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功能 网站: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的几次失误及之所以失误

　　（一）、知己知彼上的失误

　　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的攻防主要靠飞机坦克火炮，且弹药源源不绝。而我军靠的是数倍于敌的兵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特点是敌后穿插近战、夜战，缺点是火力不足。数天背负粮弹、靠两条腿的战役机动，无飞机坦克，火炮机动性差，基本无战术火炮，弹药供给极差。

　　但我军的长处与特点很快被天才的李奇微将军所洞察，并发明了“磁性”战术，对我星期攻势。“一线平惟”对我割裂穿插很快扭转了战场形势，并有效地转入反攻，使病入膏肓的美军有了留在朝鲜的希望，成为朝鲜战争的转折点。而这一重要转折却出自一个刚到朝鲜不久的将军。战争中他被提升为北约总司令，是朝鲜战争中知己知彼的成功运用者之一。他准确地洞察对手，并拿出了有效的方案。而我军除防敌侧后登陆外，却没有大的改变。这里指的是战役指挥。如五次战役，令十二和二十七军的部队几乎插到三十七度线，且把歼敌数预定为五个师，其中美军三个师。结果未能成建制地歼敌一个团自己反受创，防线反而被迫后退，造成被动。应该说，知己知彼我军用的不好。在五次战役前，虽洪学智等提出反对意见，指出美军作战特点，志司却未能拿出有效的对敌方案，使敌之长处得以发挥。

　　（二）、“不准对空射击”

　　入朝初期志司向全军下令“不准对空射击”，若违反必严惩。其理由是各军用轻武器对空射击，不但打不下飞机还会暴露目标，招致更大伤亡。出现此令我以为在志司眼里，敌飞机速度快且火力强，对我军危害超过坦克，定是钢铁怪物，靠轻重机枪当然打不动它。

　　但当时的美军F-51（螺旋桨）、F-80和F-84战术轰炸机既无装甲，速度又在音速以下，在空中撞上比鸽子大的飞鸟都可能机毁人亡，它根本不是坦克，美国飞行员的勇敢完全是我军单方面未抵抗所致。使得他们可像捕猎食草动物一样，毫无顾忌地对我行军纵队、运输车辆、前沿阵地、物资囤积点甚至单兵进行低空俯冲，其命中率极高。致使我军攻击受阻，运输不畅，使夜间被围之敌，天亮后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成功突围，对我军造成的伤亡损失与敌炮兵造成的几乎不相上下。

　　直到四次战役时才发生戏剧性变化，即一个机枪手加志司的知错就改，将美机在对地攻击时的“保护伞”突然击落。也是从此，不断有敌机被步枪击落，使得敌机再不敢肆无忌惮地低空攻击，也使其命中率大为降低，“关崇贵，该战士是四十二军三七五团十连一排二班副班长，机枪手。”该连在抗击英二十七旅一个营的攻击中，遭十几架美军飞机的低空轰炸。关崇贵被逼急了，端起机枪就要打，副射手赶快制止“副班长咱可别犯错误”。气急败坏的关崇贵大叫“大不了枪毙我”，他开火了，一个点射打了七发。这时又一架飞机向他俯冲下来，关崇贵迎头就是一个点射，这一下他可傻了，只见那架F-51翅膀一斜，屁股后面冒出了黑烟，一头栽进山沟里，然后就是剧烈的爆炸和冲天的浓烟。“打中了！”“打中了！”阵地上的中国兵欢呼起来，技术高超的飞行员跳了伞，但由于高度太低没等伞张开，就掉到树杈上戳死了。这可了不得，事关重大。从营里报到团里，由于他打下了飞机，无人敢处理，最后报到志司那里请求处理意见。正为我军防空火力不足焦急的志司一听经过，异常兴奋，他说：“这个纪律犯出了条经验”，就是轻武器是可以打下飞机的，要对这个关崇贵重奖。于是这个犯了大错的关崇贵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记特等功一次。授奖时他还傻乎乎地坚决向营首长要求处分，首长又气又笑说：“关崇贵你再犯傻，我可真处分你了。”后又因其作战英勇被志司连升三级，并由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授予“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其实作为志司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完全可以请教国内专家或新组建的空军。贸然下达重大的不正确的军事命令，只能为对手撑起不该有的保护伞，给自己作战带来困难，成倍的增加伤亡，使敌机每击必中，将战场变靶场，此一失误令人遗憾。

　　（三）、面对强大的美军，未想到大量装备便携式“火炮”（火箭筒），造成攻防战中“围不能歼，攻不能克，败不能归”。

　　坦克是什么？坦克是刀枪不入，可打冲锋的活动地堡，坦克是最早的有人机器斗士。在装备差的军队面前，坦克是步兵最头痛的钢铁怪物。我军入朝前，人民军狂胜美韩军队。靠的就是二战明星T-34和苏军支援的舟桥装备，而韩军既无坦克有无有力之反坦克武器，在汉城上溃退时，为了提前挡住狂彪猛进的人民军坦克，甚至在韩军第二、三、五、七师和首都师远在汉城外围拼死抵抗时，韩就决然下命：炸毁汉江上惟一的汉江大桥，致使数个师的人员装备都丢给了人民军，包括以赖特为首的美军顾问团。战前韩军9.8万人，最终逃过汉江的只有2万余人，且“炸桥令”是在美顾问团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执行的。爆炸时，桥上挤得转不过身的难民和军队，连同桥体在火光中飞上了天，可见人民军坦克的虎威（而这仅仅是开战的第四天）。

