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农业 中企动力:[经济杂谈]纽约时报：狙击新一轮金融危机(转载)

『经济论坛』 [经济杂谈]纽约时报：狙击新一轮金融危机(转载)点击：741  回复：4 作者：快点到  发表日期：2010-7-11 14:51:00 回复          
　　
　　 2010年04月01日 8:10 来源：网易财经
　　
　　
　　
　　
　　奥巴马的班底正在白宫摇旗呐喊庆祝医改法案的通过，但他们肩上推动美国金融改革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重了：华府内部甚至和欧盟对于金融监管的严重分歧使得财政部长盖特纳在本月就发出严肃警告，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勉强连任后正绞尽脑汁应对美国的通胀问题。此外，全球市场对于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恐惧随着冰岛、迪拜、希腊的债务危机问题激化而被更加放大。《纽约时报》本期本章提醒：“奥巴马的计划有很多值得推荐之处，其将关闭监管网络中最明显的漏洞。”
　　
　　
　　阅读全文如下，原标题：阻截下一轮金融危机（Heading Off the Next Financial Crisis）
　　
　　
　　为什么我们需要监管？
　　
　　
　　公共产品并非自由市场的产物，但少了它，就无法遏制社会危害。环保法和警察部门是典型例子。在金融领域和过去两年的危机中，所遗失的产品就是强硬的监管。脆弱的监管体系允许华尔街公司背负巨大的债务，这些债务促使企业违反常规，作出更多、更具风险的投资，以提高企业利润。
　　
　　
　　但是，当投资价值开始下降时，公司就不再有犯错的机会。他们就像付了少量首期房款的购房者，很快发现自己无法应对。
　　
　　
　　这将造成银行破产。虽然他们是罪有应得，然而大银行的倒闭往往造成严重破坏。先是信贷枯竭，然后经济会进入资产价格下跌和失业的恶性循环。这就是2008年开始发生的事情。要使信贷再次流动，联邦政府不得不动用几十亿美元税金进行援助。
　　
　　
　　这是一个疯狂的故事情节：在经济情况良好的时候，政府帮助银行寻找生财之道，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的救援使他们免于崩溃。正如石油公司可以从污染中获利，华尔街得益于监管薄弱，而社会却付出了代价。
　　
　　
　　如果说，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内政策中，始终有一个不同的主题，那就是更多地投资于公共产品。政府已经增加了在学校、公路和科研方面的投资，并试图在能源政策和医疗保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财长盖特纳最近告诉我：“他们都是使经济运行的整个网络中的必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们运作得不够好。”盖特纳补充道，网络的主要部分是金融监管的重建。
　　
　　
　　为了减少未来危机的可能性，奥巴马计划将采取三个基本步骤。首先，监管机构将获得更大权力，监管从抵押贷款到复杂证券的全部交易。这是为了防止金融定时炸弹（诸如无文件贷款和过去十年的抵押债务）在未来被引爆。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金融企业将被迫减少负债，保持更多资金储备。这就相当于要求买房者付出更多首期房款：在投资收益变坏时，更多资本可为公司提供更大的缓冲。最后，若缓冲不足，允许政府收购摇摇欲坠的金融公司，就像它已经购买传统银行一样。监管者可以确保公司的经营时间足够长，以防止恐慌和缓慢售空。
　　
　　
　　这些措施有用吗？难以回答。没有人可以肯定未来的泡沫或危机将在何处爆发，以及如何预防。你可以对监管的许多不同模式进行似是而非的争论，而针对监管重建的诸多细节也早已充斥着大量辩论。应该如何对衍生产品进行监管？消费者保护组织应该是独立的机构，还是美联储的一部分？哪个机构应该对收购破产公司负责？
　　
　　
　　对于上述疑问，奥巴马的计划有很多值得推荐之处，其将关闭监管网络中最明显的漏洞。可以想见，今年夏天，国会将克服党派分歧，通过一项重要法案。若是如此，大家为之紧张的最大原因是，计划将不会涉及人们在最近几个月关注最多的细节问题，其将是更基本的东西。无论管制机构如何，都需要监管人员的操作。
　　
　　
　　监管人员必须设定资本要求，决定何时关闭经营不善的公司，在保护消费者和允许他们自行选择之间作出平衡。该法律不会说明其中的许多细节，奥巴马总统或者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不会就此特别说明。除了向我们承诺，下一次监管机构会做得更好之外，他们无法提供指导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更关乎人性，而非政治。根据定义，下一阶段的金融过剩似乎已经创造了历史。资产价格将一直飙升，不管新的金融工具是什么，看起来好像都是安全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说：“当事情进展顺利时，很难进行纪律约束，因为每个人都跟你对着干。”果然，无论伯南克、盖特纳，还是几十个其他监管机构，都忽略了过去十年中经济过剩的迹象。
