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烟叶种植面积:《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1

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绪论
蒙古的历史是游牧的历史，理解游牧史是理解蒙古社会的一把钥匙，蒙古的历史也是经常与农业民族打交道的历史，所以，理解蒙古草原上的农业问题也是理解蒙古族变化的一把钥匙。蒙古社会的传统，有很大的一部分与直接与草原、畜群和农业有关的。草原地区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实际上构成一个农牧业生态问题，研究传统时代游牧生态的状态，对解读传统蒙古社会极其重要。
游牧业与游牧社会的联系早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西方学术界关注世界各地的游牧业状态由来已久，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除了草原和畜牧业的科学研究之外，最近几十年来，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成绩特别大。从欧洲学术界开始，人类学关于草原生态与游牧业的研究开始于1960年代。在这之前，普里查德在其人类学的力作《努尔人》中，就对非洲草原部落的游牧生态作过详细的研究。1960年代以来，生态人类学兴起，学者试着用生态学方法研究草原社会。其中重要的一份成果就是剑桥出版社的《游牧生产与社会》(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1979)，这是一本论文集，其中的论文，堪称游牧社会研究的代表作，代表着一大批研究草原社会人类学家的水平。甚至有Walter Glodschmidt, Gurun Dahl, Owen Lattimore等学术顶尖人物。Owen Lattimor是研究蒙古社会的学者。此书既有总体的类型学分析，更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既有阶级分析，也有氏族结构研究。另一部有关游牧生态的论文集是Wolfgang Weissleder主编的The Nomadic Alternative: Modes and Models of Interaction in the Africa-Asian Deserts and Steppes。此书以人类生态学角度上中东、非洲和亚洲草原上的各种游牧与文化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此书对游牧族群结构和亲属关系的研究非常出色。关于游牧生态与社会研究的主要区域还是集中在中东和非洲，特别是在人类学领域。在非洲游牧社会研究中，出现了一大批人类学家和其它专家。Andrew B.Smith系统地用生态学观点分析非洲游牧业从起源到现在的发展历程。其著作出版于1992年，题目是Pastoralism in Africa：Origins and Development Ecology (Hurst & company)，这本书介绍了游牧业的各种类型，向人们展示了非洲游牧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定居类型、放牧类型、活动规律都描述得非常详细。在这之前，非洲研究已进行几十年，一大批专家已经进行了地形、植被、牲畜和游牧方式的研究。代表人物Dyson-Hudson，他的研究集中于喀麦隆和乌干达，重点研究游牧的生态适应策略；Gautier自1960年代以来集中研究马里和北非的游牧业；还有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Fulbe族的游牧业，探讨其地的游牧者与农业者的关系，并对游牧人对现代社会压力所作出的反应。其论文集的题目是：Pastoralists Under Pressure? Fulbe Societies Confronting Change in West Africa.(主编者为Victor Azrya等，1999年。Koninklij Brill NV)。他们的成果为非洲游牧业研究作出了贡献。欧亚草原西部的研究也吸引了大批学者和专家，个案研究也达到了非常深的程度。Gudrun Dahl和Anders Hjort二人的著作发表于1976年，其题目是：Having Herds:Pastoral Herd Growth and Household Economy(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University of Stockholm)，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畜群增长的结构，并分析了畜群结构与灾害的关系，游牧经济很大程度来自于牧人对畜群的处理态度。他们的研究为游牧经济和游牧生态的细致分析开辟了道路。中东地区游牧生态的另一项突破在于与考古相结合，历史的研究也好于其它地区，因其史料明显多于其它地区。当然，还有许多关于游牧业和游牧生态的研究论文和书籍。
西方学术界尽管在中东和非洲草原游牧业有很好的研究，对蒙古草原的关注并不很多，但一些早期的开创性成果仍离不开蒙古草原的农牧生态问题。20世纪初Huntington 对北方游牧民族在气候变化下对欧亚农业文明区的影响的分析就非常著名。其著作为：The Pulse of Asia, Boston.(1907，Boston)，他的观点以后系统地集中于一本小册子里：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1927)。他系统地论述了灾害、雨量对游牧民的刺激，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对中国或其它文明古国的冲击。这是学术界第一次在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对农牧关系和农牧斗争进行了论述。他的研究特点是规模宏大。Owen Lattimore的工作也是如此，他利用地理特点对蒙古社会作研究，并且利用商业的关系，揭示游牧业对农业的依赖。他的早期成果主要集中于：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58. Paris,1962。拉铁莫尔的另一本书最近由北京大学的唐晓峰先生译出，书名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月1月)。与这两位专家相比，前苏联的一批专家倒是率先在更细致的水平进行，制度史的研究首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他们对草原生态与蒙古早期游牧群体单位的研究至今无法超越。另一名Sevyan Vainshtein，他人类学方法调查吐哇——这个到清末仍为外蒙古一部分，并直接受中国管辖地区。他详细地描述了雨量、草原质量、农业与游牧业型态，他研究的英文译本直到1980年才出现：Nomads of South Siberia: 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因为西方学术界在1960年代大兴生态人类学方法，他的工作才受到重视。
美国的蒙古学者Lawrence Krader，他几乎是最早使用了现代生态学原理研究蒙古社会。1955年，他在“西南人类学杂志”(第四期)上发表题为“中部亚洲游牧业的生态”一文。他的研究涉及到鄂尔多斯蒙古和布里亚特蒙古等，范围广泛，他集中于蒙古家庭社会史方面的研究。1963年，他出版题为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 (Mouton & Co. 1963.The Hague)的著作，其中有许多部分涉及到生态与社会的内容。198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生态学原理分析蒙古社会，但并不以此为主题。Ole Bruun and Ole Odgaard等人对外蒙古的研究就是这样。David Sneath写了内蒙古，Changing Inner Mongolia: 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分析了内蒙古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关系，但涉及到游牧业、农业的内容并不很多。这方面涉及较多的是Burton Pasternak and Janet W. Salaff的研究，其著作是：Cowboys and Cultivators: The Chinese of Inner Mongolia. (Westview Press.1993.)，此书呼伦贝尔地区为例，分析汉人在1949年以后的农业渗透，以及汉蒙融合的生态与社会过程。他们对比了汉人的农业与游牧业，努力地寻求汉人农业技术在生态条件变化下的变异，探讨农业先锋者(frontier)在游牧区所产生的变化，他们似乎在通过1949年以后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些农业者的行为反应，寻找与老一辈的学者的成果，特别是在拉铁莫尔学术问题上进行问题分析。
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许是最多的，许多人的工作也像本书一样，建立成满铁和日占时期的调查资料基础上，许多研究还是在满铁时代进行的。后藤十三雄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十二月)，就是这样一本书，本书用了许多满铁资料，也用了许多他本人在中部内蒙古地区的观察。对蒙古游牧民的活动规律、畜群状况和草原生态都作了一定的描述。农业方面比较好的成果是山田武一和关谷阳一的著作：《蒙疆农业经济论》(日光书院，昭和十九年十一月)，对当时中部内蒙古地区的农业技术作为重点研究，除了自然环境，土壤和农作物结构外，还重点介绍了各地耕作制度、技术程序、地租状况和其它农业经营方面的事务。今堀城二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の构造——その历史と革命前夜の现实》(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昭和53年3月。)是一本介绍包头、张家口、萨拉齐和托克托一带农村的调查研究，他的主旨并不在于研究农牧交错带社会本身，而在于寻找中国封建社会本体的一些结构性特质。他的研究和调查突破了满铁资料一般模式——简单描述外部事务的限制，而是通过一些家族史资料、水利史资料和碑刻，进一步揭示了农牧交错地区社会内部的一些动态结构。日本人的研究还有一些论文。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天野元之助先生也曾对这一地区的农业作过实态性研究。他写的《察、绥农业经济の大观》(发表于《满蒙》杂志，第16卷，第七、八两期连载)，对这一地区的水利、技术和地租制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另外，《满铁调查月报》上也发表了许多关于蒙疆土地开垦和土地制度方面的学术成果，其中安齋库治先生的《清末绥远的开垦》(《满铁调查月报》，1939年 第1号)。到现代一直是研究近代蒙古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1949年以后，有许多日本学者继续对蒙古地区的社会制度进行努力地研究，涉及到农业方面的是田山茂的《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这本书以制度为核心探讨了清代以来农牧交错地带的各种地租形态。也有利用生态学原理分析中国游牧业的研究专著出现，像Chosei Chichinohe主编的The Nomadism in China:Joint Field Research by All the Year Round Survey on the Pastoral in Arid Region (Hokkaido University Press，1994，Sapporo)，这是一本论文集，本书作者中有许多都是日本人，但却是关于现代中国北部草原游牧社会的研究专著，不是一本历史著作。澳洲的学者约翰 ·W·郎沃斯和格里格·J·威廉目森所著的《中国的牧区》(丁文江主译，1995年，甘肃文化出版社)一书，也是有许多篇幅介绍了内蒙古的畜牧业和草原状况，这本书现在仍为许多草原工作者所称道。
与日本学者和俄国学者相比，国内学术界对蒙下游牧社会的关注起步较晚。1949年以前，最重要的著作可能就是那本贺扬灵先生的《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本书主要介绍了绥远、察哈尔地区的农业、土地放垦以及灌溉社会的制度，并简略地介绍了这两地蒙古游牧民的生活变化。建国初，有两份民族调查资料对蒙古人的草原生态和社会习惯做了很好的描述。一本是1956——1958年间政府组织的有关阿拉善局部地区的社会调查，成果一直到1986年才出版，这就是《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这本书介绍了阿拉善地区的游牧习惯、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另一本书是在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带领下作出的。1950年，他带领一个被称为燕京、清华、北大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在呼伦贝尔草原做调查，调查报告一直没有正式出版，直到1997年才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这本书有关于巴尔虎蒙古族和鄂伦春族和索伦族的状况，其中包括游牧人口和畜群，蒙古族的家族制度以及基层组织，还有关于旅蒙商的资料，都非常有益。
草原工作者和畜牧工作者在1980年以前也作了非常好的调查工作。草原研究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对蒙古草原所作的工作。主要成果体现在1980年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北京：科学出版社)一书中，本书的调查年代是1960年代。此书不但对各地区的草原生态和主要草种做了描述，还对当时的普遍流行的定居游牧技术体系做了介绍。另一本书是关于畜牧方面的，这就是中科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与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合编的《内蒙古畜牧业》(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年10月)，这本书重点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内蒙古各地的地形、草原与游牧业和家养畜牧业的各种类型，同时介绍了各种牲畜的饲养生态。就个人研究而言，地理学界的前辈赵松乔先生所著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配置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8月)，是关于农牧业形态研究的力作。此书不但介绍了各种游牧类型，还进行了一些以乡村为基础的个案研究。1980年以后，国内一些单位陆续重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所的一些学者作了许多有益的调查工作，但涉及到传统游牧业的部分相对较少。所以，以史料作基础，对传统的草原生态、游牧业和农业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仍是有必要的。
本书的主要材料以满铁和其它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日本人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最有价值的是许多实态调查资料。当时的调查目的并不在于学术，而在于服务于当时日本当局的军事殖民统治。其它材料也有很多，一部分来源于档案材料。研究方法，本书尽量用科学方法和史学方法描述近代，特别是1900年到1960年这一阶段各种各样的草原农牧生态与社会型态的内容。这种研究既可为古代蒙古史研究提供实态对照，又可为当前蒙古草原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资料。满铁资料所调查的区域主要在东部内蒙古地区，无论是蒙古人的游牧业型态，还是汉人和蒙古人的农业形态，都作了充分的调查和研究。材料众多，但质量有好有坏。关于游牧业方面，有一些调查资料的深度超过了现代许多学术调查的丰富程度。但满铁资料作为一种外国人的调查，与华北和其它地区的调查一样，往往失之于外面，或一般当地负责人的口述。满铁的任务是搞清具体的蒙地社会形态，但外国人往往不知道一些制度和土地关系内涵中的人情和乡村社会关系。土地数字或其其它数字往往像汉文文献一样地失实，这些调查人员毕竟没有亲自去丈量，但这些数字既使现在可能也搞不清。所以，本书所用的满铁资料注意其关于一些游牧和生产关系实态的描述。
游牧形态调查最为详细的资料来自呼伦贝尔地区。“兴安局”关于游牧习惯的调查成果体现在《兴安北省に於けゐ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中。这次调查的时间是从1938年到1939年，区域为当时称西新巴虎旗、东新巴尔旗、陈巴尔虎旗和索伦旗，即现今牧业四旗。不但调查了当时的人口数、牲畜头数，牲畜结构。还有大量的篇幅是关于游牧规律的，包括牲畜每天的移动距离，各季放牧所经过的地点，各驻牧点水源状况、滞留的日数等等。还有放牧特点和打草地分布的资料。最珍贵的是一批游牧图，这是几乎目前国内仅有的传统时代的游牧路线图。这本资料对研究内蒙古游牧业型态的价值极大。另一本是满铁铁道总局所主持调查所形成的《呼伦贝尔畜产事情》(奉天：满铁铁道总局，昭和十二年十二月)。这本资料除了对牲畜头数有所统计外，还有各阶层拥有的牲畜数量的记录和个体游牧家庭拥有牲畜的状况记录。还对牛、羊和马等各种牲畜体质特点作了介绍。对游牧生态研究特别有用的是这本资料对冬夏营地的地形分布和牲畜数量的季节分布有示意图描述。第三本资料是关于呼伦贝尔草原生态调查的书，由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写，题目是《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大连：南满洲株式会社调查部，昭和十八年四月)。这本资料与中部内蒙古几本草原生态调查报告，几乎构成当时中国最好的草原调查资料。除了草原和草原类型的介绍以外，还特别介绍了放牧与冬夏营地的草原退化问题。呼伦贝尔这批资料非常宝贵，已经引起了地方有关部门的重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正在筹划出版其中的一部分。
在东蒙南部的农牧交错地带，满铁的调查资源更多。有旗县级别的调查，也有乡村级别的调查。在满铁调查部1939年出版的《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旗畜产调查报告》中，对这札鲁特旗和阿鲁科尔沁旗的游牧状况、畜产数量和草原状态都作了一定的介绍，这本资料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对农牧结合型态的描述，特别是对以游牧为主、以农业为副生产型态的描述。《东部蒙古志》，是一本出版较早的(明治四十一年)对整个东蒙南部的调查资料，与后期资料相比，这套志书的内容以简单描述为主。主要描述道路两旁的村庄、农田与草原的景观。更为详实的是满铁庶务部1929年左右出版的一套《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书》，不但有对村庄和农牧业景观的描述，对商业网络的描述也很详细。还有一部大部头的关于地租制度的调查：《锦热蒙地调查报告》(地籍整理局，1937年)，这份资料共分三卷，收集了大量的清代契约，结合当时对这一带的实地调查，详细地介绍了东蒙南部各种地租制度。许多地区调查时回朔到200多年以前。所以，这份资料不仅可以研究近代土地制度，也是研究清代土地制度的好资料。满铁对蒙地的土地调查也有很多，渗透到各地区、各专业。满铁早期的投人、物最多的满洲旧惯调查。关乎东蒙的土地制度也渗在其中。非常有价值的是《一般民地》这份资料，出版于1915年，不但记载了大量的关于清代放荒时的各种条例和制度，而且记载了这此制度在一些具体的地区的表达。
对本书利用价值更大的是几部关于东蒙乡村个案的实态调查资料。1941年出版的由“兴安局”主持的对1939年对阿鲁科尔沁旗巴拉都塔恰村的调查是一个村的调查，报告书名为：《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书》，这是个主牧副农的村庄。这本调查详细地介绍了这个村的成村过程，以及各种土地权益，人口、家族和阶级等等。对外来人口的流动和各样耪青劳动者，有许多特别的描述，本书以此分析东蒙的劳动力流动状态。关于耪青，《满铁调查月报》还有一篇特别的调查报告，这就是山本纯遇的《蒙地に於ける镑青の一例に就ぃて——兴安南省科尔沁左翼后旗腰四不奎》。(第16卷第6号，昭和十一年六月)，这个村庄是个主农副牧的村庄。还有对札赍特旗茂利图屯的调查，资料集中在《兴安西省札赍特旗实态调查报告》(“兴安局”，1939年)一书中；对科尔沁左翼中旗郎农窝堡的调查，资料集中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兴安南省：实态调查报告书》(“兴安局”：1939年)一书中；对奈曼旗好来屯的调查，资料集中在两本书中，一本在满洲民族协会编的《主农从牧社会於‘蒙古部落农业性格’》(山根顺太郎村冈重夫著，1944年)一书中，统计资料则在《兴安西省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统计篇》(国务院“兴安局”，1939年)一书中。书后往往附有图表，其中之一是“农家略历表”，讲了各个农家来蒙地开发的世代与经历，对了解个体家庭的迁移史非常有利。
中蒙地区的满铁调查资料是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区内进行的。一般都是满铁的日本专家亲自主持，而东蒙除了满铁以外，还有伪“满洲国”机构，也在进行调查。中蒙的资料由于缺乏当地“政府”的参与，相对不丰富，社会调查资料相对贫乏。但却有几份质量很高的草原调查。草原调查资料主要形成于二本书中，一本是昭和十五年十一月出版的《蒙疆牧野调查报告》，另一本是昭和十八年出版的同名的《蒙疆牧野调查报告》，尽管同名，内容却不一样。两本书都是在植被群落的基础上探讨草原生态，以旅行路线上的观察为主进行记载。关于放牧和畜产，满铁调查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一书和《北支那农业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一书中。这两本书集合了许多其它零散的满铁调查资料而成。兴亚院也做了关于游牧业的专门调查，资料形成于《蒙疆牧业状况调查》(兴亚院政务部，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一书中。这部书描述中蒙各地的牧业状况，以观察记录为主对游牧业的描述，远没有达到“兴安局”对呼伦贝尔游牧习惯的调查和水平。东亚研究所主持编写的《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东亚研究所，昭和十六年二月)，描述了中蒙南部地区农牧交错带的农牧业状况。
还有许多资料有助于理解传统时代内蒙古地区游牧业与农业形态。特别是旧方志和笔记小说，但古籍中的材料毕竟很少。建国后编的新方志，特别是各盟的畜牧业志，有许多有意义的记录和描述，但仍不如档案的内容丰富。就档案来说，清末的垦务档案是非常丰富的，现在的内蒙古档案已经将一大部分中蒙一带的垦务档案编辑成《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一书，这是一部大型的资料书，内蒙古档案的有关人员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至于新中国档案，1950年代的档案非常有价值，当时的政治空气搞群众运动和调查研究，尽管有许多报告和调查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但仍将游牧业的基本形态描述出来。由于传统游牧业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一直到1980年代以前，许多档案资料都有传统游牧业的影子。各盟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也有一些关于传统农牧业和商业的资料。除此之外，在本书的研究中，作者本人也进行了许多实地的调查访问，尽管现代的内蒙牧业已经发生了改变，许多老人对于过去仍有清淅的回忆。
本书分九章，基本集中于三部分内容。前言之后的第一部分论述游牧生态，以及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其中第一章对游牧生态的历史趋势和近代一般状况进行概述，先从草原的类型、人口、牲畜的拥有和放牧制度描述近代游牧生态的一般状况，以后再论述历史上游牧范围的历史趋势和变化。与农业区的生态有所不同，游牧生态与移动有关，所以，同时对历史时期的游牧移动做一个介绍。第二章中论述传统时代的草原生态，这是草原史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草原史志有一些关于草原产量的记载，但确切的草原植被演替和载畜量研究，几乎难以进行50年以上的研究，因现代定点演替观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本书以中蒙地区满铁时代的草原生态调查为基础，将当时的草原状态与1990年左右的草原调查作对比，对内蒙中部和呼伦贝尔草原的植被演替和草原生态的变迁作大致的探索。第三章重点分析游牧生态细基本状态。先对总体上的游牧生态变化作了描述，游牧生态与人口、畜群、放牧技术、对放垦的变化的反映作出了总体上的论述。对游牧圈的大小、饮水点分布、季节营地设置与雨量、灾害和草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个案分析以内蒙中部、呼伦贝尔的冬夏营地为关注点，仔细分析游牧过程中牲畜与营地，与积雪和水源，与草原植被的关系。1949年以后，内蒙古牧区兴起了定居游牧，本章也对定居游牧做出分析，并特就定居游牧所形成的景观与权力格局变化做一定的探索。
第二部分重点论述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第四章论述畜群本身的经济特点及其与人的关系，保括阶级关系和其它关系。在蒙古社会里，草原是公有的，草场不是阶级划分的标志，畜群却是阶层标志，一个人拥有了更多的畜群，就具备了相应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传统蒙古社会的婚姻家庭与畜群有联系，娉礼中牲畜、分家时牲畜都与游牧业畜群自身的发展有关。由于娉礼中的牲畜在双方的部族间交流，外婚制也引起畜群的基因交流。畜群本身与蒙古社会的基本游牧群体有关，也与游牧群体的组合有关。第五章论述灾害与蒙古社会的关系，畜群在雪灾下的运动有一定的特点。防灾就是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保护畜群。1949年以前基本上没有资料以供分析，本章以1949年以后的雪灾为例，探讨蒙古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灾害中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在保畜中，中共启动了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与蒙古社会的基层政权建设相协同。
第三部分论述农业渗透之后的变化。在受到汉人影响之后，蒙古人农牧业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几乎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着，并不是近代才有的问题，但探论近代的问题有益揭示这一古老的问题。第六章论述农牧业的变化，从定居型态与农牧业的关系入手。在半农半牧区，由于草场的减少和农业对定期劳动投入的要求，游牧业的移动次数也减少了，定居逐步加强。与此同时，游牧业本身也逐步走向集约化，实施了打草、建圈等技术措施。蒙古族由于牧地的减少而逐步实现了农业，在实现农业的同时，畜牧业也减少了移动。无论从农业还是从畜牧业方面看，蒙古人都在逐步地汉化。他们不但采用了精耕细作，还采用了舍饲和干草饲料。在生产、生活型态上逐步与汉人趋同。内蒙古的蒙古人采取的是一种东亚特色的半农半牧型态，与蒙古族在欧亚大陆其它地区所采用的半农半牧型态不同。从总体上看，地理上与那种文化趋近，就受那种文化的影响。第七章从汉人社会的北扩和社会结构的复制来研究农牧交错带生态和社会变迁问题。首先对汉农业的基本文化特色——精耕细作的复制扩展进行了探讨，这是一种农业耕作制度和土壤制度同步传递的过程。在这种技术移植的过程中，因各地的生态条件的不同有一些技术的微调，总体上仍呈现出一种复制特征。在技术复制的同时，内地社会的结构几乎同时地复制到蒙地，在农业扩展加强的同时，社会结构也与汉人社会趋同。尽管实行了蒙汉分治，两种行政区相互嵌合，但南部蒙地的基本结构与汉人社会基本上相同。在社会制度的复制过程中，一些内地的生产关系类型，如耪青制度，在蒙地出现了放大与明显，这种制度在内地却由于人口压力和土地紧张而不明显。农业扩展与蒙古社会的冲突是在边界地区，以前的资料较少。1953年的乌拉特前旗及其周边地区有比较详实的关于农牧纠纷的事件记录。研究结果表明，农牧纠纷往往是汉族以其牲畜北扩影响牧民放牧，双方先以牲畜为核心进行冲突。在解决冲突的基础上，也涉及到了以边界为核心的生态政治问题。第八章分析了蒙古土地制度。主要是清代农牧交错带的土地制度。就一般的蒙地而言，存在着从蒙旗到汉人的多级土地占有，汉人通过永佃获得使用权，随着产量的增长和土地资源的减少，汉人使用权在利益分成中占有愈来愈大的比重。清代的许多土地纠纷来自于汉人永佃权与蒙古人占有权之间的矛盾。在水利区，水利所产的增产效益更大，水权的作用明显。河套地区形成了地商阶层，他们在蒙古人和汉人之间成为一种经营地主，由于资本的扩张，他们长期控制了河套社会。到后期，清政府介入河套水利，社会结构才又发生变化。第九章描述与农业渗透的过程同步的人物流的渗透过程，一是农业过程中的人流，流动的人群往往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与制度进行，耪青制度就与这种人流活动有关。二是商业过程中的物流，当农业区向北扩展时，拨子商的前沿基地也向北移动。在清中叶以后，蒙地向汉商品物流开放，长期以来，商人通过不平等交换直接剥夺着游牧区的牲畜，使近代蒙古的贫困程度加强。总体概况
