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洞窟幸运有什么用:波尔奇科夫：时代的伟人陈云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

　　波尔奇科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俄《远东问题》杂志主编。1947年生，197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73年起先后在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苏联驻华使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曾任欧洲中国研究协会副会长、俄罗斯驻华使馆顾问等，2004年起任俄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策、经济，俄中关系。著有《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江泽民到胡锦涛：21世纪初的中国》、《中日经济变革（1979～1999）》、《俄中关系：现状与前景》等。

　　2009年10月1日，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日子里，有许多在中国60年的历史里留下鲜明足迹的伟人值得追忆。

　　陈云（1905年至1995年）便是其中的一位。陈云先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党政领导高层中担任要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陈云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了中国的高通胀，实现市场价格稳定和财政收支的平衡。1953年，在陈云的建议下，中国开始对粮食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分配”，即根据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现实，集中采购和分配。1956年，在陈云的积极参与下，成功地阻止了此后被称为“小跃进”的第一次“大跃进”企图。

　　正是由于陈云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制定国民经济调整政策上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中国才能成功克服1958年—1960年“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1978年末，在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断之后，陈云重新回到了中国领导核心层，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云的首要工作是，调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积累和消费之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重的严重失衡。陈云作为中国领导层中权威的经济领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扭转了1979—1980年出现的、中央和地方一些干部对调整政策的消极态度。1981年，陈云坚持推行强硬的“长远的、健康和务实的”解决方案，并最终提高了国民经济宏观比例的水平，使中国能够开始进行国家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即便考虑到中国的复杂环境，陈云在各个时期所从事的“危机经理”的工作，都应被视为他对国家经济建设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仅这一项工作，其取得的成效在中国也是受用不尽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理念的形成是与陈云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早在1956年，陈云就指出了用市场来补充和调节计划的必要性，并在1979年3月重申了该想法。陈云在自己的发言中，将上述理念形象地描述为“笼中鸟”。“经济复苏是指计划控制下的经济复苏，而非脱离了计划控制的经济复苏。这就像在笼子里的鸟，不可以将鸟抓在手里，那样的话，鸟会死掉，必须使它能够飞行，但是只是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鸟就会飞走。如果将鸟比喻为振兴经济，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经济复苏和市场调节只能在合理的计划监管下才能显示其作用，而不应脱离计划的掌控”。尽管陈云后期的改革理念有时被看成是保守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陈云的不懈努力，以保障经济高增长率为目标的各项措施所组成的经济体系改革任务，才能转化为中国独立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调节国民经济比重以计划为主，以市场为辅”的论断，是陈云经济观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该论断被定义为“三个主要和三个补充”。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党的“八大”的讲话中，描绘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景。陈云主张，以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私营经济为辅，在计划外实行部分产品的自由生产，最终实现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三个主要和三个补充”的理念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实行混合经济的前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陈云立即在中共八大上做出了上述讲话。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更像一种提醒，提醒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追求形式上的、不考虑国情的所有权与经济组成形式的社会主义化。至于陈云本人，他在1951年就指出，不要试图跳过“新民主”阶段，应允许五种经济成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三个主要和三个补充”的论断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开始致力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先期轮廓。

　　陈云的很多想法和意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中国选择最佳经济增长类型的问题。陈云对该问题的核心判断是，“建设规模应符合国家的实际能力”。1957年1月，陈云在全国省级党委书记会议上首次阐述了该想法，同时，陈云还制定了预防建设规模和国家能力不匹配的一般原则，表现为：保持财政收支和银行贷款余额间的平衡；保障某些关键资源分配的优先次序；确保大众消费品与居民购买力的平衡；在保障资本投入与资源间的相互平衡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形势，还要考虑未来的前景；充分考虑农业对中国经济建设规模的巨大制约作用。陈云反复强调，重视经济建设，关心人民生活，保持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之间的适当平衡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提出的口号“量力而行”在实践中得到落实，直接促成了中国经济整体状况的改善。陈云对经济的一系列判断，是中国为此后制定可持续发展概念，确立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进行战略转变的最初步骤。