　　
　　
　　对付监管失误的一种途径，是执行明确而彻底的规则，以限制人们自欺欺人的能力（认为下一个泡沫是不同的），例如事先提高准备金，以防银行自行改变。到目前为止，白宫、美联储和国会大多能把握这些规则。
　　
　　
　　因此，值得一问的是，目前的监管重建计划是否有足够的保障。华尔街领先国会一步，未来的监管机构允许准备金出现太多漏洞，政府在为时太晚之前接管下一个雷曼兄弟---即使出现上述这些情况，监管重建是否仍能服务于公共利益？
　　
　　
　　如何落得这般田地？
　　
　　
　　在大萧条之后的50多年中，美国银行业经历了经济学家加里·戈登（GaryGorton）口中的平静时期。在大萧条之前，金融恐慌总是周期性造访，每十年就会爆发一次。人们总是会担心自己的财务安全，于是就疯狂提款，可是银行已经把钱借给了别人和商业公司，根本就没那么多现款可提。
　　
　　
　　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恐慌之后，罗斯福政府和国会通过了两项改革措施，隶属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Act.）。其中一项措施是政府设立一个名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新代理机构，以保护存款并且保证储户在银行破产的情况下也能拿回自己的钱；另外一项措施就是银行被限制只能进行传统借贷。
　　
　　
　　他们不能把存款用于股市投机，也不能进行承购包销。这两项措施既限制了银行与存/贷方的关系，又减少了银行的损失。安静时期由此诞生。
　　
　　
　　20世纪80年代，安静时期走向终结。银行开始面临来自于存/贷双方的竞争压力。储户可以把钱投资到互助基金上，风险并不大，但收益却更好。同时，曾经只能从银行贷款的公司可以轻松地从证券市场借到钱。
　　
　　
　　这些改变明显带来了一些好处。正如奥巴马任命的美联储理事丹尼尔所言，罗斯福新政“为银行业带来了40年的安静繁荣，但是在满足存贷双方的需求上不够有创新性”。在竞争更激烈的体制中，借贷的代价下降了。信用卡、借记卡、自动提款机、网上银行等给消费者带来了便利。回报率相对较高的股票市场向更多人开放。风险投资把想法变成了公司。
　　
　　
　　但是新系统有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银行的新竞争对手基本不受监督。他们不受罗斯福新政的约束。盖特纳说：“整个系统都在银行之外，但却对资金和杠杆没有有效的制约”。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行利用高杠杆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还是以首付款为例，就好好像传统银行仍在收取更多首付款的同时，雷曼兄弟却可以把房屋订购价降低3%。当房屋价格上升了3%，雷曼的投资就获得了双倍收益。美国国际集团同样创建了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品业务。
　　
　　
　　为了回应挑战，传统银行业开始拥护放松限制，这样他们也能进入互助基金，帮公司销售股票。1999年，克林顿政府和国会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大部分条款，让传统银行合法地进入了这一更具风险性的投资领域。
　　
　　
　　即使这样，被统称为影子银行的新竞争对手 ——投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和其他企业，继续面临很少的审查并且迅速成长。由于高杠杆，他们只需要走在普通投资者之前一点或者只是在牛市浑水摸鱼就能挣到很多钱。不久之前，沃克尔告诉我说：“这些公司赚了太多钱，而对经济的贡献却少得可怜。”
　　
　　
　　最后，影子银行已经占据了美国金融系统的半壁江山。他们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金融恐慌的前提条件。高度杠杆化的企业在恐慌中是很脆弱的。这次，恐慌不是来自于受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保护的个人储户，而是来自于金融企业。现代金融的核心部分是所谓的回购市场，里面每天都会发生巨额的借贷。
　　
　　
　　如果销售方突然担心借款方有问题，他们就会突然要求借款方提供更多的抵押品。一旦一家贷方开始要求更多抵押品，其他公司也会感到紧张，并进行同样的动作。这类似于银行挤兑，这不过这发生在电话和电脑上，而不是银行的大门口。2008 年9月，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要求雷曼提供更多抵押品，最终导致其破产。雷曼破产最终引发了全球性恐慌。
　　
　　
