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苏：住建部成了网民部 地方政府凭什么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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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来调控去，一些主管部门已经违背了国四条、国十条增加供应量的基本精神，变成了打压供应量。

98年开始，保障房十年“旷课”。双轨房建设上，中国已3次矫枉过正，作为一个曾在国务院工作多年的人，我很着急。

我说的“保障房十年没建”，是指政府，不能说中国没建。谁建了呢？农民。“城中村”和“小产权”房。但伟大的农民被人骂，说他们是违法。

一些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将农民的土地廉价收高价卖，为什么非得挣这个钱呢？农民是最穷困的群体。土地流转由政府单一征地的方式必须改变。

中央真的说了“房价回到合理水平”吗？这样说了肯定做不到。各地政府都不认为房价能下跌，他们明明白白地回了张帖子，对不起，我涨10%。这就是合理水平。

【记者 朱钰】

万里副总理秘书、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副局长、98年房改课题组组长、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中房集团理事长、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孟晓苏过往的身份，使其能站在一个相对于单纯政府立场或开发商立场之外更客观的立场上，来分析、看待中国房地产问题。“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进行到一周年之际，他接受了《财经网》独家专访，对这一年的房地产调控，坦率直言。

《财经网》：以2010年“国四条”、“国十条”为发起标志的，并称为“史上最严厉”的这轮房地产调控，已经整整一周年。您如何评价这一年来的调控？

孟晓苏：我今天重读国十条、国四条，感到很迷茫。因为调控来调控去，一些主管部门已经违背了国四条、国十条要增加供应量的基本精神，而变成了打压供应量。真理如果走过头，就成了谬误。

问题出在双轨房上。在双轨房两个体系建设方面，我们走过三次弯路，都矫枉过正。首先有一个错误的起点：即全民福利房。其结果就是全民蜗居，当时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7平方米。从计划经济走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是在逐渐改革开放，但是住房政策却是相对滞后的，这是一个走偏，没有认识到双轨。

98年的房改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时就提到了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包括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三类。后来各类房型的演变都万变不离其宗。房改初期，廉租房停建两年，是为了推动出售公房。但之后，建设部长一换人，思路全乱了。一停就一直停下来了，造成从1998年开始，保障房十年“旷课”。

虽然经过房改，把过去严重忽略的商品房体系建立起来了，但却出了个大问题：把低收入家庭给忘了。这是又一次的矫枉过正。

第三次，就是现在。

孟晓苏：商品房是保障房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因为目前建保障房，土地是政府要白拿的，资金都指望着开发商买地，地方政府的正常财政税收不够支持。现在的调控局面已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减少，对完成保障房任务就会有其心而无其力。

限购本来应是为争取时间，应利用限购争取到的时间加快商品房生产，加大商品房供应量。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商品房市场压力，通过提高供应量来抑制房价涨幅过大；同时又可以通过商品房市场快速回笼资金，用于加快保障房建设。但现在许多所谓控调措施，却是在限制房商品生产。比如一些地方出台资金监控制度，把开发商售房款都收至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扣留一部分，有的地方是40%左右，理由是怕开发商携款跑路。但这造成了开发商流动资金减少，只好减缓开发速度。而因此造成的资金截留，使成本加大近8%，这部分成本就又要加到购房者头上去。这就是一些相关部门的调控，其结果是既减少了供应量，又加大了开发成本和购房成本。

《财经网》：那在您看来，在实际调控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孟晓苏：思想认识与实际执行上存在不协调，甚至南辕北辙。

中国经济改革已很多年了，但在住房问题上，我们到现在，仍没有走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影子。本来，商品房应是市场经济，保障房应是政府行为，两者配合、并存，且彼此间有严格界限，这是我们当年(1998年房改)设计双轨房的初衷。但在实际执行中，一直未按照这个初衷去执行。直到去年年底，提出要“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保障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才算是对98年房改初衷有了重新认识与确认。

不是中国以前没认识到，也不是世界上没有成功经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都早已走出了成功的道路。但在中国，十多年来几次走偏，一直像新生儿走路，趔趔趄趄到现在。作为一个曾在国务院工作多年的人，我感到很着急！

《财经网》：现在，政府在力推保障房工程，但也遇到了土地和资金方面的很大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孟晓苏：政府现在要补上多年未建保障房的不足。去年580万套保障房目标年底完成了370万套，这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把标准定高点，能得到中间的结果。接下来的1000万套和3600万套，也是一样的道理。

以现在的实际财政情况，单纯走政府完全自我主导的保障房建设之路，很难走通。中国住房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社会，特别是依靠农民。

我说的保障房“十年没建”，是指政府，不能说中国没建。谁建了呢？农民。廉租房这块，是农民建了很多“城中村”。深圳一半左右人住在“城中村”里，是农民建设了这些住房，化解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民也获得了财产性收入。

同样，在政府建经济适用房不得力的时候，是谁补足了？还是农民。他们建了小产权房。现在小产权房已经占了大产权房面积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三套里至少有一套是小产权房。在太原甚至超过了50%，北京大概是25%。这些小产权房解决了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所以，农民是伟大的。但伟大的农民却被人骂，说他们是违法。

建保障房，土地其实不应该是问题。我们可以不用耕地，而用农民现有的、多余的宅基地。除了18亿亩耕地以外，农民还有相当于城市建成面积四倍半到五倍的建设用地。为什么不能把城市农村土地混用，让农民获益呢？关键是我们对农民的利益是不是有足够的认识？是不是愿意保护农民的利益？

前一段时间成都设立“廉建”试点，让农民把自己的宅基地让出一半来，拿了城里人的钱建自己的房，城里人则拿另一半地建城里的房。可笑的是这本来是农民在10年就开始做了的事，只是一直说他们违法。但现在，听说这样的试点最近又停了。将一半的宅基地清出来，但现在却不允许建住宅，非得要搞别的。这个限制很不合理，因为本来要农民的宅基地，就是要盖住宅。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对农民利益缺乏认识。

现在许多农民进城打工，自己的房子没人住，造成空心村。我建议“让农民带着地票进城”，政府也接受了，重庆在做试点，但听说又要停。其实这个“地票”不应光是地方性的，应是全国性的。当重庆郊区农民到上海打工，地票可以在上海用。原来的地还给当地村子，原则上复垦为耕地。上海市拿了地票，就多占了一片地，这样就对冲了。如果上海市没占耕地，占了盐碱、沙荒地去拓展城市，重庆那边的耕地还能多出来，这样完全可以保护住18亿亩耕地。但在这种“占补平衡”方式里，一定要保护农民的利益。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把农民的地收了，在农民宅基地经营上政府再占一块，廉价收高价卖。地方政府为什么非得挣这个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