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效应3打了女记者:日本：你所不了解的邻居

日本：你所不了解的邻居

2011-04-21 22: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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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你所不了解的邻居

早年留学日本，后在日本工作生活，曾任中国细菌战原告团长，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十五年的中国民间对日细菌战诉讼，和日本社会有着广泛的接触与交流。王选精通日语和英语，能够以中国、日本及西方的多维观察，以现实和历史的视野，以个人细微的体验细细剖析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日本。

　　　　　　　　隐忍的日本人

记者：日本这次地震加海啸加核泄露事件，让中国人再一次聚焦日本，日本国民的冷静、秩序、隐忍震撼着我们很多的国人，也让中国人深感远远不了解这个离自己最近的邻居，作为80年代即留学日本，后又和日本政府打了近二十年细菌战官司的人，怎样看日本引起的中国人惊讶、敬佩、疑惑交织的复杂情感？

王选：虽然我和日本交往很多，但这次地震还是让我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一刹那间就会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对日本来说，自然界是不定的，无常的。日本人的宿命论也许就是这么来的。日本人会自动的去想象并讨论日本列岛的沉没，过去我觉得是日本人过于担忧，现在觉得是有根源的。靠海而生造就日本人“船上人的性格”，人生的漂浮性、流动性，随船走，不贪浮财。日本人还常常把自己的国家称为“日本丸”，“丸”在日语里就是船的意思。船上的人是在海上活动的，分工明确，同生共死，要想打到更多更大的鱼，就要冒风险。经常发生的地震，也影响了日本的生活方式。一位日本朋友到日本我家的住处，瞅着书架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的书，问道：“要是地震了怎么办？”，可真是，我怎么一点没想到。八十年代刚到日本的中国人往往会觉得奇怪，经济大国日本人屋子里的家具怎么那么简单，还又轻巧。所以日本人发明了很多袖珍的，便于随身携带的用具。

应该说无法改变的自然的无常性，会使生存其中的日本人的性格生成某些特征。

记者：一个中国记者去采访一个老人，老人失去了家人、家园和所有的一切，但老人脸上没有悲痛，而始终有微笑，这是中国记者所不能理解的。老人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被西方人称作的“日本式的微笑”，Japanese Smile？这是不是日本人的一种集体表情？

王选：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经历这么大的灾难，心里都会是很悲痛的，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日本社会文化不鼓励人感情外露，喜形于色。比方说，我们看到日本电影里演员的感情表达会很节制，比如高仓健，话憋在嘴里，泪是收回去的。相比较而言，中国人的表达就比较放开，也比较放松。但是高仓健在中国也很有人气，他收敛的表情还是把想表达的都表达了。在日本，“沉默是金”，“雄辩”一不小心的话，有可能成为缺点。话越少越好，敛而不露，特别是男人。在日本，最受喜欢的品性也许就是“majime”，即忠厚、老实、认真的意思，有时候还包含刻苦的意思。最受赞许的也许就是“节制”，甚至于表情、话语。                                                   

全世界的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法国人的性情都是有各自的特征的，日本人也是如此。所谓Japanese Smile是有的，日语的教科书里也提到，这种笑让西方人别扭，中国人也别扭，在完全不应该笑的时候，嘴上挂起一丝微笑，那种感觉一时找不到词来形容。我到现在都不习惯，什么意思。

　　　　　　日本人的表与里

记者：微笑、礼貌、歉让、道谢，日本人脸上好像有一层壳，带着一张面具，你看不到底下的东西。

王选：彬彬有礼本身就是一种距离的保持。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许多外国人到日本去，中国很多人去日本留学，一般都会感觉到这种人为的距离。日本精神分析临床医师土居健郞两本名著《依赖的构造》（第1版1971年，第2版1989年，弘文堂）、《表与里》（1985年，弘文堂）被翻译成英文，以满足特别是英语文化圈的人对于日本人理解的需要。《依赖的构造》2006年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书名为《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依赖”――amae一词在中文里没有完全对等的表达，接近依赖、依附、依存的意思。“amae的构造”指的是人群内部，比如家庭、团体、企业等关系很近的人之间的一种互相依赖的共存关系，这种关系使被绑定的人们不去把道理讲得清清爽爽，是非分得明明白白。土居健郞把这种日本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依赖的构造”。