　　人们严厉指责几十年中逐渐放松的限制，认为这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这确实该受批评。如果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还是运行在罗斯福新政下，他们就不会破产。但是要想想到底谁问题最大。答案是雷曼这样的独立投行、贝尔斯登、美林和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影子银行。他们根本就不是银行。他们永远不会被新法案约束，也不是受放松监管影响最大的企业。
　　
　　
　　那么危机的根源不是来自于已经被改变的法律。金融体制已经变了，但是美国政府还泥古不化。创建新的安静时期并不是要恢复既有规则。不管改变有多剧烈，还是更细微，都完全取决于新规则。
　　
　　
　　保护消费者
　　
　　
　　1988年，国会新增了舒默条款（Schumerbox），该条款以时任众议员的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的名字命名。该条款随后成为申请信用卡的要件之一，包括列举年利率、年费和其他基本数字。该条款用处极大，别的不说，不希望交年费的申请人只要看到信用卡条款上有年费，就可以把办信用卡的申请表扔到一边。
　　
　　
　　不过银行也在考虑额外收取不在舒默条款里头列举的费用。他们巧立名目，向数百万群众收取借记卡的透支费。这一回，华尔街又走到华盛顿前面去了。
　　
　　
　　如果认为我们还可以靠出台一系列严密的法规和监管细则来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那就太蠢了。如果监管机构还是束手束脚，而私营部门无拘无束，那么监管体系就永远跟不上。这就是为什么慎之又慎对制订再监管规范极端重要的原因。
　　
　　
　　有鉴于此，奥巴马当局提出成立一个新机构——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这样监管者就能够比以往更加凭借自己的判断。他们也将不仅仅只是执法，而是可以实时监管市场。
　　
　　
　　如果银行隐瞒了借记卡的费用，抑或是唆使老百姓办理他们完全供不起的住房按揭贷款的话 ——这些手段曾经在过去的十年让银行赚的盆满钵满——那么该委员会就会发布公共警告，甚至是令行禁止。该机构的权力可类比监管玩具等产品安全的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然而目前为止，尚未有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强力监管机构。
　　
　　
　　该机构成立与否成了这一轮监管辩论中交锋最为激烈的议题，其火爆程度堪比舆论对医保改革的争论。理查德·C·舍尔比，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已经说的很明确了，他反对成立不偏不倚的消费金融监管机构。
　　
　　
　　从某种角度来说，共和党的反对声反映了银行的观点。不过，也有人担心，监管者会扼杀金融创新，使银行以消费者的名义采取非理智举动。两大政府扶持的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助长次贷按揭之风就是前车之鉴。
　　
　　
　　几周来，参议院一直在讨论该机构成立法案的几个版本——比如纳入美联储机构序列——或将赢得共和党人的支持。而美联储本身保护消费者的名声一向不佳。出于这一原因，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J·托德已经建议该机构独立预算，其领导由总统直接任命。
　　
　　
　　然而比其地位更重要的是，该机构如何执行监管。在这一点上，当局算是有所作为。该机构或将是奥巴马新政改革中最富政治进攻性的，不过该机构的设立也反映了他本人——包括其智囊——对于实证主义政策的偏好。他们经常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求真务实”。
　　
　　
　　白宫和财政部的官员构想的这个新机构将是行为主义经济学的自然延伸。行为主义经济学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人在实际情况下的行为，而不是消费者自称会怎样做或是学术模型预测他们会怎么做。该机构可能还将开展一些实验，社会科学家将从中分析消费者在面对各种金融产品时的反应。
　　
　　
　　盖特纳帐下分管金融机构的副部长是麦克尔·拜尔。此人曾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学习消费金融，现从该校请假上任。曾与拜尔共同从事研究的学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和麦克阿瑟“天才奖金”得主森迪尔·穆兰纳森去年花一年的时间为财政部以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工作，主要精力之一是研究设计消费金融机构架构方案。
　　
　　
