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进攻长沙计划,率领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部队几经挫折之后,确定向井冈山进军。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表明中国共产党探索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的决心。

 

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

 

八七会议后,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左"倾情绪继续发展,到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第一次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已经必然要超越其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剧的进展","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革命的形势"不断高涨"已进入"直接革命的形势",党的总策略是:使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成为"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保证工人的暴动与农民暴动互相联络,"使暴动的城市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会议以"左"倾情绪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等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给以政治纪律的处分。为了贯彻盲动主义的策略,他们不顾敌人的强大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命令少数党员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奋斗中遭受的第一次挫折。

 

1928年2月,正当中共党内有些领导人和江苏等省领导人对中央总暴动策略的错误提出意见时,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中共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4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接受批评,承认错误。至此,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参加武装起义的一些部队在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政权,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探索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的起点。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毅然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率领部队转入农村,在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10月1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利用敌人兵力空虚的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帮助边界各县恢复或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收编农民武装,增强红军力量,建立工农兵政府,开展土地革命,1928年2月,根据地初步形成。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为发展根据地增强了战斗力量。5-6月,粉碎了江西国民党军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发展到全盛时期。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分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阐述了在中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和意义,为从理论上论述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城乡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经过近一年的英勇斗争和探索,年轻的中共中央领导者对中国革命有了些实际的体会和经验。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某些基本问题,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阶级关系、革命形势、夺取政权的途径等问题的认识仍是模糊的,也不一致。很有必要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探索。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央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共142人。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土地、农民、职工、苏维埃政权组织等问题决议案。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的功绩是:第一,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规定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第二,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是高潮,而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第三,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第四,大会总结过去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反对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着重指出,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

 

六大的缺点是:第一,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成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继续八七会议以来混淆革命阶段的"左"倾错误。第二,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对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意义认识不足,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第三,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

 

功绩与缺点表明,六大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有前进也有局限性,既有对也有错。既指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既指出农村革命根据地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又强调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既承认革命形势是低潮,.又认为高潮很快就会到来。这说明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六大的缺点成为以后中共中央犯"左"倾错误的根源。

 

六大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六大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是受到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向忠发没有能力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党中央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和李立三。

 

尽管六大存在上述严重缺点,但大会强调了主要危险是"左"倾盲动主义,这是对党内当时存在的"左"倾急性病的一付清醒剂。而且大会还强调了只有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才能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这对统一全党思想,实现工作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六大以后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江苏、陕西、河南、山西、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东三省等地恢复和重建了党的组织,有的是省委,有的是市委,有的是特委。由于没有秘密工作的经验,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形势下,许多组织成立后就遭到了破坏,干部损失严重。

 

六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要求"注意中心区域党的发展",加紧"建立地方党部",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以改变党的颓废散漫状况。根据此前的经验,提出"党员职业化",埋伏在群众中,扎扎实实地做好发展组织的工作,以积蓄力量。

 

六大后的中央,一方面着手调整、充实各省委领导班子,一方面指示各地党组织深人到群众中去,加强组织建设。中央政治局先后讨论批准恢复、调整、充实了广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广东、浙江、山西、云南、福建、四川、满洲、山东、陕西、顺直等17个省委组织。省委之下还建立了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组织。到1930年底以前,除少数边远地区外,在各大中城市、重要产业区域、交通要道几乎都有共产党人的足迹。许多地方往往是建立了、被破坏、再建立,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精神。

 

六大后,中共中央重点抓了城市工作。城市工作包括统一战线、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等方面。由于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认识上的错误,六大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统一战线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起来。六大以后的城市工作主要是抓了工人运动。

 

