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女校庶民样本福利:纳粹时代的德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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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时代的德国阅读

日期:2011-04-24 作者:袁志英 来源:文汇报                     
    ■袁志英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不讳疾,不护短,一直在进行着清算过去、了断过去、战胜过去(die Vergangenheit bewaeltigen)的持久战。对纳粹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都来了个兜底翻。清理在不断延伸,就波及了个别艺术家。几年来,围绕被称为“希特勒荡妇”的莱妮·里芬施塔尔,曾展开一次大辩论。有关她的传记,出现了好几种,美国人斯蒂文·巴赫也以《极权制造——莱妮·瑞(里)芬施塔尔的一生》参加辩论,莱妮本人则以《里芬施塔尔回忆录》(丁伟祥等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为自己辩护。另一个在纳粹德国时代走红的导演哈尔兰,盖棺没有定论,近来德国有人发表《维特·哈尔兰:戈培尔的明星导演》一书为他评功摆好,说他是纯粹的艺术家,也是受害者。此论引起众议,挞伐之声四起。哈尔兰所导演的《犹太人徐斯》是战后惟一一部被判“反人类罪”的电影,指其“毒化了人的健康的判断力和原有的人性”。1940年首映时,盛况空前,戈培尔在日记中得意洋洋地写道:“巨大的成功,无与伦比的成功!这是一部反犹电影,对此我深感欣慰。”利用电影反犹,哈尔兰难辞其咎,他是“第三帝国独一无二、全心全意的宣传者”,是纳粹宣传部长的“御用导演”。
    
    去年末,一部名为《希特勒统治下的阅读》(以下简称《阅读》)的书在德国问世,引起广泛关注。提起阅读,使人想起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歌剧广场所举行的“焚书大典”,一百三十多位作家的书被烧被禁,具有世界意义的德国文学被驱赶出德国,焚书者要将它从德国人的记忆中抹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却被奉为宝典,大量印刷,进入千家万户:1939年发行了550万册;1943年德军败相已露,《我的奋斗》发行量则攀升到1000万!
    
    《阅读》指出,早在1927年纳粹理论家罗森堡(1893-1946)就建立了所谓“德意志文化战斗团”,1930年在图林根又成立了“清除图文污染研究会”。然而纳粹的思想路线模糊不清,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乡土情结、地缘情结、战争崇拜等各种思潮的大杂烩。纳粹曾雷霆万钧地整肃、关停了犹太人和异议人士的出版社,但其文化政策远非统一、严密,对书业、出版和日常阅读进行的政治化监控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德国党政军和社会上各有叠床架屋的监管机构,政出多门,相互扯皮,莫衷一是。一个书商公开抱怨,“新国家”对书籍出版有21个监管机构,他呼吁,对书的价值应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机关进行评估。可是直至纳粹德国寿终正寝,也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机构。因此,犹太人教派和出版社在上世纪30年代末还在为读者提供书籍。在这里,经济的考量大过了政治的考虑,经营良好的出版社能为“新国家”提供税收。到1939年6月,才明令禁止英美模式的通俗小说及某些种类的犯罪和娱乐题材的文学作品。
    