　　穆兰纳森喜欢说，在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利润驱动促进消费者福利。消费者看的出一双好鞋和一部好手机的品质，企业则以质优价廉取胜。然而在其他领域，消费者是分不出产品好坏优劣的。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其中就包括利率、复利回报等等。
　　
　　
　　在理论上，企业可以让消费者听明白这些产品的内涵。但这是一场硬仗，其远没有唤起消费者已有的本能容易。所以销售复杂产品的企业通常不以质优价廉取胜。他们靠的是天花乱坠的广告和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产品，比如说极低的初期贷款利率。
　　
　　
　　穆兰纳森告诉我：“许多人都认为，企业都想从我这讨便宜。但是看看信用卡部的头头，他只是尽自己的职责。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配合需求曲线。”而需求曲线则基于真正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因素，并不是我们说影响就影响的。人们签订的按揭协议，其初期贷款利率确实是很低的，就算他们不指望将来能供的起。”
　　
　　
　　解决这一问题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监管的手段。政府监管当局保证航空飞行安全，因为消费者无法监测飞机引擎的工作状态。航空公司则在消费者感受得到的领域竞争，诸如票价、放脚处、旅途舒适度以及机上电视等。穆兰纳森表示，消费金融监管机构的宗旨将是“拦下竞争洪流，使其向益于人民群众的方向奔涌。”
　　
　　
　　拜尔最近给我看过一部信用卡法草案的实体模型，这是由一位图形设计师制作的。它模仿了舒默条款，但是可以在今后不断更新。就算舒默条款当时未成为强制法令，银行也不得不列举。私营团体可能更容易发现银行隐瞒了一些收费情况。
　　
　　
　　拜尔还提到，将取消购房者在完成手续时得到一大堆繁文缛节式的文件，代之以一张按揭明细表。而且这张表相比多数人都要签署的一大堆文件更简洁明了，标示了最重要的信息，人们在办理按揭时应该会认真读一读。
　　
　　
　　消费者保护机构单靠自己将不可能阻止下一次危机爆发的。现代金融危机总能从华尔街内部深处找到许多根源，其中充斥着复杂的证券交易，一般消费者是无从探究的。不过成立该机构的初衷也在再监管立法的其他领域中有所体现。
　　
　　
　　在参议院的草案中，由监管者组成、财政部长主抓的委员会将与美联储一道监控金融体系演化中的风险。最关键的是，该委员会将能够同时监控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
　　
　　
　　对冲击的缓冲
　　
　　
　　这一新条例的一切取决于监管者的智慧，像所有人一样，监管者当然也会头脑发热。奥巴马政府官员，尤其是监管条例的主设计师盖特纳，对于外界关于他们要求太多个人自主决定权的议论很敏感。
　　
　　
　　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依靠对准备金设定一定的要求来防止下一次金融崩溃。他们把这些要求称为“跑道上的软垫或泡沫”。即使出现许多不良投资和监管无效，只要有足够的硬资产(HardAssets)，而且这些硬资产能够容易地转换成现金，这家公司就能够生存下来。
　　
　　
　　盖特纳说：“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危机将来自何方，我们对此无法预见。但我们也不会对未来的泡沫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因此，我们要对这个监管体系建立一个更大的缓冲，以克服那些基本的人的局限性。我不希望这个体系依赖个人的洞察力或勇气，最重要的三件法宝是资本、资本和资本。”
　　
　　
　　许多人赞同这一宏观认识。谢尔比曾谈及资本的重要性。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希拉•拜尔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以前不时会与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发生冲突。
　　
　　
　　一个了解资本重要性的很好的方法，是看有比较厚的“软垫”的企业在这场危机中的命运有什么不同。据麦肯锡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2007 年美国商业银行平均杠杆比率约为12：1。
　　
　　
　　这意味着，对于银行每12美元的债务，银行自身有1美元的资产。这足够让很多商业银行如纽约银行能安然渡过此次危机。在加拿大，金融企业平均杠杆比率约为18：1，所以加拿大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比其他富裕国家也许要更好。
　　
　　