为了加强对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央设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健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并把开展上海工人运动以示范全国,作为中央政治局的中心工作。当时中央考虑问题的角度是: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大城市为中心,发动工人罢工直至武装起义,以夺取全国政权。中国工人运动要以上海工人运动为中心,以点带面,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根据六大关于职工运动的方针,各地党组织和革命工会在领导工人斗争中,注意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注意了正确斗争策略的运用。如发动斗争应以取得胜利为目的,斗争应适可而止,宣传口号和行动口号应加以区别。在组织形式上,提出注意利用合法,加入黄色工会,以争取群众。这些正确策略的运用,工人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1928年10月,上海邮务职工2500余人为提高薪金举行的大罢工,共产党员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罢工取得了胜利,工人增加了工资。1929年4月,唐山开滦五矿工人的大罢工,党的组织发挥了作用,罢工取得了胜利,矿方答应增加工资、每年例假9天、请假煤票不作废三项条件。1930年6月的上海法电工人57天的大罢工,在共产党员徐阿梅的领导下,罢工取得了胜利,法电资本家答应罢工期间工资照给、每人每月一律增加工资2元4角、被捕工友全部释放、公司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及职员等条件。这些罢工对全国工人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为党探索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如何领导工人斗争积累了经验。工人运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也有某些开展。

 

国共分裂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要在上海这个敌人统治的中心重新建立党中央机关,领导全国的革命活动,没有严密的保卫工作是难以进行的。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保卫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的安全。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是决策机关,特委下设特科,是具体执行任务的机构。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委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收集情报,配合红军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六大决议作出了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六大以后,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赣南、闽西根据地。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平江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红五军主力由彭、滕率领于12月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这时正值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为了打破"会剿",解决经济困难,经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历经艰辛，既遭到过敌人袭击,也打过胜仗,于3月占领福建长汀。这时正值蒋桂战争爆发,毛泽东向中央建议,要在赣南闽西二十余县的范围由于建立比井冈山更大的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就率红四军主力,由福建回师赣南,先后占领瑞金、于都、宁都、兴国等县,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工农政权和赤卫队,初步建立了赣南根据地。5月以后,蒋桂战争基本结束,江西军阀企图消灭赣南红四军。红四军乘福建军阀参加粤桂战争,闽西空虚的时机,先后两次进入闽西,消灭当地军阀,建立工农政权。到1930年初,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

 

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红四军前委,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红军和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成为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

 

湘鄂西根据地。1928年初,中共中央派周逸群、贺龙以湘西北特委领导人的身分到湘鄂西领导武装起义。他们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队伍不断扩大,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建立中共鹤峰县委和工农政权。6月,桑植、鹤峰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同月,周逸群从湘鄂边回到洪湖地区,担任重建的鄂西地委书记,扎根于群众之中,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游击战术,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1929年6月,游击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1930年初扩编为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由旷继勋接任),周逸群任政治委员。红六军成立后,建立了包括河阳、潜江、监利、石首、华容、江陵6县的苏维埃政权,创建了洪湖革命根据地。7月,湘鄂边的红四军与红六军会师,组成了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是由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地区组成的。在鄂东北,由黄麻起义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创建了以柴山堡为中心的根据地。1928年10月,成立鄂东特委。1929年2月以后,根据地又有发展,鄂东特委改组为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任书记。在豫东南,1929年5月,鄂东特委派红十一军军长吴光浩等人到商(城)南参加领导起义,组成红三十二师,连续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建立了豫东南根据地。在皖西,1930年1月以后,中共六安县委集中了六安霍山起义武装,建立了皖西革命根据地。1929年6-12月,鄂豫两省敌军对柴山堡和豫东南根据地进行"会剿"。红三十一师在副军长兼师长徐向前的指挥下,成功地打破了第一次"会剿",接着,又粉碎了第二、三次"会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成立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曹学楷为主席,成立了鄂豫边军事委员会,徐向前为主席。至此,鄂豫边根据地正式形成。1930年6月,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其他根据地。在湘赣边,原留在井冈山的红五军突围去赣南与红四军会合后,留在边界的武装在朱昌倍、何长工、宛希先等领导下坚持与敌人斗争。年底,在宁冈、莲花、永新、遂川等县恢复和重建了红色政权。1930年1月,组成红军第六军(不久改为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刘士奇。与此同时,湘东各县武装斗争也有较大发展,和赣西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0月,成立了以王首道为书记的临时省委和以袁德生为主席的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形成了湘赣革命根据地。在湘鄂赣边,平江起义部队主力转往井冈山后,黄公略率部分武装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以后又将根据地扩本到浏阳、平江、铜鼓、修水等县。8月,彭德怀率部返回,与黄公略共同开展斗争。到1930年四五月间，红五军发展至5000余人,在湘东北、赣北、鄂东南广大地区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

