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都匀市有什么特产:圣人之怒,以其当怒──愤慨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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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程灏云:“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
光绪曾对人说:“朕不过是四等军机。第一等军机由皇太后问,第二等军机由庆亲王问,第三等军机由李鸿章问,第四等军机才轮得到我问。”
翁同书法冠绝一时,
求其墨宝者络绎不绝,翁很是烦恼。一次,有某京官持一把扇子前来求字,翁便题了“山穷水尽”四字给他。此人甚感羞怒,将扇毁弃。此后求书者就少了。
美国“排华法案”出炉后,在议会讨论时竟毫无异议,旁听的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大怒,即起立演说,痛斥美国议员无人道、无法理,违背耶稣教义,违背华盛顿平等民主的遗训……如此演说了一小时之久。其间有议员认为他违反规定,要求他退席,他置若罔闻;另有议员则为其折服,要求他继续演说;还有议员叹息道:“真是第一流的外交人物,可惜生在清国。”会后有人问伍廷芳何以违反议会规定,他说:“我当时气极了,不以人类视之!”
戊戌年,康有为在北京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他慷慨激昂地演讲道:“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载,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旁立者闻其言,莫不泣下。康又说:“不变法,必亡国!论及中国致衰之由,谓罪皆由于老子……”他突然拍案大呼道:“如老子生在今日,吾必以枪毙之!”闻者莫不动容。
八国联军进京后,将北京分为八个防区。彭诒孙家在美军的防区内,遭到了美军的入室抢劫。彭愤怒地跑到美军军营去理论,美军自觉理亏,次日便张贴告示:中国商民可以预备胭脂水或煤油,若有兵丁进门骚扰,即将其洒在对方身上,痕迹显然,拭之不灭,以便究办。
贝勒毓朗为军机时,看到国会请愿团代表多为留学生,连连怒骂“妖党”。人问何故,他说:“他们口口声声事实法理,实则无法无天。往年我赴日本考察政治,看到学生和蔡钧大起冲突。我以国家体面攸关,婉劝学生忍耐,静待解决。我向他们长揖盈千累百,竟无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犹有余痛。试问他们如何够得上做立宪国民?”
陈天华投海自杀后,由同志扶柩回国,拟葬于长沙岳麓山。有人害怕官府干涉,禹之谟拔刀指天道:“求一土葬烈士,于巡抚何?是不可得,天下事尚可为耶?敢有禁阻者,定以白刃相见。”遂公葬于岳麓山,长沙学子万余人皆穿纯素,时当孟春,却满城雪白,犹如冬日。
吴稚晖赴日本留学,临行前,有人劝他剪去辫子,他勃然大怒道:“留学就是要保住这条辫子,岂可割掉!”到了日本,有人劝他去见孙中山,他又勃然大怒道:“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强盗,他们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盗,你们为什么要我去看他?”
汪精卫本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曾说:“革命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想以刺杀一二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但因革命党数次起事失败,同志惨遭屠戮,汪始日益激进,成为一个有志“流血以溉同种”的暗杀主义者。他决心进京刺杀摄政王,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力劝之。汪凛然道:“若谓今非可死之时,弟非可遽死之人,则未知何时始为可死之时,而吾党孰为可死之人。凡为党死,死得其正。”
陈独秀为他的时代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和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五四运动后,学校精英常被各类政治势力拉拢。李大钊说:“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起点醋意,真正讨嫌。”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直皖战争后,曹锟和张作霖结为亲家,沆瀣一气,吴佩孚的政治理想无法贯彻。他黯然神伤地回到洛阳,一下车便对记者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冯玉祥逼宫索饷,总统黎元洪被迫去位,一去不返。吴佩孚在洛阳闻讯,连呼:“毁了,毁了!”从此酒量大增,双目尽赤。
有人问蒋梦麟“文人与武人孰重”,蒋说:“不晓得武人们怎么看,不过,我想在他们眼里,文人只能写布告。”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蒋介石痛感中华文化的日益沦亡,在其《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内容的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全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
陈独秀晚年撰《小学识字教本》,交国力编译馆印行。当时陈立夫负责审查,见此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陈独秀说:“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不得印行。
傅作义在绥远前线大破日军,黄炎培奉蒋介石命前往劳军,途径西安时与张学良、杨虎城一叙。席间,黄慷慨激昂地憧憬前线,张学良冷冷地回答:“何以我们剿匪四年,不见一人来慰问?”
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自古未闻有饥寒交迫之兵而能杀敌致胜者。”
抗战中,马寅初常发表激烈演讲,抨击政府的腐败。蒋介石召他去问话,他说:“文职不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该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蒋介石知道后对人说:“我请他来是为了谈经济问题,以后有时间,他随时可以来!”
李公仆、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民主人士人人自危,如费孝通、潘光旦等人都躲到美国领事馆中避难,梁漱溟却义无反顾,他不仅开始着手调查凶手,且发表公开声明:“尔等宁有第三颗子弹乎?我正在此!”
1946年7月,梁漱溟赴上海拜访了周恩来,力劝共产党重返谈判桌,周恩来似乎被他说动。梁漱溟满意地乘火车回南京,不料次日清晨一到南京,就听到了国军攻陷张家口的消息。梁于是对着伫候在火车站的记者们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各大报纸用作头版标题,广泛流传。
陈立夫对沈钧儒说:“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着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中共建政之初,党内也有很多人对安排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当高官,以及中共领袖和民主人士密切来往感到不满,甚至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的说法。这些人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党的宗旨。
解放初,冯友兰致函毛泽东,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五年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复函道:“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看后很不理解,常不无抱怨地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解放初,叶剑英主政华南,因土改过“缓”等问题遭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现在全国有三只乌龟——广东、广西和福建,现在广西和福建已经爬上去了,只有广东还没有爬上去。”虽然叶剑英努力调整状态,毛泽东还是让陶铸接替了他的工作。不久,叶剑英又被人告了黑状,避居青岛休养。在这里他写了一首五律:“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丛中。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轻波垂钓叟,旭日弄潮童。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此处用了汉高祖削平异性王的典故,不无鸟尽弓藏的感慨。
1950年,华东局拟在杭州建一空军疗养院,陈三立墓正好在规划之内。陈毅闻讯制止了此事,他说:“如果我们把陈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产党何以谢天下?”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看他的文章时,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说:“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胜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受这么大的祸殃!”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当面对毛泽东说:“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
文革初,康同璧曾激动地说:“我要写信问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你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俨然有其父康有为“公车上书”,为民请命的气概。
萧军年轻时练过武功,且性如烈火,他和其他28位作家被长时间批斗时,心中愤怒之极。他回忆自己之所以没有反抗,是因为看到跪在旁边的老舍,脸色煞白,额头流着血,这时他突然想到: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自己固然会死,其他28名作家也会随着自己被打死。他于是强压下反抗的冲动。
俞平伯被抄家,红卫兵一开始不知道他家钱财放在哪里,后来看到俞夫人紧抱一个匣子不放,即逼而索之,打开一看是现金及存折数万元,遂宣布没收。俞平伯在后面一面追赶,一面高呼:“你们拿走,有利息没有?”
1967年,在京西宾馆的军委扩大会议中,面对江青的嚣张跋扈,叶剑英怒不可遏,猛拍桌子,竟然震断自己的掌骨。此人一向儒雅自持,江青亦为之惊愕不已。
天安门事件中,被“四人帮”定为天字头一号的反动标语是这样写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时,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摘自《非常道Ⅱ:1840-2004的中国话语》,北京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