　　与此相反，美国5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高盛、雷曼、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的杠杆比率已经接近或超过30：1。在这五家投资银行中，雷曼已经倒闭，贝尔斯登和美林以一个较低的价格被出售，而如果没有政府的援助，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则可能不会幸存下来。
　　
　　
　　这场危机使华尔街变得更为保守。但这种保守不会持久，因为这不是华尔街的风格。如果让其自行其事，金融公司将会再次不惜背负巨大的债务和巨大的风险。他们有很强的动机这样做。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发现，如果在本次危机来临前5年就对金融企业的杠杆比率实行一套更严格的标准，它会减少规模最大的金融企业近百分之二十五的盈利能力。
　　
　　
　　未来资本规则的制定模式是美联储去年进行的压力测试，这个测试的目的是评估个别银行的实力。盖特纳说服奥巴马，使这些测试成为金融救援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最后成为这场危机的一个转折点。
　　
　　
　　如今，美国的银行要比其他许多国家的银行更健康，并且经济发展迅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过程中，救援的成本远远低于各金融危机平均整改的成本。
　　
　　
　　除了眼前的危机，盖特纳认为，当美联储对金融系统各领域包括影子银行在内具有监管权力时，压力测试是美联储证明自己的方式。此外，在美联储几十年来大部分时间忽视监管后，测试将证明美联储现在相信监管的力量。在新的监管架构中，集中了一群训练有素、没有政治偏见的经济学家和银行专家的美联储会获得比过去更大的作用。
　　
　　
　　但人们有理由怀疑，由资本构成的缓冲，至少目前在形式上是如此，是否将足以克服人的局限。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国会对什么是资本充足率一直故意含糊其词。他们对许多细节没有给出答案或解释：例如，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比率将如何调整；或者，他们将如何定义所谓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
　　
　　
　　他们这种做法的优势是让一些技术细节问题不用在国会上进行讨价还价，就象让美联储去决定利率，而不是国会。这个模糊性还允许美国监管机构能更自由地与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另一方面，由于游离于公众视线范围之外，对准备金的要求已成为另一个最终将自主决定的问题。华尔街的公司将有机会说服美联储，或许他们并不需要准备像人们首先想到的那么多的资本。毫无疑问，这些公司将提供一些高度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自圆其说。
　　
　　
　　请记住，压力测试是当银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时进行的。在过去十年形势不错时，美联储官员—--而不仅仅是格林斯潘 ——集体忽视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他们开始相信由华尔街的提供泡沫理论。不难看出金融危机会怎样再次发生。最具说服力的案例研究莫过于盖特纳自己。
　　
　　
　　尽管盖特纳正面对着过于接近华尔街的批评，他却从来没有在那里工作过。他一直是个公务员。当克林顿政府的任期即将结束时，他的导师罗伯特·鲁宾告诉他，他可以帮他在华尔街谋一个差事。盖特纳却选择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底薪职位。
　　
　　
　　在后来出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时，他提出了比许多监管机构更多的警告。他督促他的职员和银行的高管人员去思考银行自己本身有多少资本，而它们又需要多少资本。他警告说，平静的时期往往潜伏着意想不到的危机。而信心一旦开始下滑，其可能很快会消失殆尽。他明智地认识到事情可能会变糟。
　　
　　
　　没注意到的是，在他曾监管过的一些机构，事情正变得不妙。2007年5月，盖特纳在佐治亚州一个美联储会议上讲话时说：“金融创新提高了评估和管理风险的能力。”他补充道：“就抵御与资本相关的风险来说，大企业一般更稳固。”伯南克在出任美联储主席一职之前几年不仅表示泡沫是难以确定，还极力否认房地产泡沫的存在，现在回想起来，他所发表的这些言论看上去真是糟透了。
　　
　　
　　也许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和财政部长会做得更好？也许吧。但这似乎不是一次豪赌。两个人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学习和应对金融危机中渡过的。甚至他们的一些批评者也同意他们非常聪明。不管怎么样，他们应该担负起监管的责任，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能否另辟蹊径？加拿大提供了另一种经验，其凭借的是比美国更强硬的规则。加拿大规定，任何低于百分之二十的首期贷款都需要获得担保，而这样的抵押贷款在加拿大是很不寻常的。加拿大还规定了标准杠杆比率不得超过20：1。至于加拿大的首席金融监管者朱莉·迪克森则说：“当银行的杠杆比率接近这个标准时，我们会变得令国人厌恶。”