举一个“构造”内部的例子，80年代末，我在东京的一所商业性的英语教育学校教书打工。那个学校有很多分校，散布在离开市中心有些距离的市镇上，每个分校收来的学费，都放在总部的一个盒子里，不加锁的。放的时候，也没有人点数。我不管收费，所以也不去看那个盒子长什么样子的，再说心里还是有些不适应吧。果然，有一天，说是钱少了。理论上来说，去过总部办公室的所有的人都沦为怀疑对象，包括我在内。这个钱还能找回来吗？

这个“构造”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人的独立的存在空间呢？不可能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完全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人，或者完全一样的人，于是，就得分成“表”与“里”。在结构的群体里，根据关系的绑定，显示的一面是“表”，而私下内心里还护着一个“里”。“表”是社会化需要的角色履行。英文版《表与里》的付标题就是：个人与社会。

日语里面有“私的语言”，这个在中文里没有。举个例子，日本人在公开的场合称呼对方的时候，需要视对方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来选择称呼，没有中性的“you”这个词；甚至在对方面前提到自己时，也要这么选择合适的称呼，没有中性的“I”这个词。假设说这是“表”的话，那么一个人在对自己说话，或者脑子里思考的时候，称呼自己和称呼别人就不受以上约束，不必用尊称称呼对方或以谦称称呼自己，以表示对对方按日本礼节应有的尊敬，可以用一些比较随便的称呼，或者带有憎恶喜好色彩的称呼，那就是相对于“表”的“里”了。这种“私的语言”表达还不限于人称。

　　　　　　　　“障子”遮护下的日本人

记者：《菊花与刀》里边有一句著名的概括日本人性格的话：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甘认摆布，既忠诚不二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等等，而我们日常看到的日本人似乎又在印证这个说法，比如：上班西装革履，下班卧在榻榻米上；拼命工作，加班以致过劳死，下班又疯狂喝酒唱卡拉OK。这是不是就是日本人的表与里？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的性格当中的分裂倾向更大吗？

王选：以上讨论的“依存的构造”和“表与里”是互相作用、相互存在的。日本人不能叛离这种依存结构，于是就有了这种两重性，还不是一般心理学上说的分裂的两重人格，那只是一种表达和表现上的两重性，所以中国人需要习惯于透过这两重来理解日本人。从这点上来说，觉得日本人也活得挺不容易的，他们的自我表达要受到很多的限制和制约。有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有了什么事，可以逃到新疆去，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一辈子不见面。日本这么小一个国家，逃哪，一逃就到头了，所以我们好歹都得一起过。这令人想起钱钟书说的围城，一个被围了2000年以上的岛国，人就被围成这个样子。日本人有时称日本为“孤岛”，被海洋包围着，里面的出不去，外面的又进不来，连成吉思汗的军队都没打过去。还基本是单一民族。

常常有把中国和日本拿来比的，实际上两个国家在很多基本的方面根本就不对等，不对等怎么比。中国以前是一个天下的概念，历史上融入中国的民族有多少，修了长城都拦不住，融入后又变迁、移民，考证都成了一门很大的学问。中原的开封、南海的泉州还有犹太人呢。而日本人呢，是一个民族，一家子里的人。90年代初有西方人评论说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现代部落。不过，自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国际化，社会也不断开放，日本的年轻人打零工攒了钱就出国，也不在乎“终生雇用制”，没那么别扭了。我在日本留学时，打工教过托福考试班，班里的学生都到美国、欧洲去留学了。不过大多数日本人学的是技术性的东西，比如去西班牙学踢踏舞、去法国学烹调、去英国学英国英语、去美国学美国英语，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确，不像中国人那样在乎学位。后来，日本年轻人转而去传统与文化独特的亚洲、非洲、中东、南美小国家了。