——《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一章
王建革
载《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高端扫校
游牧生态是游牧中人、畜群与草原的关系。了解人口、畜群与草原本身的状况，是研究游牧生态的前提。长期以来，关于游牧人口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尽管有许多人研究历史上的牲畜数字，但很难用于生态环境史分析。目前可以运用的人口和牲畜资料，基本上是近现代的数据。这里所介绍的不单是游牧人口数据，而是与人地关系特别是放牧规模与草地负载量有关的一些基本数据和基本状态，正是这些内容反映了人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
一、游牧中的人地关系
内蒙古草原东部的年降雨量较多，大部分地区为300～400毫米；在中部，只有南部少数的地区在300毫米左右，北部大部分地区在100～150毫米；西部的阿拉善地区大多不足100毫米。雨量变化引起游牧业类型的变化。由于不同条件下草原的生产力不同，目前国内草场划分标准主要依草产量和水源而定。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东西部草场资源差异甚大，从东向西都有下降的趋势。一等草原和一、二级草场也主要分布于东部的山地林缘草甸和森林草原地带，西部许多荒漠带草场的产草量在每亩100斤以下。内蒙古东部产草量较高的草场10～15亩草场就可以养一只羊(绵羊单位)，西部地区通常需要20～30亩才能养一只羊。东部草场的生产力的波动性小，一般丰歉年不超过1倍，而西部高达4倍。动物的分布和放牧形态长期以来与雨量分布相关，罗森伯格(Ruthenberg)的研究表明，50毫米以下降雨量的地区应是完全游牧，土地的利用形式是“偶尔利用”，牲畜种类为骆驼；50～200毫米时仍为游牧，游牧形式为长期迁移，牲畜种类仍为骆驼；到200～400毫米，有三种土地利用的方式，分别是游牧、半游牧和农业，牲畜种类可以再加上牛、山羊和绵羊。①在内蒙，不但雨量的变化与牲畜的分布相吻合，牧草的种类也与之相适应。草质从东到西趋于粗劣，营养成分也随之发生变化，牧草中的含碳无氮物质降低，粗蛋白和灰分增高。从牲畜饲养来看，东部草原的草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适合发展乳牛和肉牛的生产；中部草原的牧草粗蛋白含量高，适合发展羊和其他牲畜；西部荒漠草场，多为小灌木和半灌木，富含灰分，适合发展骆驼和山羊。②
(一)人口、牲畜与家庭
游牧人口的多少直接由牲畜多少所决定，而牲畜的多少直接由草原负载量决定。放垦以前，蒙古草原禁止汉人迁入，只在河套地区有一定的汉人迁入，其他地区主要是蒙族人口。由于清朝政府推崇喇嘛教，出家者日众，蒙族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在嘉庆四年，西北蒙古十八旗的喇嘛人口有2，003人，占男子人口的比例为24.5％。在喀尔喀四汗部，1918年的喇嘛人口达105，557人，占男子人口的44.6％。③以西新巴旗为例，民国时期喇嘛人口达1，515人，占这个旗总人口的25.1％。④从清初到民国，蒙人人口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察哈尔八旗的清初人口有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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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W.柯克斯、M．D．阿特金斯：《农业生态学》，王在德等译，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84页。
②《内蒙古农业地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4～157页。
③山田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7页。
④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1943)，第416页。
人，民国时期只有23，346人；锡林郭勒盟清初有86，250人，民国时期只有36，800人；伊克昭盟清初有206，500人，民国时期只有93，133人；土默特旗较早地实施农业，人口稍长，从清初的45，000人增长到民国时期的60，436人；乌兰察布人口可能由于民国时期南部汉蒙民的北迁，也略有增长，从39，000人增长到43，750人。①在人口大量下降的同时，蒙古人的生活却没有因此而提高。“蒙民困贫日甚一日，种族零落，庐账萧条，台吉而上才足生存，兵丁之属，衣食多缺。”②
畜群的大、小往往体现了一个牧民家庭的生产能力，也体现了对草原的压力。蒙古族牧民以畜群的多少为个人富裕和荣耀的资本。由于各地畜群的种类和牧场的条件不一样，每个蒙人家庭的牲畜数量也不一样。民国时期呼伦贝尔盟各旗的调查表明，平均每户蒙民拥有牛13．23头，马12．41头，绵羊85．33头。从呼伦贝尔盟和乌珠穆沁盟的纯游牧地带牧民拥有牲畜的情况来看，牛和羊的比例达80％～90％，马的比例达60％～70％。普通户的牛10～30头；羊和山羊达100～500头；马为1～2头，马往往只是放牧工具。放马的马群规模一般为20～50头，多者达300头，③在察哈尔省，游牧规模较小。纯牧区的东尼特旗，民国时期平均每个移动包拥有牛17．2头，马16．8头，羊77．6头。在察哈尔左翼旗，由于农业开发，牧地减少，移动包多而散，每个蒙古包的牲畜数较少，平均牛4头，马0．8头，羊12．5头。④一个蒙古包已构不成一个规模牧群，只有通过多个蒙古包联合放牧，才构成一个一般的牧群。在乌拉尔山北麓，阴山南麓，民国时期处于农牧交错带状态。“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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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亚研究所：《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昭和十六年(1941)，第30页。
②光绪《土默特志》卷八，风俗。
③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18～19页。
④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26页。
五百为一群，牛以五十为一群，马以一百为一群。每群以一二人牧放之。逐水草而牧，牧场一月一易”。①当然，各地的条件不同，放牧的数量也相应不同，马的放牧有时达到500头，但500头的马群所需要的牧丁也相对较多，要2～3人。②那么，到底多少牲畜可以满足纯游牧家庭的需求呢，各地的状况不一。中部内蒙古山区多，牧人长期在沟中放牧，羊80头，牛60头，马70头，骆驼l0头被称为l“沟”。③估计这是古代一个家庭在一个特定地域内生存的基本规模。在呼伦贝尔，民国时期的商品经济发达，1个由大人3名、小孩2名组成的纯游牧民家庭，生活必需品和各种杂费共需1，000元，大约需要牛100头、马100头、绵羊1，000头的畜群规模才能维持。④在锡林郭勒盟，纯牧区可以种粮食自给。调查表明，1个一般中等家庭在牛40头、马80头、羊100头的规模下，才能略有赢余。一般规模的游牧民之所以出现贫困，主要原因在于蒙古的上层王公和喇嘛对蒙民的残酷剥削压迫，⑤在清末民国时期，商人压迫也很严重。
(二)放牧与草场
为了更经济地利用草场，游牧民往往混群放牧，这种方法在传统游牧业时代是一种很有经济和生态学意义的方法。人类学家在撒哈尔的研究表明，牧民一般将绵羊、骆驼和牛群混合放牧，有时再加上山羊，4种动物组成一个牧群。山羊和骆驼喜食叶类植物，绵羊和牛则喜吃青草，⑥互不干涉，从而更好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青海的干旱地区，游牧法与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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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佑诚：《安北设治局调查记》，《蒙藏月报》第3卷，第5期，民国二十六年二月，第1～6页。
②满铁社长室调查课：《满蒙全书》第3册，满蒙文化协会，大正十二年(1923)，第707页。
③泽田庄吉：《满蒙畜产要论》，东京，满蒙学校出版部版，昭和八年(1933)，第5页。    ④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1937)，第18～19页。
⑤贺扬灵：《蒙古人の家庭经济匕生活》，《蒙古》昭和十四年(1939)，十二月号，第72页。
⑥欧内斯特·舒斯基：《农业与文化》，李维生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8～99页。
地区相似，牛羊混牧。“牛群可无羊，羊群不可无牛。羊得秋气，足以杀物。牛得春气，足以生物。羊食之地，次年春草必疏。牛食之地，次年春草必密，草经羊食者，下次根出必短一节，经牛食者，下次根出必长一节。牛羊群相间而牧，翌年之草始均”。①东蒙一般实行山羊与绵羊的混群放牧，山羊对牧草的破坏性强，而绵羊弱。山羊动作敏捷，可做头羊，有利于防止狼的侵袭。②值得注意的是，山羊的比例往往是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特别是草原环境变化的指标。山羊对灌木的利用能力较强，在小半灌木和小灌木较多的半荒漠草原中，数量较多。当草原过牧化以后，这些灌木类植物就会增多，山羊多的草原往往与过牧化有关。另外，草原沙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山羊在畜群中的比重也相应增大，尤其在干旱地区的沙漠中，山羊的比重可占绝对的优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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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277页。
②泽田庄吉：《满蒙畜产要论》，东京，满蒙学校出版部版，昭和八年(1933)，第92～93页。
③郑丕留主编：《中国家畜生态》，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265页。
各种牧畜的放牧管理对草原的压力不一样，游牧与圈养有明显差异。现代牧区为了恢复草原，将牧群圈养，但羊厌食干草，春天青草长起时，春风将草的气味吹人羊圈，它们便吃不下干草了。传统的游牧数量差异很大，首先看马的放牧。在蒙古草原区，由于马喜湿耐寒，马多分布于水草丰美之区，故东部的马远多于西部。蒙古马尽管身材矮小，但饲养容易，且持久力强。不但可以骑乘、拉车，还可以耕地。马群放牧以1头种马与14～18头牝马匹配，一地放牧后转到他地放牧，且要等40～50天之后才返回原地，因为牧草的再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当牧区牧畜头数过多时，没等到这些日子，原牧地就会被别的牧群覆盖，形成草原过牧化和各种纷争。冬营地如果在夏天被侵占，冬天的放牧就成了问题，所以牧区各种矛盾的焦点又往往集中在冬营地。从十月上旬开始，一般的牧群就到北方地区过冬。①在呼伦贝尔，一个马群的数量可达千头，四时放牧，只吃青草或枯草，难有饲料。只有少数的马在蒙古包附近放牧，马群一般远离蒙古包。一般来说，马与牛相比更有群性，易于大群放牧，但也易遭狼群的攻击。这就需要放牧人格外地小心。②在绥远、察哈尔地区，蒙地的蒙民放牧时，500头为一群，需牧丁2～3人，如果是1，000头一群的话，牧丁为4人，1，500头时需6人，2，000头的大群放牧，需牧丁8人。放牧时，“牧丁骑着快马，拿着竽儿，防止各组马群的混乱”。那里的马群放牧周期较短，只有15--30天。“大概三十里牧地，只够马群十五日就食，食尽了又转牧他处，经过三十日或十五天，又复回到前地，这时前地的草又茂盛了，很够马群的饱吃，这样蒙地在春夏秋三季是不愁没有草吃的，一直到九月下旬至十月初旬之交，水草枯竭，牧丁才叠好窝棚，离开牧场，引带马群还家，这时不能远放，只能就居住很近的地方放牧着”。③
牛与马一样也集中于蒙古草原的东部，蒙古牛同样相对小。母牛产乳量每年400升，产乳期在5～6月份。与马相比，牛在放牧时更需要人照看，因为牛的群性差，易分散，难管理。在呼伦贝尔草原，放牧一般在蒙古包附近。④在绥远、察哈尔地区，“每牧丁最多能监视二十头或三十头。乳牛每于日出前进行榨乳，夏季朝夕两次，其他各季，每日只能一次”⑤。蒙古草原羊的放牧最为普遍，夏季一般以旗内的水源地带为核心进行放牧，牧者往往是老人和小孩。一般羊倌可以放牧150～200头羊。如果骑马放牧的话，放牧规模可能更大一些，达到500头甚至1，000头。⑥在呼伦贝尔，畜群中大多数是绵羊，儿童和妇女皆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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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社长室调查课：《满蒙全书》，第3册，满蒙文化协会，大正十二年(1923)，第707～709页。
②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1937)，第48，86～90页。
③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7～38页。
④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1937)，第60页，第86～90页。
⑤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7～38页。
⑥满铁社长室调查课：《满蒙全书》第3册，满蒙文化协会，大正十二年(1923)，第726～727页。
牧，但冬季的积雪对牧羊却不利，容易形成所谓“白灾”。①骆驼主要作运输工具用，集中放牧于外蒙、察哈尔和西部蒙古地区。在甘肃省的马鬃山地带，蒙古人主要放牧羊和骆驼，羊与骆驼混放，羊放牧后每天都驱回蒙古包附近，骆驼“远者则驱回，近者则听其自牧自息”。骆驼2～3天饮水一次就可以，②有高强度的忍耐力。与其他牲畜相比，骆驼适应牧地环境的能力较差。对新牧地的适应，羊需要l年，骆驼需要2～3年。1956～1958年，阿拉善旗地区的调查表明，骆驼到新牧场后对水、草不合胃口，宁肯回到原来的牧场吃已枯干了的草。阿拉善的骆驼只在4～5月份需人放牧，因此间骆驼正在脱毛，吃草时要人看管，一为抓毛，二为及时照顾。6～9月份，一般让骆驼自由地吃草，称之为“放场”。放场期间，牧民隔上3～5天甚至10天才去看一下。10月以后，健壮的骆驼多用于驮运，为商队服务。③值得一提的是，骆驼的夏天放牧十分重要，对那些草原商号的骆驼，尤为如此。“每当夏日牧场草茂，牧驼者咸以为时不可失，即于此四十日内将驼牧肥，则此驼终年健壮。否则待之冬季，驼必赢瘦，甚至有生命之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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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1937)，第91页。
②安泉：《马鬃山一瞥》，《蒙藏月报》，第6卷第2期，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
③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l986年，第6-25页。
④安泉：《马鬃山一瞥》，《蒙藏月报》，第6卷第2期，民国二十五年。
从总体上讲，蒙人的游牧方法仍然很落后，靠天畜牧，与自然周期相一致，牧群营养和产量也呈周期性变化。春季，青草甘美，饲草丰富，牲畜在这阶段开始逐渐丰满，到秋天家畜都非常肥壮。但到冬季，草原枯荒，营养顿减，气温下降，寒风凛冽，牲畜普遍消瘦。冬天牲畜的死亡率非常高。民国时期呼伦贝尔草原马的成畜死亡率为5％，仔畜的死亡率为10％；牛的成畜死亡率为7％，仔畜的死亡率为10％；绵羊和山羊的成畜死亡率为10％，仔畜的死亡率高达15％。①如此高的死亡率与游牧民粗放管理技术有关。近代蒙古人口下降，人口减少当有利于牧场的保护和畜牧业的发展，但由于蒙古族在技术上极为粗放，非但草原利用率不高，局部过牧化现象也时有发生。由于商人、蒙古族上层和喇嘛教所产生的大量寄生人口对生产的掠夺，下层贫民也不得不进一步掠夺草场资源以满足自身需要。由于牲畜数量同时代表着社会地位，蒙古上层无限制地追求牲畜群的数量，这实际上是为了向旅蒙商换取更多的奢侈的消费品。再多的牲畜都很难满足他们消费水平的增长，所以，一方面会出现牲畜增长和局部地区过牧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是人口减少和蒙民贫困。从技术上讲，牧民虽然也尽力扩大畜群规模，却不思改进畜牧业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饲草的预备。他们基本不打井，夏季牧场只集中于水源附近，局部草场出现生态破坏，沙地尤为如此。19世纪末，克什克腾旗的沙地地区已出现过牧化现象。克什克腾人认为夏天在沙土地上放牧比冬天更破坏土壤，所以夏天不在沙地放牧，冬天去放牧，但仍出现流沙现象，且日益严重。②
草原的破坏在现代更加严重。夏营地饮水点附近的草地破坏的序列已为科学研究所探明。达茂联合旗哈雅牧场中的放牧退化实验结果表明，草场破坏程度与饮水点的距离相关，饮水点50米以内严重破坏，地表已成裸露地段；距水源点50～200米之内的草场处于重度退化阶段；200～700米中度退化；700～1，500米内轻度退化。超过1，500米之外，才是正常的草原植被。草场植被的退化半径广达1.5公里。③在呼伦贝尔，由于夏营地相对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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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1943，第449～451页。
②阿·马·波兹德涅耶波夫：《蒙古与蒙古人》，张梦林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8页。
③昭和斯图、祁永：《内蒙古短花针茅草原放牧退化系列研究——以饮水点放牧半径为例》，《中国草地》1987年，第1期，第29～35页。
民国时期的植被已出现退化。植物群落已是草原退化后抗逆性较强的非优良牧草，有的地区甚至荒废不毛。①在一些地区，草原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毒草。在毛乌素沙漠，小花棘豆又名“醉马草”，这是一种毒草。“生长在较度盐渍化的沙丘间低地边缘，在草甸植被和沙地植被之间常常形成一个‘醉马草’圈。在退化草原和干旱年份，醉马草大量繁生”。当过牧化和干旱年份使这种毒草增多时，便影响放牧。1957年，伊克昭盟乌审旗中一个公社死亡牲畜11％，马死亡40％。“据牧民谈，马一旦多吃上醉马草后，越吃越爱吃，甚至不吃其他饲草专吃醉马草，直至中毒。”②所以，合理的轮牧草原，保护草场，不使之过牧化，非常重要。应当更广泛地利用夏营地，实行轮牧，开辟水源，实行打井。但对于蒙人来说，在外来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意实施集约化经营的。草原地区一般不让烧荒，但一些地区却有烧荒的习惯。野火对冬营地破坏尤甚，因为草烧之后，游牧人无草可放牧。明代，汉兵放火烧长城沿线的牧草，为了防止蒙古兵南侵。③民族对立也大大的破坏了农牧交错地带的生态环境。按蒙古人习惯，大部分地区是禁止冬季放火的，草场减少的地区更是如此。察哈尔省的北部地区，放火被捉的人甚至可以判死刑，但仍不能解决野火问题。阿巴嘎旗的过火地很常见，因为野火防不胜防。正确的办法是在牧场建立防火线。一些地区的蒙古人不设防，甚至还放火烧荒。在东蒙，有的蒙民甚至认为野火能够防止灌木丛生。也有的人认为，烧荒可以促进来年的牧草的生长。也有的因防狼和野犬危害而烧荒。④青海蒙古也盛行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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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1943)，第145页，第250页。
②中国科学院宁夏内蒙古综合考察队：《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40页。
③安斋库治：《清末土默特的土地整理》，《满铁调查月报》1939年，第19卷，第12号。
④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1937)，第294～295页。
“论者谓塞外烧荒，每在旷野，具在深意。秋后，番帐群徙于山内，平地刍草，最易招寇，焚之以绝匪纵，一也。旷野无垠不辨路径，焚之则支干可数，二也。草为瘴疠所聚，焚之则雨雪易消，寒瘴不生，三也。秋草自枯自萎，一经霜雪，腐湿狼藉，下次荆棘必生，焚之以祛潮秽，以除良莠，四也。秋草高长，地气易洩，焚之以培地脉，春芽可以滋长，五也。因此数者，是以付之一炬，视不甚惜”①。徐珂的认识中前二条与社会因素有关，难知对错，后三条涉及到草原生态，皆为错误。实验表明，火烧只能使次年的草产量降低，优良草种减少。还从多方面破坏草原生态。在土壤方面，火烧引起有机质减少，结合度降低，干燥度增加，地力消耗加快，最终导致草地荒废。实验表明，连年遭火的草场产量只有标准草场产量的73％。②
蒙古人的燃料是牛粪。这种燃料正体现了他们生活中融于草原自然生态的特色。游牧民烧牲畜粪便，正如农业用粪便做为肥料一样，都是系统废料的利用，是一种自循环经济。西部地区薪柴资源少，蒙人更重视畜粪。“东盟多森林，薪材易觅，烧粪者少。西蒙荒芜，无薪可觅，罔不烧粪。粪以牛驼者为佳，燃之无臭味，焰大而无烟。”③风干的牲畜粪便几乎是蒙古人煮食物和取暖的唯一燃料来源。牛粪一般在蒙古包周围选干地堆积贮藏，围以木栅。牛粪最好，其次是羊粪，再次是马粪和骆驼粪。当年的燃料必须是前一年的，经过水洗、风干，自然发酵已经停止这时才好使用。牛粪为蒙人家庭财产的一部分。游牧迁移时，牛粪和粮食等一起搬运。拾牛粪是蒙古女人的工作，她们收集干燥的牛粪，然后堆集保存。④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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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215页。
②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1943)，第248～249页。
③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214页。
④泽田庄吉：《满蒙畜产要论》，东京，满蒙学校出版部，昭和八年(1933)，第65页。
牛粪燃料利用也与周期性的迁移有关系，当年的牛粪浊湿不能利用，而前一年营地遗留的牛粪是下一年重回这里的蒙古人的燃料。所以，牧民不会轻易变更放牧圈。①在半农半牧区，许多蒙古人仍然使用牛粪。札鲁特旗的调查表明，半固定蒙古包牛粪的使用量多于其他类型，上层阶级的使用量多于下层阶级。上层阶级户均34车，中层阶级户均30车，下层阶级户均20车。蒙人已经定居，也用枯草作燃料。用草阶层正与用牛粪阶层相反，下层蒙人的枯草采集量相对多。5个部落的上层户年枯草采集量为1，000斤，下层户的采集量也达955斤。在第一努图克第四嗄查的奴多玛，上等户枯草采集量为400斤，牛粪采集量为50车；而下等户的枯草采集1，600斤，牛粪40车。上层牧户更重视牛粪燃料。②在半牧区用牛粪反成了蒙古贵族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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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1937)，第29-30页。
②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1939)，第209～262页。
(三)农业北进的压力
明、清时代的草原长期是稳定的。清中叶以后，蒙地开垦加剧。19世纪后期，特加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清政府放弃了原来的封禁政策。随着农牧交错带地区大量的牧地被开垦，游牧生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业开发使原游牧地的蒙民和畜群北迁。在察哈尔右翼旗，乾隆年问私垦就出现了。在私垦的压力下，牧地缩小，迫使当时的正黄旗和镶黄旗的牛群向北移动。同治年间，正黄旗的牧群又一次向北移动。任命垦务大臣以后，农垦发展迅速，牧群移动又频繁出现。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少发生三次移动，正黄旗的羊群再移到大马群地方；右翼太仆寺的牧群再移至闪电河地区；黑牛群由波罗素庙移至正白旗明安地方；正黄旗的羊群和牛群牧场，自咸丰年间就被汉族移民逐渐侵占，至光绪末年，所余牧场不足原来的一成到三成。由于牧地不足，牧民不得不向察哈尔都统、垦务大臣等申请到更北部的牧场放牧。分到一定的牧场后，则移到该地放牧。随着察哈尔各地的放垦，这种牧群的移动也源源不断。①到民国时期，在原察哈尔的8旗中，只有“左翼四旗及四牧群之蒙民，尚完全度其游牧生活，不谙耕种，因南部各地均已设县治，故蒙民已逐渐北移。其生产经济，专赖牧畜，故其生产情形与锡盟无大异”②。
由于汉民族的大量北移，农牧分界线大大地向北移。民国时期，分界线东北起“满洲国”的林西、经棚，向南经多伦、德化，再经四王子府和百灵庙，较为平行地沿北纬42°线向西延伸。③清代中期的农牧分界限远在此线以南，在张家口到德化这一区间。1872年汉人北进的村落只在张家口北方5～6公里，1938年村落扩展到化德，这中间170公里间广大的区域已是纯农耕地带或半农半牧地带。④在东部内蒙古地区，由于雨量和土壤条件优越，农业与草原不像中部那样层层推进，而是推进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在北部纯牧区内的一些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发生。近代的汉人也进人到外蒙地区进行农业开发。光绪六年(1880)库伦办事大臣招垦，1920年代外蒙的汉人约有10万，农民5万。东部内蒙古各旗的开垦扩展的更快，中东铁路修建后尤其突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放札赉特旗，二十七年(1901)开放郭尔斯后旗，随后杜尔伯特旗也开放。在郭尔罗斯前旗，放垦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到十九年(1893)，经过4～5年开发基本上完毕。由于札赉特旗的影响，科尔沁右翼前旗的开垦也日趋活跃，光绪三十年(1904)设洮南府、靖安县和开通县。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蒙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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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斋库治：《清末绥远的开垦》，《满铁调查月报》，第19卷，1939年，第1号。
②谭惕吾：《内蒙古之今昔》，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00～101页。
③山田武彦、关谷阳一：《蒙疆农业经济论》，日光书院，昭和十九年(1944)，第163～164页。
④满铁北支事务局调查室：《阴山山脉北部ニ於ケル农业事情》，昭和十三年(1938)，第4页。
7／10的可垦地已经开垦。①南部地区的蒙古人在清初和清中叶起就已经汉化了，民国时期南部地区已有人多地少之压力，他们开始像汉人一样向北迁移，进入未开放地进行开垦。在兴安岭东的汉蒙杂居地带，以前的未开放地为当地蒙古人划出来的保留游牧的地方，由于外地迁来的蒙古人却不再从事游牧，未开放地的农业也发展了。②    人口和畜群的迁移对北部纯游牧地区的破坏是间接的，主要由南部迁来的牲畜造成。在察哈尔省的拉哈依斯玛到海皮戛问，由于蒙古人和牲畜逐步增多，最丰富的草场开始出现退化，不但寄生虫增多，且由于营养不良，牲畜的死亡率也上升。③在人口和环境的压力下，纯游牧地带的牧业也发生了变化。这时期出现生产集约化经营，一个重要特点表现在冬营地建设上，许多地区已开始贮存饲料，也就是贮存干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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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田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88～293页。
②满铁庶务部调查课：《洮南——满洲里间蒙古调查报告书(第一班)第一编》，满铁，大正十五年(1926)，第2页、第104页。
③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1936)，第34页。
④华北绵羊改进会：《蒙古的牧业》，《华北绵羊》，第13号，(1943)。
二、营地划分与游牧社会1
二、营地划分与游牧社会
营地变化是游牧生态的一个重要内容，人、畜环境的变化往往和营地的变化相联系。移动式放牧的居住形式是移动式蒙古包。最初只是简单地逐水草而居，虽然冬夏营地大体有一定的范围，但移动路线并不固定。到后期，逐步发展出营地的划分，既使如此，蒙古人游牧移动的自由度仍然很高，因为每年的水草状况都会因雨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移动的路线也随之变化，但大体是总有一个游牧范围，这个范围内有营地的划分。1949年以后，大多数游牧区在政权力量干涉下，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范围，也出现了更具草原现代化意义上的打草场。