　　
　　
　　强硬的规则也不可避免的存在问题。但他们发出的信号可以超越商业周期的特定管理或某一特定时刻。在加拿大，广泛宣传的保守的资本治理，不仅制约着加拿大银行，而且也作为对监管者一个永恒的提醒，使他们不屈服于泡沫思维的影响。
　　
　　
　　在盖特纳在佐治亚州演讲的5天前，迪克森在安大略也发表了一个讲话。她首先谈起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电视节目：“蛊惑”。迪克森提醒她的听众，这个电视节目的主角萨曼莎具有神通，除其他本领外，她还可以把母猪的耳朵变成丝绸钱包。
　　
　　
　　迪克森继续说：“今天，市场似乎用不是三A级的设备生产三A级的器械。”在讲话中她说，母猪的耳朵——次级抵押贷款正被华尔街重新打包成三A级的、被认为是无风险的证券，被当成丝绸钱包来兜售。
　　
　　
　　对金融机构征税
　　
　　
　　过去一年里最受关注的是沃尔克规定，其得名于前联储主席，奥巴马经济顾问沃尔克本人。他全力推行这条钝直的，影响广泛的规定的实施。规定中的重要一条是，禁止传统银华染指自营账户交易，即银行超越客户服务的范围，为盈利目的自己买卖股票和其他投资品的交易行为。
　　
　　
　　从表面上看来，这条规定类似于卷土重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当奥巴马总统于今年一月将此规定纳入自己的整顿计划以后，看来他正在全力加速推行此事。
　　
　　
　　然而如果你曾听取过鼓吹这条规定的主要人士，比如沃尔克和白宫经济学家奥斯坦·古斯比的观点，你会意识到外界对它常常有误读。规定的目标缩水了：取消华府目前对华尔街的一项补贴。传统商业银行有渠道获得廉价的政府贷款，本意是鼓励其行自由借贷之职，并在市场恐慌时担当最后防线的守门人。
　　
　　
　　而当银行纷纷转型，运用这些低利率贷款进行盈利性投资，它们本质上就是拿着政府补贴进入股市交易。这种补贴帮助高盛和其他金融机构去年攫取了巨额利润。古斯比忿然道：“银行拿着来自纳税人的补贴用于完全与客户无关的银行自己的投机性投资，这是不对头的。”
　　
　　
　　尽管这种补贴不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不管有没有这样的补贴，大公司的垮台都能致美国金融体系于死地。雷曼差点就毁了美国金融，雷曼也不是传统储蓄银行。
　　
　　
　　只要国会能够充分定义自营账户交易（这个步骤会花点精力，但不会像华尔街夸大得那么难），那么在奥巴马的再监管系列规范中就能看到这条规定的某一修订版，成为显著的一条。但这个规定将不会成为一项可以充当监管失位时可以仰仗的最后守门人的改革。
　　
　　
　　规定条文中最大胆的一项提议是拆分银行。一些银行圈外人士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赛蒙·约翰逊就认为，今日美国的大银行实力太强能抗御任何貌似有力的监管措施。
　　
　　
　　单是它们的巨大规模就会让政府特别难以下手，以常规手段盯住一家有问题的银行并迫其停车待检显得不那么容易。这样看来，给予监管者权限，在一家大型金融机构需要被盯住乃至叫停之前，就在其问题已经显露端倪的阶段将它拆分，不啻为一个可选的折衷方案。
　　
　　
　　这个方案的瑕疵在于，并非规模越大，风险就越大。出问题的雷曼和A.I.G.并不是全美最大的金融机构。监管良好的加拿大金融体系，其大银行集中度远远高过监管不良的美国金融体系。加拿大拥有全世界50大银行里的4家，而经济总量10倍于加拿大的美国在世界50大银行里也不过占据5家而已。
　　
　　
　　比独立银行规模过大更叫人忧虑的是整个金融业的规模过大。危机开始前的10年里，美国的银行业利润约占据全行业利润总和的三成，比1970至1980十年的占比16%大大增加了。这种增长无疑部分反映了对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有益的技术和服务革新，比如A.T.M.取款机的大量应用。
　　
　　
　　然而银行业大部分利润增长的背后很可能不那么“美”。它反映的是华尔街在好年景里攫取高额利润的本事，以及在坏年景里索取政府救助的手腕。这就是一些经济学家抨击的所谓“利润归自己，风险归大众”的丑剧。华尔街消费社会资源肥了自家的腰包。
　　
　　
　　对付把成本转嫁给大众的行为有一条普遍被接受的对策－－对其征税。课税可以阻碍有危害的行为。税收还能增加政府收入以帮助弥补相关成本开支。经济学家提及类似税种－－酒精饮料消费税和环境污染税，可以作为外部税的一个范例。
　　
　　
　　财政部于去年春季出台的监管草案没有包含对银行业的税收规定。但奥巴马自那时起提议加征税项以弥补政府7000亿救助资金计划（就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简称TARP，于2008年获得国会通过）的任何可能预亏。
　　