 

在赣东北、闽北,1928年弋横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到年底,初步建立起赣东北根据地。以后不断扩大,于1929年10月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与此同时,闽北崇安县党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1月,成立闽北独立团。同年7月,赣东北、闽北两根据地统一,又扩大到浙西,形成闽浙赣根据地。在广西左右江,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于1929年12月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了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在广东东江地区、海南岛地区、川东地区、浙南、江苏南通等地也先后建立过游击区和根据地,多次打破了敌人的进攻,创建过革命政权,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贡献。

 

 

土地革命的开展

 

八七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土地革命的探索。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就逐步开展起来。

 

最早开展土地革命的是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根据地。1927年底,海丰的大部分和陆丰的一小部分地区即完成了土地的没收分配工作。随后,井冈山根据地在1928年7月,宁冈全县,永新莲花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都普遍分了田。1928年12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出《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农村根据地后的第一部土地法。在此期间,琼崖乐会县第四区、福建永定县溪南区、湖南醴陵、平江、浏阳的部分地区,赣东北的横峰、弋阳,鄂东的黄安等地区,也分别开展了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制度,反映了农民的根本要求,广大农民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为支援革命战争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由于没有实践经验,在土地革命中，一般都是"没收一切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田，或按人口和劳动力兼顾分田；土  地一律公有(或国有);个别地区还实行过共耕制的过左政策,这些都不利于土地革命的正确开展。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分析了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明确指出土地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党在农村的基本依靠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对富农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指出那种主张“加紧反对富农"的意见是错误的。基于这种认识,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些规定是正确的。这在实际上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六大对于土地所有权归农民私有还是公有的问题尚未解决。有关如何划分农村阶级的具体标准和如何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具体政策也没有作出规定,这只能在实践中去探索。六大决议对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的正确开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9年至1930年,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土地革命也日益深入地开展起来,关于如何没收和分配土地,各地依据当地情况作出具体规定,从而丰富、完善了土地革命政策的内容。其中闽西的土地革命经验和政策具有代表性。

 

1929年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贯彻了六大精神,吸取《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的优点,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对没收和分配土地及债务等具体政策,作出了新的规定:(一)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对大小地主区别对待,在乡的地主不反动，"得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二)没收富农自食以外的多余的田地,不要过分"打击"它。(三)中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契不烧"。(四)分配土地，采取以乡为单位,在原耕的基础上，按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在分田时，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不采取打乱平分的办法。(五)对大小商店一般采取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六)债务问题区别对待，工农穷人欠土豪地主的债不还，工农穷人之间来往账目及商家交易之账,1927年底以后的要还,此前的债务不还。商家、土豪、地主欠农民的债务,不论新旧都要还。这些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决议还强调指出,土地革命的主要目标,是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改良农业生产方法,提高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解决全社会的生活问题。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土地革命的正确方向和政策。中共闽西一大的决议案,对于分田之后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实际上仍归公有,农民只有使用权。

 