(一)营地划分
周期性移动比无规律游动好，无规律游动只在人类社会早期存在，那时草原极为丰富。随着各民族领土范围的固定，游牧范围也会固定，这便产生了有规律的季节运动。冬、夏营地的大范围轮换很早。蒙哥汗时代，西方传教士鲁不鲁乞在粟特地区观察到蒙古人的游牧界限和季节营地。“每一个首领，根据他管辖人数的多少，知道他的牧场的界线，并知道在冬、夏、春、秋四季到哪里去放牧他的牛羊。因为在冬季，他们来到南方较温暖的地区；在夏季，他们到北方较寒冷的地方去。冬季，他们把牛羊赶到没有水的地方去放牧，这时那里有雪，雪就可以供给他们水了。”①
蒙古人在划分营地时首先考虑地形。就世界各地的游牧民而言，一年之中一般存在着高地与低地的互换。在外蒙草原，“冬高夏低”的模式居多。巴特(Bat-Ochir Bold)认为蒙古高原最好的草地是用作冬营地的，这种草地处于中高海拔段的丘陵地带。山下低地有积雪存留，晚间寒冷，不宜居住。②草原专家认为内蒙牧区的季节性草场没有地形差异，因山地和平原高差不大，牧草返青期的推迟不明显。夏季纳凉于通风的坡地、台地和梁地，冬季则避风于洼地、谷地和低地，③冬营地要选山之阳。在内蒙中部，“冬期结冰之期，乃选山腹向阳之所定居，此因冬季积雪没草，山上雪少，往往牧草出现，且到处雪融，易得饮料”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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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不鲁乞东游记》，载[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11～112页。
②Bat-Ochir Bold，Mongolian Nomadic Society：A Reconstruction of the‘Medieval’ History of Mongolia，Curzon，2001，PP．52～53．
③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1页。
④民国《绥蒙辑要》，生活民俗。
青海蒙古人称冬、夏营地为冬窝子和夏窝子。“夏窝子在大山之阴，以背阳光，其左右前三面则平旷开朗，水道倚巨川，而尤择树木阴密之处。冬窝子在山之阳，以迎阳光，山不在高，高则积雪，又不宜低，低不障风，左右宜有两狭道，纡迥而入，则深邃而温暖也。水道不必巨川，巨流易冰，沟水不常冰也。”其迁移的特点是“论其暂则数迁其地，论其常则四时有一定之地”①。在绥远，“住蒙古包者，于春雪融解之顷，出低地之平野，逐水草而转移；夏期天热草少，一处牧放仅三四日，顺次转牧他方；冬期结冰之期，乃选山腹向阳之所定居，此因冬季积雪没草，山上雪少，往往牧草出现，且到处雪融，易得饮料”。“蒙人于夏季，则各在隶属之旗内，择牧草繁茂之地筑包而居；其移住之一区域，自有一定，决不随意转徙。次为蒙古旗内之土地概有界限，其族由何处至何地，各有一定之区域内，求水草良好之地而转移耳。超越旗境游牧者，实为罕有。冬季，择丘陵或山腹之阳部而居，绝不转徙。”②在特定游牧范围内，草原南部一般有较好的牧草条件。满铁对呼伦贝尔草原的冬夏营地特点做了较为科学的调查研究，调查发现，冬营地往往是一个游牧部落其游牧圈的南端，而夏营地往往在游牧圈的北端。③
当然，最为关键的是营地草原的质量和其利用程度决定了草原营地的划分，草原产量的周期性变化决定了草原利用的不同。“春季雪融，则居低洼之乡。以就天然水草，草尽而去。年复一年，都于一定之境内，渐次转移，其倾全力以采索者，惟水与草。若至冬季，霏雪凝冰。低地早已不能得水，即草根亦被雪淹无遗，故必居山阳，冰足以资人之饮啖，草根之没于草者稍浅，家畜又赖以掘食。马牛羊所以至冬季而肉骨瘦露，免死为幸。且有迫饥寒而倒毙，相籍以视夏期之丰肥，不啻天渊。”④冬天牧草枯萎，只有牧草生长季节未被破坏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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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中华书局，1984年，第5册，第2215页。
②民国《绥蒙辑要》，生活民俗。
③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1937)，第26～27页。
④临川花楞：《内蒙古纪要》．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
原才能在冬季提供一定的牧草，这就要求保护一定区域内的草原在其他季节里不受破坏，便出现了牧场的初步划分，单独一个区域被定为冬营地，因为冬营地的植被是最脆弱的，需要保护。既使夏季草场遭灾，牧民也不轻易到冬季牧场放牧。“满洲国”时代的西新巴尔虎旗由旗公署下文禁止秋天到冬营地游牧，为的就是保护冬营地牧草。①在外蒙古，选择营地的要求有二，一看牧草是否充足，春季要求有足够的青草，秋、冬季要有足够的枯草，是否有供牲畜补充食盐的盐类植物；二看驻牧地的卫生条件，是否有疫病发生，是否已经被兽粪所污染。②冬营地不但要求植物枝叶保存良好，覆盖度大，植株高，还要求不易被雪埋，如芨芨草、羊草、针茅一蒿类、柠条一红砂一猪毛菜等类型的草地。春季草场要求萌发早；夏季草场要求生长快，种类多，草质柔软；秋季的牧草要求多汁、干枯较晚，结实丰富，如葱属、蒿属占优势的草地。③从总体上看，冬营地草原质量要求远高于夏营地。呼伦贝尔夏营地一般为干燥荒原、半沙漠荒原、沙漠荒原或碱性荒原；而冬营地则是干燥荒原、干燥草原和湿润草原。④牲畜在冬营地吃干草，不对草原的植被演替直接构成压力，夏营地的放牧则直接对草原种类和植被演替构成影响，过牧化下形成次生演替和草原退化。尽管如此，为了保护冬季草场，游牧民仍尽量使用夏营地，因为夏季牧草产量高，植被稍差仍可满足需要。冬季草场是枯草，产量低，是畜群增长的制约因素。为了适应牲畜对草场的压力游牧民分散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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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げ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87页。
②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1938)，第50页。
③北京农业大学主编：《草地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98～99页。
④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1943)，第142～146页。
由于各地草原牲畜负载量的差异，居住形式会出现季节变化。在内蒙中部地区，许多游牧民只在初夏和初冬各移动1次。夏季的牧草产量高，人们在水源地区形成小聚落居住；到了冬季，为了适应冬营地枯草环境下较低的载畜量，人们只好在山麓地区分散而居。①草场的迁移还伴随着牲畜的适应问题。1950年代阿拉善的调查表明，同一类地区小规模的换场对牲畜影响不大。但从山地、滩地到沙地，或从沙地到滩地，往往出现水草不服。牧民在大换场时往往赶着牧群慢行，使牲畜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②
水源的作用也很大，水与草共同决定营地的划分。在夏营地，水源决定着牧场的利用。在陈新巴尔虎旗，西半部水源条件较差，不适合作夏营地，但草原产量和质量不低于东部，由于冬天牲畜啃雪，并不依赖水源，故西部为冬营地而东部为夏营地。③夏营地要求接近水源，牧草丰富优良，虻蚊少。冬营地则要求积雪少，易放牧，燃料丰富，狼害少。在夏营地，水源是放牧的中心；在冬营地，牧民以积雪为饮用水，放牧以蒙古包为核心。④水井可以使远离河流地区的牧草得以利用，减少迁移的距离和次数，也可以促使游牧向驻牧发展。如果一个地区牧草稠密，但无一头牲畜，这一地区必然是缺乏河流或水井。⑤早在元代，蒙古草原上的打井就已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窝阔台为了开辟新的物场，曾派人到缺水的草原上打井，忽必烈也采取一系列的开拓和保护牧场的措施，组织牧奴到漠北一带凿井开泉，扩建新牧场。到了清代，牧区建井增加，游牧条件进一步改善。⑥由于迷信，蒙人往往只在喇嘛庙附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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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上波夫：《蒙古高原横断记》，日光书院，昭和十六年(1941)，第279页。
②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③“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79页。
④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1943)，第139～140页、第422～424页。
⑤满铁调查部：《北支那农业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1937)，第237～238页。
⑥张波：《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327页。
井，而其他地区的掘土打井往往都被禁止，这种行为无疑制约了蒙古人发展游牧业。夏营地的打井比冬营地更为有效，冬营地牲畜舔雪，打井有时会使牧地的范围相对集中，反而不利于有效地利用草原。①
(二)游牧圈、移动与生态适应
游牧移动是从一个驻牧点到另一个驻牧点的移动，设备是蒙古包。“包无固定之设备，其构造不等，视贫富而异，然能避风雨，解拆携行，流转最为便利。”②蒙元时代移动规模大，速度快。由于人数众多，引起对大车和幌车的需求。直到13世纪，幌车仍很盛行。③鲁不鲁乞描述过蒙古富人或王公移动时的情况：“一个富有的蒙古人或鞑靼人有一二百辆这样放置着箱子的车子。……因此，一个富有的蒙古人的斡耳朵看来象一座大的市镇，虽然住在里面的人很少。”“一个妇女可以赶二十或三十辆车子，因为哪里的土地是平坦的。她们把这些车子一辆接一辆地拴在一起，用牛或骆驼拉车。这个妇女坐在前面一辆车子上，赶着牛。而所有其余的车子也就在后面齐步跟着。”④随着聚落游牧的消失，幌车和大规模移牧被小规模移动所代替。
一年内的移动次数为移动频率。移动频率与牧草、水源、家畜种类、规模以及周边农业环境有关。⑤在内蒙，草原条件愈好移动次数愈多。察哈尔地区一年的移动次数为5～6次，锡林郭勒盟则达15～16次，⑥呼伦贝尔的东新巴尔虎旗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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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调查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1940)，第45页。
②民国《绥蒙辑要》，生活民俗。
③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4～73页。
④《鲁不鲁乞东游记》，载[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13页。
⑤后滕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1942)，第30～31页。
⑥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1937)。第230～238页。
70次。①综观内蒙各地状况，有三种因素对移动的影响比较明显。首先是农业渗透程度。南部地区农业成分大，定居性强，故游牧次数少，北部纯游牧地区移动频率就多。②第二个因素是畜群规模。符拉基米尔佐夫指出，畜群规模越大，移牧次数越多。③中部地区牧地少、牲畜少，故移动也少，呼伦贝尔草场好，畜群大，多移动才能满足需求。民国时期，两个新巴尔虎旗平均每户拥有的羊数达400～600头之多，马和牛的头数各达50～60头。④第三个条件是冬营地的降雪。中部内蒙古的游牧区，夏天的移动次数与其他地区无甚差异，只是冬季降雪频繁，移动次数达10多次，此为其特色。⑤外蒙的草原生态条件与移动频率呈负相关的趋向。杭爱草原的植被条件最好，土著蒙古人有春、夏、秋、冬四季固定牧场，移动次数较少，一年只有4～10次。终年游牧圈内的最大距离——游牧直径为15～20公里，最少的为4～5公里；在外蒙中部，森林草原向沙漠过渡的地带，植被稀疏，牧草量少，游牧频率为每年8～12次，游牧直径达30公里，旱灾时可达200公里；在戈壁沙漠，牧草更为缺乏，畜群只是小家畜和骆驼，游牧频率进一步增加，有10次左右，多者20次，饥馑时达50～60次。游牧圈直径达100公里左右，山岳地带可达到200公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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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43～245页。
②“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1941)，第163页。
③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0年，第58～59页。
④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1937)，第16页。
⑤“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1941)，第164页。
⑥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1938)，第44～48页。
呼伦贝尔各月移动状况大致如下：阴历1～2月，6～7次；3～4月，5～6次，这时期融雪，枯草出现，移动回数减少，并向夏营地实施大移动；5月，3～4回，这阶段青草萌芽，不易频繁移动；6月，2～3次，青草量多，不用多移动；7月，3～4次；8月，5次，这时进入到枯草期，小移动增多；9月，5～7次；10月，6～8次，秋天进行距离较大的移动；11月，7～9次，到达冬营地；12月，7～8次。可以看出，冬季的移动次数明显较多。①冬季，由于牧草枯萎，较多的迁移次数才能满足牧群需要。民国时期，锡林郭勒盟的年迁移次数达15～16次，察哈尔地区只有5～6次。②夏营地移动以水源为中心，除了河流湖泊以外，还有泉水和水井，这些水源点一般也是驻牧点。调查表明，牲畜越多，水源数也越多，表1.1说明了这种情况。1940年代初日本调查团在中部内蒙地区调查表明，纯牧区大约平均5.5公里的路线上才有一口井。水井是家畜集中和放牧集中的核心，过多的牲畜甚至造成井水被牲畜粪便污染，井区周围出现过牧化现象。③但水井可以使远离河流地区的牧草得以利用，对游牧发展影响极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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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43～245页。
②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1937)，第230页。
③“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1941)，第69～73页。
④满铁调查部：《北支那农业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1937)，第237～238页。
蒙元时代的游牧集团已有自己的游牧圈。成吉思汗对他的一个同族说：“在前，你与这脱忽刺兀惕三姓、塔尔忽惕五姓、敞失乞惕、巴牙兀惕二种，与我做着一圈子。昏迷中不曾迷了，离乱中不曾离了，寒湿处曾共受来。”①游牧移动的时间规律也很强。鲁不鲁乞在达伊梯利亚河西岸了解到当时拔都斡耳朵的移牧规律：“拔都在夏季向北方移转时，到了那个地点就停止了，不再向北去。我们到达那个地方时，他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因为从一月至八月，他和所有其他人向寒冷地区移转，在八月份，他们就开始回向南方。”②作为游牧集团的古延列，游牧圈很大。1个古延列共1，000户约5，000人，按近代草原地区每平方公里0.5人的密度计算，需要10，000平方公里的游牧圈，相当于清代一个旗的规模。随着聚落游牧的消失，这种大半径游牧圈不再有。清代的游牧圈不是以旗为单位形成，而是以旗下佐领为基础形成游牧圈，佐领与苏木一样是蒙古社会按军事编制形成的最基本单位，并且游牧圈相错。陈巴尔虎旗塔尼哈(テニヘ)河沿岸的夏营地有29户游牧民，却分属不同的佐领或次级旗，其中正蓝旗第二佐7户，第三佐5户，第五佐3户，第六佐1户；镶白旗第三佐3户，第四佐2户，第五佐7户，第六佐1户。③由于旗界是游牧界限，游牧圈受旗大小的制约。察哈尔盟的正白旗和上都旗是小旗，一个家族一年内移动地的间距即游牧圈直径，至多不过60里；苏尼特旗和乌珠穆沁旗是两个大旗，游牧圈直径达120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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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92～93页。
②《鲁不鲁乞东游记》，载[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43页。
③井手俊太郎：《游牧地に於ける诸惯行——陈巴尔虎旗の实态调查より》，《蒙古研究》第2卷，第4辑，第34页。
④东亚研究所：《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东亚研究所，昭和十六年(1941)，第9～10页。
除了大游牧圈以外，牧民在各营地游牧时也打着圈子，这种圈可称之为小游牧圈。更换季节营地时的移动为大移动，同一营地内的移动是小移动。大移动的次数少，在呼伦贝尔，一年也只进行4次大移动。①大移动往往持续多日。陈巴尔虎旗第一佐，由冬营地向夏营地转移时，先移动两日到巴彦库仑，再移动两日到达夏营地。镶白旗第四佐，从巴彦库仑到东部营地移动需20日，但陈巴尔虎第一佐在差不多相同的移动距离上，只用了两日。可见，各游牧单位的游牧速度不一样。夏日的大移动注重水源，边移动边游牧，在适当的地点过夜，做羊栅圈羊。在冬期，移动无水源制约，一般只选择草地好的路径到达目的地。②移动路径往往由一个游牧部落或游牧家族长期经验所定。在呼伦贝尔，游牧路径为祖先所定，这种路径最节省牲畜消耗，特别是马的消耗。③在同一营地内，许多地区对不同牲畜分不同区域放牧。在索伦旗的夏营地，马的放牧在海拉尔河流域，牛在霍因古儿河流域，羊在乌尔逊河流域，④行动速度快的牲畜比行动速度慢的牲畜有较大的放牧半径，冬季的放牧半径一般总要比夏季大。⑤小移动一般在1天内完成，东新巴尔虎旗的调查表明，冬、夏营内的小移动也有差异。夏营地的牧民一般早起，用2～4小时到达放牧地，包的移动距离一般为4～10公里远，最多不超过20公里。在冬营地，蒙古包的移动距离往往比夏营地要短。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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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1937)，满铁铁道总局，第27页。
②“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6年，第65～93页、第243页、第289～291页。
③和田晃：《满洲国ノ马产ニ就ィテ》，载里正义编：《满蒙畜产资源立立に经营调查研究报告》，昭和十三年(1938)，第58～59页。
④渡边男：《新巴尔虎左翼旗畜产调查报告》，《经济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九年(1934)，第82号，第41页。
⑤满铁调查部：《北支那农业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1937)，第237～238页。
⑥“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65～93，243页。
游牧民每天放牧有一个小圈子——放牧圈。距水源或蒙古包的距离亦可称为放牧半径。夏营地的放牧以水源为中心，距水源的距离即放牧半径，马、牛和羊的半径分别为20～30公里、10～15公里和5～8公里；冬季的放牧以蒙古包为中心，距蒙古包的距离是放牧半径，马、牛和羊的半径分别为30公里、20公里和10公里。①驼驼只在居住点附近放牧。由于驻牧性加强，现代夏营地的放牧半径比民国时期大大缩短了。东蒙马的放牧半径只有3～3.5公里，牛为2公里，羊为1.5～2公里。②1970年代，政府推广放牧经验，小圈子放牧技术被提升到推广的层面。这种放牧方法又称为分段放牧法。在暖季，根据水源和营盘的位置，“放牧地段设置在营盘的三个方面，其余的一面是供去饮水和饮水后回营盘的轻度放牧地段”。在冷季，因为有积雪不用饮水，“放牧地段设置于整个营盘周围的四个方面。营盘四周每天放牧地段按顺序排列，但有经验的牧民根据植被状况，地形和气候可以变换，利用过的地段不再重复放牧”③。在传统时代，由于各阶层的牲畜占有不同，占有草原也有阶层差异。在陈新巴尔虎旗，富有者的马群在冬营地有80％是远离居住点放牧的，60％的牛羊群则在近居住点放牧。富有者多雇人放牧，可以实现远距离放牧，贫者不但畜群小且多牛羊，没有很大的放牧半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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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京支社调查室编：《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1943年，第139～140、422～424页。
②北京农业大学主编：《草地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206页。
③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5～206页。
④“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97～298页。
冬营地灾害主要是“黑”、“白”二灾，无雪导致吃水困难的黑灾，多雪覆盖导致牲畜吃草困难的白灾。缺水草场1个月无积雪就有轻度黑灾，2个月无积雪为中等黑灾，2个月以上则为重黑灾。锡林郭盟现在每10年中6～8年有黑灾。大雪时积雪达1～2尺厚时可称为白灾。道光十八年(1838)，伊犁、察哈尔等部被雪被瘟，牲畜死亡2万多。①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民国三年的大雪灾都造成大量牲畜死亡。②在内蒙古中部，1925年雪灾时的牲畜死亡率为30％～50％。③1943年，呼伦贝尔盟的东西新巴虎尔旗遭受风雪之害，按1936年的数字分析，马的损失率为30．7％；牛为56．9％；羊为45．7％。④农业区的种植业在遭灾之后，第二年便可恢复过来，但牧区游牧业一旦遭灾，畜群很难在1～2年内恢复，甚至几年都难恢复。游牧民在灾害时期要移牧躲灾，这种移动是长距离的，超过了一个游牧单位平常活动的范围。大移动多发生于旗内，有时也越旗界。在呼伦贝尔盟东新巴虎尔旗，1923年和1930年冬就形成两次大移动，移动发生在霍因古儿河流域。1923年牛群和羊群的毙死率达10％～25％，半数家畜处于大移动状态。1930年，融雪前出现冻灾，马群的毙死率达15％，牛、骆和羊群的毙死率达25％～50％，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牲畜大移动。⑤
在中西部蒙古草原，旱灾为害最甚，这种灾害发生于夏季牧场。1950年代阿拉善旗第五苏木巴音诺尔公巴嘎的牧民聂有义这样回忆1900年的全旗大旱：“富户有五六百只羊的，死的只剩下二三十只了；中等人家有一百只左右只羊的，剩下五六只；100只驼的人家，剩下二三十只了”。在旱灾中，各种牲畜的抗旱能力不一样，山羊的能力比绵羊强，而骆驼的抗旱能力又比羊强，有的人家只剩下山羊。为求生存，牧民不得不走“敖特尔”。按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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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宗实录》卷191，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
②满铁社长室调查课：《满蒙全书》，第3卷，满蒙文化协会，大正十二年(1923)，第176页。
③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1939)，第39页。
④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1937)，满铁铁道总局，第10～11页。
⑤“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64～265页。
说法，牧民在自己的冬、夏营地之间移动不算走“敖特尔”，只有夏营地的草场不足，而冬营地的草又需要保护起来过冬，这时的远距离游牧才叫走“敖特尔”。大灾之年走“敖特尔”可使牲畜少受损失。1904年大旱，巴音诺尔公巴嘎地区牧民郝拉吉歹家里的300头羊只剩下60只羊，迫不得已走“敖特尔”，虽然只走出200多里，却保住了羊群。①躲灾时的移牧速度快，牛、羊和马的速度分别为每天40～60公里、40～50公里、80～100公里，几倍于平常。②
总之，放牧中畜群与人的流动，是一个圈子套圈子的运动，从放牧圈到小游牧圈，再从小游牧圈到大游牧圈，流动中有固定，固定中有流动。这种周期性循环运动的重迭，实现传统时代最大程度的草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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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25页。
②“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261页。
二、营地划分与游牧社会2
(三)游牧单位与游牧界限
早期的牧民既要放牧，又要打仗，而牧战合一的放牧方式只能是大聚落游牧，个人一旦脱离集体，很快就会遭到攻击和掠夺。蒙古包以环状排列，核心区是长老居住的地点，这种形式称“古列延”。成吉思汗七世祖时，怯绿连河的蒙古人有70个古列延，每个古列延有1，000个帐幕。③很难说古列延的游牧方式就是千户人家一起行动，但扎营时必须分散形成多个小集团游牧。无论如何，这种聚落游牧使局部地区集中了较多的牧畜，易形成草原的局部过牧化，不利于提高产量。当游牧民族实现社会稳定之后，小规模游牧马上会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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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均、周建奇译，第1卷第2分册，商务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古列延时代的游牧范围在蒙古语中叫“嫩秃黑”，突厥语叫“禹儿惕”。塔塔儿部落有七万帐幕，“他们的游牧区、宿营站和禹儿惕的地点，均按氏族和分支[明确]规定，邻近乞台地地区[即汉地，指中国北方内地]边境”①。彭大雅也指出：“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盖鞑人分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②成吉思汗即汗位以后(1206年)，蒙古人在千户规模上进一步细分，千户长下设百户长、十户长，并规定游牧界限。蒙古重要首领的驻牧地由皇帝指定，首领给千户长指定牧场，千户长给百户长定场所，百户长给十户长定场所。③千户与过去的古列延相当，古列延时代的大游牧范围自然随着游牧范围的细划分而没有了，聚落游牧也随之不存在了。层层封界对灾害移动时的游牧有妨碍，这愈到后期愈加严重。④小规模游牧单位是“阿寅勒”，由家族集团构成，单个家庭也可成为一个游牧阿寅勒，⑤这种个体游牧形态一直保持到现代，不但是蒙古族的放牧形式，也是我国北部和西北部草原游牧区的基本放牧形式。在新疆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游牧民儿子的毡房靠近父母，转移牧场时一同搬迁，经过几代，就形成一个当地人叫“阿吾勒”的游牧集团。⑥明代，蒙古草原又动乱不休，聚落游牧再兴，这时的聚落游牧叫“豁利牙”。与古列延不同，这时的聚落游牧已不单是近亲血族的屯营。在西部准噶尔一带，“兀鲁思”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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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均、周建奇译，第1卷第1分册，商务出版社，1983年，第164页。
②[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
③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63～179页。
④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5～209页。
⑤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8～59页。
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编写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页。