　　
　　据此设想，理想化的监管计划将会创设一项永久税目。这样的税种承认银行在市场经济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指出银行有轻率承担风险的流习。无论监管多么得力银行，从业人员多么精明，银行始终无法安全驾驭风险。于是为了免将一场金融危机恶化成大萧条，纳税人就陷于为银行埋单的境地。对银行征收的新税目将迫使银行业分担那部分成本。
　　
　　
　　奥巴马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会是临时性的，最早将于2020年到期。但国会常常将最初设定截至期限的税法予以延期，而且奥巴马政府看来对将这个税目永久化的设想很满意。财政部长盖特纳表示：“金融危机对美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财政收入带来巨大的损害，所以就如同对环境污染课税一样，对金融机构应该征税的提议很值得考虑。”
　　
　　
　　如果你把奥巴马计划的主要部分全面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尽管时代与银行系统的面貌迥异，奥巴马计划是如何打算复制当年罗斯福的成功经验的。1934年创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今天的消费者安全机构如出一般。
　　
　　
　　和当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一样，今天扩大监管网络以消灭银行的监管死角，一样是企图减少公众风险。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是为了减少危机时的社会恐慌。而赋予政府职权接管行将倒闭的投资银行就是简单扩大运用了当年的罗斯福新政出手接管传统储蓄银行的权限。
　　
　　
　　然而罗斯福新政和奥巴马系列方案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要旨方面的差别。罗斯福当年依赖的压倒性设想是今天的白宫极力避免的。罗斯福对银行储蓄承诺保兑、拆分传统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以及禁止股票不实信息传播。奥巴马趋向于按照银行规模以及与其他公司的紧密度来规范其相应的资本与流动性指标，不设明确的标准。
　　
　　
　　和奥巴马计划中其他新的规范一样，这是个重要的步骤。但是若要更多得取得民众信任，政府和国会需要采取些行动来减少谨慎、增加透明度。联邦政府的一位州长凯文·M·沃什日前在演讲中表示：“基于条条框框的监管制度不可避免会比较粗陋不那么完美。”但他指出这样的制度相对于一个银行在确信自己有能力指派宏观管理者的前提下接受的宏观管理制度，可能要更好些。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新的银行税应该脱离作为监管制度讨价还价过程里的配角，转而成为其核心谈判内容。监管方还能够籍此逐渐拿出严厉的、广为人知的资本项管理制度。立法毋须涉及具体数字，但能够设定规则的联邦政府没有必要坐等所谓的全球共识，那些东西难以捉摸。而且，退一万步来说，监管规范必须足够直截了当，易于被广泛理解。
　　
　　
　　投资经理人罗伯特·C·珀占近日出版了一本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书，他认为“搞无比复杂的繁文缛节那一套只是在拿自己开玩笑。”就像金融危机展示给我们看的，银行业复杂深奥的数学模型能让其操控者非常轻松地获得所需的答案。
　　
　　
　　不管条文怎么不完美，简单成文规则的优势在于能不拘某届政府的任期、不拘经济周期的某一阶段，而长久显示其存在。这是罗斯福新政改革的一个经验，也是随后银行业得到一段长时期繁荣的一个经验。
　　
　　
　　理由很明显，重建监管系统能够防范下一次危机，或者至少能减少损失。但改革也有其他潜在好处。想想过去三十年间美国经济中发生的事。高杠杆的金融公司成为经济的主导部分。
　　
　　
　　他们的利润使企业能招聘到全国最紧缺的雇员——数学家、科学家、一流大学毕业生和前政府高级官员。然而，那些利润中的一部分被证明是短暂的。因此，一些最好的头脑被专门用来设计越来越繁复的凭空造钱方法，其过程又吸引了更多人才。
　　
　　
　　更为严厉的监管办法（间接地）对这种情况产生重大影响。通过减少金融公司的利润，可以将行业控制在更小、更趋合理的规模。重建监管可以去除华尔街正在享受的补贴。手工作坊的隐形费用、飙升的利率和其他误导行为可以受到控制。更高的准备金和银行税会迫使银行金融机构未雨绸缪。总之，重新监管能够明确现代金融带来的好处和风险。
　　
　　
　　值得记住的是，美国经济的其他部分未能分享华尔街的长期繁荣。在过去30年，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增长始终十分缓慢。过去10是二战以来经济增长最慢的时期。当然，重建监管的目标之一是，缓解华尔街对金融和人才等国家资源的控制，期待用他们创造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