各个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正在广泛、深入开展之时,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来信,批评中共六大提出的"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主张,是"犯了最重大的错误",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共中央于8月作出了《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承认对待富农的策略有"错误"主要原因在于"机械"地把富农分成资产阶级性的与半封建性两种不同的东西,"从而得出反对富农的半封建性而不反对富农的资本主义性的奇怪的结论",表示要"加以切实的纠正"。共产国际错误地扭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探索。此后党中央一再发出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这种不区别富农与地主、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把所有富农同地主一样对待,显然是超出民主革命阶段的过左政策。在这种错误的影响下,1930年在闽西、赣西南、湘东等地又一度出现"没收一切土地",甚至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的过左倾向。经毛泽东审改的1930年6月南阳会议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也反映了这种错误的观点。这就使土地革命政策的探索走了一段弯路。

 

六大以后,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尽管土地所有权和富农问题还未正确解决,但其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1930年春,在闽西长汀、连城、上杭等县300多里的地区内,没收分配了土地,约有60万人分得了土地。到1930年6月,赣西南根据地没收分配土地的地区,已遍及吉安、吉水、永丰、广昌、宁都等20余县的一部或大部分地区。鄂豫皖根据地,到1930年底,从黄安、麻城发展到黄阪、孝感、光山、罗山等10余县没收分配了土地。湘鄂西根据地,到1930年底,实行分配土地的有监利、石首、江陵、河阳等七八个县。在湘鄂赣边境地区,有平江、万载、修水、铜鼓等县的12个区分配了土地。在鄂东南地区,有阳新、通山、大冶、广济等县的24个区分配了土地。此外,在赣东北、左右江等地也有一些地区分配了土地。上述事实说明,土地革命的成就是主要的。

 

1930年9月下旬,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在传达共产国际的决议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富农问题,"不应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这是对待富农的"两种左倾毛病；关于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因为农民还有私有观念;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

 

根据上述精神,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第九号——《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明确指出,反富农的斗争,决不是消灭富农,消灭富农是"一种急性病的错误观念",因为目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农村是消灭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还未到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的时期，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通告》指出: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因此.我们“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同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他们发布命令和布告,明确规定:"过去分好的田即算分定,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3月15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文告宣布“土地一经分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统统归农民"。这是经过几年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了分得土地的所有权归农民,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探索。到1931年初，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正确的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和政策。它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的提出

 

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在贯彻土地革命武装起义总方针的过程中,就开始探索如何夺取局部政权和全国政权的途径问题。中共中央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许多地方出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时,也开始意识到,要夺取中心城市,应该在中心城市的周围,先建立一些割据的区域,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有条件时再攻取中心城市。这一思想在1927年底和1928年上半年的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有所反映,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探索。但是共产国际固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坚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负责人和中共中央某些领导人,居然指责中央前段工作中,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倾向,强调了必须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因此,上述的正确探索中断了。

 

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在各路"诸侯"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贡献最大者当属毛泽东。

 

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就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派军阀经常混战,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存在等基本特征出发,作出了在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论述。在领导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的视野更加开阔,经验更为丰富。尤其在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毛泽东的认识有了升华。他突破了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某些思维定式,从敌强我弱的形势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农村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代表作是他1930年1月5日写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虽没有写出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农村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文字,但是上述思想是十分清楚的。表现在:

 

第一,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国情和形势决定了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是行不通的,只有"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第二,毛泽东针对有的领导人的思想,尖锐地指出:"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第三,毛泽东指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全国革命高潮还不等于夺取全国政权。但要夺取全国政权,必须有全国革命高潮。他强调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上述论证,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工农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这是毛泽东探索在中国条件下夺取全国政权新道路的伟大贡献。

 

 

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再出现及其危害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及纠正

 

形势有了少许好转,存在于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发展起来。

 

1929年下半年,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了恢复和发展以及农村根据地的扩大,中共中央又错估了形势。尤其是1929年10月共产国际的来信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发动群众,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政权。1930年2月,中共中央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通告中,就提出了把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定为当时全党的总任务和总路线,并把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起义,组织兵变,扩大红军,定为全国性武装起义的中心策略。1930年5月,爆发了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6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第二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

 