　　汉城大败后，韩军定出三条新战策，第二条“为消除坦克恐怖症，决定以高级军官编成近战打坦克突击组，为全军进行示范”。麦克阿瑟也注意到这一点，亲调88.9毫米火箭筒紧急空运到前线，并由英勇的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将军（后被俘）亲自督战，以88.9毫米火箭筒冒死和人民军坦克近距离对打。可见美国人对敌坦克的反映。相比之下，我军每个营二具的装备量面对美军大量坦克，导致我军不能歼敌。

　　如对美韩多个师级团级规模的包围都是因火力而不足导致天亮后由飞机坦克掩护而突围，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战术火炮。五次战役前我入朝的三个炮兵师，在美空军绝对制空权下，生存都困难，更谈不上战术机动和有效的支援了。如三次战役，我军为突破三八线，炮一师二十五团一营仅四个夜晚的行军中就翻车翻炮一百多次；炮二师和炮八师情况也差不多。最终炮一师参战的火炮只有二十四门，还有一个团未赶到前线，这二十四门还是主攻方向的主力。

　　而我军方便使用的只有轻便的火箭筒，像对砥平里的夜间攻击，对陆战第一师的围追堵截。我十二个师对美陆一师又美七师一个团，虽部队英勇顽强，但始终不能全歼，令人扼腕。又如五次战役回撤时敌“纽曼尖兵”四辆坦克两辆吉普两辆卡车，不到四十人的步兵，敢于对我庞大的后撤部队猛烈穿插又成功到位，说明敌对我破坏隘口的意识和反坦克的能力有清醒的了解。

　　那么我军能不能像麦克阿瑟一样急调火箭筒去前线呢？我认为能。因为当斯大林得知中国同志在无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也将出兵时，他基本上是无保留的支援了。即除空军外，就连最先进的米格-15都拿出来了。应该承认当时的苏军才少量装备，别说小小的火箭筒了，单他缴获的德军铁拳反坦克火箭就不在少数，定有大量仿制品。但我军却无人向苏军申请，直到51年，我国自己仿制美军的88.9毫米火箭筒（4800具）于51年秋先后装备部队，但却没有集中到前沿大量装备。如五次战役后，我六十八军二零四师在对敌坦克劈入战中，全师连同军加强的火箭筒才二十四具。我以为在入朝初期，若装备大量特调的苏军火箭筒，哪怕是老式的德国铁拳（铁拳有效射程150米，破甲150毫米），也不会使美陆一师逃走。三十八军拼死挡住的美韩主力，将是另一种结果。在装备量上若一个师加一个一百具的反坦克营，其最终结果决不是成建制的歼敌一个团（美军）。这不是生产能力的问题，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就有一定的缴获量。若说不了解它的用途，实在勉强。看来我军对火箭筒的重视远不如美军。在今后步兵分队中必须有大威力火箭（如国产98式120毫米）和像*“短号”类的便携式装备（本人将“短号”看成是步兵种的“战斧”导弹）且装备量要达到能制约对手的程度。当然只能是再次大裁军以后的事了，否则将无法达到邓小平的“顶用”标准。讲个不恰当的例子，阿根廷若有百枚空对舰飞鱼导弹的话，大英的远征舰队还能回去吗？历史虽不能重演，“超限战”我们也用不着，但论证和装备意识上却不能落后。落后是不能打现代战争的。我们需要的装备很多，但有些装备是必不可少的，如每个步兵连装备不少于三具的“短号”类多用途便携式导弹和九具120毫米火箭（未来的战争中突击步枪的作用应是自卫、警戒、抓俘虏，还想靠突击步枪作战只能是一厢情愿了），才有可能和对手单挑，“顶用”。

　　（四）、通过战争达到政治目的时，未能体面的接受停战建议，痛失战胜良机

　　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战争是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得已进行的。当通过战争成功的达到政治目的时，就应果断的停止战争。

　　我们最初的目的十分明确，即美军若跨过三八线，中国人民不能坐视不管。这是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军的警告。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美国政府却漠视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超越了联合国军的政治目的，即“驱逐攻入南朝鲜的北朝鲜军队”。结果造成了中国政府的决然出兵（这不同于二战中苏军进入波兰，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在“无空中掩护下”，神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擅长的近战、夜战和凶猛的割裂穿插，直打得美韩军一溃数百里，连以英勇顽强著称的王牌部队“陆战第一师”都险遭歼灭。强悍的第二师即遭重创。志愿军通过三次战役，打得有二百年历史的山姆大叔捉襟见肘，狼狈地逃至三十七度线。在抢过汉江时，连身经百战大智大勇的李奇微将军都为这支光荣而悲惨的部队捏一把汗。若这时有一支中国军队赶到，灾难将是毁灭性的。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一个错误即越过三八线，超越了政治目的，使美国士兵的宝贵生命遭受到不该有的损失。（战后，中朝统计歼敌1093839人，美方称总损失1474269人，美军伤亡失踪被俘总计142091人。）

