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车气囊减震怎么调整:成功的杨澜却质疑成功的定义

　　“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

　　对于一个主持人而言，杨澜几乎做到了极致，从《正大综艺》出道，杨澜在前进的路途中披荆斩棘，在20余年的行业生涯中，500余个政界、经济界或文化界的名人先后成为杨澜的访谈对象，无论是克林顿、巴菲特，还是冯小刚、陈凯歌，涉及了几乎各界的顶尖名流。

　　事业风生水起，家庭美满幸福，杨澜优雅的气质、着装成为白领女性参照和模仿的标准，而她在商业上也收获成就，作为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主席，她以70亿元身家位列2010胡润女富豪榜第20位。

　　但即将在本周推出新书《一问一世界》的杨澜，除了在书中披露她采访名人的幕后故事，也袒露了她对所谓成功的疑惑，“到底什么算成功？成功又怎样？我采访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

　　1　成功的疑惑

　　“我采访过500多位精英，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

　　如果要用成功来评价杨澜，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争议，事业、生活、个人魅力、社会认可，杨澜都有。杨澜说，其实在最初做访谈的时候，她的目标很简单，谁成功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啦，坚持啦，有伯乐啦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就在在杨澜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为普通人解读成功的奥秘时，她自己却首先困惑了：“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采访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

　　那些成功者采访得越多，给杨澜的疑惑也越多，杨澜又尝试从朋友的短信中去理解成功，“我曾接到一个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在多番寻找思索之后，杨澜对于成功的概念更广阔：“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更公平、更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在自己的作品中，杨澜除了直面自己曾有的疑惑，也表露了对所从事行业的忧虑，“网络冲击的第一波指向平面媒体，但是第二波就可能是电视媒体。”杨澜发现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在收视率的压力下，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晚上11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但杨澜还是很喜爱做访谈，“一个从未见面的人坐在你面前，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这就好像你进入一个丛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并不知道你中间会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沟壑。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吧。”

  2　访谈的背后

　　“幕后故事很难用画面表达”

　　实际上，通过电视看到杨澜与名人的访谈只是整个访谈的一部分，很多的幕后故事却很难用画面一一表达出来。在《一问一世界》中，杨澜透露了几个采访故事。

　　在1999年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崔琦时，杨澜还处于解读成功的阶段，但崔琦的研究领域杨澜几乎不懂，后来两人就聊到人生经历，崔琦说他出生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让他到香港去读书。崔琦后来没机会回到家乡，而他的父母则在饥荒中饿死。杨澜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杨澜说，她本来以为会回到知识改变命运这方面，但崔琦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作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提问难免会问及令对方尴尬的问题，比如在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导演和制片人都说，杨澜你一定要问问他莱温斯基的事情。杨澜感到这让她有些为难。了解到克林顿离任以后建立了克林顿图书馆，并在图书馆里设立展厅，展示了莱温斯基事件始末，杨澜就大胆地问克林顿：“通常总统们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都会布置那些让自己感到非常骄傲的历史，您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展示呢？”克林顿不愧是有涵养的政治家，他表示意在告诉后人美国党派之争的恶性发展。杨澜又问道：“您在自传里说过，在莱温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过着双重生活，什么时候您才从这种痛苦中解脱的呢？”这时，克林顿毫不回避地说：“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充满暴力的家庭里，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烦，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任何人进入我的空间。但是我最终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解脱了，可以面对任何人了。”

  3　曾经的失败

　　“为了自己的‘爱好’让丈夫付出，太自私了”

　　1990年，杨澜即将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时就幸运地被选为央视《正大综艺》主持人，由此一炮走红。在事业顺利之时，杨澜离开央视到美国进修，然后又回国，从凤凰卫视到独立门户，与丈夫吴征在2000年投入3500万港元，与友利电讯联手收购了主营建筑的香港良记公司，并将其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阳光文化”作为上市公司，开始在香港、北京、上海三地布局。

　　“阳光文化”成立之初，曾打算采用卫星电视和收费电视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推销历史文化的主题内容，然而，创办一年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行走方式导致阳光文化出现了巨大的资金黑洞。面对严峻的商业形势，吴征不断进行各种尝试：几次预算削减和人员遣散、撤掉香港的3000平方米的演播中心……即使这样，阳光卫视的资金漏洞依然无法弥补。就这个问题，吴征和杨澜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面对理想的破碎，一向坚强的杨澜也流下了眼泪。看着妻子的坚持，吴征只好安慰着她：“那我们再想想办法，再撑一撑吧！”当阳光卫视的经营局面已到了最后的临界点时，吴征和妻子进行了一次理性的长谈。吴征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把阳光卫视的控制权转让出去。目前的阳光卫视仅次于凤凰卫视，还有着一定量的节目和美誉度，如果让别人来经营，可能会做得更好。”坚持，还是放弃？此时的杨澜心灵深处的战场里反复进行着多轮交战。为了让自己下定这个决心，杨澜找到了香港的一位投资者，问：“你说，从投资者、股民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大家都希望我离开这个上市公司，转给更好的经营者？”这位投资人诚实地回答：“是的。”投资人的话将杨澜一下子激醒了。为了自己的“爱好”，使得丈夫殚精竭虑地为自己付出，这是不是太自私了？2003年6月的一天，杨澜最终做出了决定，将阳光卫视70％的股权出售。杨澜退出了卫星电视经营,而“阳光文化”也变成了内容提供商。

　　虽然在阳光卫视上失败了，但杨澜与丈夫在随后的时间却投资有道，比如与席琳·迪翁合作开了家品牌珠宝店，然后又瞄准新媒体市场，投拍网络剧，赚足先机与口碑，加上自身也代言不断，所以这次的失败对杨澜的影响并不太大，并在2010年以70亿元身家位列2010胡润女富豪榜第20位。

　　杨澜老公

　　进军影视圈，成立娱乐集团，将在北京、上海、香港、首尔及洛杉矶设分公司

　　阳光红岩投资事业集团创始人、杨澜老公吴征18日宣布将在北京投资成立“罗科环球娱乐集团”，正式进军影视业。据悉，该集团计划在2011年启动的电影项目包括由杨志军小说《藏獒2》改编的3D电影、由余华小说《鲜血梅花》改编的影片以及曾获得韩国最佳剧本奖的《七个小矮人》，此外还将参股两部西方导演2011年开拍的电影作品。

　　“罗科环球娱乐集团”将在北京、上海、香港、韩国首尔及美国洛杉矶五地设立分公司。集团将致力于影视产品、数字音乐、娱乐基金的管理及大型活动的制作。据悉，该集团投资人包括李开复及韩国电影公司Cidus的创始人James Kim等。

　　据“藏獒”系列小说的作者杨志军透露，吴征的罗科环球娱乐集团特别将小说《藏獒2》翻译成英文，交由好莱坞的专业市场评估委员会评估，结果令所有人振奋，这个在藏獒与狼两种动物之间展开的精彩的对决故事被认为具有极高的吸引力和市场运作潜力。“与第一部不同，《藏獒2》中重点刻画的藏獒与狼的形象更具有动画性，而这两种动物也都有着共通的国际形象：狼代表着邪恶势力，狗则是代表着正义的卫士。这个故事本身就很具备挑战性，挑战人们的观赏心理，同时具有走入世界动画市场的潜质。”杨志军透露，这部动画电影的编剧以及相关的制作团队很可能将由国际知名人士担纲，目前主题曲的制作已初步确定由国际知名作曲家谭盾操刀。预计在五月份还将举行一个该项目正式启动的发布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