日本人表现得很谈定，但是作为人，肚子里的喜怒哀乐和你我都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地铁、电车里秩序好。同时我个人的经验是，上了电车，如果有空座位，一定是日本人比我动作快，先坐上了。我算是灵敏的，但是不能和日本人比，他们快捷得像魔术师，不动声色，还温文尔雅。

日本人从小就是这样训练，冬天穿短裤，短裙等等。日本人一般不在别人面前谈自己和家人，在人前袒露，会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们总是用周到的礼貌小心地守着自己的一块“里”的空间。日式房子里有可以拉的纸和木架的门叫“障子”，可以随时拉起来，隔出一个独立的空间，当然“障子”和墙不一样，没有完全隔离的功能，只是“遮挡”，这是一个小巧的国度里的人，又互相依存，又要保持相对独立用的一种道具。

记者：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有一种抑郁、悲观的一面。日本人似乎有一种怕被抛弃，被群体抛弃的感觉，他们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忠诚度特别高，这有什么社会、制度和文化原因吗？

王选：日本人有保险、社会福利制度，这次地震海啸，政府也出来说买单。日本老百姓知道有人会来管他们，有安全感。这是日本人淡定的物的基础吧。再说“依赖的构造”中的所有人都同样遭遇。

中国人没有这种安全感，历史上，中国人往往依靠家族、亲戚的帮助避难救灾。再说中国主流信息会堵塞，即使有，小百姓也会觉得不可靠，宁愿相信小道消息，中国人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去救自己。

中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隐忍有秩序？那怎么可能！中国就是一个插队的社会嘛，大家都找关系，不就是插队吗。当然现在社会提供的服务多起来了，插队的必要性在降低，高铁、高速公路，不插队、不争先恐后也能坐上火车上舒适的座位。不过，还是经常遇到有年轻人人坐在你的座位上，不起身的告诉你，请你换到另外一个原来他或她的座位上去，也不管你是否乐意。日本的新干线坐了20多年了，还从来没遇见过一次换座位的事。

　　　　　　　　装在框框里的日本人

记者：初到日本看到街上的招牌很多汉字，日本人和中国人也长得差不多，会让人以为两国很相似；再深入了解，又发现日本很现代，很西方。而实质上日本不东也不西，有的学者说，日本好似洋葱，剥掉东方的，剥掉西方的，核心什么也不剩了。

王选：从民族形成到国家的形成，日本和中国都是完全不同的。最近我看到对杨丽萍的一个访谈，觉得她真了不起，白族，那么小的一个民族，但她对本民族的文化那么的自信和骄傲，用她美丽无比的舞蹈挑逗着现代社会的凡俗，呼唤着我们基因里的远古的记忆。哇，太了不起了。中国在这方面和美国像，就是移民组合的国家，多民族，多文化的基因混合。只是移民的时代和条件很不同，融合的过程很长很曲折。南宋小朝廷所在地杭州市民吵架时，第一句话往往会说：“你是从拉里来的？”。

日本人成天在一起，又不能得罪别人，只有把自己适当的包起来。日本人离开这个“场”，置身另一个文化背景的“场”，原来的压力系统突然没了，会手足无措，原来被框在那里的东西会反弹出来，日本军队侵略战争中的大量暴行，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土居健郎的《依赖的构造》里也提到了：

“所谓‘出门在外，无所顾忌’。就是说在家门口时，均进进出出礼貌待人，谨言慎行，一旦到了异国他地，便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日本人的这种习惯曾多次遭受外国人的非难和指责。”（24~25页，商务印书馆）

所以人的内在的修养，也就是懂得道理，按照道理去行为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

话说回来，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外国，没有那么不自在了。由于从小就要参加很多体育活动和训练，他们一般来说体格健康，再加上礼貌的举止，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

日本经济起飞之后，引起西方的关注，许多人到日本，那时候出了不少英语写的有关日本的书，日本人称这类书为“日本人论”，日本人自己也写。戴季陶也写过《日本论》，很是经典，就是说不过时。