“左”倾冒险主文主要表现在:(一)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进我们的面前,全国范围内已有了"直接革命的形势","有极大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二)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并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三)继续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要没收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

 

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规定各路红军完成任务后向武汉前进,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贯彻的结果,党和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十多个省委机关的秘密组织先后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凡贯彻"左"倾政策的地方,党和革命力量都受到损失。广大党员和干部都要求纠正这些"左"的错误。

 

1930年5月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向斯大林等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特别是农村根据地发展的情况,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认识有所转变,承认"中国与西欧不同",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提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接着,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左"倾估计,并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24-28日,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次失误对党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又是一次曲折,其根源在于脱离中国国情的实际,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的"左"倾急性病。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作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这是正确的方面。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犯"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而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三中全会后仍然浓厚地存在着。此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又进行了直接的干涉,完全打乱了六届三中全会后纠"左"的进程。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改变了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对立三错误的评价,指出立三是路线错误,是反共产国际的,同时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既然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7月决议精神纠正立三路线的,为什么共产国际又作出这个决议呢?一是因为李立三8月初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公开拒绝执行共产国际7月决议,引起共产国际的不满;二是共产国际借口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把瞿秋白赶下台,为他们精心培养的王明等人上台提供机会。

 

王明(原名陈绍禹,1931年去莫斯科后改为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受到校长米夫的信任和器重。1929年4月回国后,对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左"倾思想和政策奉若神明,积极宣传。共产国际10月来信之前,王明等人曾经表示拥护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他预先得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消息后,便互相串连,进行反三中全会的活动,集中火力,攻击当时的中央,以便取而代之。1930年1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中国,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以保证王明上台。

 

1931年1月7日,经过米夫来华后的一系列策划,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由米夫起草的决议案,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的名单,王明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可谓一步登天。名义上是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实际的领导权由王明所操纵。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使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内容是: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中的比重,强调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主张整个地不加区别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把反对资产阶级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并列,比前两次"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和过左的经济政策等。王明认为,在湘鄂赣三省有直接革命形势,因此主张在这几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王明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红军攻占大城市,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王明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步入歧途。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对国民党的统治是一个严重的威胁。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就调兵遣将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在3-6个月内消灭红军,摧毁苏区。并把重点放在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反"围剿"斗争。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起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约有4万人。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接受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向根据地中部退却,待机歼敌。12月底至1931年1月初,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全歼进占龙冈之敌主力第十八师,活捉其前线总指挥兼18师师长张辉瓒。接着,又乘胜追击,在东韶全歼敌第五十师1个旅,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年4月,蒋介石又调集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又发起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3万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仍以"诱敌深入"的方针.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办法,半个月内,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7月,蒋介石调集了3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发起第三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绕道千里.从7月至9月,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敌第三次"围剿"。这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战役之后,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反"围剿"斗争。1930年11月,国民党军以4个师、7个旅的兵力,对湘鄂西苏区发动"围剿",分三期进行,重点进攻洪湖苏区。在中共湘鄂西特委的领导下,红军在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利用河湖港汊地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对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红三军也发展到15000余人。

 

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反"围剿"斗争。1930年11月至1932年6月,国民党军10万多人,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三次"围剿"。鄂豫皖临时省委和军委领导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4月,红四军集中主力,多次打败敌人,迫使敌人转攻为守,粉碎了第二次"围剿"。10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联合组成第四方面军。11月上旬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后进行4次战役,歼敌6万人,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000人,鄂豫皖苏区也扩大到26个县。

 

这一时期,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根据地和红军也先后开展了反"围剿"、"清剿"的斗争,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央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斗争。

 

经过反"围剿"斗争,全国红军发展到约15万人,形成了中央、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赣东北、湘赣6个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不仅提高了作战能力,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指导的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是: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作战原则。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亲任总司令,对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先进攻鄂豫皖根据地,7月,对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蒋介石将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逼出这两个根据地后,1933年初,集中40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周恩来、朱德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退却,保存实力,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九一八事变,党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南满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以诬蔑中国东北军所为作借口,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开始了有预谋、有步骤地武装侵略东北的战争,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1931年9月19日至1932年2月5日,仅用4个月零18天,我东北三省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能够这样轻易地实现其侵略计划,主要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