    战争伊始,图书便被当作政治动员的催化剂,纳粹当局开展了“向前方将士寄书”的活动。所寄图书当然都是官方提倡的“血与土”的文学。但据调查,1933至1945年德国书籍市场并非“血与土”文学的一统天下,特别是青年读者,他们的阅读“令人吃惊地没有方向”。随着前方吃紧,后方艰困,形形色色纾解压力的娱乐文学备受欢迎,纳粹当局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有趣的是,《阅读》对纳粹头目的阅读兴趣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他们所阅读的图书并非他们自己所提倡的,比如希特勒喜欢读的是卡尔·迈(Karl May,1842-1912,善写异国风情和探险小说)、施瓦布(1792-1850,后期浪漫派)、歌德、但丁、叔本华和尼采。教育程度不高的希姆莱却喜欢读凡尔纳、魏徳金德(1864-1918,表现主义作家)、托马斯·曼、大仲马、左拉、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还有易卜生和王尔德。而纳粹意识形态专家罗森堡曾著有《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从中可看出,他可算是博览群书的。空军元帅格林喜欢读诸如打猎、兵法之类非虚构类图书,以及各种豪华本的伟人传记,甚至也读卡尔·迈和犯罪题材小说。军备部长施佩尔喜爱具有经典性的现代派。纳粹的御用文人汉斯·约斯特(1890-1978)读的是消遣性犯罪题材小说和惊险小说,他最喜爱的作家是托马(1867-1921,善写农村题材,同情弱势群体)、冈豪夫(1855-1920,多产的雅俗共赏的通俗小说家)、卡罗萨(1878-1956,对纳粹拒不合作者,秉持内心流亡的态度)、宾丁(1867-1938,鼓吹战争的小说家)和哈姆松(1859-1952,挪威作家,因其攀附德国纳粹而被判叛国罪)。戈培尔读书很杂,喜爱乡土文学,也读哈姆松和托马斯·曼,易卜生和斯特林堡;还读格奥尔格·凯泽(1878-1945,表现主义作家)、哈森克莱菲尔(1837-1899,左翼作家、诗人)和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作家和历史学家)。这些纳粹大头目所读的图书不少是不同政见者的书。比如说托马斯·曼、凯泽、魏徳金德和上述的左翼作家等;此外,在笔者看来,被希特勒喜欢的歌德压根就不是民族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他是世界主义者。他崇拜的英雄是拿破仑。在反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中他不让儿子奥古斯特从军上前线。表现主义文学艺术被纳粹贴上颓废文艺的标签,1937年在慕尼黑还举办了堕落颓废艺术展,亦即德国的“黑画展”。被戴上“黑画”帽子的画作越来越多,可这些画作并没有“纸船明烛照天烧”,而是被政府卖到国外,赚取了大量外汇。再说尼采,他如生活在纳粹德国时代,和纳粹也将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是走不到一块的。尼采主张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地中海,注重拉丁文化,而纳粹认为北欧才是欧洲文化的源头。
    
    一般群众的阅读和纳粹强权人物的阅读有不少部分重叠,《阅读》认为,纳粹贯彻“纯洁思想”的文化政策是失败的。当时的阅读文化颇为多元,“商业上极为成功的异议作家和多愁善感的娱乐文化是十二年的第三帝国的阅读文化的两大支柱”。纳粹所争取到的畅销书作家仅是“一小撮”,而“不问政治的中间派”仍然大放异彩。
    
    战争开始后给前线寄的书当然多是鼓舞士气、充斥民族主义精神的。国防军曾人手一册地得到海因里希·克莱斯特的《赫尔曼战役》(纳粹对克莱斯特谬托知己,认为他的作品是“德意志精神的完美表达”)。随着战争厌倦的逐步升级,那些承载意识形态压力的图书越来越不受欢迎,可读性强的娱乐文学大行其道。前方后方阅读文化颇为一致,1941年共出版了三亿四百万册图书,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罗森堡和戈培尔的著作,以及贯彻纳粹精神的民间故事和英雄传说发行量很高,那是官方保驾护航的结果。但居于畅销书前列的并非宣扬纳粹思想的图书,而是传统的纪实小说、生命救助手册、英雄画传,还有法拉达(1893-1947,对纳粹持消极对抗的态度,《小人物,怎么办?》是其代表作)的社会小说和多明尼克(1872-1945,科幻小说作家)的未来小说。施玻尔(1887-1955)、威廉·布施(1832-1908)、托马和韦尔克(1884-1966)的书都相当畅销;有着他们风格的幽默小说也得到受众的喜爱。热销的还有黑塞、罗特(1894-1939,犹太作家)、荣格尔(1895-1998)、冈豪夫、库尔茨-马勒(1867-1950,通俗小说女作家)等人的作品。而那些从歌德、康德、艾兴多尔夫到尼采、里尔克的经典作家也一直受到推崇,他们的作品是长销书,常读书,即使在纳粹德国时代也如此。
    
    在纳粹德国,《我的奋斗》可说是铺天盖地,然而真正认真阅读者寥寥无几。连为1933年5月10日“焚书大典”提供被焚被禁书籍名单的沃尔夫冈·赫尔曼博士也认为:“《我的奋斗》缺少精神的高度、理论的深度。”高端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该书思想混乱,结构杂乱,语言枯燥,行文拖沓,令人难以卒读。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曾评论道:“看上一页就能感受到其中所体现的疯狂的自私自利和极端的泯灭人性。”当然也有一些死忠分子,《我的奋斗》随身带,随时随地读起来。前面所提到的那个里芬施塔尔就曾写道:“在火车上,在拍摄背景下,在山间小溪旁,我都在读这本书,它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纳粹的暴虐给德国文明造成了短暂的断裂,然而他们还是没有力量摧毁德国读者和作者的顽强。”这是《阅读》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