日本人说他们的文化是“be”文化，是顺其自然而存在的，被动的文化，而西方是“do”文化，是采取行动的，主动的文化。日本人身上的许多规矩，是被从外部加于的。任何东西都被装进一个框框里，规范着，所谓“型”，模型的“型”，也是方式的意思。而中国人讲究内在的修养，所谓修身养性，从内修出来。日本是一个“型”的社会，型在社会行为、习俗中被刻意遵守，强调，“型”也就成了它本身的意义，日本人在对“型”的遵守中，寄托了美学。比如说一个礼品，至少有三层包装，最后放入一个带着漂亮图案的口袋，每一层包装都是令人叹息的美丽，里头可能就是一块豆腐。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说，打开的过程中，显出的一层又一层的精巧和色彩，往往又是上品的，给人带来的感官上的愉悦，也是礼物的一部分呢。这也是节俭的日本人的一种奢侈吧。那些包装用的纸和盒子我从来不舍得扔掉。低碳经济。

在日本“型”几乎是不能破的，如果你送人的礼物只有两层包装，那就还不是不到位的问题，而是一，失礼；二，你错了。在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不能推翻的，不像中国，农民、乞丐也可以当皇帝，只要你有本事把原来的皇帝打倒在地。

日本制作军人佩刀的匠人，只管把刀作得坚韧、锋利无比，这就是他的价值。至于锋利的刀，终究是要用来架到人的脖子上这回事，他们是不问的。这是伦理的缺失。形式成为本质，就像京剧，一招一式里的美，日本的茶道、柔道里的规范、规矩也是这样。

那时候的西方人的“日本人论”里，一般都认为日本社会是confirmative，也就是说“顺应型”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顺其者昌”，这种社会使得人人都遵守统一的“型”，和大家同样是最为安全的，不一样，往往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甚至白眼。日本人常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怪呀”，女人们还延长每一个音节的说。神户小山上被游览的小洋楼被叫做“异人馆”，那是猫眼睛的西洋人造的。

90年代初，我在筑波大学读书的时候，便宜的学生宿舍期满不能再住了，就搬到了一个圈起来的单栋民房小区，因为住的是各种“异人”留学生，以色列、法国、希腊、伊朗、阿根廷、巴西人。。。，当地日本人叫那个地方“外人动物园”。

　　　　　日本的依托式民主

记者：所以才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错位，中国人觉得日本人在大灾难面前很了不起，素质高，有秩序，但是也有日本人认为就是这点不好，是被压抑出来的？

王选：说日本是高压社会，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日本人自己也这么说。90年代初日本人有钱了，男女老少出国旅游，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美国。到了美国，日本人有两大惊叹，哇！美国实在是太大了，二是美国的外向性的、拓展式的、攻击性的性格。他们告诉我，在美国，你要生存，不能是日本式的谦让、礼貌和淡定。

日本人的“淡定”，好几年前，我也领教过。有一次我坐新干线从东京回关西的家。途中下起大雨，车子开得很慢，过了一阵子，车上广播用一种非常机械、低闷、乏味的语调说，因为前方大雨，车子不得前行，非常抱歉。然后车子就停在半路上，也不告诉我们现在到了哪。全车厢的人，没有一个人吭一声，也没有一个站起来。日本人可能平时上班挺累的，这么一来，正好睡上一觉，再说这是由于自然界不可逆转的原因，迟到了也无可指责。就这样过了差不多大半夜，车厢里连打呼噜的声音也没有，实在单调难忍，边上那个三四十岁的日本男人一点动静也没有。灯光昏暗，又不能拿出书来读。突然广播里又叽里咕噜的讲了几句，还是那么沉闷乏味的声音，列车慢慢的开了，把我们拉到离东京不远的静冈站停了下来，车门刺拉的开了，大家下去活动，我也跟着大家一起下车。跺着脚原地跳动的时候，和边上那个人打了个照面，他人模人样的笑了笑，眼睛还是亮的。几分钟后，大家各自回到座位上，又是一片安静。车子一路开到关西，已经是第二天早晨。那一个交换的笑容，是一夜中，我和同一车厢的日本人唯一的交流。是不是有点像村上春树的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啥都不问，不必问，他绝对信任新干线的处理，二是他也别无选择。

那种把自己的权利全部交给他者，对外在的秩序、规范，甚至于政治的绝对依托，日本人称为“依托式民主”，也是一种依存结构的社会心理吧。这还不能算是成熟的民主，民主本来应该是要自己来行使、管理自己的权利的。