是“鄂托克”，鄂托克可以吸收不同氏族的阿寅勒参加，人数和牲畜数应该很多，形成一个游牧的地缘结合体，提供数百至一千军队。以家族集团形成的范围称爱马克。①在蒙古草原的东部，聚落游牧没有再兴。②清代小规模游牧普遍。游牧界限——旗界，开始更加严格。清太宗时就对犯禁者追究区域首领责任，对旗长、王公和台吉等罚俸一年。③天聪初年(1627)，确定了旗的界限，奈曼、扎鲁特部落的几个贝勒“私越钦定地界驻牧。诸贝勒自行定议，请各罚马百驼十，上从宽，止各罚马一”④。《蒙古游牧记》所记载的，是各蒙古部族的游牧界限。一般来说，牧地的划分在旗这一级上特别严格。⑤本旗内由于缺草而需移住他旗时，须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请，此类事情一般由理藩院处理。康熙十九年(1675)规定：“蒙古札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有因本旗地方无草，欲移住相近旗分及卡伦内者，于七月内来请，由院季官踏勘，勘实准行。若所居地方生草茂盛，甚于所请之处者，将妄请之札萨克议处，至他月来请者，概不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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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3页。
②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0～201页。
③满铁：《支那の制度ょり见たる蒙古》，昭和四年六月，满铁东南经济调查局发行，第9页。
④《清实录》，太宗实录，天聪三年(1629)五月丁未。
⑤满铁：《支那の制度ょり见たる蒙古》，昭和四年(1929)，满铁东南经济调查局发行，第9页。
⑥《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一七，耕牧。
游牧民长期定牧于一地，也形成了相对封闭的部落习惯和传统。既使是为政府放牧的部落也往往定牧于一处，不轻易改变。在库仑附近的一个牧场里，当地居民在放牧时一般在库仑的纳来哈河边放牧。1880年左右，这一带遭受几年的大雪，死了许多牲畜，当时有人曾想迁往他处，旗里人都坚决反对，由于长期在此放牧，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愿移动。1889年，此地又遭灾，这才向办事大臣请求到库仑的西南的一个地方去放牧，办事大臣考虑到管理方面的问题，同意让他们在库仑地区放牧，并做了相对的限制。以后，这一部落的游牧民又回到纳来河谷放牧。①每个旗的牧地对整个旗的牧民而言，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地意义，佐领或苏木有大概的游牧范围却没有游牧界限。“初设蒙旗各官时，尚属游牧之旧，故按人丁多寡，编成佐领，设一甲喇章京，及图萨拉克齐等官，往往甲佐领下之人，杂居于乙佐领之下，盖因本逐水草而居，人无定处故也。”②一般的部落只有20～30人，游牧者家庭为了不妨碍放牧，也有相对的距离。康熙年间高士奇随皇帝在围场一带游猎时看到附近游牧人的居住情况是这样的：“在山奥向阳处，……乱木为栅，以圈牛马，虞有虎害。大约塞外山川，远者数十里，近者十余里，互相绵亘。两山断处，谓之一沟，每沟所住蒙古，不过三两家，恐碾放牧也。”③“蒙古人以牧畜为生业，故每户需广大地域，以村落之集居为不利，欲其营生容易，自然隔离而散居。一村落多至二十余家，家必在隔，近者一二里，远者数里或十数里，为牧畜放牧不至抵触也。”④
蒙元时期的小游牧群体是国家基层结构中的一个单位，战则能聚，和平时互不侵犯。各个小的游牧集团都有自己的牧地。成吉思汉建立了“蒙兀儿一兀鲁思”封建体制，其重要功能之一是大汗有分割游牧地的权力，领主们则按自己管辖下的人口数划定牧地的境界和四季使用的地域。领主之上有可汗，领主之下有千户长，千户长之下有百户长，都有固定的牧地。战时集中，平时分散游牧。⑤元灭后，成吉思汉所创立的这一制度到明代演变成“兀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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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俄]阿·马·波兹德涅耶波夫：《蒙古与蒙古人》，张梦林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0～531页。
②《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卷五，前给事中左绍佐奏西北边备重要，拟请设立行省折。
③高士奇：《松亭行记》。
④民国《绥蒙辑要》，生活民俗。
⑤符拉吉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外务省调查部译，日本国际协会，昭和十二年(1937)。
和“鄂克托”，明末兀鲁思的户数大约4～5万户(瓦刺)或1～2万户(鞑靼)。鄂托克是较低一级的组织，大约在千户左右。鄂托克占据一定的地域，构成自给自足的游牧圈。相当于清时的旗，有一定的界限。但具体的游牧单位是“爱马克”。①西蒙古重聚落游牧，这种单位大一些，东部的阿寅勒一般就是由几个蒙古包组成，他们之间或是同一家族、部族，或朋友或其他亲近关系，没有限制。同一阿寅勒的牧户可能分别属于几个“苏木”。对苏木而言，更重要的是军事和赋役功能。一些蒙古旗内的苏木是在原来氏族血缘关系上形成的，在乌兰察布盟西公旗中，许多苏木也以氏族名为苏木名。这些苏木具有相当强的血缘共同体的特征。②苏木组织成为蒙古最基层、最具有相对内聚力的基层细胞，东部内蒙古地区主要以旗为单位形成共同体，佐领的内聚性不强。
牵涉到汉人与蒙古人的关系时，蒙古人之问的共同体作用才有所表现。清政府为保护牧场，责令迁居的汉人移回。道光十九年(1839)，下令严饬牧场界限的限定：“各旗封禁牧场，各于界址处穵立封堆，造具印册立案。该札萨克每岁亲查一次，加结报院，如有私开侵占者，照例治罪。”③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清末。在光绪年间，“达彦淖尔、庆格里等处地方，有塔尔巴哈台所属哈萨克一千数户，拥入居住。占定水草，牧放牲畜，派员饬令移回”。④但到民国时期，半农半牧区的旗界概念已不甚严格。在札鲁特旗，旗公署只按牲畜的头数向牧民收税，放牧权与游牧界线已不被重视，邻近的蒙民也可以越界放牧。但在相邻的阿尔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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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田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6～63页。
②田村英男：《蒙古社会の构成的基础单位としての苏木》，《满铁调查月报》第22卷，第2号，昭和十七年(1942)，第64～114页。
③《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一七，耕牧。
④《清实录》，德宗实录，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上。
沁旗，游牧界线依然存在，外旗人如要进入放牧，须经旗长同意才能取得一定期限的放牧权，期限一过，放牧权自动取消。①在内蒙古中部，牧民如果要向外输送牲畜通过某旗，首先要向旗长申请带有路条性质的证明，汉人在押送牲畜时也须向通过地的旗长申请，得到允许后方可通行。一般不许多停留，如果多停留的话，汉人与外旗人都要缴税，汉人的课税是外旗蒙人的5倍。②在察哈尔，清时期旗内分“弦”，“弦”是次于旗一级的游牧界限。民国时期，弦的界限也不清。只是正白旗规定，未经允许，不得到他弦放牧。③游牧路径和游牧界限的标志物是“鄂博”，在平原游牧区，约12～13里有一鄂博。鄂博构造简单，堆土成丘，丘上固定一柳枝丛。其功能多种多样，可以标志水源、湖泉，也有社会性功能。游牧路径本身就体现着游牧界限的权威，鄂博甚至用以划分国界，体现着国家权利。俄国与清朝划定边界时以鄂博为标准，“满洲国”与外蒙古的边境，一开始也以鄂博为标准。④
牧地名义上属于王公，实际上是公共地，相对开放，旗内各部落相杂混牧。到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地区的旗内牧场产生了游牧权利的固定化倾向。札赉特旗音德尔屯的调查表明，清末(距调查时间50～60年)这个村周围有达200里的范围的连续牧地。只要头一年牧户在冬营地建造了畜圈，第二年便有优先使用权。⑤在旗内，尽管牧场相对开放，但对夏、冬两季牧场而言，也相对稳定。迈斯基曾指出，夏、冬两季牧场是世代相传的，如要更改，需经旗府同意。冬季牧场，一般都是按家族指定牧场，饲养牲畜，这种牧场甚至传给子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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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札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1939)，第31～32页。
②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1939)，第27～28页。
③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1937)，第294页。
④米内山庸夫：《蒙古草原》，东京，改造社，昭和十七年(1942)，第134～146页。
⑤“兴安局”：《兴安西省札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1939年，第47页。
牧场时如发生纠纷，则由蒙古王公调解。到近代，农业内侵，游牧地可以出租获利。在这种利益驱动下，牧地也开始向私有化的方向发展。冬季牧场不但按家族指定位置越来越多地传给子孙，①王公也开始变相出售牧场。在阿拉善，牧场由旗管理，王公无权出卖牧场，只向牧民收税。牧民在各旗的范围内自由放牧，除冬营地外，春夏两季，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随处放牧。但各牧户的住处和常牧之地相对固定。外人到此放牧要遵守习惯，为户主保留一块不放牧的区域。一般牧民在占有牧场时要建成井、圈、包、房子等标志物排斥外人侵入。到后期，随着定居化的加强，盖房子成为占有草场的重要手段。一般牧民是盖不起房子的，上层牧民因此占有了最优越的草场。少数与王府有联系的人物可能占有较好的草场。在一些地区，草场的固定已引起牧场的私有化。在第4苏木巴丹林巴嘎，1949年前共有102个草沟地，为4姓27户占有，已是代代相传，成了私有财产并可出租。草场固定后引起的驻牧已很明显，只在旱灾时才外出长距离走“敖特尔”。家庭牧场的固定和私有化并没能导致生产的发展。以打井为例，尽管有方便的打井条件，一般牧民却反对别人到自己所在的草场打井，因为井多了会招来新牧户，给原牧户带来不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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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田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82～183页。
②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42页。
(四)社会变化
与汉民族基层社会那种层层分割、条条块块的社会结构不同，草原的旗界是固定的，冬、夏营地分区也是固定的。但佐领集团却是流动交错的，也有在佐领以下形成游牧集团或游牧圈的。西新巴尔虎旗正黄旗第一佐领就分为3个游牧集团，分别有27户，184人；28户，131人；39户，270人。第二佐有2个游牧集团，分别为16户，94人；18户，112人；第三佐为20户，123人。这一地区的游牧集团规模相对固定在20～40户之间，他们以佐领为单位游牧，佐领间的游牧圈也相互交错或重合。西新巴尔虎旗下镶红旗第二佐和第三佐共有一个游牧路径，这2个佐共有123户。镶蓝旗共有3个佐，但放牧圈基本上一致，5个地点的牧户统计表明，3佐的牧户与畜群完全相杂，共有牧户324户。正红旗整旗共有100户，共有着一个游牧圈。①阿寅勒游牧可能随时分散，且与其他游牧集团相错。佐领对基层阿寅勒在生产和生活上的指导差异很大。在索伦旗内的布尔亚特人那里，每个基层阿寅勒设阿寅勒长，类似家长。每年冬营准备前，各阿寅勒长要到佐领处开会，商量生产事宜，特别是刈草地的划分问题。②外蒙的浩特组织要比内蒙的游牧阿寅勒规模大，通常由3～7个游牧家族形成。浩特内的游牧户同一个游牧圈，共同扎营，互助合作。有的浩特是由一个较大的游牧家族外加其亲戚组成，有的以亲近朋友组成，有的由经验丰富者与无经验者组成，目的是让年轻人提高游牧技术。还有按贫富组合的，富户牲畜多，需贫户出劳力帮助，富户有较多的大家畜和大车，移营时帮助小牧户。③但内蒙古的基层组织已经没有很强的协同性和内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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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ろ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65～93页。
②松山一男：《索伦旗内プリャ-ト民族の社会惯习に就て》，《蒙古研究》，第2卷第2辑，第78页。
③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1938)，第48～51页。
尽管如此，游牧社会所表现出的凝聚力仍比农业村落强，因有共同的牧地。公共牧地涉及到集团内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是蒙古部落斗争最主要的导火索。在一些地区，长期的适应使各部落间达成一定的默契。在额尔古纳河与海拉尔河地区，来自南方的蒙古人和来自东方的索伦人在此游牧。一般情况下，索伦人以海拉尔河的上游为夏牧场，蒙古人以莫勒格尔地区为冬牧场。当蒙古人南迁时，索伦人才到这一地区填空，①习惯起到了协调的作用。一般而言，旗界的限制作用很明显。清政府规定游牧民在灾害时可以移住他旗，但仍须向中央政府提出申请，这为移牧制造了障碍。②由于各旗之间的封闭，灾害时的大移牧在清代是很难实现的。长距离移牧实际上到了1949年后才得到了解决。1964年，锡林郭勒盟的部分受灾地区在盟一级的调控下，实现了千里移牧。新华社引一位老大娘的话说：“如果在解放前，封建王公各霸一方，我们到那里连个站脚的地方也不会给你。”③外蒙古革命前的游牧界限也很严，经过特别许可才可以越旗游牧。革命以后，土地属于共和国，行政机构变成了盟、区、村，游牧界限基本上取缔。④在内蒙，一开始政府恢复自由放牧政策，似乎在政治上是为了体现新的所有制形态的优越性，但由于人口压力与汉人牲畜的北进，自由游牧政策很快被取消，代之以政区分割以及与之相随的各级游牧界限。灾害时可以在政府指导下移牧，平时却多了限制。由于集体化的实施，草原统一规划，营地的迁移也是由小集体作出决策，“老牧民及社队干部根据查看结果，拟定营地的利用计划。同时根据水源状况以及地形、土壤(盐碱土的有无)和植物生长发育特点，决定整个营地利用顺序，即选出第一个营盘的位置和划出转移营盘的路线”。⑤关于灾害救济，清政府往往只是令同盟内的牧民相互协济养瞻，⑥有时也直接施赈。康熙时代，临近蒙古的地区设了一些较大的粮仓。但粮食救济只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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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禄国：《中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9页。
②《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一七，耕牧。
③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5～209页。
④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牧畜·农业》，昭和十三年(1938)，第42～43页。
⑤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5页。
⑥《蒙古律例》，卷之二，户口差徭。
人的饥饿，不能保住牲畜。所以，蒙人间的救助更有效。乾隆五十五年(1790)，喀尔喀戈壁数旗无雨，王公贵族将当年的实物税及私人牧畜散给属下穷人，清政府令被旱各旗均照此办理。①将大畜群分散是应付灾害的一种方法，因为这可以将牲畜放在更广泛的地区内，减少风险。当然，游牧民族对灾害的另一反应就是通过战争向外扩张，特别是向农业区扩张。游牧民族活动频繁、内侵加剧的历史时期往往就是气候寒冷期，这时期雪灾较多，冬营地的牧草被覆盖，游牧民为了转移生态压力，向南扩张。
传统时代的蒙族牧民基本上不从事农业和其他产业，终年在草原上打转转。与蒙民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游牧民多农牧兼营，且农牧杂居，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牧互补。农耕民与游牧民，生态上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但文化上却不容易融合。畜群定期地到农业区，不但可以使游牧人得到相对廉价的粮食，农耕民族得到廉价的肉、奶类食品，实行营养的互补。生产上也有互补性，农区休闲地的杂草和作物桔杆可以作畜群的饲料，而牲畜遗留于地上的粪便可以培肥地力。15～16世纪，欧洲地中海地区的游牧民便赶着牧群到农区，实现农业与游牧业的互补。但两者在文化上却始终难以合一。②中国长期的民族斗争形成农区与牧区的对立、分割局面。汉族与蒙族反复进行着拉锯战，连互市都很难，生态互补更难实行。汉兵在加强长城防务的同时，还在沿长城一线的草原上烧荒，破坏游牧业的生产基础，以防止蒙古兵南下。游牧民的每次进攻，也为农业区带来灾害，民族对立使农业和游牧业都遭受损失。③清代的大一统使局面相对宽松，但清王朝的蒙汉分离政策仍使农牧处于分割状态。实行放垦后，已是农业排斥游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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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86～490页。
②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8～100页。
③安斋库治：《清末土默特的土地整理》，那木云译自《满铁调查月报》第19卷第l2号，《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8辑，1963年。
蒙族的生态—社会复合，与世界其他游牧民族相比，有其特别之处。中东的游牧民往往与农业甚至灌溉农业相结合；欧洲的游牧民自中世纪以来就进入非常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阶段，且与农耕民之间形成生态与经济的互补；俄罗斯的游牧民自清末开始就进入蒙古草原，他们的生产、生活形态远远高于蒙古游牧民。近代蒙古草原的游牧民在汉人北进的形势下迅速瓦解，许多南部的游牧民由于不适应已经发生了的变化而不得不向北退却。这种状况与蒙元时代大相径庭，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对世界各地区的技术和文化有着相当强的吸收能力，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呢?究其原因是由于14世纪以后蒙古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对蒙古草原推行了两项重大政策。一是喇嘛教政策，醉生梦死的文化和由此引起的大量寄生人口造成发展动力的衰退，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项政策也起到了弱化效果，这就是旗界封闭制度。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在成吉思汗的时代，游牧界限在战争中不断地变化，游牧民也处于大区域的流动中，不断地接受到新的信息，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相对开放。蒙古帝国建立后，在小规模游牧的基础上缩小了游牧范围，尽管有利于草原的利用，但加强了生态系统的封闭。这种趋势在清王朝的蒙古政策下达到了极点，游牧民与北面俄罗斯社会和南面汉农业社会都很少接触。正是分封蒙古和推崇喇嘛教弱化了蒙古，封闭了蒙古。在使蒙古失去了战斗力的同时，清王朝也出现了问题。姚锡光看得很清楚：“我朝之御蒙古，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治其生。一绝匈奴回纥之祸，其术可谓神矣。顾乃不思同化之方变，居国以严藩翰，逐至疆邻交迫，肩臂孤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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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锡光：《筹蒙刍议》，序。
游牧生态的个案分析：内蒙中部
——《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三章(上)
王建革
载《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
游牧生态是在游牧移动中表现出来的人、畜、草关系，是一种活动的关系。游牧活动在不同的季节、在不同营地都有变化。由于内蒙地区生态条件各异，很难找出其特点和规律。所以，必须按具体的生态环境进行具体的分析。本章分析了内蒙中部、呼伦贝尔的冬、夏营地，以及东蒙定居游牧形态下的游牧生态。
一、内蒙中部
本区主要包括察哈尔盟和锡林郭勒盟，即现代的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一带。从清代汉移民进入草原到农牧交错区的形成，这一地区生态和社会变化非常之大，形成了许多游牧形态和畜牧业类型。从总体上看，生态压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地区的游牧业。生态压力对纯游牧区的影响间接波及到东北部的典型草原和北部的荒漠草原。典型草原主要包括东、西乌珠穆沁旗和阿巴嘎旗，草场丰富，载畜量大，牛马较多，游牧方式以纯粹移动放牧为主，移动次数也较多；荒漠草原主要在东、西苏尼特旗。受农业影响最大的区域在察哈尔低山丘陵地带，天然草原被农田分割，游牧业必须发生改变以适应这种状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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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358～362页。
(一)典型草原的游牧形态
中蒙牧区气候干旱，水资源极其重要。水源有多种，最主要的是湖、河、沼和井。这一地区比较重要的河流是乌拉盖河水系，它源于大兴安岭东部，经过东乌珠穆沁旗，形成众多的湖泊、湿地和优良的沿河草地。大鸡林河流速很慢，川幅达数米甚至十几米，源于东部，流入锡盟内。此外还有哈拉河等。大湖是乌拉盖湖，还有许多小湖，特别是雨期形成的成为季节性湖泊。这种季节性湖泊可以使牧民定期地扩大草原利用。1940年左右，这一地区经历一次干旱化过程，许多湖泊被分解，小湖泊开始干涸，沙漠也在扩展。水草的丰富程度决定牲畜密度和种类。水草丰富区牛、马和羊居多，沙漠或丘陵山地骆驼和山羊居多。水井对游牧民非常重要，是游牧路线中的重要驻牧点。许多地方几百公里之内没有几口水井，①平均大约每5.5公里才有一个水井。大部分水井是开放式的，也有许多像中东地区那样密闭的井。由于设施条件差，井水污染严重，饮畜时污水往往会倒流井中。有些井地下水位高，有些水位低。牧民遇到1～2米水位的水井一般就试着用便携式皮袋打水饮畜，3米以上的水井则用皮革袋打水。冬季牲畜以舔雪代替饮水，积雪厚度对牲畜吃草产生影响。较厚的积雪区往往以放马为主，因马的刨雪能力强。放马之后，牧民才放牛和羊。②
锡林郭勒盟大多数牧民用蒙古包终年游牧。在东乌珠穆沁旗，由于兴安盟汉民和图什业图旗的满、蒙、汉人的迁入，那里出现了固定式蒙古包。③一般牧民一年两次分别在冬夏营地移牧，春夏秋逐青草和水源，冬天逐枯草和雪。移动中一般家庭的物资可装6辆牛车，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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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调查部：《蒙古北部ニ於ケル牲畜业》，昭和十四年，第4页、第24～27页。
②“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68～73页、第125页。
③满铁经济调查会：《蒙古资料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3编，第3卷，昭和八年，第125～126页。
产多的可装15辆左右。蒙古犬在车队前开路，牲畜群在其后。基层社会的单位叫爱拉，或称村庄，同爱拉的人同时实行换场移牧。游牧的村庄范围很大，阿巴嘎旗一个村庄直径可达30里，蒙古包与蒙古包的距离达2～3里。①为了容纳畜群和日常移牧的方便，一般不互相挤在一起。
夏营地分布在河湖旁边，草原以草甸草原居多。浑善达克沙漠的低湿草甸四周由半固定沙丘包围，大者数十平方公里或百余平方公里，中间有低湿洼地。牧草是足够的，除了供夏营地放牧外，还可以供人打草以备冬春之用。大风雪时，这种草甸的草往往成为救命草，②因草高草长，不会轻易被风雪遮盖。在乌尔根河的甸子地，青草产量达到每公顷23，000公斤。在春夏秋时节，游牧民在甸子地和丘陵地往复运动。早春草芽萌动，牧民在草甸附近的低地放牧；夏季以草甸为中心，很少移动；秋季再到丘陵地带扎营。第一回降雪时，游牧民到丘陵或沙漠地带的冬营地放牧。从一年的游牧路线上看，冬春牧场到夏秋牧场的移场有很长距离。移动并不呈直线轨迹，牧民边扎营边放牧行走，每日都有一个放牧半径。此地的蒙古人的游牧路径相对固定，前一年的牛粪作燃料，第二年放牧的牧民要到第一年的放牧地点去放牧，利用上一年的牛粪。但日本调查员访问时，蒙古人认为并非一定要固守放牧路径，只是根据水草和牲畜舔碱地的位置而随处转移。实际情况是，放牧轨迹尽管每年都有差异，但路径基本固定。③游牧民将好草场划为冬营地，次等草原划为夏营地。为了取暖，牧民在冬季也转入山南的沙丘地带。这种习惯一直保存到人民公社时期。白音锡勒牧场的牧民10月中旬进入沙窝子以后，一直呆到第二年3月中旬。④大多数的牧民冬天在山地，夏天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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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调查会：《察哈尔省锡林郭勒一般经济事情》，昭和十年，第50～52页。
②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畜牧业》，1977年，科学出版社，第52页。
③满铁调查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第38～42页、第136页。
④麻国庆：《人文因素与草原生态——内蒙锡盟白音锡勒牧场研究》，载潘乃谷、周
星主编：《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50页。
地。“冬期结冰之顷，乃造山腹向阳之所定居。此因冬季积雪没草，山上雪少，往往牧草出现，且到处处雪融，易得饮料”。①冬天牧民上山，因山地受风积雪较浅。草甸低地夏季里青草繁盛，移动数回即可满足牲畜需求。冬季草枯，一月之内就要移动数次才行。部分牧民一年之内用1／3的时间在不良牧地放牧，用2／3的时间在好牧地放牧。好牧地一般10日左右移动1次，冬营地共移动24次，夏营地只有4次，共有28次。②中北部移动次数较多，南部较少，因为南部地区的草质比北方好，③冬季是牲畜的掉膘期。从春天开始，枯草返青，畜群恢复增长。4月份，低地草原刚开始发绿，牧民就下到低地的春夏营地游牧。5～6月份，雨水始降，牧草像一层毛绒的地毯，风景美丽。④察哈尔盟大多数地区4月下旬返青，锡盟比察盟稍晚，从5月上旬和5月中旬开始返青，返青期的青草有1～2寸。察盟的枯草期从9月上旬开始，这时青草开始发黄。锡盟的枯草期从8月末和9月上旬开始。⑤
古代的长距离的游牧大大高于近代，近代每年只有2次长距离游牧，其余只是短距离、高频率地移动。长距离游牧对技术要求较高，需要更多的勒勒车，更多的马和大牲畜，也要求牧人更广泛地了解水源和生态环境。四季在不同的草原上游牧，牲畜易长膘。游牧圈缩短或在一个营地上活动，草原环境遭到破坏，且牲畜易得蹄类传染病。⑥这一带的冬营地质量近代已经下降了，由于枯草产量低，游牧民又不打草，往往在一小块草原上频繁地移动，结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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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绥蒙辑要》，民国二十五年，生活民俗。
②“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25页、第224～227页。
③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资源调查报告书》，农业编，昭和十年，第39页。
④满铁调查会：《察哈尔省锡林郭勒一般经济事情》，昭和十年，第50页。
⑤“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45～146页。
⑥ David Sneath, Mobility, Technolog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of Pastoralism in Mongolia. In Stephen Kotkin and Bruce A. Elleman(ed),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M.E. Sharpe, Inc.1999.230.