 

日本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理所当然地激起全国各阶层的爱国人士的无比义愤。中国共产党忠实地代表人民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呼声,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北三省事件宣言》,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金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东北三省,遍地兴起的抗日义勇军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坚持到1932年底至1933年初大部瓦解。与此同时,从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由汉、满、朝鲜、蒙古、回等民族的爱国志士参加的10余支抗日游击队,在南满、东满和北满,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总结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残存的义勇军。到1933年底,党领导下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

 

从1933年下半年到1936年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游击队为基础相继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打破了日伪军多次"讨伐",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游击区扩大到东三省50多个县。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共3万余人。

 

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

 

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武装斗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以上海为中心,聚集党和党所影响的一大批文化工作者,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这是一支用笔作刀枪的分散的"文化的军队",在秘密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下,由潘汉年负责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

 

1930年3月2日,遵照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传达中央关于停止内部争论,共同对敌的指示,有党内外作家40余人到会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联盟(简称"左联")。大会选举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这支左翼文化新军虽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他们的人数反而不断增加,活动地区不断扩大,由上海发展到北平、天津、山东、武汉、广州、南京,远及日本东京。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的活动,兴起一个很有声势的左翼文化运动。

 

在左联成立前后,左翼文化团体出版了《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文化月报》、《前哨》、《北斗》、《文学》等几十种刊物,发表了大量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

 

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不畏强暴,克服种种困难,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从1928年至1930年3年内,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有近40种,列宁著作有14种,还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进步的社会科学新书,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视如"洪水猛兽",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从1928年2月起,国民党政府相继颁布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查禁进步书刊,捕杀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仅据1931年9月的统计,就查禁书刊228种,其中以"共产党宣传刊物"、"鼓吹阶级斗争"等理由查禁的有140多种。1930年至1933年,革命的文化工作者被杀害的有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汉华、应修人、宗晖等。国民党反动派满以为实行这种文化"围剿"就可以扼制和消灭左翼文化运动。

 

但适应革命潮流的进步文化是压不垮、消灭不了的,反而越压越烈。大量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作品争相传阅,如鲁迅、茅盾的作品以及后起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一大批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等,充满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反映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呼声,发挥了巨大的战斗号角作用。鲁迅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左翼文化运动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影响,走了一些弯路。九一八事变后,左翼文化工作者开始注意总结经验,吸取教训,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2年11月,张闻天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逐步纠正过去的一些错误,实行策略上的转变,从而使左翼文化运动能够持久和扩大地开展下去,并出现了越来越广泛的同盟军。1936年春,左联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而自动解散,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在各地开始贯彻。同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分管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建议,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担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应当指出,犯"左"倾错误的中央,也领导农民分配了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进攻。九一八事变后坚决主张抗日,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错误,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

 

在政治上,否认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和国民党内发生的分化和破裂,没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仍然搬用斯大林的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的教条,把主张抗日反蒋可以成为朋友的中间力量推到敌人方面去。例如,对待以蒋光鼐、蔡铤锴将军领导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福建事变的失败,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左"倾冒险主义者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在经济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土地政策,实际上是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这种超越革命阶段的土地政策,给根据地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在苏区的工商业中,支持工人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使资本家无利可图。照搬苏联的经验,机械地规定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负担过重而倒闭。这些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政策,破坏了工农联盟,破坏了根据地的经济。

 

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把一切对他们的"左"倾政策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执行的同志,一律错误地扣上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例如,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其"左"倾政策有所抵制,坚持正确的工运策略的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刘少奇,被戴上"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帽子而撤销了领导职务。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批评、抵制其冒险主义的政治、军事策略,坚持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方针,竟被指责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等等。同时,又轻率地提拔那些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人。这种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同错误的肃反政策结合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和诬害,造成了党内极为痛心的损失。