记者：“依托式民主”？

王选：阿姆斯特丹大学荣誉教授Karel van Wolferen是一位资深的日本问题观察家，他在最近日本地震后发表的文章中说：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日本生活的近距离观察中，他从来没有将日本人视为“隐忍”的人。而日本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他们都是正派的人。他们不愿意借自己的苦难而给他人添麻烦。他们相信并且依赖由精英组成的日本高层，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一向以来日本人都是这样相信的。就像那次雨中停车，没有一个人去怀疑，去询问，他们相信事情有担当的人在那里处理，他们是在被照应的，不添乱就行了。

这次海啸暴露出这种依托式民主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产生的缺陷还可能致命。少了监督，精英难免怠惰，管理难免错误。自民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日本造就了一大批行政官僚，民主党政权想改变官僚政治，显然遭到了一个死板僵化的结构性的阻碍。此间，随着金融危机，地震就来了。

战后，日本人曾经认为都是那些精英把日本搞得一团糟。二战前日本奉行精英政策，当时是军事学院成绩最好的人进日军参谋总部，而不是品行最好的人。所以日本战后一直强调平等教育，学校里面不排名次。

缺乏对精英的监督是很要命的。东京电力有十几个副社长。日本社会有个惯例，部里的高级官僚退休后，就到东京电力这样的大企业里任职，称为“高官空降”。比如通产省的高官下来很多人都到了大企业里，日本官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阶层。前一段时间菅直人政府废止这种惯例的举动，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大企业和自民党的关系可以用千丝万缕来形容，一般是国家把政策性的大项目拨给那些大企业，大企业从政府拿到大单子，再转手承包给中小企业，包括进出口的配额。大企业靠这些退下来的高官和政府去打交道，国家的政策也靠这些大企业来支持，大企业也把自己手里的选票交给自民党。

东京电力这次受到日本媒体的质疑，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为的因素？有没有什么内幕要等到信息全部披露才可以判断。

反正这一震把日本的问题也给震出来了，菅直人说这次对日本的打击超过了战争，我想是没有的，但是肯定是战后最大的。中国人在赞赏日本人的隐忍，我想还是再看一阵子再去评价。日本是民族意识很强的国家，战后美国第一任驻日本大使赖肖尔有一句名言，说日本是一个不需要爱国教育的国家。

记者：我们是否过于关注日本的经济奇迹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日本？你这几十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又有什么变化，日本人怎么看中国？

王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关注，一直以来都集中在经济方面，也有一叶障目的倾向。我们是从我们自身的需要出发，来看日本的，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所以就用经济的有色眼镜去看日本，全是经济，几乎没有别的。前面提到的土居健郎的名著，中文版的出版比英文版晚了20年，两本名著中还只有《依赖的构造》有中文版。还有一种就是用侵华战争的历史印象去看当今的日本和日本人，战后的一段视而不见。

3月27日，一些日本市民也起来反对核电站建设了，他们要求“停止全部核电站运营”、“更换能源政策”。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均衡发展就成为课题。中国目前的发展有些地方和日本50、60年代很像。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到我们村里做细菌战受害农村社会调查，他在中国很多农村社会做过调查。他说中国现在和日本急速发展的时候很像，GDP增长很快，但空气、河流污染，良田消失，他说中国不能重复日本的错误。1994年，我陪日本中小企业家到中国市场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对我说，中国千万不要搞成像日本那样。那时候，我都不明白他们的意思。

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会影响到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我印象非常深的是，1987年，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人老是要夸耀他们国家贫富差异小，按他们的说法是一亿中产阶级。那时候不理解，现在才有点明白过来。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让日本人非常吃惊。一濑律师和我讲，一大批一大批的中国游客在银座购买奢侈品。我从来没有在银座昂贵的高级百货店买过东西，如果不是土屋律师的事务所在那里的话，恐怕到现在都还不一定去。周围的80年代出国的穷留学生里头，那时只有我家订了一份报纸，还是英文的，剪报还存着，有两大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