草原质量下降。除了布里亚特蒙古人之外，其他地区的蒙古人在冬营地都是1～2个月甚至3个月滞留在同一地点，待枯草几乎耗尽，才换到其他草场。日本调查员尽管承认蒙人在游牧方面有技术专长，但认为蒙人技术落后。从苏联来的布里亚特蒙人，10天左右移一次营。住在东、西乌珠穆沁旗的布里亚特蒙人，一年要移动30回左右。①
1946年，锡盟比抗战前减少马匹60％，牛58％，②出现生产下降。当时草原尚未过牧化，理论载畜量为24，711，694个羊单位，实际上只有6，670，600个羊单位。③将当时的草原状况与现代相比，草原生态的破坏程度尚轻，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其中黄羊特别多。常木胜次在此旅行时到处发现十几头一群的黄羊。生产下降的原因是蒙古人未能改进技术，特别是预备过冬的设备与干草。只有布里亚特蒙古人例外，他们种牧草解决冬天牧草缺乏问题，因为他们以前在苏联境内学会了种草，种植技术也很高，既深耕，又浇水，而一般蒙古游牧民只随水草而居，不思改进。④南部蒙古人受汉人压力北迁后，往往只会被动地加快移动频率，扩大夏天草场的利用程度，自然使冬营地得不到保护。过冬条件是影响畜群的关键，近代畜牧业的衰退正是在冬营地负载能力上表现出来。1935～1936年，雪灾持续，大量牲畜死亡，绥远、察哈尔两地区的牲畜的死亡率轻者达75％，重者90％。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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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调查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第38～49页。
②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资源调查报告书》，农业编，昭和十年，第40页。
③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第31～45页。
④常木胜次：《内蒙古の一年间》，日本出版社刊，昭和十七年，第26页、第30页、第55页。
⑤东亚研究所：《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昭和十六年，第2～3页。
(二)荒漠游牧
东、西苏尼特旗属于荒漠草原地带，草产量低，载畜量小。当地的游牧以活动蒙古包为主。2003年11月，笔者曾到苏尼特右旗采访，一位70多岁的二连浩特蒙古牧人回忆道，1949年以前几乎任何地方都是蒙古包游牧，集体化以后逐步住上土房子并实行定居游牧。①苏尼特王府夏季以游牧包形式活动，冬天有固定居所，但冬营地离夏营地只有3里远。②此地长期实行冬春营地和夏秋营地。冬春营地向阳避风，温暖而草好，有水源。由于降雪量较少，冬季也需要像水井这样的固定水源。从上一年11月份到第二年5～6月份，游牧民一般在冬春营地活动。集体化时期，定居游牧盛行，游牧民主要在冬营地定居，接羔等重要生产活动都在冬营地进行。夏秋营地的选择一般在水源好、牧草丰富、地势高、凉爽的地带。由于生态条件严酷，旱灾比较多，集体化以后很长时间牧民还要到外旗县“走敖特尔”。③
由于草产量低，北部地区牲畜和蒙古包数量都不如南部的半农半牧区。1935年左右，察哈尔左翼旗每公里游牧线路有3.9个包，东、西苏尼特旗每公里只有0.2～0.5个包。南部的农业扩展也使北部人口增多，牲畜增加。④大部分地区牧草产量低质量差，且有过牧化迹象。国境线附近草的质量稍好。局部过牧化主要在于草原未全部开发，因河流少，水资源限制大。⑤塔木沁塔拉是苏尼特右旗的大草场，蒙古语意为“死亡”，因这里水源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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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牧区采访日记》，2003年11月25日，访蒙古老牧人道尔吉。
②仓田宪一、森三郎：《满洲国外蒙古旅行报告》，载《蒙古踏查报告集》，哈尔滨学院，昭和十三年，第162页。
③巴雅尔主编：《苏尼特右旗志》，2002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第847页。
④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40～45页。
⑤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杏资料》，昭和十二年，第227～228页。
牲畜进入会因无水而死亡。1980年代以后，这里开始打机井，才使这里的草原得以利用。①由于缺乏饲草和干草，冬营地限制很明显。常木胜次观察到西苏尼特旗王府附近的马群很瘦弱。②当时的蒙疆当局不得不重视打草，加强冬饲。1937年，各盟公署提倡打草；1938年左右，半农半牧区许多地方缺草，市场上有大量的草出售。苏尼特接近半牧区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买草过冬。③
苏尼特牧区狼害也格外严重，王府附近的牧民平均每个家庭每年损失牲畜4头左右，有的地方损失达10头左右。狼害多发于冬季和初春，被害的牲畜以仔马为最多，羊、牛和成马依次递减。羊在蒙古包附近，有防护犬防护，受害程度较轻，④但苏右旗每年都有上千只羊被狼所害。牧民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打狼的习惯，他们视狼为天狗，只在迫不得已的条件下才打狼，平常自家附近有狼窝也不去破坏它。1930年代，苏尼特右旗的王爷不得不提倡打狼，甚至宣称用一张狼皮换一支步枪。⑤
(三)察哈尔低山丘陵区
半农半牧区的景观主要是低山与丘陵，东部低山丘陵区的阴坡原为森林，人为破坏后形成灌木丛。其他地区农田与草原相交错，建群草种是克氏针茅。民国时期，有许多羊草草原，有的甚至达5平方公里之多，产量在每公顷6，000～7，000公斤左右。⑥说明草原破坏程度还没有像后期一样。蒙古人尽管受到了农业影响，但仍继续放牧。“长角的牛群在水泉边饮水，泉边的青草也集中，小马跟着大马到处游动，羊非常多。”路旁有耕地，在5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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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雅尔主编：《苏尼特右旗志》，2002年8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第76页。
②常木胜次：《内蒙古の一年间》，日本出版社刊，昭和十七年，第27页。
③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第23-25页。
④“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97～198页。
⑤巴雅尔主编：《苏尼特右旗志》，2002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第134页。
⑥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第2～48页。
由于寒气渐去，汉农民开始春耕。土地在草原之中，只是很少一点，像皮肤上的搔痕一样。汉人村落往往用土围子围着，外边是耕地与草原。①民国时期汉移民的尖兵在德化一带，在察哈尔右旗，农牧分界线在土牧尔台一带，蒙古人至今仍有冬、夏营地。尽管农牧分界线至今未变，但农业密度大不一样。据一些一些老人回忆，1950年代，察哈尔右旗到处是草坡，现在大多数是耕地。②察哈尔牧场的分割从清末就大规模开始了。太仆寺左翼旗的官方牧场，分布在乌兰诺尔一带，往昔牧场周长620里，1935年左右只有180里；太仆寺右翼旗的官方牧场光绪年间在多伦诺尔以西100里远的地方，民国时期在张家口到什巴尔台之间；商都牧场在张家口北方，以商都县为中心，由于开垦的缘故，牧场界限向察哈尔左翼旗的西北方，即苏尼特旗方向移动。③由于较好的草原往往就是最有潜力的耕地，所以，汉人移入后破坏的草原就是最优良的草原。在海皮戛一带，许多蒙古人北迁至此以后，优良草地就被破坏，牲畜寄生虫病也因此而增多，游牧业遭受很大的损失。④另外，正白旗、镶黄旗的牧地被侵后，蒙古人和羊群向北迁移，使北部草场的羊密度陡然大增。原本在干地或山地放牧的羊群迁到河川和低湿地带，但这些地区寄生虫病流行，不适合于放羊，许多羊也是感病而死。⑤北移的人群与牧群打乱原地生态环境，引起混乱和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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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常木胜次：《内蒙古の一年间》，日本出版社刊，昭和十七年，第14页、第17页。
②王建革：《牧区采访日记》，2003年11月27日，访察哈尔右翼后旗的老人。
③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资源调查报告书(农业编)》，昭和十年，第36～38页。
④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227～228页。
⑤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101～119页。
农牧分界线附近地区游牧民一年游牧移动4～5回，夏季1～2回，冬季3～4回；再稍往南一点的游牧民多少种一些粟，半农半牧，他们长年住在固定房子里，只在夏季携着蒙古包外出游牧，一年只迁移2次，在夏营地、冬营地长期固定居住。各旗的王府也是这样，一年之内在两处地点固定居住。①1949年以后，定居程度逐步加强，许多人游牧民习惯甚至改了过来，春夏秋长期固定居住，冬天到冬窝子里简单地用蒙古包或借别人的土房子居住。在察右后旗，一些蒙古人冬天上山安营，住在山沟子里，他们在阳坡居住，阳光好天之时，到阴坡放牧，阴冷天则回阳坡放牧。过了年正月之后，他们便回到夏营地，接羔和种地都在夏营地。②半农半牧区村旁的畜群往往无人看管，蒙古包周围的畜群也无人看管，如果地形平坦，不必随群放牧。
从居住形式上分析，这一地区是固定包与移动包相结合的地区，有的地点甚至全是固定包。经营农业的汉人也用固定蒙古包居住，南部的汉人多用土房子加围墙。③固定包就是在一般蒙古包的基础上，用牛粪和土成泥，封于蒙古包外围，水干之后，形成固定包。固定蒙古包是草原分割变狭后引起的，是不得不采取的定居游牧办法，固定于一处定居，在适当的时机到周围有草场的地方游牧。在固定包的基础上，形成一定规模的村落。许多人既有固定包也有移动包。在玛贝好多一带，当时的调查人员发现有5个固定包和50个移动包形成几个聚落。一个村落内的人一般都半定居半游牧，半农半牧。游牧分冬营地和夏营地，在冬营地有固定包，夏营地用活动包游牧，全家人在夏天往往都离开有固定包的村落外出游牧，这种习惯甚至到1950年代仍然存在。笔者曾访问过一位当年下乡的老干部，他说当时的牧民可以把肉干和其他物品都放在有固定房子的营地，然后全家外出游牧，重回房子后肉干仍然不坏。由于牧场被农田切割，半游牧区的游牧圈大大缩小，清代以旗为游牧界限的制度被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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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63～165页。
②王建革：《牧区采访日记》，2003年11月27日，访察右后旗的老人。
③常木胜次：《内蒙古の一年间》，日本出版社刊，昭和十七年，第22页。
底改变。北部牧区尽管游牧压力增加，移动频繁，但旗为单位的游牧范围基本没有改变。①分割造成了游牧范围的缩小。在察哈尔南部，1933年马的放牧距离达200里，1935年只有50里。②在正白旗、上都旗，游牧家庭一年游牧的距离只有60里左右。冬牧场上不再随意游牧，而是划分到户，各自在分得的草场上饲养自己的牲畜，这种牧场还可以让子孙继承。③
半游牧区的牧民因牲畜少，贫困程度加重，贫牧更多出现在半游牧区的南部，因为那里的牧地更少，牧民生活已处于贫困状态。移牧时，富人的车辆很多，穷人的车辆一般在7辆以下。缺乏或没有车辆的下层人，往往需要与上层人搭配，分别为对方提供车辆和劳动力。在半游牧区的南部，甚至存在没有一辆车的贫苦牧民，他们一年只能移动两次，移动时要向富户借车。④由于长期的农业压力，许多察哈尔牧民甚至被赶进北部大青山山沟里放牧。l949年以后，旗内实行自由放牧，许多牧民才敢出来放牧，但也一度形成混乱，造成农牧矛盾。汉人又将大量的牲畜赶进牧区，压迫牧民。1953年，正黄旗南部牧民因牧场被垦，要求迁往北部。⑤1953年左右，镶黄镶蓝联合旗曾与四子王旗就七层山牧场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这一牧场以前就因界线不明发生过多次争执。四子王旗的牧民认为七层山牧场长期以来就是四子王旗的，联合旗的牧民则说是联合旗的。生态压力使双方为争一块草场发生纠纷，最后两旗协商解决问题。当时的冲突比1949年以前要缓和。1953年夏天，联合旗的牧民在双方不明地带放牧，四子王旗派人到那里撵过。联合旗的牧民说：“像过去我们早已经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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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358～362页、第294页。
②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40～45页。
③东亚研究所：《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昭和十六年，第9～11页。
④“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64～165页、第226页。
⑤绥远省人民政府：《关于重申保护牧场指示》，l953年7月27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2-121。
最后，双方达成谅解，划定了草场界线。①打草问题也形成纠纷。例如，武东县农民到牧区打草，到四子王旗割特种草，引起纠纷，官司打到上级盟政府和省畜牧局。②当时四子王旗第五区银矿山乡的枳棘被武东县一、二、四区的农民“任意乱割，从八月十八日开始割，一直把该乡的枳棘大部分割完，具(据)调查，割的面积有二十多里长，二里多宽”。这么多大的面积根本不是个人行为所能为，是汉人团体所为。蒙民看到武东县的乡干部换上一般的农民衣服进行割草。③乌盟石拐沟矿区的吉忽伦图嘎查的牧场较窄，南北宽2．5公里，东西长5公里，和碱水渠乡北部交界的汉人牛羊混在一起放牧。蒙汉之间纠纷不断，双方干部最后形成了共同管理委员会，规定双方牲畜倒场的范围。④以前，其他旗的牲畜因各种公私关系，可以在四子王旗自由放牧，1949年以后也受限。归绥人孙光斗以前在四子王旗放牧，1953年时“有驼骆100只，其中一半是场驼，常年放场，一半是跑运输用，按季节放牧。有牛九十余条，常年放场。这些牲畜在四子王旗第一努图克第一嘎查邵道一带放牧已经七八年之久，但近来四子王旗第一努图克第嘎查迫今立即迁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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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绥远省厢蓝厢红联合旗人民政府：《联合旗与四子王旗牧场问题之解决情况报告》，1953年11月17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2-121。
②绥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畜牧局：《为覆武东县农民到四子王旗割枳棘问题已解决由》，1953年11月11日，乌兰察布盟档馆，32-2-121。
③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人民政府：《为报告五区所属银矿山乡枳棘被武东县农民任意乱割由》，1953年9月17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2-121。
④乌兰察布盟石拐沟矿区人民政府：《吉忽伦图嘎查牧业生产发展情况的检查及今后工作打算的报告》，1953年7月22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7-7-177。
⑤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为征求关于归绥市回民孙光斗在你盟四子王旗放牧牲畜的意见希见覆由》，1953年10月9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2-121。
(四)畜群结构与技术
北部典型草原牧区的马群每群大约500～3，000匹。放牧半径10～15公里，牛和羊分别只有7～8公里和5～6公里。马群有2～3名牧夫，白日放牧，晚间归包。①西乌珠穆泌旗是盛产马的地方，马甚至多于牛。②在西阿巴嘎旗，日本旅行者发现700～800头一群的马群，仔马伴随马群，大嘶小叫，声音不绝于耳。与其他牲畜相比，马对草原的破坏程度高，对草产量要求也高，因马的食量大。③锡盟草原产量高，养马盛行，如果草原产量少，游牧范围又逐步缩小，只能养小畜。察盟草原已被分割和破坏，牧民很少养马。④在饲草缺乏的冬天，半牧区要对马进行补饲，牧区不补饲，马养得瘦弱。常木胜次在苏尼特旗德王府附近观察到十分瘦的马，肋骨都露出来了。⑤
蒙古马长期供蒙古人自己放牧或清王朝的军队之用。民国时期宋哲元部也从这里买马。日本人对这一地区马匹进行调查，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军马。由于战争和军务需要，乘马颇有市场，服务于农业耕作的倒是不多。1935年，察哈尔80％～90％的马是属于乘用型的，挽用型只占10％～20％。⑥一直到1960年代，中蒙的马大约1／3是供挽力的，其他仍供骑乘之用。中蒙的马直到近代也少有混血，一点外血主要是来自北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里亚特蒙古人和一些俄国人将布里亚特马、奥尔洛夫马、皮秋克马、后贝加尔马引入乌珠穆沁地区，影响不大。本地品种有很长的历史，最出名的是察哈尔的上都河马和锡盟的乌珠穆沁马。上都河马可以追溯到元代，蒙古部落在那里驯化出优良的马种。这里的马在清代一直上供王室，王室也将好的外血马，如伊犁马放留于此。外血马与当地马配种，一些马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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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调查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第39～40页。
②满铁经济调查会：《蒙古资料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3编，第3卷，昭和八年，第156～159页。
③半田青春：《蒙古踏查报告集》，哈尔滨学院，昭和十三年，第176页。
④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第17～38页。
⑤常木胜次：《内蒙古の一年间》，日本出版社刊，昭和十七年，第27～28页。
⑥满铁调杏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246～255页。
来愈好。①乌珠穆沁马又称山后马，是蒙古人喜欢的骑乘马。其特长在于速度快。赛马会上，一个少年驰骋100里只用了30分钟。牧人所乘的骟马，并没有什么特殊饲养，常常削瘦。当瘦到不可骑乘时，牧人就把它投入马群中，再从马群中另选别马。由于经营不善，牝马的座胎率大约为70％，育成率为60～70％，母马流产的很多。1岁驹的死亡率也高达20％。由于无兽医，接生、去势也不讲究，传染病流行。由于雨雪之期常饮不洁净水，马的寄生虫病也很严重。冬春时节，多有毙死的。②在东乌旗，马的年增长率只有3．4％。③
牛除了肉食和出售之外，主要是供乳之用。蒙古牛的泌乳量很少，1头牛1天只能提供1升多一点，只有6个月的泌乳期。牧民收集牛奶，除了食用外，还要制成奶产品过冬。普通牧户l年需要15头母牛提供牛乳。④愈往东北，草产量愈高，养牛的程度和单个牛的体重越大。乌珠穆沁旗北部牛最重，每头达250～260斤；阿巴嘎旗较轻，每头240～250斤；察哈尔左右八旗又次之，每头有220斤左右；苏尼特旗最小，每头只有180～200斤。蒙古牛耐性好、耐粗饲、挽曳力强，卖到内地后两头牛可拉一犁，不像马那样只供骑乘。在张家口，每年都有大量的牛运往内地销售。蒙古牧民养牛从几十头到上百头不等，每群20～30头。牛的群性差，20～30头就需要1名牧丁看护。绥远半牧区的定点调查表明，牛群偏于年轻：牝，30％；牡，2％；阉，25％；犊，43％。⑤牧区部分地点的调查表明，牛群偏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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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畜牧业》，1977年，科学出版社，第157～167页。
②满铁经济调查会：《蒙古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3编第3卷，昭和八年，第156～167，323页。
③村田熊三：《东乌珠穆沁地方调查报告》，大正十四年，第98页。
④“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97页，第120页。
⑤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65～66页，第255～256页。
牝，32．6％；牡，2．2％；阉，43．4％；犊，21．8％。半牧区牛犊比重明显增加，因半牧区接近内地，牛易于出售，故其更新速度快于牧区。在繁殖和育种方面，游牧民几乎毫无科学观念，只凭长期的祖传方法。交配期无人为之隔离，老幼混杂，近亲繁殖严重，优良种质难以形成。种牡与牝牛的比例一般为1：20，种牡在3～8龄期间存留，过期即卖掉。不用作种牛的，3～4龄时去势变成阉牛。与马相比，牛在冬天的吃草能力更差。当积雪厚时，牛不像马那样有刨雪能力，难以在野外吃到草，要用干草补饲。半牧区的补饲程度更强，农作时尽管有青草可吃，也要喂些大豆、玉米粉和高梁之类的精料。牛群一般在蒙古包附近活动，白天放牧，夜晚归回。牧民在圈牛的地方四围挖沟防止逸失。对于母牛，用木栅圈起来，木栅用树枝编成，高1米，长3米。半牧区的饲养技术相对先进，居民点附近有人建土墙圈牛。①
羊是牧民最重要的动物，也是他们主要的衣食之源。1935年左右，1个普通牧人家庭1年消耗20～24头羊，其中10～12头羊出售换钱，10～12头直接食用。下层牧民，一年只消费6～7头羊。中蒙羊的体型比与东部小，特别比热河羊要小一些。羊群中成羊与仔羊的比例大约为100：45．8。②半游牧区的羊群一般不超过100头，羊群离村放牧于一些山坡地和丘陵地。丘陵地带适合山羊放牧，半游牧区山羊比重达20％～3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50％以上。牧区山羊只占3％～5％，规模也较大，一般有300～500头，1，000头左右的羊群也有，繁殖率可以达到60％左右。平常年份的增长率远高于其他牲畜。但羊群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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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ニ於ケル畜牛及马匹ニ关スル调查报告》，昭和四年，第26～29页。
②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一年，第101～119页。
害的情况下也最易死亡。中蒙的降雪不多，平年只有2～3寸，羊群可以挤在一起取暖御寒，若降雪量达到1～2尺高，就会发生死亡。1935年大雪灾，羊群死亡率高达60％～70％。羊的传染病几乎每隔3～4年就暴发一次，每次暴发都会引起大量的死亡。病胃虫和疥癣类疾病，下雨的时候特别流行。绵羊比山羊更易感病，还会在春天因“跑青”而死亡。青草萌发时候，远望似乎是一片绿草，近看却是刚萌发的草。因判断不清，羊会奔跑不停，以至跑得多却没有吃到什么东西，引起抵抗力下降而病死。①
羊的技术管理较差。牧区圈羊用羊栅，锡林郭勒盟的羊栅用木板做成，牧人归包后即放羊入栅，一个牧童可以放牧500～600头羊，②羊栅外有护羊犬看护。牧民放羊时手拿6米长的放牧杆，蒙古语称“奥鲁嘎”，骑在马上，围着羊群转。饮水时将羊赶到河边、湖边饮畜，牧人最劳苦之事是井边饮畜，需要用羊皮做的水袋从井里打水，倒在长方形水槽里饮畜。③畜舍一般用柳条编成圈，羊粪和泥土糊于其上，形成相对固定的土壁。在苏尼特王府附近，也有像土房子一样的土墙畜舍，用于存放仔畜。在半农半牧区，汉式圈养技术已经普及。与圈养相比，纯游牧仍有一些相对的优点：流转放牧可以使家畜的一些皮肤污垢自然地除去，饮用较为清洁的流动水，牲畜的蹄子由于不断地磨擦地面，可以不必特意削蹄。而圈养则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但纯牧区的牧人对羊的照料程度低，甚至根本不加特殊照顾。严寒时，牧人把刚生下来的羔羊放到蒙古包内或特定的羊舍内，5～10天以后就将其野放，1个月后母仔分离。④牧民最累的是抓羔，从上一年的11月一直忙到第2年的2～3月，3月份是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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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第37～40页。
②半田青春：《蒙古踏查报告集》，哈尔滨学院，昭和十三年，第169～171页。
③满铁调查会：《察哈尔省锡林郭勒一般经济事情》，昭和十年，第50～54页。
④“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126～136页。
人最忙的月份。抓羔技术很粗放，妊羊临产时并没有什么特殊措施，产羔的羊与大群一起放牧，牧人拿一个袋子，放牧时带在身上，随时作接羔之用。①采毛是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初春采的毛称抓毛，4月上旬到4月下旬取的是细毛；6月份左右，羊开始退毛，牧民采脱毛；牧民用剪刀剪羊毛，一般在5月上旬或9月。在东、西苏尼特旗南部地区，1年之中一般只在6月份实施l回剪毛，布里亚特蒙古人也是这样。在东、西阿巴哈那尔旗，6月进行1次剪毛，9月份再进行1次剪毛，东、西乌珠穆沁旗北部只在6月份采一次脱毛，察哈尔4月份抓毛，6月份剪毛。②1人1天可抓30头羊的毛。抓毛后剩下的毛较硬，羊毛质量较差，一段时期后，要用剪刀剪。一人一天可剪30多头羊。剪毛一般都做成毡子，③主要用于做蒙古帐篷。穷人的帐篷不能常换，毡子退色。富裕人家常换毡子，蒙古包白色不退。蒙古语中富裕家庭之意即“白色的家”。④
