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街2009年第38期:信力建：揭秘民國黃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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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門碧玉 於2009-11-2 23:01:56發佈在 凱迪社區 > 貓眼看人
揭秘民國黃金十年
2009-11-02
1927年到1936年，這段歷史在我們國人記憶中是一段戰亂頻仍，不堪回首，所謂“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十年。 然而，事實上，這十年卻是民國歷史，甚至是中國歷史上建設最快，經濟最繁榮的十年。 可以說，沒有這十年打下的基礎，中國的八年不可能取得勝利。 因此，這是一個不該被忘記的十年。
首先，從1927年起，國民黨取得了政治上的一系列勝利。 1927年，國民黨僅控制講浙及安徽的一部，通過29到31的內戰加大了對河南，江西，湖北，福建的控制，鎮攝了其他地區，保正了其生存基本確立了其中央的位置。 通過對紅軍的追擊，把手伸近了華南和華西（原文），近一步控制了各路軍閥。 到三六年只有七個省保持了相對的獨立。 國民黨可以說基本上統一了中國，南京國民政府也因此獲得了國際承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國民黨政府宣布，根據孫中山革命理論的三步驟——軍政、訓政、憲政——中國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並開始進入第二階段，轉到經濟建設為主。
當然，這黃金十年主要體現在經濟上。 我們首先來看看當時中國的經濟環境，國民政府在國家預算中每年要負擔的前清遺留國債佔32%，軍費支出佔40%，建國經費只有20%。 同時中國在1928年度量衡劃一制度公佈實施之前，我國“標準”之亂為全世界所僅見，以度而言吉林1尺僅為河北的2寸長，那麼衡呢，杭州的秤跟臨省江蘇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 這麼混亂生意怎麼做？ 工商業又如何發展呢？ 就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當局在農田水利、電力、礦業資源開發、化學工業、重工業的振興等等，幾乎每項對國家進步有關的事都在馬不停蹄地齊頭並進中。 僅僅在1931-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創下民國以來第一次經濟奇蹟。同時交通事業的發展尤為蓬勃，除電訊、郵政快速成長外，鐵路修建達2萬餘公里，公路增開了8萬多公里，民航空運在這十年間開闢了12條航線，長1萬5千多公里。
再來看重教育。 在這段時間裡，政府從掃除文盲的識字運動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體制終於搭成了一個完整的建構。 為了迎頭趕上西方列強，政府對實用科學人才的培植更有時不我予的警惕和不??遺餘力的倡導，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視為我國邁向現代科學研究紮根與發軔的重要時期。 1934年蔣中正發起新生活運動，教育本是百年大計，時值禍在眉睫的存亡之際，當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謂用心良苦。 在1931年至1937年間，小學生人數增長了86%，大學生人數增長了94%。 在中國歷史上，國家的貨幣第一次得到統一。
因為經濟發展，城市也有了很大變化。 在許多大城市裡，現代風格的辦公大樓拔地而起，密如織網的大道穿過人口稠密的地區，水電供應系統遍布在許多重要市區，一些中心地區的環境衛生也有了明顯的改善。 收音機和捲菸、電影和汽車、卡巴萊餐廳和西式服裝的數量不斷增長。 正如一個美國觀察小組在1935年所報導的那樣：“中國在所有領域裡，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現代化將給中國帶來長達幾個世紀的深遠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這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其實整個國家一直都還在動亂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戰、九一八，後五年剿共、寧粵分裂、閩變，幾乎天天都在打仗，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中能有這些成就，其功績應該是值得肯定的。 政治：建立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扭轉了分裂浪潮（這花了政府前四年的大部分精力）。
那麼，這些成就都是怎麼取得的呢？ 一句話，順應潮流，力主改革。
以金融為例，訓政時期的財政訓政伊始，蔣介石面臨的財政局勢異常嚴峻，中央政府入不敷出，金融貨幣混亂至極，用"百孔千瘡"來形容也毫不過分。 為了眼前維繫住一個政權的需要，南京政府對上海工商界的粗暴搜刮（14個月籌款一億），激起了上海資產階級的嚴重不滿。 但如果不採用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南京政權眼下就維持不住。 對此，蔣介石別無選擇。
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國民政府採取了幾項重大舉措，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平心而論，南京政府的財政措施是極為成功的。 這幾項舉措主要是：關稅自主，裁撤釐金，發行公債，改組銀行，幣制改革。
