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都匀市有什么特产:圣人之怒，以其当怒──愤慨种种

 
宋儒程灏云：“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
光绪曾对人说：“朕不过是四等军机。第一等军机由皇太后问，第二等军机由庆亲王问，第三等军机由李鸿章问，第四等军机才轮得到我问。”
翁同书法冠绝一时，
求其墨宝者络绎不绝，翁很是烦恼。一次，有某京官持一把扇子前来求字，翁便题了“山穷水尽”四字给他。此人甚感羞怒，将扇毁弃。此后求书者就少了。
美国“排华法案”出炉后，在议会讨论时竟毫无异议，旁听的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大怒，即起立演说，痛斥美国议员无人道、无法理，违背耶稣教义，违背华盛顿平等民主的遗训……如此演说了一小时之久。其间有议员认为他违反规定，要求他退席，他置若罔闻；另有议员则为其折服，要求他继续演说；还有议员叹息道：“真是第一流的外交人物，可惜生在清国。”会后有人问伍廷芳何以违反议会规定，他说：“我当时气极了，不以人类视之！”
戊戌年，康有为在北京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他慷慨激昂地演讲道：“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载，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旁立者闻其言，莫不泣下。康又说：“不变法，必亡国！论及中国致衰之由，谓罪皆由于老子……”他突然拍案大呼道：“如老子生在今日，吾必以枪毙之！”闻者莫不动容。
八国联军进京后，将北京分为八个防区。彭诒孙家在美军的防区内，遭到了美军的入室抢劫。彭愤怒地跑到美军军营去理论，美军自觉理亏，次日便张贴告示：中国商民可以预备胭脂水或煤油，若有兵丁进门骚扰，即将其洒在对方身上，痕迹显然，拭之不灭，以便究办。
贝勒毓朗为军机时，看到国会请愿团代表多为留学生，连连怒骂“妖党”。人问何故，他说：“他们口口声声事实法理，实则无法无天。往年我赴日本考察政治，看到学生和蔡钧大起冲突。我以国家体面攸关，婉劝学生忍耐，静待解决。我向他们长揖盈千累百，竟无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犹有余痛。试问他们如何够得上做立宪国民？”
陈天华投海自杀后，由同志扶柩回国，拟葬于长沙岳麓山。有人害怕官府干涉，禹之谟拔刀指天道：“求一土葬烈士，于巡抚何？是不可得，天下事尚可为耶？敢有禁阻者，定以白刃相见。”遂公葬于岳麓山，长沙学子万余人皆穿纯素，时当孟春，却满城雪白，犹如冬日。
吴稚晖赴日本留学，临行前，有人劝他剪去辫子，他勃然大怒道：“留学就是要保住这条辫子，岂可割掉！”到了日本，有人劝他去见孙中山，他又勃然大怒道：“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强盗，他们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盗，你们为什么要我去看他？”
汪精卫本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曾说：“革命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想以刺杀一二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但因革命党数次起事失败，同志惨遭屠戮，汪始日益激进，成为一个有志“流血以溉同种”的暗杀主义者。他决心进京刺杀摄政王，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力劝之。汪凛然道：“若谓今非可死之时，弟非可遽死之人，则未知何时始为可死之时，而吾党孰为可死之人。凡为党死，死得其正。”
陈独秀为他的时代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和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五四运动后，学校精英常被各类政治势力拉拢。李大钊说：“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起点醋意，真正讨嫌。”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直皖战争后，曹锟和张作霖结为亲家，沆瀣一气，吴佩孚的政治理想无法贯彻。他黯然神伤地回到洛阳，一下车便对记者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冯玉祥逼宫索饷，总统黎元洪被迫去位，一去不返。吴佩孚在洛阳闻讯，连呼：“毁了，毁了！”从此酒量大增，双目尽赤。
有人问蒋梦麟“文人与武人孰重”，蒋说：“不晓得武人们怎么看，不过，我想在他们眼里，文人只能写布告。”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蒋介石痛感中华文化的日益沦亡，在其《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内容的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全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
陈独秀晚年撰《小学识字教本》，交国力编译馆印行。当时陈立夫负责审查，见此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陈独秀说：“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不得印行。
傅作义在绥远前线大破日军，黄炎培奉蒋介石命前往劳军，途径西安时与张学良、杨虎城一叙。席间，黄慷慨激昂地憧憬前线，张学良冷冷地回答：“何以我们剿匪四年，不见一人来慰问？”
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自古未闻有饥寒交迫之兵而能杀敌致胜者。”
抗战中，马寅初常发表激烈演讲，抨击政府的腐败。蒋介石召他去问话，他说：“文职不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该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蒋介石知道后对人说：“我请他来是为了谈经济问题，以后有时间，他随时可以来！”
李公仆、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民主人士人人自危，如费孝通、潘光旦等人都躲到美国领事馆中避难，梁漱溟却义无反顾，他不仅开始着手调查凶手，且发表公开声明：“尔等宁有第三颗子弹乎？我正在此！”
1946年7月，梁漱溟赴上海拜访了周恩来，力劝共产党重返谈判桌，周恩来似乎被他说动。梁漱溟满意地乘火车回南京，不料次日清晨一到南京，就听到了国军攻陷张家口的消息。梁于是对着伫候在火车站的记者们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各大报纸用作头版标题，广泛流传。
陈立夫对沈钧儒说：“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着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中共建政之初，党内也有很多人对安排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当高官，以及中共领袖和民主人士密切来往感到不满，甚至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的说法。这些人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党的宗旨。
解放初，冯友兰致函毛泽东，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五年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复函道：“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看后很不理解，常不无抱怨地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解放初，叶剑英主政华南，因土改过“缓”等问题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现在全国有三只乌龟——广东、广西和福建，现在广西和福建已经爬上去了，只有广东还没有爬上去。”虽然叶剑英努力调整状态，毛泽东还是让陶铸接替了他的工作。不久，叶剑英又被人告了黑状，避居青岛休养。在这里他写了一首五律：“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丛中。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轻波垂钓叟，旭日弄潮童。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此处用了汉高祖削平异性王的典故，不无鸟尽弓藏的感慨。
1950年，华东局拟在杭州建一空军疗养院，陈三立墓正好在规划之内。陈毅闻讯制止了此事，他说：“如果我们把陈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产党何以谢天下？”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看他的文章时，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说：“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胜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受这么大的祸殃！”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当面对毛泽东说：“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
文革初，康同璧曾激动地说：“我要写信问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你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俨然有其父康有为“公车上书”，为民请命的气概。
萧军年轻时练过武功，且性如烈火，他和其他28位作家被长时间批斗时，心中愤怒之极。他回忆自己之所以没有反抗，是因为看到跪在旁边的老舍，脸色煞白，额头流着血，这时他突然想到：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自己固然会死，其他28名作家也会随着自己被打死。他于是强压下反抗的冲动。
俞平伯被抄家，红卫兵一开始不知道他家钱财放在哪里，后来看到俞夫人紧抱一个匣子不放，即逼而索之，打开一看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遂宣布没收。俞平伯在后面一面追赶，一面高呼：“你们拿走，有利息没有？”
1967年，在京西宾馆的军委扩大会议中，面对江青的嚣张跋扈，叶剑英怒不可遏，猛拍桌子，竟然震断自己的掌骨。此人一向儒雅自持，江青亦为之惊愕不已。
天安门事件中，被“四人帮”定为天字头一号的反动标语是这样写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时，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摘自《非常道Ⅱ：1840-2004的中国话语》，北京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