　　但战争并未停止，大获全胜的中国军队不知何时又会大喝一声挥戈南下，联合国军有被彻底打败或赶下大海的可能，在这危急关头，老朋友英法站出来了，他们提议立即停战。美国政府权衡利弊，通过投票，最终痛苦地接受了这一提议。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类似投降书一样的东西——《立即停战条款》。于51年1月13日，由英法两国向安理会提出(其内容参见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中部P481)。

　　（1）建议立即停战。但必须保证这种停战不得用于准备新的进攻和隐蔽下次军事活动。

　　（2）停战期间，双方要相互寻求永远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法。

　　（3）外国军队要在适当的阶段退兵。

　　（4）停战期间，整个朝鲜的管理，由联合国批准的委员会负责。

　　（5）为了解决台湾的将来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等，建立包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等四个国家在内的特别机构。

　　很明显这个议案对于已经倾注了几万人生命和巨大战争费用的美国来说，哪里是“体面的停战”，完全是屈辱性的投降。

　　约翰?斯帕涅尔评论说：“如果中国在那个时候同意谈判，战后的政治地理和国际形势就会同现实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一定会更加有利。这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能够作为不败的胜利者，使美国怀有中国强大的印象来到会议的座位上”。

　　我认为，当你用有效的手段将对手征服后，就应果断的将其成果占有。反之他将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特别是对手丧失作战信心的情况下。

　　（五）、军事民主的重要性

　　1.过分遥控前线司令官，有害无益。

　　志司在四次战役中，丢下十万火急的前线司令部，风风火火地赶回北京和主席理论进退，何必如此呢？我军虽在三次战役中大获全胜，将敌击退至三十七度线附近，并解放了汉城，看似形势大好。但志司深知敌在大规模退却中，特别是美军并未受到严重的兵员损失。现在敌人开始反扑，我军应放弃汉城，主动撤至有利地区，转入防守。原因是，三次战役中我军兵员损失，弹药粮食物资等都未及补充，是强弩之末，再勉强攻击，无胜算可能。但主席来电，不但不同意放弃汉城，反而要其打到大田和安东，这已接近三六线了。在电报不能讲明的情况下，彭决然返京理论进退。这在客观上说明，中央对前线司令员过多过重地遥控指挥。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前线的攻防由它的司令官决定吧，他比我们更清楚该怎么办，过多地干预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而志司的火线返京就说明了该问题的严重程度。它会使前线的司令官既做不成无米之炊，又不知所措，搞不好会弄成临阵换将。此乃兵家大忌。

　　2.不利防守的阵地应坚决放弃。

　　在上甘岭战役中从五圣山的位置看，它是深入敌阵地的两个高地。从火力控制上看，对我极为不利。我军兵力粮弹的补充都要在敌火控制下进行，防守十分困难。用当事者的话说“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硬要楔入钉子，这个钉子是否楔得住？”“九十二团只打了三天就不得不换上九十三团，问题是，九十三团又能打几天？之后，一零六团又能打几天？自己还有多少团可供这种毁灭般的消耗？王近山踌躇不已……”“上甘岭总面积大约3.7平方公里。如果把五圣山比作一个坐下的人，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则是这个坐着的人伸出的两只脚。并且，这两只脚已经踹到敌人防御阵地的中腹了。”②结果我军先后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十五军和十二军伤亡严重。我以为放弃上甘岭，以五圣山为主阵地，以炮火控制上甘岭更为有效。反之在敌火下占领上甘岭，我炮兵也不可能在上甘岭上以火力有效控制敌的交通。在上甘岭的暴露人员和装备基本无法生存，把不好守的阵地放弃，使敌在得不到切实利益的情况下徒增伤亡。虽王近山想到了，但未能力陈主见，不知是胆量不够或是没有军事民主意识。我以为人民军对某地的死战不退，不应成为我军死守不利阵地的尺度和借口。

　　3.陈赓等建议坑道战的重大贡献。

　　用二战名将隆美尔的话“我们在东线是同人在作战（指苏军），我们在西线是和钢铁作战（指美军），我军放一炮敌军还十炮百炮。”说明了美军火力的强度。我军在陈赓等建议下发明了最为有效的坑道战，并成功的守住了防线，且大量杀伤了敌有生力量，最终使战线稳定。这是我军事民主的光辉典范，是用任何战法无可替代的优秀创举。

　　4.在邓华等建议下，志司明智的撤销了第六次战役，也是战争中看不见明显战果英明之举、民主之举。

　　隆美尔新上任的克拉克将军基本作战意图就是欢迎共军进攻。他认为“对付共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待其走出阵地后，在野战的情况下，以我绝对优势的火力给以决定性的打击。”但他的幻想被邓华等识破。若无人提出此建议，第六次战役必然发起，正中美军下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