 

在军事上,"左"倾冒险主义发展的恶果,就是反"围剿"的失败。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以50万军队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反"围剿"战争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以阵地战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根据地日益缩小。1934年10月上旬,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的腹地兴国、长汀、会昌,准备进而占领宁都、零都、瑞金,以实现其围歼红军的目的。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000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向湘西实行突围,开始了长征。在此前后,除陕甘、川陕两根据地外,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

 

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8省15个地区,坚持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力量,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而且成为后来抗日战争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形势下,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实现了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创建了自己的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多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成绩是巨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中共领导人自己的幼稚,使诞生10年之后的党,又步入歧途,招致了第二次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四、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探索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的伟大斗争,近8年当中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招致惨重的失败,教训是深刻的。人们痛定思痛,不克服"左"倾思想和"左"倾的军事战略方针,不改变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在指挥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带上许多笨重的军工机器和印刷机器等,部队行动迟缓,对行军作战极为不利。按原定计划,中央红军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由粤军、湘军、桂军分别堵截和尾追,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遭到惨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蒋介石察觉到中央红军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此时红军如果不改变原定计划,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在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通过决议,改向黔北挺进。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堵击尾追的敌人,1935年1月7日,攻克遵义城,获得12天的休整时间。

 

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红军的迭次失利,教育人们认识到毛泽东领导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领导人,逐步改变态度,要求改换领导。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博古在作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时,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白区工作配合得不够等。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且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参加会议的多数人同意他们三人的意见,并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的意见,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最后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3月11日,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下,一反以前的被动局面,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云、贵、川边展开运动战。四渡赤水河,渡过乌江,再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这是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及党政机关约10万人,放弃川陕根据地,分路西进,开始长征。为策应正在北上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派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部西进,攻占懋功、达维等地。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时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两军会师总兵力有10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将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原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两个方面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便于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不同意这一方针,他认为现在是"总退却"的形势,提出组织远征军,西进青海、新疆,或全部南下川康边界,以避开国民党军的压力。

 

为统一思想,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经说服,张国焘表示接受中央的战略方针。但会后又不执行军委计划,他自恃枪多人多,提出"统一指挥"、"组织问题"尚未解决,唆使一些人向中央提出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的要求。党中央为顾全大局,实现党的战略方针,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这样,张国焘才率军北上,但暗中仍酝酿南下川康。8月,中共中央的沙窝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精神。会后,红军总部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左路军由卓克基经阿坝北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由毛儿盖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当右路军经过6天6夜艰苦跋涉,走出草地到达巴西地区,为全军北上打开通道等待左路军时,张国焘却于9月9日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要他率领右路军并要挟党中央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毛泽东看到电报后,立即在阿西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贯彻北上的战略方针,党中央率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主力70000余人迅速转移,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北上,在哈达铺根据俄界会议精神,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在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到陕北会合当地红军,巩固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10月19日,部队到达吴起(今吴旗)镇。11月初,同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15军团胜利会师,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1935年11月,红军第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经过转战,1936年3月到达黔西盘县地区,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政委张国焘关于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指示,遂于7月到达甘孜。

 

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后,张国焘不顾中央的一再催促与警告,不顾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反对,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第四、第三十军南下天全、芦山、大小金川等地。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宣布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并自封为党中央"主席",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南下部队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屡遭挫败,1936年4月到达甘孜地区时,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4万人,广大干部和战士强烈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7月初,中革军委电令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粥时任政治委员。朱德、刘伯承、贺龙、任粥时、关向应以及四方面军一些领导同志拥护中央的正确方针,张国焘在南下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在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开始共同北上,形成了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有利态势。

 

