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电影香魂女全优酷:整肃庸官懒政难脱运动式怪圈

 　　整肃庸官懒政难脱运动式怪圈
　　“被诫勉谈话或受到通报批评的，当年不得参加评优评先，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近日正式出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追捧。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将解决好职能交叉重叠、责任不清、事权分离、多头管理和管理真空的问题。而武汉当地开通的“治庸”投诉热线，自4月11日开通后，3天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继贪官之后，庸官、懒官、散漫官，近日来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多个省区和城市相继掀起一场“治庸”、“治懒”、“治散”的官场整肃风暴。
　　除了武汉外，全国多地都对庸官懒政采取了高压态势。公开资料显示，从2010年8月开始至当年11月底，山西省连续9次开展“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检查行动，一批“享乐官员”因上班期间“吃喝玩乐”被查处；一批“权力寻租官员”因“吃拿卡要”被追责。据统计，山西省共有421名官员被处分，30名官员被摘“乌纱帽”。而湖南省此前出台的《关于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处理办法》，则对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作了十分具体详尽的规定。具体包括，“对企业和群众的投诉、检举等无故不予受理或拖延的，对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偷盗等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查处不力的……都应当处理”。但有分析认为，中共整肃庸官懒政难脱运动式怪圈。
　　官员隐性失职严重
　　据了解，各地积极整治庸官懒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日前表示，近年来，庸官懒政问题逐渐成为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领导召见不献一计，同级会商不见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令”；一些人“混”字当头，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一些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现为“心懒、嘴懒、手懒、身懒”。
　　对于上述庸官、懒官，民众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并将这些人形容为干部队伍中“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领导”。
　　“特别是一些单位的极少数副职领导干部认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帮手’，‘站着不长，绊倒不响’，存在满于现状、贪图安逸、作风漂浮、得过且过的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主义、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同时,副职领导干部‘一纸文件定终身’的现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职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同一职务上一呆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产生了惰性，工作上产生了惯性，给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政府部门形象的有效塑造带来不利的影响。 ”周湘智说。
　　而对于庸官懒政不断滋长的原因，周湘智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首先是竞争‘短缺’，动力不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说,第二个原因是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 “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制度。
　　周湘智说，第三个原因在于考评“短腿”，活力不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比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现行的干部考核往往体现在年终的本人述职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难逃运动式怪圈”
　　而对于中国各个地方高压态势整肃庸官懒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上述（整肃庸官懒政的）规定或办法受到好评，说明了社会各界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积极履行职责有一个期盼，对庸官懒政和不作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抱怨，一旦政府部门动真格地拿出一定的办法来治理这个问题，来促使各级政府机关积极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群众当然是欢迎的，也是期待的。”
　　马怀德进一步分析说，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庸官懒政现象的好处就在于，“面对群众的一些要求或是社会责任，行政机关有时会发生一些不作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群众权益受到侵害，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能够保证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以前通常的做法是发生了不作为行为后，群众可以申请附议，提起诉讼，这种事后监督成本比较高，往往也很难举证，很难打赢这种官司。而事先监督检查的权力又不在群众手里，而是在政府部门机关内部，所以说政府部门内部通过规章制度形成这样一种监督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行职责，这等于是抓到当前行政管理的一个症结、一个病根”。
　　不过，对于中国这场“治庸风暴”，有分析人士还是给予了质疑。《重庆时报》署名单士兵的评论文章称，所谓的“治庸风暴”也并不是头一次刮起。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治庸”的动静从未止息，在很多地方也冠之以“治庸风暴”。问题是风暴过后，却鲜见庸官刮倒。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偷菜”、“斗地主”、打麻将、聊天、看视频等娱乐活动，仍然在一些地方官场风行。一些无能官、混混官和太平官，依旧拥有他们的美日子。
　　“治庸风暴”难以带来“问责风暴”，经常沦为雷声大雨点小，对“庸官”难以形成有效的威慑力与约束力，原因就在于“治庸”失去应有的制度支撑。各地在“治庸”过程中的惩罚手段或问责措施多是临时性的，或是免去现职，或是下派基层挂职锻炼，或是轮岗交流。这些措施手段弹性空间过大，往往都是按照上级权力指令去办。有些地方在相关问责上甚至语焉不详。 正因为在“治庸问责”上缺乏刚性制度，一些地方才会风暴过后，“机关病”、“衙门病”继续暴发。
　　文章认为，“治庸”不能总走不出运动式执法的怪圈。“治庸”首先应该铲除的，就应该是生成“庸官”制度土壤。为什么手持权力，腰揣纳税人的钱，却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这无疑还是要回到行政机构改革与行政效率提升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上，回到干部选拔任用的机制与体制上来求解。试想，这世间有哪个纳税人愿意选不好好为他们服务的人去当官呢？　　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制度来真正激活“治庸”。比如，以更加民主的手段来保证干部选拔任用的质量，以“绩效审计”来审视官员是否尽职尽责，以法治来保证相关制度落实到位，也只有那样，才能从“治庸风暴”走向“问责风暴”，来承载民意的相关期待。