　　陈云有关经济问题的主要发言与论断已收录在他的三卷文集中，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干部和广大公众的研读著作。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中国极为艰难的时期，中国迫切需要陈云的思想。1990年6月，中国举行了专业研讨会，研讨陈云的著作和讲话。一年后， 1991年6月，出版了此次研讨会的资料和著作，即：《陈云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前夕，《党的文献》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陈云领导经济工作以及陈云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贡献的论文和专著。其中我们应特别关注的，是朱佳木教授撰写的重要论文：《陈云对改革开放政策做出的重要贡献》（《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20世纪80年代初是陈云的“最佳时期”。当时，几乎中国所有识字的人都在研究他的思想与论断。

　　要采取有效地、连续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就必须对陈云的经济观点给予关注，这也有利于日后实现现代化建设和推行全面的经济改革。陈云在1956年至1962年期间的选集和讲话，可视为说服党和国家将经济调整作为优先任务的原始材料。1980年11月上述材料作为内部材料首次出版，媒体将其称为“党的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

　　陈云在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做的讲话（该讲话被邓小平同志称为“长期的领导方针”），加强了中国对陈云经济观点的关注。

　　1981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干部的理论培训。“文化大革命”后，绝大多数干部甚至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基本的认识。这种情况在客观上增加了与“左倾”斗争的难度，使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难以达成统一看法。因此，学习政治经济学成为干部的首要任务。

　　请特别留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有关社会再生产问题的论述。有人建议，在研究《资本论》第二卷的同时，研究陈云的文集和演讲以及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专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在实践中，研究陈云的经济著作，是主要的学习内容。学习陈云的经济著作，以求找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同时有利于实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中国其他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判断相比较，陈云的经济观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上述要求。显然，这种情况证实了陈云的经济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型模式。

　　1981年-1982年，县级管理人员、团级及团级以上的管理人员、甚至经济部门的人员都开始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陈云的讲话与文集。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云的助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所做的演讲（收入题为<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成果>的小册子中，1981年），对于理解陈云思想的深度与现实性、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党的期刊与学术期刊对陈云的经济思想及陈云的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的《红旗》杂志，在《理论学习》专栏中刊载了有关陈云经济思想的一系列材料（《红旗》杂志1983年，第8-12期）。在杂志《学习与研究》（北京）、《群众》（南京）、报纸《中国财贸报》中也发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系列文章。在《中国财贸报》的材料的基础上，广播电台进行了12次报道（1981年7月至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了有关陈云的经济思想的文集。还有很多劳动成果，如：《中国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北京，1981年）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对陈云同志的经济成果的研究》（北京，1982年），同时出版了第一本有关陈云的学术专著《国力论》。（作者王琢与黄菊波，北京，1981年）。

　　陈云对中国80年代初经济前景的研究，使中国在实现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过程中，最终战胜了“左倾”，抵制住了“超前发展”的诱惑。这一点特别重要，尤其是在转型的初始阶段，很难做到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1年是陈云，而非其他人，首次使用了“摸着石头过河”这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随后成为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模式的同义词。

　　苏联和俄罗斯一直对陈云在经济问题上的判断给予高度重视，不仅仅因为陈云是中国领导层方面负责有关苏联专家工作的领导人。俄罗斯著名汉学家-经济学家Э.П.皮克韦娃在1976年事件（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之后，立刻预见到，陈云将很快重回中国最高领导层。皮克韦娃多次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共八大上，在所有发言者中，陈云是唯一在自己的讲话中说：“我同意毛泽东同志”，而不像其他人所说“完全地同意毛泽东同志”。 那时，也许这一细微的差别只是偶然的现象。今天，半个世纪后，这一细微差别可被看作是陈云和毛泽东在关于国家最佳发展模式判断上的明显差异的证据。

　　俄罗斯主要的经济杂志《经济问题》刊登了对陈云选集的评论。俄罗斯汉学家М.Л.季塔连科、Ю.М.格列诺维奇、В.Я.波尔奇科夫的文章记述了陈云同志的生平、事业以及他的经济观点。

　　2005年，俄罗斯举行了大规模活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

　　陈云在30年—50年前所提出的许多具体的建议和做法，也许已不能原封不动地消除当前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存在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弊病，但陈云同志所使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对于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所遭遇的危机，仍是适用的。

　　（周红 译 丁明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