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洛克怎么开门:黄克诚自述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8:57:38

                                                  黄克诚自述
 
 AB团的确实存在以及红军及根据地初建中的复杂局面 
   后来研究肃反及富田事变的学者如戴向青、高华等,都把AB团在一九二七年就已经消亡而李文林等肯定不是AB团这两大论据做为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滥杀无辜的逻辑起点。可从当时的环境来看,AB团确实曾经产生在江西(甚至就是在富田所属的吉安那个地方)以及在吉安找到了李文林与早期AB团有着某种并不明朗关系这两点,做为对李文林等定性的线索。此后,“逼供信”出来的结果,也似证明了这样的线索。李文林本人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苏区批准处决而不是由毛泽东“一意孤行”所杀的事实,也印证了这种是错杀而不能叫滥杀的结论。按照高华的说法,毛泽东肃反是“怀着复杂的个人目的”,而他本人也写到了李文林和任弼石、周恩来们对肃反的坚定态度,而毛泽东通过党内斗争消除异己的期望恰恰是通过党中央的决议实现的,这又怎么可以叫作滥杀?更何况,在毛泽东已经被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剥夺兵权政权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史料证明有人曾经就此次现在看来明显有些扩大化了的“肃反”做为对毛泽东进行无情斗争的案底,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毛泽东当年的肃反,实际上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从一份当年(1931年9月)的宣传品《中共湘赣边苏区临时省委为解决富田事变巩固党的组织告全体党团员书》中,我们也能看到当年对从实体组织已经消亡但余温尚有在的“AB团”的现实解释。其中写道:省委在共产国际与中央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危害党破坏革命的反动政治派别,作无情的斗争,坚决执行路?的转变。……党的改造,也开始由党的消沉、悲观、腐化、崩溃的状态,走向积极、进步、健全化、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富田事变是怎样一回事呢?它是AB团领导响应蒋介石南京政府进攻苏区的反革命暴动,它是AB团实行破坏共产党、瓦解红军、反对土地革命、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事变。AB团是什么呢?它是豪绅地主、富农、流氓、富裕出身的知识分子反动的法西斯蒂的组织;它同时又是暗藏在共产党内的破坏共产党的一个小党(AB团即是反共团或铲共党);所以它经常在共产党内起了反革命的党团作用,进行一切反革命的阴谋破坏工作。……为什么共产党内发生了这样多的AB团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从在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到现在机会主义的遗毒,尚未肃清,继续立三主义的领导,不站在阶级立场上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地主家属分田),不坚决的进攻富农(联合富农,富农分得了好田),放弃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群众工作等……党在历史上路?的错误,尤其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党的组织非常松懈,豪绅地主、富农、流氓以及富裕出身的知识分子都钻进了党的组织,占据了党的领导机关,有了这些党内严重弱点,AB团便得着绝好的机会来发展组织并造成目前党的严重危机。刘少奇写过一篇《论党内斗争》,发表在延安的政治刊物上,可以从中体会到他对“党内斗争”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认识。但刘肯定不是党内斗争的高手,不然不至于在看上去已经掌控了大局的情况下被毛泽东轻而易举地“拿下”。从历史的过程和结果上看,毛泽东不仅是与公开和明确的敌人斗争的胜者,也可以说是在同党内对手竞争的王者。 
 
既然“党内斗争”是严酷地存在着的,每一个清醒的政治家都不可能不投入足够的精力努力去化解一场场危机。至少是不是要选择对抗甚至流血的方式,则又当别论。只是,如果我们从一个中立的读史者的角度去衡量,就大可不必用什么“党道德”、“党伦理”之类的标准去套——而且,从“党”字的的根义上看,本就不存在一种划一且清纯的党道德、党伦理;再进一步,确保确保的一元化领导,团结一致对抗敌人侵犯,这也是响当当的党道德和党伦理啊。脱离人物的局限性和特定的在场背景而去谴责之,肯定不会是“理解之同情”的治史态度。 
 
足以使毛泽东蒙受这种谴责的历史事件,即他在“党内斗争”中使用非常手段打击对手进而产生了诸多政治争议的历史表现,主要有五次,分别是1928年在井冈山区的“洗党”运动,1930年的江西苏区“肃AB团”(期间发生了富田事变),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1957年启动的反右整风,1966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其中与富田事变相关的肃AB团,因为直接导致了“数千人”的流血,而且又和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而成为评价毛泽东历史功过的重大案例。用高华的话说,这次苏区肃反使得毛泽东成为在土地革命中声势浩大的苏区大肃反的“始作俑者”。菲力浦·肖特写道:这甚至比苏联的恶性清洗还要早了五年。 
 
连毛泽东本人也两次承认:在苏区肃反中肃错了人。伟人的这一反思,直接导致了他对闽西肃社会民主党、陕北肃反、延安整风的鲜明立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