畜群的管理仍是传统的一套，没有改变。满铁调查员认为当时的蒙古人根本未受多大的外部影响，各阶级都无改革的倾向，习惯守旧。⑤一些技术人员提出牧地区划、定居、造林、供给薪炭、建立兽医制度等措施，但都无法推广。⑥技术不改进还与市场环境有关。蒙古人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大量依赖汉商提供。抗战时期交通阻塞，许多蒙民得不到供应，汉商供此取利，甚至有一块砖茶换取一头牛、一合火柴换取一头绵羊的不平等交易现象，致使畜牧业受到严重打击。⑦由于没有牲畜统计数字，无法对古代的牲畜数量做出数量的估计，但大量史料说明了畜牧业的下降。半游牧区草场减少，生态破坏和畜群下降都是自然而然的。牧区的生态变化是冬、夏营地的合理分割被打破引起的。冬营地得不到合理地保护，面积减小质量下降，必然引起牲畜下降，加上夏营地移动距离减少，畜群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半游牧区尽管实行棚圈饲养，但由于技术落后，卫生条件反而不如自然放牧时那样洁净，牧畜染病机率增加。生态的变化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生产衰退。1949年以后，畜牧业技术有所提高，但生态压力和游牧圈缩小一直未停止。集体化时期又有几次农业扩张，半游牧区的草原进一步被开垦，游牧圈不停地缩小。1980年以后草畜承包，完全定居放牧，游牧消失，草场更加快速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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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第180181页。
②“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昭和十六年，第l35136页。
③满铁调查部：《蒙疆政权管内羊毛资源调查报告》，昭和十四年，第30-36页。
④后藤十三雄：《蒙古の游牧社会》，生活社刊，昭和十七年，第175～176页。
⑤满铁经济调查会：《蒙古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3编，第3卷，昭和八年，第227页。
⑥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十二年，第65～66页。
⑦赵松乔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配置问题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1～22页。
游牧生态的个案分析：呼伦贝尔
——《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三章(中)
王建革
载《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
二、呼伦贝尔
17世纪以来，呼伦贝尔逐步成为一个多民族交汇的地区。①从外蒙迁来的新巴尔虎蒙古人在克鲁伦河和乌尔逊河一带即以呼伦湖和贝尔湖为中心游牧。陈巴尔虎旗在墨尔格勒河和特尼克河流域即海拉尔河上游游牧，索伦旗和额鲁特旗主要在依敏河、札罗木特河及锡尼克河一带游牧。由于水草丰富，长期以来呼伦贝尔草原就是蒙古草原畜牧业最发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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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7世纪以来，为了防止沙俄东侵，清政府不断向呼盟草原迁入蒙古族和其他以游牧和狩猎为主的少数民族。1732年，清廷由布哈特地区抽调3，000名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和蒙古族(陈巴尔虎部)兵丁，带11万头牲畜进入呼伦贝尔草原。1734年，清政府从现在的外蒙地区即喀尔喀部迁近3，000人于此地，以为新巴尔虎蒙古。以后陆续有其他少数民族进入草原和呼伦贝尔。到20世纪初，牧业区形成四个旗，即新巴尔虎左翼旗、新巴尔虎右翼旗、陈巴尔虎旗和索伦旗，其中索伦旗现在称鄂温克旗。引自花赛·都嘎尔札布：《呼伦贝尔历史诸部落》，载林占德主编：《呼伦贝尔考古》，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4页。
呼伦贝尔草原历经破坏，现在仍是最好的草原，丰富的水资源使草原在被破坏后仍能快速恢复。20世纪上半叶，农业北进，内蒙古大多数牧区的游牧业形态发生了改变，但呼伦贝尔草原的游牧业却基本上没有改变。这里所分析的，主要是呼盟两种营地上的游牧生态。一是冬营地的游牧生态，另一夏营地游牧生态。蒙古游牧人一般只将冬营地单独分出，其他三季营地基本上在同一个地区，夏营地实际上包括春营地、夏营地和秋营地。冬营地的环境因素首重积雪和草地，夏营地则首重水源。夏营地的饮水直接影响到草原的利用。现代的草原工作者根据草质量和水源质量两方面的指标制定草原评价标准。最优等草场的饮水半径为3～5公里，地下水的埋藏深度5米。最差的草原饮水半径为l5或20公里以上，地下水埋藏深度在35米以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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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64页。

(一)夏营地水环境
夏日的河流沿岸不但有丰富的牧草，且气候凉爽，是最理想的放牧地。呼伦贝尔草原有伊敏河、海拉尔河、乌尔逊河、克鲁伦河、莫尔格勒河、辉河、锡尼河等众多河流，沿岸形成天然理想的夏营地。蒙人以河流沿岸为中心驻牧安包。图3.1是满铁调查时代呼伦贝尔草原夏季牛群的分布图。可以看出，大部分牛的放牧都集中在河流附近。其他牲畜也是如此。每到夏季，百万牲畜集中在河流附近。呼伦贝尔的河流河床宽而浅，河身曲折，利于草原最大化利用。在宽阔的河谷阶地、河漫滩，发育着茂盛的草甸草原，是放牧最佳之处。在远离河流的地区，有许多无水草地，靠自然降雨可能草势旺盛，却是牧民放牧的畏途，进去的畜群往往会因喝不上水而涨肚死亡。在乌尔逊河沿岸，草原长势良好，从达赍河口处到习亚拉鲁恰河处的广大区域皆为夏营地的放牧区。正白旗第一佐、第二佐、第三佐分别分布于不同的河段。在海拉尔河北岸阿鲁多达贝斯鲁牧场和习亚拉阿鲁导傲鲁牧场，河岸柳条繁多，草势良好，也是不可多得的优良夏营地。这些河流抬高地下水位，向流域内许多湖泊充水，放牧区也得以扩展。傲喀贝鲁多是在海拉尔河附近的牧场，由于海拉尔河将水位提高，周围地区泉水较多，又有小河，饮畜不成问题，草的长势也好，是优良的夏营地。不适合夏季放牧的地区往往存在着一些沼泽地。习亚贝尔河是一条湿地连着湿地的季节性河流，牲畜不易行走，夏季的蚊蝇也非常多，只宜作春秋营地，且只能放骆驼。①
河流水量因降雨而发生变化，丰水期在4～9月份，其他月份很少。1940年，海拉尔年降雨量为337.5毫米，满洲里为263.4毫米。②夏天丰水时，各河流附近的湖泡得以充足地注水，从而产生更多的牲畜饮用水源。克鲁伦河源于外蒙，穿越西新巴尔虎旗注达赍湖，在西旗内长150公里，沿岸为典型草原。河床15～20米宽，5月份水深1～2米，降雨量高时达3米，其支流多形成湿地和泡子，是夏营地理想的饮水点；海拉尔河河床宽40～80米，水深约有2～3米，水量丰富时期是春季解冻化冰和夏季降雨时期。所以，单从水环境上来说，夏天是牲畜头数扩展和增膘的时期。一般而言，沿岸1～5米宽的距离内，是夏营地时期人畜流动最多的区域。克鲁伦河沿岸2～5公里以粘土和湿地为多，土壤特别肥沃，是牧民理想的打草地。尽管当时的蒙族很少打草，其他民族却经常在此打草。东新巴尔虎旗的乌尔逊河人达赍湖的区域也是优良的打草地，多芦苇，稍远一点才是草甸草原，以芨芨草和其他盐生杂草为多，再稍远一点才是一般草甸草原。民国时期河岸还有许多杨柳，现在沿河草原多被牧畜所践踏，呈现出明显的退化状态。哈拉哈河上游两岸杨柳密生，下游两岸杨柳散生，并有大量湿地；海拉尔河四周柳灌木密生；辉河下游也有广大的湿地，湿地上有大量柳灌木。现在的湿地状况基本上未变，但柳灌却大大地减少。从现代草原分布图上分析，只在辉河中部有一些具柳灌的羊草草原，其他流域基本以羊草和碱茅草原为主。③柳灌木减少的原因是居民因燃料缺乏而大量地砍柴，牲畜因此缺少了遮荫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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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189～201页。
②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昭和十八年，第8～9页。
③“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3～6页，第119～125页。谷锦柱等主编：《内蒙古自治区草地资源图》，内蒙古自治区地质测绘队清绘，1989年12月。
呼伦贝尔有大小湖泡500多个。最大的湖是达赍湖与贝尔湖。达赍湖位于呼伦贝尔草原的中心，面积达2，200多平方公里。贝尔湖达660平方公里，这两个湖彼此相联。①达赍湖在1940年左右达1，700平方公里，水深只有1米左右，从湖岸到一般草原地带有几千米的芦苇，芦苇外围才是优良牧草。达赍湖在唐代称为俱伦泊，元代称为阔连海子、呼图泽，清代称为库仑湖、呼伦诺尔，近代总称达赍湖。唐代达赍湖的湖面很大，后期变小，到19世纪末，现呼伦池的地方只是一些小水泡子，人们也并不注意这一地带，当时的克鲁伦河流经扎赍诺尔注额尔古纳河外流入海。1903～1904年，呼伦池湖水稍增，湖面长20公里，宽10公里，到1906年，克鲁伦河人呼伦池，湖面开始断断续续增长，1953年湖深达到6米。②达赍湖的成长是呼伦贝尔草原环境史上的一件大事。米内山庸夫1935年到此考察时，达赍湖如大海浮于草原之上，湖畔有大片的湿地，同时有千万只水鸟和野鸭，非常壮观。③贝尔湖位在东新巴尔虎旗内，面积567平方公里，水深透明，鱼类丰富。乌尔逊河流域还有乌拉诺尔湖，面积约有10平方公里。④
许多小湖泡只有几千平方米。这种湖泊分两种，一种常年可利用，这样的水泡现有174个；另一种：是季节性的，又叫雨湖，呼盟有雨湖214个。⑤雨湖对放牧圈的扩大极为重要，正是这些雨湖在夏季的充满才使更多的草地得以利用。许多湖泡周围有大片卢苇，南部的湖泊还有蒙古柳，⑥利于牲畜休息。季节湖泡的放牧能力相差很大，好的湖泊水量大，水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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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第40页。
②郭来喜等：《呼伦贝尔盟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l959年，第19～20页。
③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十三年，第100～101页。
④“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3～7页，第121～123页。
⑤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40页。
⑥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昭和十八年，第109页。
饮畜没有限制，这些湖泡周边是牧民最理想的夏营地。一些湖泊周边为湿地，牲畜行动困难，牧人步行或骑马都很困难，不利于放牧，还经常干枯，但掘地很容易出水，干旱时牧民也去这种地方。巴乞多哈依沙卡诺尔为雨湖，夏季不降雨时水量显著减少，水质也不良，但由于地下水位只有1～2米，很容易就掘地出水，仍是牧民的放牧地。小雨湖称沼，饮畜能力更有限。乌鲁多沼是一个小沼，其水人畜都可饮用，饮畜能力只有2，000头。还有盐湖，尽管周边地区有良好的草原环境，湖水却不能饮畜，放牧饮水要依靠湖边的水泉或其他淡水，这种湖的放牧能力有限，一般只有几千头左右。①表3.1是东新巴尔虎旗内一些典型水泡的草原质量和饮畜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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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189～201页。
水泉也是水源，各地水泉的出水规律不一样。习斯贝鲁刺塔是一个水泉，位于达鲁卡诺尔东南4公里，春天化冻时水多，夏季水少，此泉的水量相当于斯贝鲁刺塔湖水量的1／3。水量丰富，水质良好。拉米依贝鲁刺塔泉在湿地中，人畜皆可饮用，周边草地因此泉成为优良的放牧地，也有采草地。①
井也是重要水源。在西新巴尔虎旗，l938年各佐领的水井数少者2～5个，中等的10～20个，最多的1个佐领35个，12个佐领共有井128个。每个井一般可供几十户牧民、100～200人定期利用，饮畜能力一般在7001，000头左右。1937年东新巴尔虎旗在5个地点打了5眼水井，利用户数126户，利用人口789人，饮马800头，牛1，300头，羊2，700头，平均每眼井饮畜900头。东新巴虎尔旗1938年共打了9眼井，井深一般在7～10米，每井饮畜在700～800头左右。②井的饮畜能力甚至不如小的湖泡，但由于水质好，水源卫生，打井不但可以利用以前不能利用的夏季草原，也可以改善定居环境。1949年以后，政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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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189～201页。
②“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6～7页，第189～203页。
力提倡打井。1965年又成立了打机井队，深度甚至达到几百米。1989年，呼盟牧业四旗共打成筒井2，241眼，开发和改善供水条件的草原面积达11，200平方公里，可供150万个绵羊单位常年饮水。另外，呼盟草原还修建了许多引水、畜水工程，辉河引水工程就解决了新左旗10万头的饮水问题。①呼盟草原面积大约在1亿亩左右，1940年左右新左旗、新右旗和索伦旗的草原利用率为40％，②到1990年左右达到72％。③牲畜头数的增长主要靠开发新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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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92～95页。
②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昭和18年，第426～427页。
③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二)营地划分与游牧规模
大兴安岭阳坡有较好的放牧条件，大青山阳坡的放牧条件差异却很大。阳坡较为温暖，利于人畜过冬。无伦是山地还是丘陵，冬营地首选阳坡地带。夏、冬营地基本上分属于旗内不同的区域。呼盟牧民划分冬、夏营地时，主要以水源条件为依据。河谷低地是夏天放牧之地，冬天则逆此移动，是由低向高移动的，符合“夏低冬高”规律。牧地划分主要是在旗内进行划分。新巴尔虎左旗的夏营地在乌尔逊河流域一带，冬营地在眉奴塔拉；新巴尔虎右旗的夏营地在克鲁伦河流域和达赍湖周边地区，冬营地在达赍湖西北方的高地；陈巴尔虎旗夏营地在海拉河尔沿岸地区，冬营地在海拉尔河上流的兴安岭山麓一带；索伦旗的冬、夏营地都在辉河流域。夏营地牲畜集中于水源附近，交通条件也很重要。克鲁伦河两岸的交通依赖于近达赍湖湖口处的桥梁，牲畜靠此桥才能到对岸。冬季结冰，两岸牲畜可以自由通过。新左旗的牧民一到冬季，就赶家畜渡河到眉奴塔拉高地放牧，到春天3月，就一起离开冬营地到乌尔逊河流域放牧。东方的湿地是非常好的夏期牧场，乌尔逊河注达赍湖处也有桥梁。辉河流域也有大量的湿地牧场，沼泽地周围芦苇密生，鄂温克人在此放牧。他们的牛一直在湿地放牧，因牛相对不忌湿地。其他牲畜夏季有特定区域。马在海拉尔河流域放牧，羊在乌尔逊河流域放牧。①呼盟四旗的游牧圈有时也涉及到外蒙或俄国，20世纪初部分游牧民仍到外蒙的车臣汉部放牧，还有一些人越过额尔古纳河到俄境放牧。随着外蒙独立，中俄关系恶化，内蒙牧民很少出境放牧。另外，东清铁道修建以后，南北的牧场也因铁道而被分割。②
各游牧集团内往往分散放牧，并不集体行动，只是几户放牧人组成的小集体。佐领或佐领以下的游牧集团大体上有一个相对一致的游牧范围，游牧路径也基本相同。牧户是相对自由的，有的个人游牧，有的几户在一起。1941年6月，日本调查机关在西新巴尔虎旗公署附近对一个9户的游牧集团进行了调查。组合基本上是贫富搭配，富牧1户，中牧1户，贫牧3户，极贫牧4户，贫牧或极贫牧只有牛，马和羊集中于上层牧户。移动时，贫牧除了自己放牧外，也给富牧放牧，成为受雇的贫牧。③几户牧民可以组成一个放牧集团，集团内各种牲畜成群放牧，有人在某地放马、有人在某地放羊，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比较富裕的牧民也雇人放牧，他们拥有几百头以上的牲畜。一群绵羊少者200～300头，中等600～700头，大者超过1，000头。④呼盟的羊群是内蒙规模最大的。安藤忠夫1938年在海拉尔附近观察到的畜群规模为每群羊500～1，000头，马400头，牛200～300头。⑤米内山庸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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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渡边男：《新巴尔虎左巽旗畜产调查报告》，昭和九年，经济资源调查报告书，第82号，第40～42页。
②庶务部调查课：《经济方面ょり见たる呼伦贝尔事情》(上卷)，满铁，1924年，第119页。
③竹村茂昭：《蒙古民族の农牧生活の实态》，昭和十六年，第6～9页。
④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91页。
⑤安藤忠夫：《满洲国に於ける畜产经营形态》，载里正义主编：《满蒙畜产资源立立に经营形态调查报告》，昭和十三年度，第168～169页。
察到的牛、马群达几千头，羊群上万只。一个大的马群下也有许多小集团，几十头马集中在一起吃草。西新巴尔旗旗公署阿拉坦额莫勒，l935年左右并未有固定住房，只有几个大蒙古包，旗长有2万头羊。贫户和富户在接羔、剃毛等其他生产活动中也有互助合作。正是这类合作，构成了游牧集团的内聚。在一定时期内，蒙古游牧民往往在某一放牧点聚集起数百个蒙古包，相邻家庭蒙古包相隔有l～2里。1935年秋，米内山庸夫在海拉尔河南观察到一个游牧集团分布在6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区域内50～60个蒙古包。这种聚集并不破坏草原。蒙古人在庙和鄂博等地聚会时，往往形成对草原的破坏。在乌尔逊河流域，蒙古包聚集最多。在达塔多鄂博至那玛达利庙附近，有多达200～300个蒙古包聚集。那玛达利庙附近是一个大的湿地地带，1935年天旱，这里聚集了许多蒙古包，这种聚集会造成局部草原的退化。另外，牧民和畜群在商队通过地也有聚集，从海拉尔到卡恰高勒庙之间的120里商道上，不断有蒙古人与汉人商队接触，形成草原中的商品交换。①
集体化时期，生产大队或嘎查的范围就是一个放牧圈。游牧路线和营盘不再随意设置。冬营地上有固定棚圈，接羔营盘有暖棚设备，还有辅助营盘，可以在不太冷的时候使用。夏季营盘无固定设施，换营盘时，公社或大队要派有经验的老牧民和社队干部一起查看，根据各营盘状态拟定利用计划，确定放牧顺序。安营后，蒙古包的安设地点也有讲究，包前面一般面对三个方向的放牧地段，水源在蒙古包的背面。不同的冷热程度放牧半径也不同。炎热之时，畜群就在营盘周围放牧，凉爽之时可以离水源远一些放牧。②集体化时期的游牧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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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十三年，第90～95、101、127、158、146～147页。
②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4～205页。
层分割，旗、苏木、嘎查都有界限。一般而言，苏木间的放牧界线更有规定性。尽管各嘎查之间也有界限，但并不严格，放牧时各生产队之间打个招呼即可越界放牧。①1978年改革以后，大部分草原分到个人，分到个人的草原是较好的，有水源，牧民在那里定居后可以经营打草也可以冬季放牧，但不得越界放牧。只有在合作的条件下，不同人的牲畜才能合群。还有一些草原并没有分到个人，仍作公共牧场，夏天牧民仍赶着牲畜到这些地方放牧。现在陈巴尔虎旗夏季公共牧地是莫日勒。②
(三)游牧活动
夏营地又可分为春营地、夏营地和秋营地。春、夏、秋营地在总体的夏营地中有不同的位置和地点。由于水环境和草原环境在各季节有所变化，牧民对牲畜管理也有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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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牧区采访笔记》，2002年9月9日。被采访人：向东，新巴尔虎左旗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
②约翰·W．朗沃斯、格里格·J．威廉目森：《中国的牧区》，丁文广等译，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1．春营地
3～5月份，牧民结束冬营生活后首先迁到的就是春营地。西新巴尔虎旗正黄旗下的几个游牧集团的春营时期情况如下：第一佐第一放牧集团无明显的春、夏、秋牧场之分；第二放牧集团春营时期在2、3、4月；第三游牧集团3～5月为春营时期。第二佐第一游牧集团3、4、5月为春营期，春夏营地无差异；第二集团的春营时期在3～5月份。西旗几个放牧集团的春营时间也是3～5月。许多游牧集团的春营地点与夏营地点相互交错。新右旗下镶蓝旗的春、夏营地各分6个扎营地点，有3个是重合。一些游牧集团之间春、夏、秋都有重合。在一些居民点、湖泊、河流附近某一时期可能同时聚集了许多游牧集团。迁春营地宜早不宜迟，必须在河流化冻前离开冬营地。河流解冻期一般在3月中旬到4月份，化冻后或在冰层变薄时迁营就会有麻烦。一般都在3月中旬就离开冬营地，由于春营开始后春营地尚未完全化冻，牲畜还要舔雪一段时间，冰雪融化后才依赖固定水源。春营地的大多数水源是湖、水泡和水泉。当地面开始融雪时，移动次数就开始减少，因枯草不再被覆盖，单位面积内牧草增多，牲畜不必经常迁移就可以吃饱。随着青草的生长，迁移次数更少。第一佐第二游牧集团3个月共经过了7个游牧地，冬营时期3个月要经过10个游牧地。春营时期羊和牛20—30天移动一次，冬营时期10天左右就要移一次。第一佐第三集团冬期春季的停留时期是最长的，3～5月份20～30日移1次包。①
积雪融化后，牲畜无雪可吃，水源开始变得极为重要。枯草营养价值降到了最低，干草预备在这时起作用。渡过这段时间后，沙地有青草萌发，往往成为春营地的首选牧场。春营地的牧草有葱属和其他早春草类。②羊吃这种草利于清洁肠道，恢复膘情。由于这些植物含水量高，牧民一般不多给牲畜饮水，牲畜因渴多食，上膘快。这时又是产羔期，对母羊要进行补饲，一般用玉米、豆饼和高梁等。牲畜吃碱也很重要，产羔期2～3天就要打碱1次，产羔后4～6天打碱1次。在草高地带，高草的基部有刚刚萌发的青草，牲畜连枯带青一起吃，很容易吃饱，以后牲畜则单吃青草。放牧的牧草顺序一般是从枯到青。返青时，草原远望一片青色，但青草矮小、难觅食，常出现“跑青”现象。所谓“跑青”，就是指牲畜一个冬天吃厌了枯草，为了吃青草，不断地东奔西跑，消耗大量体力，瘦弱的牲畜甚至会在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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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65～93页。
②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2页。
中死亡。有经验的牧民要“躲青拢群”，防止羊群分散移动，控制移动速度。在一定时期内让羊卧地休息，以此防止跑青现象。有时要暂时在阴坡放牧，那里主要是枯草，不会跑青。牧草刚刚返青时，尽量到阴坡，等青草长到一定的高度，再到阳坡放牧。有的地方上午让羊吃枯草，下午让羊吃青草。①4～5月份，平均气温稳定地超过0℃以后，大部分草原才开始返青，呼盟草原的返青方向是自西向东，需要20天左右。土壤的底墒加上冰雪融化后产生的水份，促使牧草生长。5月中旬以后，气温升高，牧草进入分孽期，东部森林草原和草甸草原的牧草生长加快，西部干旱草原则会出现旱象。②放牧时，牧人要对草场有清楚的了解，远看一片黄的草场不但枯草多，青草长势也好，羊群不易跑青。为防风雪，有经验的牧民一般留下一片草场作为异常天气的放牧场。风雪出牧时，牧民顶风出牧，为的是可以顺风而归。牛在春季多选择河套、苇塘、山沟等生长碱草、披碱草、针茅草的地带。这些地区多是沼泽地带，放牛需要跟牧，牛陷入沼泽后难以自拔。③1940年左右蒙人不设棚圈，只在满洲里、札赍诺尔和海拉尔一带才有棚圈饲养，那里有饲养乳牛的俄人。他们采用的先进的欧式畜牧业技术。马的集团性强，适合大群放牧。由于马群易受狼的袭击，也要放牧人细心照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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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崔贵文主编：《呼伦贝尔畜牧业》，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240～247页。
②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③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148～150页。
④满铁铗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86～91页。
春季是接羔的时节。羊、牛、马和骆驼的分娩期都从4月开始，5月份最多，3月和6～7月者极少。4月份仍处于寒冷期，幼畜放牧在圈内，牛乳为牧民所榨，给牛犊的只是一小部分。春营刚开始时无青草，牛犊只能吃奶，牧民还不能过量榨奶。各种家畜的乳期不同：牛为4个月，马6个月，羊3个月，骆驼1～2年。到5月下旬以后，大部分地区的青草已经旺盛，母畜的泌乳量增加，仔畜才可以采青草补饲。①春营盘接近居民点，牲畜经过一冬的体力消耗，又处于产仔、哺乳和培育幼畜时期，极需各种营养补充。那些老、弱、病、残的牲畜，往往在春乏阶段面临着生命的危险。所以，最好的春营地是向阳、开阔、风小、植物萌发较早的地段，并有接羔的棚圈设施。②接羔是关乎畜群的大事，牧民看到母羊临产，必须将母羊从羊群中分离出，要不然羊羔会被踩死。现在的年轻牧民，少有接羔经验，接羔时要雇佣有经验的牧户。1，000只母羊，许多时候只能存活200只羊左右。③
春季牧民很注重打狼。关于过去的打狼，许多人现在仍有清晰的记忆。由于当时生态条件未受大的破坏，狼很多，人们打狼的办法不多，甚至不打狼。狼害远比现在严重。阿木古郎这样描述1950左右新巴尔虎右旗的狼群状况：“那时牧区的狼结帮成群，不怕人，随便吃牲畜，有过暴风雪中狼从蒙古包顶上进到包内的事例。牧民不敢打狼，认为狼是天狗，吃牲畜是份内的事。”④付守玲现在在陈巴尔虎旗陶海国营牧场工作，年轻时长期在呼盟各地讨生活。他回忆30多年前在额尔古纳市恩合乡中苏边境地区干活时亲见的场景：一个1，000只规模的羊群被狼群围困，1小时内有700～800只羊死于狼害，奇怪的是狼只咬羊不吃羊，边防军动用了机关枪也不见效。平时的打狼工作由民兵连长负责，子弹只发给跟群的民兵，因子弹是宝贵的，费了子弹必须见到死狼。⑤1940年左右，只有富牧才有枪有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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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铁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第100页。
②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33～234页。