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派出两个特别支队南下,先后攻占了会宁城、将台堡等地。10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一方面军迎接部队会师。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经中央批准北上,于22日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另一部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河部队称西路军。11月中旬以后,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地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与绝对优势敌人进行浴血奋战,气壮山河,可歌可泣。但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初最终失败。

 

 

五、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1935年,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英勇抗击国民党军的"围剿"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华北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使整个华北面临变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的示威游行,并立即获得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一二九运动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

 

为了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策略,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于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全国政治与党的策略方针以及军事战略问题。会议于23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争方针。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项任务上。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准备并吞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国内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与正在改变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转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组织全中国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一一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了彻底战胜敌人,只有运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指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决议指出,要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富农、民族资本家以及白军官兵的政策。确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决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清"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脸"。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毛泽东的报告,全面阐述在新形势下党的新任务时,生动而有说服力地以蔡廷锴、冯玉祥等为例,论述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告诫人们不要再继续那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的"左"倾错误了。

 

瓦窑堡会议关于中国阶级关系的分析和党的政策的改变,是中国共产党自八七会议以来从"左"倾错误向正确路线转变的开始,是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从误区走向了正确的道路。

 

党在国统区斗争策略的转变由于八七会议后党在长时间里把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划到敌人一边,因而在国统区的城市工作中长期为"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所统治,到1935年,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除河北省委外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加强与转变党在国统区的工作。1935年底,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1936年3月,刘少奇到达天津。当时华北党的组织还是被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的"左"倾错误统治着。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必须首先纠正关门主义的错误。刘少奇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文章,从理论原则上批判"左"倾错误,同时,又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与此同时,刘少奇通过各种关系同各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接触,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党的新政策在中间阶层取得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1936年4月,刘少奇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的实际,发表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一文。《提纲》的主要内容是:(一)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白区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二)尽量利用合法。利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工厂法、工会法上那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有黄色工会的工厂企业,我们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就是没有工人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加入进去,利用它公开的招牌和地位,去公开团结与组织工人;在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中,我们也可以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在工人中公开成立新工会。尽管做这件事是极不痛快的,要受国民党的严格束缚,但只要借此能公开去组织工人群众,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这种机会。在这里,刘少奇以大无畏的勇气,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三)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过去排挤和打击那些可能和我们合作的工人领袖是不对的。《提纲》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关于工人运动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也标志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工人运动策略的开始转变。

 

在中共中央负总责并分工领导国统区工作的张闻天,在瓦窑堡会议后进一步从理论上思考"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在193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过去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首先是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此后,他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与刘少奇的书信往来中,支持并发挥了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转变了以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1936年8月9日,他给刘少奇的信中,强调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并进一步提出,不仅工人运动中一切赤色工会应该取消,狭小的左联、社联等组织应该取消;像现在C.Y这样的组织,变成秘密的狭隘的第二党式组织,也应该取消,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名称组织青年群众;在军队中,过去我们只做士兵工作,不做长官工作,是根本错误的。张闻天此信标志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正确方针的形成,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思想在瓦窑堡会议后的进一步发展。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努力

 

由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共中央首先加强了对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的工作。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其他地方实力派,例如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等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国民党内部对抗日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逐步发生变化,中共对南京政府的方针也开始转变,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由各地方实力派为主,转向了以蒋介石政府为主。1936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共重新合作",结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抗击企图灭亡全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但是,蒋介石拒绝接受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一意孤行,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从而酿成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由于对可能出现的情况缺乏了解,中共中央在讨论对事变的态度时,认识虽不完全一致,但当周恩来到达西安了解了情况之后,中共中央即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早日实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发出《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战线的共同纲领。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但为了实现团结救国、共同抗日,这种让步是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亡所做的努力,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支持,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转变其内战政策,向着实现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环节,因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建立坚实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终于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从1927年的八七会议到1937年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艰难探索的10年。

 

10年当中,党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白区进行了英勇斗争。同时,由于幼年的党,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开始成熟起来。成功和错误都是宝贵的财富,都为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