首先來看一下關稅自主。 關稅自主有著財政和外交兩方面的意義。 國民政府實現關稅自主的動力，主要出自財政考慮。 在南京政府的統治年代裡，關稅收入要佔全部稅收的半數以上，因此，徵得關稅自主權，不僅是一個外交上的面子問題，而且是一個關係國民政府生死存亡的實質問題。 1928年6月，二次北伐收復北京（改名北平），7月，宋子文就到北平與各國協商關稅問題。 美國人為了在中國扶持起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率先與中國合作，7月25日，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與宋子文簽定了《中美關稅條約》，承認了中國的完全國稅自主權。 接著，挪威、比利時、意大利、丹麥、葡萄牙、荷蘭、英國、瑞典、法國、西班牙等國先後都與中國締結了關稅條約，承認中國關稅自主。 但是，日本人一直在關稅問題上同中國過不去，遲遲不肯修約。 在最惠國條款的約束下，一國不承認中國關稅自主，其他國家就可援引。 在國民政府的多方努力下，1930年5月，與日本也締結了關稅條約，關稅自主終於實現。 關稅自主後，國民政府不但有了較為穩定且數量可觀的財源，而且有了採取其他措施（如發行公債）的擔保手段。 從關稅收入的數量來看，如果以1925年的指數為100，1 928年上升為149，1929年為229，1931年為307，1934年為318。 關稅收入的持續增加，為國民政府提供了財力支持。
其次是裁撤釐金。 釐金是晚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採用的一項特殊徵稅措施，對於國內工商業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消極阻礙作用，外國商人也極為反感。 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曾要求中國政府裁撤釐金。
1928年議定中國關稅自主權時，雖然申明不以裁撤釐金為附加條件，但撤厘的意圖十分明顯。 南京政府為此專門召開了裁厘會議，決定從1929年開始裁厘，半年完成。 在中國歷史上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釐金制度，最終在南京政府手裡壽終正寢。 裁厘後，國內商品流通條件有了重大改善，加上度量衡的統一，交通的統一，國內市場的大環境有了改觀，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再次是發行公債，改組銀行。 為了解決政府的財政困難，南京政府沿用了北洋政府的老路——發行公債。 國民政府在發行公債中，採取了極大的讓利政策。 1927至1931年，政府共發行公債10.58億元，而實際收入為5.38億元，讓利達5.2億元，幾近對折。 這些巨利，使銀行業迅速發展起來。 1928至1931年，僅上海一地，就新成立銀行23家。 全國28個重要銀行的總資產，由19 26年的13.91億元增長到1931年的25.69億元（當時全國工業資本不到10億元）。 1935年以後，財政部長孔祥熙用公債作武器，拿公債作官股，增加向民營銀行的投資，使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官股都占到了50%以上，孔還出任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改組的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長。 從此，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大行為首的國家金融系統支配了整個中國的財政金融。 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新華信託銀行小四行，也被官商合辦、政府控股、干預人事等方式拉進了國家金融系統。 國家資本在金融業中佔據了主體和主導位置。
最後是幣制改革。 幣制改革可以說是國民政府最成功的措施。 1935年，在英國專家李茲羅斯的幫助下，南京政府推出了根本性的幣制改革方案。 從1935年11月起，幣制改革方案正式實施。 按改革方案的規定，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幣（後增加中國農民銀行），所有完糧納稅、公私款項、商業貿易，一律使用法幣，不得再用現銀和銀元。並宣布"白銀收歸國有"，民間的生銀、銀元，均在三個月內兌換成法幣。 到1936年6月，民營銀行錢莊向政府交售了2 .255億元的白銀，民間個人和企業向政府交售了3億元白銀，外國在華銀行除日本外，也都將存銀交售給了中國政府。 幣制改革後，南京政府將大量白銀運到紐約、倫敦，換取外匯。 有了外匯儲備，法幣也就有了穩定的基礎。 幣制改革使南京政府的腰乾硬了以來。 於是，原來發行的本來就還不起公債，開始被政府以強硬手段賴帳。 1936年，南京政府發行了14.6億元的"統一公債"，把原來的各種舊公債統統換成新公債，使舊債徹底了結。 新公債利率被壓到低限，而且還本期限較長。 但是，由於有穩定的外匯儲備，公債信用反而大大提高。 除了統一公債，南京政府在1936年還發行了復興公債3.4億元，加上鐵路建設公債等小數額建設性公債，當年政府發行公債的數量達20億元。 扣除掉整理舊債的14.6億元，新債也有5億餘。 儘管公債數量大，但除在整理之初市價下跌外，其後一直上漲。 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公債價格上升到了最高點。 幣制改革後，物價上揚，貨幣供應增加，民眾購買力上升，銀行利率普遍下降，儲蓄增加，用於工商業的投資大幅度增加，外匯率的穩定也促進了外貿，出口額迅速增加，外貿赤字迅速縮小，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勢頭。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國民政府的改革措施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 第一，它在財政改革、特別是在發行公債中獲得的利益，所形成的官僚資本，作為一種後起國家的資本積累方式，沒有充分運用到現代化建設中去，而主要用於政府的非建設性消耗。 第二，它的財政改革，始終沒有解決農村問題，在嚴格意義上講，國民政府的財政是一種中央財政、城市財政，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財政。 國民政府的財政，主要依靠關稅、鹽稅、統稅三大稅，在1936年，三大稅佔財政總收入的64.6%。 這三大稅都是城市稅收和工商稅收，而農業方面的土地稅，則在1928年正式劃歸給各省管理。 "然而它意味著，為了換取各省軟弱無力的政治支持，中央政府放棄了對創造國民總產值65%的農業部門的任何財政權力，這樣，也就放棄了對不公平的土地稅制進行徹底改革的任何努力。"這一後果是十分嚴重的，一方面，它失去了農業性積累資源，另一方面，也使它無能推進農業的現代化建設。 在國民政府的這一遺產上面，任何一個接替者，都會面臨著一個失去了農業現代化有效契機、又極難"補課"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