③王建革：《牧区采访笔记》，2002年9月9日。被采访人：刘宝金，新左旗东苏木(莫达木吉)人。
④阿木古郎：《我在新巴尔虎右旗工作的回忆》，载代钦、苏勇主编：《呼伦贝尔盟牧区民主改革》，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181～120页。
⑤王建革：《牧区采访笔记》，2002年9月12日。被采访人：付守玲。
贫牧只能眼看着狼群危害。打狼也可以通过集体组织完成，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刚建立政权时，也很注重发动群众打狼。1949年在鄂温克旗工作的共产党干部孟和苏那认为，由政府组织打狼是生产方面的大事。“青草刚长出来的时候，也就是5月黎明前的战斗。组织包围圈，越圈越小，打狼用枪打，也有用套马杆套狼，善骑射的人跃马进包围圈打狼。”①这个旗1949年打了203只狼，1950年打了282只。②
2．夏营地
6月份，牧民从春营盘大移动迁到夏营盘。这时地表干燥，交通方便。夏营时期的牧草处于拔节一开花期，水分充足。温度越高，生长速度越快，由于土壤中的水分全部用完，所需水分完全靠大气降水。如雨季来得晚，会使干旱期延长，草原呈现旱象。6月下旬到7月中旬，大多数牧草抽穗，这时是形成牧草产量的关键时期，同时又是抓膘期，水草丰富，牲畜的体温也达到了抓膘期的温度。8～20℃为抓膘期，呼盟草地的抓膘期限为110～130天。中间阶段是夏季的高温期，抓膘停止，过后又开始抓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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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尔斯郎：《在鄂温克旗的工作》，载代钦、苏勇主编：《呼伦贝尔盟牧区民主改革》，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119～131页。
②孟和那苏：《忆索伦旗工作情况》，载代钦、苏勇主编：《呼伦贝尔盟牧区民主改革》，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132～151页。
③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7，30～31页。
西新巴尔虎旗正黄旗下几个游牧集团的活动较有典型意义。第一佐第三集团6～7月份为夏营时期，夏营地内每个游牧点的滞留时间为10～15日，从一个游牧点到另一个游牧点的移动距离一般为15～18公里左右，水源以湖泉为多；第二佐第二集团的夏营时期为6～8月，在克鲁伦河流域放牧，但在离河较远的地方放牧，以季节湖和水泉为水源，移动5～18次，每个游牧点停留5～16日，游牧点之间的移动距离为17～18公里；第三佐6月底到8月份在夏营地活动，9月份又重回春营地放牧，15～20日移动1回，在克鲁伦河边饮畜，也以湖泊和水泉为饮水点。夏营地时期每个游牧点的停留时间一般在10日左右。6月份一般移动3～4回，7月份移动2～3回，8月份移动3～4回。7月份游牧次数少是因这时天气炎热，应当减少移动。①在呼盟草原，那些定居游牧者夏季仍是游牧的。陈巴尔虎旗20世纪初有定居游牧的发生，夏营地远距离放牧，其他季节里在定居点周围放牧。陈巴尔虎旗白兴杜布巴嘎直到1956年仍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夏天到距定居点200公里的大兴安岭山麓一带游牧，牲畜沿海拉尔河，边走边牧。6月20日进入夏场，8月初牲畜沿山坡移牧，10天左右移场1次。②从春营地到夏营地时，2～3个牧民骑着马，边走边放牧。勒勒车日行15～25公里。下午5～6时，牧民埋锅做饭。为了动员牧民走夏营地，旗政府经常在夏营地召开“那达慕”大会，进行赛马、射箭和摔跤等活动。③
雨水大时放牧到高地。雨水过大导致杂草丛生，又高又粗，营养水平下降。长久地呆在这种地方，不但膘情上不去，还要出现跛羊。马在夏季炎热时也愿意站在水中，这不但影响吃草，且易患蹄类疾病。夏季的马要赶到高燥地带或高坡。夏季蚊蝇活动高峰期要选择高地放牧。每天放牧也要注意时机，炎热天一般在天亮前出牧，赶在中午天热前让羊吃饱，然后就地卧倒反刍消化。上午放阳坡，下午放阴坡，使羊不受热。7～8月份，大部分牲畜已经长好了夏膘，到了发情季节，这段时间也是牲畜配种期。④夏季放牧饮水是关键，每天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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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65～93页。
②赵松乔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生产配置问题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1页。
③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150～154页。
④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150～154页。
饮水，中午要喝清洁水。距河较近的牧场每天早、中、晚都要饮水。河水是活水，一般没有什么大问题，季节湖泊和水泡就很难保证了。这种水源一旦时间变长，就会形成死水，高温下有大量细菌和寄生虫，不能饮畜。①
3．秋营地
西新巴尔虎旗正黄旗第一佐下分3个游牧集团。第一集团从10月到第二年的2月在秋冬营地，秋冬不分营地。第二集团8月末到11月末为秋营时期，牧人赴秋营地移场6～30公里不等，羊放牧的移动频率为每次5～10日。第三集团9～11月，每次5～10日。正黄旗第二佐下分2个游牧集团。第一集团秋营期是9～10月，移动频率每次6～20日。第二集团为9～10月，每次6～20日。正黄旗第三佐秋营时期在9月，秋营盘与春营地相同，每次移营10天。正红旗秋营时期为9～10月，秋营地与春营地完全相同，但各个游牧点的停留时期与春营时期有所不同，每次4～5日。镶红旗第二佐第三游牧集团秋营时间9～11月，游牧点分布与夏营时期有所重合。以前秋营地无严格规定，1940年左右，为了保护冬营地，对秋营地的放牧范围作了规定。镶蓝旗：9～12月，炎热时期在克鲁伦河一带放牧，秋高气爽时在一些湖沼和水泉附近放牧。②从以上可以看出，秋营时期大多在9～11月，许多集团春、秋同一个营地。
呼盟草原的秋色很美，尽管平地色彩单调，河边或湖边却经常色彩艳丽，因那里有许多晚熟草种。1935年8月，米内山庸夫在海拉尔一带发现低地草原像千段锦一样。③秋天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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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崔贵文主编：《呼伦贝尔畜牧业》，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240～247页。
②“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第65～91页。
③米内山庸夫：《蒙古风土记》，昭和十三年，第28、77页。
草的蛋白质含量相对下降，虽稍高于冬季，但9～10月份粗蛋白含量只有4～6月的30％～50％。秋天牧草有草籽，仍是抓膘时期，其膘称“油膘”。葱类草场仍是首选秋营地，这种牧草枯萎晚，籽实多，不但很适口，脂肪和蛋白质含量也高。野葱蒙古名为“忙哥”，到葱类草场上放牧又称“放忙哥”。由于天气凉爽，牲畜对饮水的要求也不像盛夏时那样迫切，可以稍微远离水源，将羊放牧到苦菜和葱类等多汁牧草地段，这些牧草可以让羊少饮水，使远水牧场得到利用。①秋牧场地平，放牧技术也是很有讲究的。晚秋时节，气候转寒，早晨或上午一段时间的牧草往往带着霜，家畜吃了有霜的牧草会引起流产和其他疾病，所以，秋天放牧一般要“晚出早归”。霜退以后出牧，傍晚转寒之前收牧。有经验的牧者一般采用“平地一条鞭”或“山地满天星”两种办法。“平地一条鞭”指平原放牧时牧者走在羊群前面，把羊挡成一条线，以防个别体质好的绵羊跑到前面抢食好草，后面的弱羊不仅吃不到好草，所食的草也被前面的羊践踏和污染了。在山地放牧一般是将羊分散，尽量采食，这就是“山地满天星”。②牛的放牧方法一般是将牛赶到山坡、高地，但要创造条件让牛夜间吃草。马的秋季放牧也选择平原牧场放牧。秋末也是狼害猖厥之时，也要注意打狼。③传统时代有许多骆驼，这种牲畜是供役的，供役的时间在冬季。夏秋之季(6～10月)是放牧期，放牧时骆驼的抵抗性极低。呼盟的放驼主要在海拉尔和三河一带。骆驼的放牧特别注重补碱，在滨洲铁路沿线以南地区，蒙古人常在干涸的湖沼内挖碱泥供骆驼舔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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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32、147、202页。
②崔贵文主编：《呼伦贝尔畜牧业》，内蒙古文化出版社，l992年，第126-127244～245页。
③朱延生主编：《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l992年，第148-154页。
④西尾新六：《骆驼ニ关スル调查》(豫报)，昭和十六年，第8～9页。
1980年以后，草场承包，分到个体家庭，没有了冬夏营地的划分，牲畜长期集中于一小地方，过牧化开始大大地严重起来，许多饮水点附近的草原退化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与传统时代相比，夏营地的草原退化更严重，因为定居定牧使人们长期呆在一地。l940年左右，夏营地马距水源的距离为20～30公里，牛为10～15公里，羊为5～8公里，①这就是当时驻营时的游牧半径。集体化时期，放牧不出嘎查，饮水半径大大缩小了，整个内蒙的平均状况是：牛，2～3公里；马，7～10公里；羊，3～5公里。②呼盟在草场分割承包后，牛的饮水半径为1．5～2公里，马为3～3．5公里，母羊1.5～2公里，幼羊1公里。③现在的农民一般只有几千亩草场，方圆不足几里。为了避免局部裸地化或牲畜吃不到草，牲畜在小草场里频繁移动，必然使牧草得不到重新生长的时间，加剧草原退化。
(四)冬营地环境与范围
呼伦贝尔草地是河流低地的草甸草原与丘陵干燥地的典型草原景观相互交错的景观。大部分学者认为换营模式为“冬高夏低”。巴特认为蒙古高原最好的草地处于中高海拔段的丘陵地带，这种草地是作冬营地的。春营地稍低于冬营地，位于丘陵的底部或中部。游牧民冬季之所以不愿在底部扎营，因低地长期有积雪存留，一直持续到第二年5月份，且晚间十分寒冷，不宜居住。④在内蒙古，尽管游牧方式各地不同，但冬高夏低的模式占了多数。在呼伦贝尔，丘陵台地一般都作了冬营地，游牧民那里的扎营地点一般选择在背风、向阳，降雪少枯草多的地方。土壤一般为砂土地，相对干旱。以典型草原的羊草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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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京支社调查室：《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满铁，昭和十八年，第427～428页。
②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等：《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64页。
③潘学清主编：《中国呼伦贝尔草地》，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13～266页。
④ Bat-Ochir Bold, Mongolian Nomadic Society: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Mongolia, Curzon,2001, pp.52～53.
游牧生态的个案分析：东蒙的定居游牧
——《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第三章(下)
王建革
载《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
三、东蒙的定居游牧
从清中叶农业北扩开始，一些蒙古人就开始走向定居，这中间存在一种半游牧的过渡类型。牧民在转向半游牧时，一般地采取定居游牧的方式。现在的定居定牧是1984年以后随着草畜承包制的全面实行而产生的，以前还有一个定居游牧阶段。这种定居游牧首先在接近农区半农区的地区出现，清代和民国时期已经存在，但扩展过程很慢。1949年以后，半游牧和定居游牧快速推广。总之，蒙民的定居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清初到1949年是第一阶段。部分蒙民从清初就实行农业，由游牧逐步过渡到定居游牧或定居定牧。但北部大多数游牧区仍在游牧。最有特色的是第二阶段。这是集体化下的定居游牧时期，定居游牧在所有的牧区推广。这一阶段从1950年代起到1980年代结束。①第三阶段是1984年以后，一个政策导致游牧完全消失。以下所述主要是第二阶段东部地区的定居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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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Sneath: Changing Inner Mongolia : 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一)定居游牧的推广
1951年，中共内蒙古分局提出要在有条件地区逐步推广定居游牧。1953年，中央也提倡定居游牧。当时政府的政策思考似乎是在生活与生产的矛盾中做出的，并无现代的那种生态意识。政务院就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区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时指出：“各地牧业区，绝大部分是游牧区，也有一部分是定居和定居游牧区。定居与游牧各有好处与缺点。定居对‘人旺’好，但因天然牧场、草原产草量有一定限度，对牲畜发展与繁殖不利。游牧能使牲畜经常吃到好草，对牲畜繁殖有好处，但全家老小一年四季随着牲畜搬家，对‘人旺’来说极为不利。而定居游牧，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则可以兼有两者的优点和克服两者的缺点。因此，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提倡定居游牧，一部分(主要是青壮年)出去游牧，一部分人(老弱小孩)在定居的地方建设家园，设卫生所、种植牧草、种菜、兴办学校等，并在自愿的条件下，逐步将牧民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这将可以更好地达到改变牧业区人民的生活面貌和达到人畜两旺的目的。”①领导者一开始就知道要保护牲畜和草原，而且认识到移动不能享受固定生活的带来的教育、卫生、商业和食品的便利。故定居成为政府任务，但定居游牧涉及到许多设施建设，像建圈搭棚、打草和盖房等，个体经济难以快速完成。所以，集体化体制建立以前，定居游牧推广很慢。
1950年左右实行纯游牧的地区是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盟的牧区，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东蒙的昭乌达盟、察哈尔盟和中西部的伊克昭盟大体已经处于定居游牧状态。在这个基础上推广定居游牧，各地的速度有所不同。靠近农区、半农区的牧区，定居游牧已经存在。这些地区的对策是建立轮牧制度，完善定居游牧；在纯游牧区，则集中划定冬春营地，在冬、春季节实行定居。②定居游牧不但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基层社会运行的生产与制度体系，没有基层社会，生产安排难以完成。许多地区由于制度未完善，草场没有划分。1950年代中后期，游牧区开始形成集体化制度，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度加强。定居游牧不再是一种推荐的方式，而是一种应该执行的决定了。1956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第三次牧区工作会议。会议批评了牧区安于现状、满足于游牧生产方式的保守思想，要求从水利、饲料基地等基本建设入手推行定居，争取1～2年内在游牧区基本上实现定居。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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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1953年6月15日，载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等编印：《内蒙古畜牧业文献资料选编》第1卷，1987年，第19～20页。
②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86页。
经定居和半定居的地区，要求进一步划分牧场，划区轮牧。1959年，随着牧区、半牧区人民公社化的完成，定居游牧开始进入全面规划阶段。呼伦贝尔草甸草原划分了四季牧场，锡林郭勒典型草原实行冬春、夏、秋三季牧场；中西部荒漠草原地区只分为冬、夏二季草场。1960年代初，内蒙的定居牧户已占到牧业总户数的79％，像锡盟这样的纯游牧区已实现定居游牧。1965年左右，内蒙古牧区基本上放弃了几千年以来的纯游牧，①“逐水草而居”游牧方式被彻底改变。定居游牧在各地的实施差异很大：一方面，总是有一部分牧户愿意呆在蒙古包里，不愿意在冬季草场长期定居；另一方面，定居的质量不一样，定居建筑也不一样。所以，以后各地陆续完善定居游牧。在锡林郭勒盟南部的蓝旗、白旗和黄旗，1960年左右有74％牧民已经定居，但由于定居分布不合理，需要重新整顿。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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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岢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2～163页。
②(1960年牧民定居点和牲畜棚圈建设工作总结)(初稿)，1961年2月6日。锡髑档案馆，0019-001-033。
(二)权力空间
东蒙游牧程度最高的地区当属呼伦贝尔。政府推广定居游牧时，有一些人已经定居，主要是一部分俄国侨民。他们定居于铁道两旁和额尔古纳地区。其畜牧业是相对近代化的欧式集约畜牧业，夏秋两季在居住区附近放牧，夏天割草、贮草，冬天把干草拉到家里，饲养牲畜过冬。索伦族和陈巴尔虎旗也有一些定居游牧的，冬天在冬营地定居，春、夏、秋以蒙古包游牧，夏季打草。大多数新巴尔虎蒙古人仍处于纯游牧阶段。1952年，一些人在冬营地固定居住。冬营地生产在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了由巴嘎或苏木领导下的“过冬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新右旗组织了317个过冬互助小组，每个小组有3～5户，参加小组的牧户有29户是冬天不游牧的定居户，其中有5户因牲畜过少而不移动。①1953年过冬时，呼盟各旗根据情况单独组织一批牧户定居过冬。总共组织了牧民3，051户，定居点93处。在这些定居点上，政府组织饲料供应，其中包括从农区运豆饼和夏季组织牧民打定居于草。同时，有计划地分配草场资源，但冬季所能够饲养的牲畜只占8％。②
定居游牧者有的住土房子，有的住蒙古包。在阿鲁科尔沁旗的巴拉都塔恰，1939年左右全部用蒙古包生活，但却是定居游牧的。两户固定居住，其余的人轮换冬、夏营地，夏季移动到村北60多里地的地方，青壮年外出放牧，老人孩子留在原地。村附近的牧民基本上定居游牧，村庄往往由土房子、固定蒙古包和蒙古包组成。冬营地上的驻营地点基本不发生变化，每户的营盘一般已经很秃，有埋炉烧饭的痕迹，别人不能轻易在这种地方驻营。③克什克腾纯牧区相对固定的冬营盘是在1949年以后形成的。1949年以前住蒙古包，睡潮湿地，不用固定营盘。推广定居游牧后相对固定了营盘，包里建上了火炕，有了火炕就不会轻易迁移。老牧民对1961年的调查人员说，睡火炕是1949年以后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火炕采暖效率很好，若晚间烧火后，盖上烟囱口，火炕可以一夜不凉，在蒙古包内开会或人稍多时，则有过热感觉，得脱去外衣。”④火炕防潮湿，利于健康。为了防潮和防湿，其他三季居住环境也有了一定的改进。以前有人铺牛皮，但牛皮不能解决防潮问题，于是又在牛皮上铺上一层苇子防潮。有的人架设木床，或是铺木地板，材料都很贵。通风条件也有了改善，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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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呼纳盟人民政府：《几年来呼纳盟畜牧业是怎样发展的》，1952年10月23日。呼伦贝尔档案馆，1-11-60。
②呼纳盟人民政府：《呼纳盟牧区过冬会议决议》，1953年12月11日。呼伦贝尔档案馆，1-1-85。
③“兴安局”：《兴安西省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报告书》，1942年，第60～61、81页。
④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牧区建筑调杏报告》，1961年。赤峰市档案馆，79—1—35。
大队的蒙古包有了玻璃窗。这种蒙古包与房子和固定包相比，受烟气的影响比较大，内部环境很差，在阴天下雨不能开窗之时，烟气弥漫于包内，有害于人身健康。由于烟熏，蒙古包的毡子只能用3～5年。新毡子要用50斤羊毛织成，成本很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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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牧区建筑调杏报告》，1961年。赤峰市档案馆，79-1-35。
冬营地的蒙古包不但设火炕，而且为了固定地牧养牲畜，附近还有牲畜棚圈、幼畜暖棚，这些设施加强了冬营地上的生产活动。克什克腾的冬营盘居所是精心选择的，选择好了以后不轻易发生变化。许多营盘选在丘陵低地的沙窝子里，一个地点往往集中了3～4个固定包。第三大队的冬季居民点位于四围是山的平坦低地上，地势开阔。1961年左右，新建的一处定居点只有6户，既有传统蒙古包，又有定居时代的院子和棚圈，体现了定居游牧初级阶段的特色。每个蒙古包周围用树枝围成一个院子，蒙古包在院子内，院子后面是牲畜的棚圈、幼畜的暖棚和储草栏。各户的院子彼此相连，远看形成一家。院子前面堆着牛粪，做冬天的燃料。由于生产和生活已联成一片，每户的固定空间并不大。夏天沿河岸搭包居住，因是暂时居住，不会有院子。岗更大队的各小队大多沿河布置，比较自由。有的蒙古包沿河排成一排，更多的则是分散布局，少者相隔3～4米，多者100米以上。经常使用的蒙古包仍保持着过去时代小巧玲珑的特色，便于携带、拆盖，可以在牧场中任意选地暂住。这一地区曾推广过一段土房子定居，效果不大，文化上的差异使一般蒙古人不喜欢盖房子。也有一部分人盖子房子实现了定居定牧，达里诺尔人民公社有9个牧业大队，第三大队第一小队实行了定居，定居点盖了土房子，其他大队都实行定居游牧。老弱牲畜和部分人员留在冬营地的居所，其余的人外出走“敖特尔”。第三大队第一小队之所以很快实现定居定牧，因他们是从半农半牧区迁来的，对土房子适应。图3.3是当时土房子的结构。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将37户排在一起，户与户相连，像内地的村庄一样，妨碍了生产。因为各户庭院小，牲畜进出乱群。出场也不便，出场地点离居民点100里左右。领导片面地强调集中，才导致了这种后果。定居点内的房子也不能集中，也要求一个大的间隔空间。按当时牧民的意见，30～50米的间隔是合适的。另外，当时兴建的定居点还有一点反传统的味道，就是在地形平坦的地方建定居点，平坦对牧民不一定好，因无天然的屏障挡风，背靠坡地就好一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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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人民公社定居点调查报告》，1961年。赤峰市档案馆，79—1—35。
在中部干旱草原地带，定居更早一些，但政府领导下的定居游牧仍在1950年代有开展的空间。据绥远省畜牧局对四子王旗第三努图克两个自然村的调查表明，比较愿意盖房子的是靠近农区的一些牧户。这些人长期受农业文化影响，愿意定居。他们愿意接受政府发放的贷款支持。三区第一嘎查第一阿拉坦(村)的一个新房子主人——赦老四(蒙人)和他的爱人通过对蒙古包和土房子的对比认识到：“住包夏天闷热，冬天寒冷，过去蒙民多得腰腿痛，就是因为住包的关系。”“做一个包的毡子需羊毛300斤到500斤，每斤羊毛一万元(人民币旧币，一万元合新版人民币一元)，就需300万元，并且三五年就要换毡子。若盖一间土房，只需百余万元。且一间土房能住十几年，每年抹一次泥就行了，住土房是冬天暖和夏天凉快。”赦老四一家定居历史很长，以前在农区也有房子。他们是在没有政府贷款的情况下卖了农区的住房来牧区盖新房的。①大规模地推广定居不但要靠国家提供贷款，还要提供材料。因为内蒙许多地区没有森林，也没有木材，完全要依靠国家从外地调拨。1960年，西乌珠穆沁旗的巴彦宝力格公社计划全部定居，“未定居户有727户，建设22个定居点，共建筑房屋1，449间。由于木材运输力不足，木材供应工作赶不上去。”最后，只能在3个大队建253间房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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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绥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畜牧局：《关于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三努图克两自然村及一个户的典型调查报告》，1953年7月19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7—7—177。
②锡林郭勒盟牧区建设委员会：《关于当前定居试点工作的检查报告》，1960年10月7日。锡盟档案馆，0019—001—003。
游牧时代的王公随牧民移动，尽管中央政府对王公有权力关系，但由于距离太远，联系较少，权力基本上不能达到草原牧民。既使是王公与牧民，联系也有限。政治权力为牧民所能提供的服务也少，因为产生联系的成本太大。清代的“佐领”只是在清初才发挥作用，后期牧民甚至很难与佐领产生联系。牧民是散居游牧的，并不固定在一个地点，一个游牧地带也可以有许多个佐领的牧民。民国时期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佐领的范围开始固定，旗以下的草原界限也开始划分。由于政治的需要，定居游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正是定居游牧为政府的权力深入基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基层社会完全被控制和掌握起来，随时可以参加各种运动特别是救灾运动。政府也可以通过定居点为蒙古牧民提供服务，特别是日常邮政服务、商业服务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定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从根本上改变牧区的面貌，提高牧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定居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开会、传达指示，发动群众，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形式，如果没有定居配合，靠骑马串蒙古包，很难开展。人民公社作为当时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有定居点依托。公社定居点“在性质上是全社各项活动的中心据点。除了公社办公所在地之外，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建立一些社营的工业企业、全社性的高一级学校、商店及文化卫生机构等。”随着定居的发展，生产大队定居点也开始发展起来，大队办公室、小学校、供销部、缝衣店、保健站及配种站等建筑物都依附于大队定居点建立起来。生产队定居点是一般居民定居点，有统一的大棚圈和畜栏，一般10～20户左右形成一个聚落。另外，浩特(2～3户牧户形成的放牧单位)和畜群点也有固定的生产设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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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人民公社定居点调查报告》，1961年10月。赤峰市档案馆，79—1—35。
公社定居点的建筑与内地不同。内地有很好的街道，机关、学校等建筑整齐划一，牧区公社各单位则往往分散。达里诺尔人民公社的定居点从1956年开始逐步形成，有办公房、宿舍、住宅、食堂兼礼堂、卫生院，还有一些小的加工厂，如奶粉厂、毡类毛皮类加工厂、粮食及铁木加工厂等。总体上分散布置，建筑物之间有大量草地。在这个定居点的东北角，有一个牧民定居点，明显是刚建成的，砖瓦房整齐划一，共有37户牧民。这样一个牧业定居点作为公社驻地的附属，是政治的产物。这个定居点要为政治中心提供一些劳动和商业的服务。作为回报，这种定居点的牧民可以更多地享受公社中心各机构所能提供的各种教育和文化资源。①
公社定居点完善以后，1960年以后的重点是大队或生产队的定居点建设。各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地区愿意以大队为核心，将全大队的家庭集中居住；有的地区则以生产队为核心定居。锡盟1960年以后实行“大队为基础，以小队为基点”进行安置。在西乌珠穆沁旗，许多地区就是以大队为基点进行定居。当时许多牧户反映是“过于集中”，②但一个大队的人集中在一起，才能进行政治运动。定居游牧的过程中，大队部是固定的，有的固定于冬营地，有的固定于其他营地。大队是定居游牧和划分草场的最基本单位。实际上，即使公社有权划分，具体移场行动的执行单位仍是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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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牧区建筑调查报告》，1961年10月。赤峰市档案馆，79—1—35。
②锡林郭勒盟牧区建没委员会：《关于当前定居试点工作的检查报告》，1960年10月7日。锡盟档案馆，0019—001—003。

(三)景观空间
定居点的生态景观空间是多样的。核心的部分是人居空间，最近的外围是庭院畜牧业空间包括许多畜栏，再外围是林业和农业的空间，最外围则是纯草原空间。每一个定居点，基本上都以相同的景观要素组合向外扩散。以克什克腾旗的黑山头定居点为例，这个定居点是达里诺尔人民公社附近的一个定居点，其生态空间见图3.4。1961年的定居环境明显分割为人类生活、种植业、饲养畜牧业和游牧业四大部分。在人居环境部分，老年人和小孩子生活安定，“妇女摆脱了常年睡在潮湿的地下，健康大有改进，生育能力大大提高”。牧区一个房子可以住十几年，但并不是所有的土房子在废弃后马上进人草原的物质循环，现在仍处处可见这种废弃的旧房子，如同草原上没有处理的垃圾。内地农村的弃房马上就会被拆，弃土当作肥料进入农业生态循环。作为燃料的牛粪堆在院子外，牛粪堆可在1～2年内用完。第二个生态空间是种植业，主要是菜园，在房子后面。蒙人有一些从半农半牧区迁来，会种菜。后期有了农业，种饲料。最重要的是庭院内的畜牧业空间，由棚圈和畜圈组成，饲养牲畜。畜栏尽管比较简单，总比纯游牧时代要复杂且固定。游牧时期圈羊的哈莎是活动的，定居后的棚圈中有用土垒的墙。另外还有其他设备。当时只作了简单的分类饲养，有养牛犊的地方、有挤奶的地方和草堆。但在纯游牧业时期，除了简单的畜圈以外，并无畜草储备。①有的牧户在冬营结束后，全部撤离，冬营地不住人。这时，他们的棚圈很难保存到明年，草原上燃料紧缺，其他人会来拆掉有用的木料作烧柴。
从图3．4中还可以看出，定居点外围并不是除了草原什么也没有，不远处还有蹦蹦房。这是一种类似蒙古包的建筑，但不像蒙古包那样具备移动性，是将蒙古包下部和柳芭抹泥，成为固定式蒙古包。这种临时性居住场所并不舒服，但很适用，也可以很快废弃，也可以不住人放些其他物品。在定居游牧发展的集体化时代，由于牧场已经划分，牧民的活动范围相当固定。除了冬营地固定房屋外，其他地点不一定全用移动性蒙古包，也可以住蹦蹦房那样的临时居住点。还有窝棚，类似于内地看瓜人住的房子，两面坡，屋面直接入地，夏天异常闷热。也有的窝棚墙体用柳笆围成长方形，里外抹泥，像一个方盒子。还有一种叫马架子的土木结构，山墙向南，外门开在山墙上，体积很小，也是一种临时性居住点。②这些建筑都有很强的临时性，用不了几年就会废弃。定居游牧发展到一定程度似乎可以消除移动蒙古包，用冬营地的长年土房子再外加其他临时建筑来代替。定居游牧时代的营盘有固定营盘、辅助营盘和临时性营盘，临时营盘就是移动蒙古包和逐水草而居，这是定居游牧时期夏季走场的方式。冬营地的营盘为固定营盘，“固定营盘上有家畜过冬用的棚圈，作为接羔的营盘，往往还有暖棚设备，有贮备的干草和其他饲料。老弱病畜和其他的半舍饲或舍饲家畜也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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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人民公社定居点调查报告》，1961年10月。赤峰市档案馆，79—1—35。
②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厅勘察设计院农村牧区建筑调查组等：《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牧区建筑调查报告》，1961年10月。赤峰市档案馆，79—1—35。
营盘上饲养”。而辅助营盘在“固定营盘的四周，供家畜初冬天气不太冷的时期使用，或供肥育畜在春季使用。辅助营盘也设有简单的棚圈，也贮存一些干草和饲料供给家畜在天气突变遇暴风雪时补饲”①。那些固定式蒙古包和窝棚之类的建筑，往往是做这种辅助营盘之用。
农业愈到后期愈发展，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定居。乌兰毛都在集体化以前实行定居游牧，没有农业或只有很少一点农业。“牧民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依靠牧业生产来维持生活”。1956年共种地630晌，粮食的自给程度只有1／3。1958年大跃进，种地1，000晌以上，当时的目标是“争取本年度粮食饲料自给，并卖给国家千石粮”。最终的结果是造成农业定居性加强，定居村屯27处，大量建棚圈，大量打草。年老的牧民不再跟着牲畜到处游动，儿童在定居点念书，妇女做家务，同时为走套包(外出用蒙古包游牧)的男子供应所需要的东西。人口10年内增长了32.1％。②
林业的生态空间可以单独存在，并与农业相联，多是在定居游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开始，牧民只是在土房子周围栽几棵树，锡盟牧区的植树造林一开始就在居住点附近，③以后逐步推广到农田边缘。在锡盟南部的农牧交错区，人民公社后期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草原生态景观——林网。林网将村庄周围的农田与草原分割开来，整齐划一，非常好看。1975年左右正值农业学大寨，各地要求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盟良种场的林带的间距是成年树高的20～25倍，达200～250米，其他地区不等。在有水利条件的地区，田、渠、路、林四配套，整齐划一。有的林带只有18～24米宽，杨柳居多，乔灌结合，迎风面是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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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04～205页。
②中共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委员会：《乌兰毛都苏木定居游牧的典型评验》，1958年8月9日。载《畜牧生产经验汇编》，1958年。科右前旗档案馆藏，24—1—2。
③《关于我盟林业建设的初步设想和1965年下半年林业工作安排意见(草稿)》，1964年7月15日。锡盟档案馆，0019—002—112。
背风面是杨树。农田内按林网分割出方格田块，实行草田轮作。林网不但防止了对土壤的风蚀，也使农业产量提高。林网未建以前，翻耕后的土壤往往被风揭出犁底层，使草原既不长庄稼也不长草。林网保护了草原，也保护了生态环境。浑善达克沙漠地区长期超载，但后期基本上无灾，因为大量的造林为冬春牲畜提供了木本饲料。这一地区的树种主要是榆树，牲畜夏季吃草，秋、冬、春三季都可以吃树叶和树枝。牲畜在灌木丛中可以抗风保暖，大雪埋不住。①植树到后期也起到了防止东蒙科尔沁草原沙化的作用。林下庇护的牧草生长旺盛，为林带居住建筑和走场的木车提供了木材。在阿鲁科尔沁旗的沙拉保嘎大队，夏秋营地走场放牧，冬季定居点在夏、秋时节得到了环境的保护，树木得到生长机会。“加上该大队健全了护林、护场。加强了防火制度，经过几年时间，现在冬春营地以(已)有5万亩幼林，该大队的棚杆木和木车用材达到了自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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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齐伯益主编：《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42、l062页。
②阿鲁科尔沁旗草原工作站：《昭盟阿鲁科尔沁旗白音温都公社沙拉保嘎大队坚持十年合理利用草场——三季移场放牧总结》，1965年5月23日。赤峰市档案馆，79-2-27。
(四)营地重整
在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时代，无法对草原进行管理。1949年以前，定居的牧民也无力对草原进行管理，任由过牧化在村庄和居民点附近发展。1952年以后推广的定居游牧使牧民逐步走上草原管理之路，对四季营地进行了规划。任意游牧时期各季大体上有一定的范围，只要不出旗界就行，一年移动10次以上很平常。定居游牧以后，顶多只有4次，四季营地各1次，并且有了营地界线。因各公社、各大队都有各自的范围和利益。在固定营地的同时，也固定各地方的打草场。自由放牧时期，“缺乏全面规划草场，对明确划分旗、社、场界，认真实施的不够，往往产生抢牧”。定居游牧以后则有了权力的空间与界线，基层权力在地域上有了进一步的明确。人民公社化以后的确使“牧场的使用逐步走向计划利用”。但界限是否非常严格，像现今这样各家各户都有了铁丝网呢?也不是。由于雨量和气候的变化，牧民“哪好哪去”的习惯仍有一定的保留。在锡盟，1952～1953年开始就提倡定居游牧。到1960年左右，草原上仍有游牧、半游牧和定居游牧三种形式。①
使用草场的具体单位是大队或生产队。放牧以大队或生产队定居点为中心，不能外出很长距离。与1949年以前相比，划分后的游牧圈明显变小。以前的游牧界限是旗界，范围相当大。公社、大队固定草原界限后，四季草场范围大大地变小，以大队为单位划分的草场更小。在锡盟，“人民公社以大队划分了草场，固定了使用范围。规划了定居点棚圈建设，划定了打草场和四季放牧场。有计划地使草原休闲，植培更新”②。在克旗，“合作化后，合理地调剂了四季牧场，以场社为单位，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了放牧。解决了过去争夺牧场纠纷的问题”。从1956年开始，走“敖特尔”游牧最远未超过250～300里。③公社时代还曾大搞草库仑，封围草场。由于没有铁丝网，发动群众用土墙或石头封围，为了应付政治上的指标，许多地区封围的规模很大。石头墙的草库仑远望像草原中的小“长城”。有的地方牧民为了省木料，用石堆作桩，在石堆与石堆之问拉铁丝网，④草原景观改变了。由于只封不养，对生产难有什么作用。值得重视的是，当时的草库仑建设也与边界有关，出现了“边界库仑”。这种库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为了养草，而是为了利用草库仑建设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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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齐伯益主编：《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
②《高速发展畜牧业的基本经验》，1959年，锡盟档案馆，0019—001—028。
③中共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委员会：《提高改进放牧技术的几点经验总结》，1958年8月9日。科右前旗档案馆，24-1-12。
④齐伯益主编：《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93页。
形成的柳笆、石头墙和铁丝网的封闭作用，将本地的草场与外地的草场分别开来。中科院的草原专家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们认为边界库仑值得引起重视。“在未经划定边界的草场上建草库仑是不合适的。围边界库仑，花劳动力多，分散基本草场建设力量。”①专家们从草原建设的角度看到这种现象不合理，但这种存在却是草场划分与权力界线同步发展的产物。
这种草场划分与基层政权的界线划分同步，都发生在1950年代初。正因为有了基层的政权空间，才可以依空间范围划分草原，这种空问终于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形成。清代的“佐领”或“苏木”，名为基层组织，实际上只是一种定时征收赋税兵役的单位而已，行政上没有空间，人员也分散。划分草场以后，不但草场上有了空间，再加上固定的公社居民点和大队居民点，基层权力有了可以依托和扩展的实体。在昭盟，“根据承认场史，照顾现实原则。采取以社固定、统筹安排、个别调剂的办法，划定了草原界限”。尽管是以社(合作社)为单位，但到一个草原上放牧的可能只有几个生产队。“共同使用一块草场的社队，组成草场管理委员会”。②草原权力有的归公社统一领导，许多时候公社把权力下放到大队。阿鲁科尔沁旗1965年开始就把草原使用权固定给大队，这是为了“提高群众对草场管理、建设的责任心，达到边利用、边保护、边培育，达到提高草原产量的目的”。③以阿鲁科尔沁旗白音温都公社沙拉保嘎大队为例。这个大队冬场有部分定居的房屋，但大部分仍用蒙古包放牧。为了保证三季移场放牧，大队建立起走“敖特尔”领导小组，每个生产小队有3个敖特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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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天然草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21页。
②《移场放牧是现阶段合理利用天然草场的有效措施》，1963年12月5日。赤峰市档案馆，79—1—53。
③阿鲁科尔沁旗草原工作站：《阿鲁旗几年来的草原工作总结》，1965年6月4日。赤峰市档案馆，79-2-27。
组。在公社和大队的协调下，“供销、人医、兽医也长期跟着畜群走敖特尔”。①公社体制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进行了调整，草场权益逐步转移到大队，但指挥权仍明显地保留着。在巴林右旗，1964年公社的草原工作重点有几个：一是固定场权；二是继续为基层单位进行划季节营地和实行按季移场放牧的工作；三是加强营地建设，其中包括打井、建设固定性的营地、盖畜圈和房舍。许多草原建设仍以公社为中心进行，特别是大范围的草原轮休、修渠灌溉、划定打草场，仍需要公社统一计划。②
缩小了游牧范围后，也将小规模的草场有计划地轮牧。锡盟白音锡勒牧场三分场有计划地轮换使用四季营地形式如表3.4所示：

这种办法有利于草场的恢复。“无计划和不合理的使用牧场，牲畜就会光吃喜食的牧草，这些草被食后又食，不能休养生息，其他劣质草就会茂盛生长，因而使好的草场受到破坏。”也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这样四季轮牧，有的地区只在冬春营地和夏秋营地之间进行二季轮牧。③有的草原什么营地都可以用，有的草原只能作冬营地。克什克腾旗的达尔罕公社白音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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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鲁科尔沁旗草原工作站：《昭盟阿鲁科尔沁旗白音温都公社沙拉保嘎大队坚持十年合理利用草场——三季移场放牧总结》，1965年5月23日。赤峰市档案馆，79-2-27。
②巴林右旗草原工作站：《一九六四年工作计划》，1963年12月1日。赤峰市档案馆，79-2-17。
③齐伯益主编：《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8～529页。
生产队，冬营地选在固定沙丘，春营地选在低平湿地，夏营地在河畔，秋营地在高坡。由于夏场经常超载，夏场要轮牧，最后实行的办法是冬场固定，春、夏、秋营地轮换，春、秋场适当地加强供水设备。①阿鲁科尔沁旗的沙拉保嘎大队1956年才开始规划草原，在此以前放牧是无规划的，游牧的人“依靠大自然，随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没有计划，是游而不定”。1956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划分三季草场实行定居移场放牧。在冬春营地，居住点比较分散，牧民在山前背风向阳的坡地上驻扎营盘。1965年，冬春营地上土平房32间，暖棚362个，几乎每户都有一个蒙古包。这是为离开定居点放牧的人准备的，部分人要随时离开定居点游牧。由于冬营地变换较少，蒙古语小学就建在冬春营地。在夏、秋营地，1个月左右就更换营盘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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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达尔罕乌拉公社、克旗草场工作站：《克旗达尔罕乌拉公社白音查干生产队合理利用四季牧场、畜牧业生产连续稳定增产》，1965年5月23日。赤峰市档案馆，79-1-86。
②阿鲁科尔沁旗草原工作站：《昭盟阿鲁科尔沁旗白音温都公社沙拉保嘎大队坚持十年合理利用草场——三季移场放牧总结》，1965年5月23日。赤峰市档案馆，79—2—27。
定居游牧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实施，不但可以把原来大的放牧范围缩小，也可以将原来定居定牧的小范围放牧扩大。昭乌达盟就有许多地区由定居定牧转向定居游牧。在科右前旗乌兰毛都，1900年左右是一个纯游牧的地区，到1920年左右，在放垦的压力下，牧场被侵占。由于农业所侵占的都是最好的草原，游牧民只好退到狭小的小山沟里固定居住。同时受洮南、齐齐哈尔等地商业人员的影响，开始定居。一开始用蒙古包或用柳条窝棚糊上泥就可以成为固定蒙古包了，然后在蒙古包内塔坑。在短短的30年中，从季节定居过渡到长年定居。由于牲畜减少，牧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各地的草场也相对地社区化或私有化，游牧范围很小。1949年，政府在这里提出“自由放牧政策”，牧民才有了自己的放牧场。合作化以后实行定居游牧，草原又重新合并，划分四季草原，有计划地轮牧，扩大的游牧范围。“各定居点也出现了质量较好的土、石结构的平房，百分之百的牧民住上了新房，建立了饲料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面貌，实现了真正的先进定居游牧生活。”①翁牛特旗的乌兰达吉嘎生产队是一个从定居定牧走向移场放牧的典型。这个生产队“八分沙丘，二分平原”，“风多，雨少，水更缺”。公社化以前没有移场放牧的习惯，因为草场实在太少，只能定居在少数可以维持生存的有草地点定居定牧。牲畜增多，原来的牧场不够用。他们便打井，开发无水草原。1963年，他们在无水沙丘中建起了两季移场的放牧地16处，打井30多眼，筑棚圈60余座，同时建牧工宿舍26间，为定居游牧的移场放牧创造了条件。②冬营场的开辟很难。在传统时代，冬营地一般在一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下啃雪放牧。固定冬营地，进行定居游牧，首先要有固定营盘点、固定的房子或固定蒙古包，外加固定棚圈。更关键的是要有固定的水井，因为牲畜不再游动舔雪，必须依赖固定水源。克旗的白音查干白音门德生产队的冬营地点选在沙窝子地带，“背风向阳，能够减轻大风雪和严冬气候对人畜的袭击。在沙窝子放牧场上，有7个固定的冬营盘。每个营盘上居住3～5家，都有水井，并有固定的草园子、牛棚、羊圈和幼畜棚圈。营盘与营盘之间，相隔8里左右。全部小畜和部分大畜的冬场都在沙窝子。除此之外达里湖滨还有两个冬营盘，有水井和圈棚设备，这两个营盘只放大牲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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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委员会：《乌兰毛都苏木定居游牧的典型评验》，1958年8月9日。载《畜牧生产经验汇编》，1958年。科右前旗档案馆藏，24—1—2。
②翁牛特旗人民委员会：《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生展生产，改变面貌》．1964年6月28日。赤峰市档案馆，79—2—24。
③克旗草原工作站：《克旗达尔罕公社白单查干白单门德生产队四季移场放牧总结》，1963年7月。赤峰市档案馆，79-2-17。
除了可以在定居定牧的地区实行定居游牧外，政府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防止定居游牧退化成定居定牧。牧民们会在牲畜增长的条件下定居定牧，因为牲畜增长将导致牧场缺乏，牧场的缺乏最终会导致四季游牧的消失而形成定牧。昭乌达盟的牧区以前实行定居游牧或纯游牧，1960年左右当地的定居游牧共有3种，分别是四季、三季和二季放牧。其中四季移场的草场面积占1.1万平方公里，占盟里草原面积的24％。定居的主要地点在冬营地。但即使在冬营地，也不是一成不变地成为定居，他们在冬季里还要走“敖特尔”，也就是暂时离开固定居住点用蒙古包外出放牧。冬春场上也有丰富的贮草，能够保住膘。这样既保住了草原不退化，又保住了牲畜。但到后期，定居游牧中三季或二季移场的居多，且有退化成定居定牧的倾向。①其原因有许多，主要包括：(1)牲畜数量增多，四季移不开；(2)放牧地形限制，沙窝子只能用作冬场；(3)外来农业移民已呈点状地分散在草原，影响牧民的游牧；(4)饲料地、打草地和牧民的漫撒子地多起来，需要安排，任意游牧会造成这些项目的经营不善；(5)任意游牧的游牧民往往多在水源附近选择定居点，草场利用得不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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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移场放牧是现阶段合理利用天然草场的有效措施》，1963年12月5日。赤峰市档案馆，79—1—53。
即使实行了三季或两季移场放牧，当上述原因进一步发展时，许多地区的定居游牧便向坏的方向发展，甚至发展到定居定牧，使草原退化。阿鲁科尔沁旗11个公社中已有7个公社定居定牧了，“定居后不移场或只是近距离的挪挪圈”。有的夏场严重过牧，有的冬春草场严重不足。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迫切想完善定居游牧，实行有计划的移场放牧。维持草原生态就是维持定居游牧。有些地区在无水草场上打井，形成新的夏场。“科右旗幸福之路公社管乃英格大队，针对移场中存在问题，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是发动两个小队社员座谈，找夏场，通过大家想和到现场看，结果发现西热阿热放牧场还有很大潜力，打破了一些人过去认为管乃英格放牧场最紧张已无场可移的想法。找出夏场后，经过大家讨论找出这块放牧场没有利用的原因是没有水源和营地设备。抓住这一关键，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在新选的夏场上打了井(过去没有打过井，就认为没有水源，实际上是能够打出水来)。修建房屋23间，打墙及圈450丈，结果移出牲畜1，600头”。①
1984年以后定居游牧在内蒙古草原上消失，草原被一家一户地划分。但定居游牧毕竟在集体经济时代相对地稳定了草原生态。从历史过程上看，自由游牧时代人对草原的修饰程度最小，蒙古包和畜群只是草原上的一种点缀，连绵不断的草原是最基本最稳定的基质，也没有人去进行草原管理。定居游牧时代将草原整理了，以固定包、土房子、院子、围栏为中心，向外依次有了外围的树林、农田、草原，林带成为景观中的廊道，农田与草原成为可分割的嵌块体，草原景观的连续性减少了。同时，轮牧使各块草原开始变得不一样。打草地与草库仑更有特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家每户就是一个景观单位，每户的草原就是周边地区的几百亩或几千亩，为防止别的牲畜进入，都用铁丝网围住，分割更加严重。草畜承包调动了养畜的积极性，但草原也开始被破坏。为了恢复草原景观，政府又重新进行禁牧和限制养畜。现在，政府应该考虑在新的形势下有计划地恢复定居游牧，这似乎是既保护草原生态又保持游牧文化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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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移场放牧是现阶段合理利用天然草场的有效措施》，1963年12月5日。赤峰市档案馆，79—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